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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詩人一樣，布羅茨基在詩歌與散文的等級劃分上總是抬舉前者的，他斷言：詩歌是語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在《詩人與散文》一文中，他精心地論述了詩歌較之于散文的優(yōu)越：詩歌有著更為悠久的歷史；詩人因其較少功利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而可能更接近于文學的本質(zhì)；詩人能寫散文，而散文作家卻很少能寫詩，詩人較少向散文作家學習，而散文作家卻必須向詩人學習，學習駕馭語言的功力和對文學的忠誠。在其他場合，布羅茨基還說過，詩歌是對語言的“俗套”和人類生活的“同義反復”的否定，因而比散文更有助于文化的積累和延續(xù)，更有助于個性的塑造和發(fā)展。

同樣，像其他詩人一樣，布羅茨基也不能不寫散文。在談起詩人茨維塔耶娃突然寫起散文的原因時，布羅茨基除了茨維塔耶娃當時為生活所迫必須寫一些容易發(fā)表的散文以掙些稿費這一“原因”之外，還提出了另外幾個動因：一是生活的“必需”，一個識字的人可以一生不寫一首詩，但一個詩人卻不可能一生不寫任何散文性的文字，如交往的文字、日常的應(yīng)用文等等；二是主觀的“沖動”，“詩人會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突然想用散文寫點什么”；三是起決定作用的“對象”，某些題材，如情節(jié)性很強的事件、三個人物以上的故事、對歷史的反思和對往事的追憶等等，更宜于用散文來進行描寫和敘述。

我們不清楚是哪一種原因促使詩人布羅茨基拿起了寫散文的筆。然而，與大多數(shù)詩人不一樣的是，布羅茨的散文卻寫得非常出色。流亡到美國之后，尤其是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布羅茨基的各種散文作品不斷出現(xiàn)在報刊上和書籍中。也許，到了一個新的文億環(huán)境中，他想更直接地表達自己的聲音，也想讓更多的人聽到自己的聲音；再者，以不是母語的另一種文字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寫散文也許比寫詩更容易一些。這些散文有些是他先用俄語寫作、然后與朋友一起譯成英文的，有些是他直接用英文寫作的，令人驚奇的是，布羅茨基這些以英文出現(xiàn)的散文卻在西方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被稱為“英文范本”。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小于一》曾獲全美圖書評論獎，他的另一部散文集《悲傷與理智》在近年出版后也贏

得了廣泛的反響，甚至曾名列暢銷書排行榜。

布羅茨基推崇詩歌，但在他的刨作中，散文卻似乎贏得了與詩歌平起平坐的地位；布羅茨基是以詩歌獲得諾貝爾獎的，是以詩人的身份享譽全球的，可人們卻似乎在懷著更大的熱情閱讀他的散文。是詩人獲得了一次無心插柳式的成功，還是命運與布羅茨基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我們更愿意將布羅茨基關(guān)于茨維塔耶娃由詩歌向散文的“轉(zhuǎn)向”所說的那句話反過來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散文不過是他的詩歌以另一種方式的繼續(xù)。

本書第一部分所收的五篇文章，是布羅茨基從不同角度對詩歌所作的思考。作為一位流亡詩人，布羅茨基自然會不時關(guān)注詩歌與政治的關(guān)系，這一關(guān)注甚至成了他詩歌觀念中最主要的內(nèi)容之一。

布羅茨基與政治，也許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因為，布羅茨基遭禁、被四、被逐、流亡和獲獎的經(jīng)歷，使得眾多的批評家和讀者很容易將他和他的創(chuàng)作貼上某種意識形態(tài)標簽。其實，布羅茨基非常反感對他的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利用”。布羅茨基到西方后，并沒有像大多數(shù)流亡作家那樣立即對那里的一切大唱贊歌，相反，他將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對文化的冷漠與專制社會中對個性的壓抑相提并論，同視為人類文明的大敵，并給予了同樣的抨擊。布羅茨基的政治，在大多數(shù)場合并非特指一種社會制度或某一個政府組織，而更多的是指一種凌駕于個性之上的東西，或是柏拉圖所言的“專制”。

