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一直以為《日瓦格醫(yī)生》寫于前蘇聯所迎來的寬松的＂解凍＂時期，也即斯大林死后在赫魯曉夫執(zhí)掌下開展的一場文學復興運動，從而讓許多長期受壓抑的作家重新煥發(fā)出了巨大的創(chuàng)作熱情，許多題材禁區(qū)也因此被突破，一個有限的文學春天姍姍而至，而在此前，一些根本不敢想、更別說去觸碰的題材之門亦為之敞開了。
帕氏的《日瓦格醫(yī)生》就屬于這類禁區(qū)，況且讓許多作家、藝術家消失的斯大林同志當時依然在世，但帕斯捷爾納克已然動筆了。那一年是1945年，二戰(zhàn)剛剛結束，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在莫斯科繼阿赫瑪托娃（她無望地愛上了他，或許是彼此，而這次長達一通宵的漫長之談話隨后也引發(fā)了整個蘇維埃境內的一場文藝整肅運動，她被公開指責為＂蕩婦＂）之后，也訪問了帕斯捷爾納克。帕氏讓柏林讀了他一部分寫好的小說開頭。帕斯捷爾納克是一位偉大的天才詩人，告別帕氏后，柏林不無感慨地告訴自己，而我們又都知道，帕氏是以詩人的身份一舉成名的，在前蘇聯，他被譽為蘇維埃之祖國的＂第一詩人＂——此一尊崇的地位亦令帕氏惶恐，他不愿承擔這一稱號。
是的，《日瓦格醫(yī)生》寫于斯大林時代，而這個在那個年代一向被人（包括斯大林本人）視為回避沸騰的現實，住別墅的、生活在天上的人，卻開始了對自己親歷和目睹過的歷史之審視。這也是帕氏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落地＂——在寫作《日瓦格醫(yī)生》之過程中他竟熬過了斯大林的逝世，等來了＂解凍文學＂，但他卻沒逃過人生之厄運——盡管《日瓦格醫(yī)生》不負眾望地為他贏得了一尊諾貝爾文學獎，但殘酷的命運打擊也接踵而至。
我究竟想寫什么？帕氏的遭遇讓人唏噓，亦令我們沉思，對嗎？
我其實真正要說的是，不朽而偉大的《日瓦納醫(yī)生》寫于最殘酷的年代，為此，足見他不懼危險地捍衛(wèi)了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與道義。
2021年11月13日匆匆于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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