布羅茨基試圖通過對詩歌與政治之關(guān)系的探討，來肯定詩歌的地位和使命。首先，他強調(diào)詩歌與政治的不同以及詩歌相對于政治的獨立，他認為，詩歌(poetry)與政治(politics)的相同之處僅在于字母p和字母o，再無他者；其次，他意識到了詩歌與政治的難以相容，在《第二自我》一文中他寫道：每一種社會形態(tài)，無論是民主制度、專制制度，還是神權(quán)制度、意識形態(tài)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懷有一種欲縮小詩歌權(quán)威的本能愿望，因為詩歌除了能與國家構(gòu)成競爭以外，還會對自己的個性、對國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對國家的意義提出疑問，因此，在人類的童年過后，詩歌和詩人便常常是失寵了的。最后，他竭力主張詩歌與政治的平等，并宣稱了詩歌較之于政治的優(yōu)越：詩歌應(yīng)該干涉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涉詩歌；政治提倡集體和服從，詩歌則注重個性和自由，政治講究穩(wěn)定和重復，詩歌則倡導革新和創(chuàng)造，拒絕復制、拒絕重復的詩歌，永遠是新鮮的明天，而政治則是陳舊的昨日。無論對于單個的人還是對于整個社會而言，詩歌都是唯一的道德保險裝置，唯一的自我捍衛(wèi)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羅茨基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諾德的兩句名言：“用美拯救世界”，“用詩歌代替信仰”。

在這里，我們看到，就詩歌與政治的關(guān)系展開討論，這本身就已經(jīng)表明詩歌與政治間有著某種瓜葛，詩歌因而也許是難以絕對獨立的；為詩歌謀求崇高地位和使命的布羅茨基，卻似乎恰恰是在使詩歌“政治化”。在他的意識和觀念中，詩歌不是純技巧的游戲，更不是什么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關(guān)系到人生、關(guān)系到文明的一種存在方式。

站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講壇上，布羅茨基感到不安和窘迫，因為他在那個時刻憶起了幾個他認為比他更有資格站在那里的詩人：曼德里施塔姆、茨維塔耶娃、弗羅斯特、阿赫馬托娃和奧登。布羅茨基心懷感激地提起這五位詩人，認為自己小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個體，沒有他們，他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位作家都將是無足輕重的，他們被諾貝爾獎忽視了，他們共同的沉默在鼓勵他代表他們說話。這里的導師名單，肯定不是隨意列出的，這五位詩人分別在不同的方面給了布羅茨基以很大的影響；布羅茨基的謙遜也不僅僅是一個感恩的舉動，布羅茨基的整個創(chuàng)作，也許就是他們的聲音之回聲。本書第二部分的五篇文章，正是布羅茨基關(guān)于這五位詩人的評介。    

在布羅茨基對這些詩人的評介中，我們又感覺到了一個矛盾：一方面，布羅茨基非常注重詩人對語言的處理，稱每一位詩人都是語言的歷史學家，他贊同華滋華斯關(guān)于“詩為最佳詞語的最佳排列”的定義，認為詩人的使命就是用語言訴諸記憶，進而戰(zhàn)勝時間和死亡，為人類文明的積淀作出貢獻；另一方面，他卻又繼承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靈感說，夸天詩人在寫作過程中的被動性，他在不同的地方一次次地提醒我們：詩人是語言的工具。他寫道：“只有詩人才永遠清楚，平常語言中被稱之為繆斯的東西，實質(zhì)上就是語言的操縱，能清楚，語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反倒是語言延續(xù)其存在的手段?！保ā吨Z貝爾獎受獎演說》）“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語言的工具”。（《析奧登的<1939年9月1日>》）在布羅茨基看來，詩人寫詩，是因為語言對他作出了某種暗示，真正的詩人，就是始終處在對語言的依賴狀態(tài)中的人。

布羅茨基將詩歌置于至上的高峰，卻將其創(chuàng)造者詩人趕下了山網(wǎng)，讓他們無可奈何地蜷縮在語言之樹的濃蔭之下。這大約正源自他對語言的忠誠和迷信。布羅茨基認為，語言就是文明的載體，是人類創(chuàng)造中唯一不朽的東西，圖書館比國家更強大，帝國不是依靠軍隊而是依靠語言來維系的。而詩歌作為語言最緊密、最合理、最持久的結(jié)合形式，無疑就是傳遞文明的最佳工具。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布羅茨基稱曼德里施塔姆為“文明的孩子”，并廣泛地宣傳了后者關(guān)于詩歌就是“對世界文化的眷念”的說法。也正是由此出發(fā)，布羅茨基追隨曼德里施塔姆和每一位真正的詩人，繼續(xù)著對詞、對語言、對作為“嫁了人的語言”的繆斯、對作為“語言最高表現(xiàn)形式”的詩歌的崇拜。

布羅茨基的散文，大多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美文，而常為一些回憶錄、書評、序跋、講稿、演說稿等，其中也不乏應(yīng)酬之作，然而，布羅茨基卻將這些傳統(tǒng)的“平淡”體裁寫得富有色彩。從語言風格和主觀情感兩個方面來看，其散文的出色之處也許就是，他在諸多對立的因素之間謀得了一種平衡。

作為一個詩人，一個視詩高于一切文體的詩人，布羅茨基在寫作散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借鑒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經(jīng)驗。他的散文是嚴謹?shù)?，明顯地經(jīng)過了逐字逐句的推敲，他似乎在用作詩一樣的方法作文。也有人說，英語畢竟不是他的母語，這使得他在用英語寫作時格外地小心，因而才出現(xiàn)了這樣的雕琢。初讀他的散文，也許會覺得不夠連貫，這正是詩的結(jié)構(gòu)方式被引進散文后的結(jié)果。布羅茨基用詩的文字和結(jié)構(gòu)來談?wù)撛姼韬驮娙?，他的文章往往并不短，這里為分析奧登和弗羅斯特而作的兩薷文章都長達數(shù)萬字，但它們并不使人覺得冗長和枯燥，在這里，講究的語詞、有張力的結(jié)構(gòu)與細致的分析、獨到的見解相結(jié)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閱讀的疲勞。此井，諸多格言式曲句武、令人叫絕的奇喻、字句中潛藏著的節(jié)奏感和韻律感等等，也強化了其散文的詩化特征。

布羅茨基的散文是既保守又民主，既熱忱又冷漠的。一方面，布羅茨基捍衛(wèi)詩歌的價值和詩人的意義，將詩歌與文化和文明等量齊觀，字里行間時時處處表現(xiàn)出一種嚴肅的責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另一方面，他的語言民主化的主張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他在寫作（和演講）時似乎是無所顧忌的，可以隨意地談到父母的做愛、演員的同性戀、溫床單上的公開暴露物等等。此外，自始至終的懷疑精神和冷漠態(tài)度，似是布羅茨基散文一大特征，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嘲諷、甚至劉薄，但在這一切之后卻又時時能體味出他的一份溫情。關(guān)于這一點，布羅茨基生前的一位好友、美國耶魯大學的托馬斯·溫茨洛瓦教授有過這樣一段精彩的話：“他還具有俄語詩歌那種獨特的倫理態(tài)度——缺少感傷之情，對周圍的一切持有清醒的認識，對那些轟動性的題材持有外露的冷漠，但與此同時，卻又充滿對人的同情，帶有對虛偽、謊言和殘忍的憎惡。在這一點上，布羅茨基與其同時代人如葉夫蓋尼·葉夫圖申科和安德列·沃茲涅先斯基等差異甚大，他們訴諸的都是些具有轟動效應(yīng)的題材，但與布羅茨基一比，他們卻顯得不那么嚴肅了。布羅茨基以自己對詩人之尊嚴的理解，遠遠地超越了他們?！?/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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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布羅茨基在接受諾貝爾獎的時候就曾自稱，他在演說中發(fā)表的一系列意見“也許是不嚴密的，自相矛盾的”。瑞典皇家學院常務(wù)秘書艾倫在向布羅茨基頒獎時也說到，布羅茨基醉心于發(fā)現(xiàn)關(guān)聯(lián)，井用精辟的語言解釋它們，而“這些關(guān)聯(lián)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可見，這些所謂的“矛盾”并石是我們的發(fā)現(xiàn)，更不是我們的強加。

然而，布籮茨基的這些矛盾絕不是淺薄而是深刻，絕不是問題而是答案。它們是深刻思考的結(jié)果，更是進一步深化思考的途徑。也許，布羅茨基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些矛盾卻允許它們繼續(xù)存在。也許，布羅茨基的這些矛盾，就是古老詩歌與現(xiàn)代社會之矛盾的顯現(xiàn)，就是詩人在當代之處境的象征。

一九九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