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涵（書評人）
編者按
錢穆的《中國文學史》最近在北京、上海持續(xù)引發(fā)關注。這部塵封六十年的珍貴的課堂筆記，最早是通過《深圳商報》2014年的報道和連載，才被出版界發(fā)掘出來，最終得以結集出版。在錢穆版《中國文學史》引發(fā)學界熱議的當下，如何看待這部書稿的價值？本報《讀書周刊》特地約請專業(yè)書評人撰文，以饗讀者。
“愉快的中國風景”
一部塵封60年的《中國文學史》講稿終于在21世紀出版，這本文學史寄寓著一個老人對中國之本源的苦心與憂思，懷抱的希望與信仰。當然，更多的是對文學之美的發(fā)微與洞見。
這部《中國文學史》是錢穆在新亞書院的講稿。新亞書院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及一群來自中國內陸的學者于1949年創(chuàng)立，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其目的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保存和發(fā)揚中國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及溝通東西文化為教育宗旨”。它由一群赫赫有名的老教授組成：書法家曾克端、歷史學家左舜生、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國學家饒宗頤、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等先后在新亞書院任教或講學。
這是一場幻夢般的實驗，歷經戰(zhàn)爭浩劫，一群大儒選擇在香港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這里沒有“主義”、沒有“派系”、沒有“路線”，有的只是對中國文化的堅守。依托著最艱苦的條件，一群老教授用一堂堂課重新撿拾、拼湊、重振中國文化的脊髓，力求貫通當代中國人的精神根脈。錢穆，就是其中最亮眼的那一位。羅志田說“錢穆總是能看到比較愉快的東西”，顧文豪說他“孜孜以求在荒敗亂離的世景中發(fā)見一些愉快的中國風景”。這些“愉快的中國風景”就體現在這部講稿中。
錢穆的著述等身，但不少講稿沒有系統(tǒng)整理成專著。幸好，他有一位弟子葉龍，默默記錄，并整理匯編成幾本書：《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經濟史》《講學札記》，以及這本《中國文學史》。這是錢穆的私家授課講稿，講的是文學史，背后是一代大儒對時代憂思的眼眸。
是的，這本文學史要放在1955年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分明。巧合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大陸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學史”編纂。根據方銘教授在《〈中國文學史〉：回到中國文學的本位立場》中的研究，1954年至1955年，為了普及西洋文學觀念，北京大學中文系舉辦了由蘇聯文學理論家畢達科夫主持的“文藝學引論”課程培訓，確立了中國古代文學史大綱的編纂方向，大陸的中國文學史開始延續(xù)蘇聯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小說、詩歌、戲劇作為基本文學形態(tài)，強調階級性、典型化。
身在南方一隅的錢穆，則默默地講出了這一部完全不同的私家文學史?！爸袊膶W史”的題目很大，容量卻只有20萬字。所謂“文學”之“史”，意義在“文學”之“流”，也即通過講述每個朝代的文學特點，看出文學之間流變與接續(xù)的過程。這是錢穆《中國文學史》的核心思想。在這一基礎上，錢穆考訂源流，將中國文學史整個展開，從唐堯虞舜的《擊壤歌》《卿云歌》一直講到明清小說。并在其中為文學史畫出兩條清晰的線：韻文和散文的發(fā)展、合流與高峰。
一股清流和儒家的骨氣
打開這本書，可以看到它是“任性”的，沒有像傳統(tǒng)文學史一般，在各個方面都兼顧平衡，而是有些章節(jié)十分簡略，有些章節(jié)又十分詳細。
這樣做，真是“大膽”??！可這種“大膽”，卻比統(tǒng)觀統(tǒng)管的文學史更能顯示出文學的底色。
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提出“文學即人學”，提倡人性在文學中的價值。這就是文學的旨歸。是的，錢穆版《中國文學史》所要關注的，就是“文學”本身在中國歷史上呈現的過程。
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錢穆版文學史，就可以理解錢穆的詳略選擇了。在彼時大陸的文學史被“階級”“典型”蒙蔽了文學本身的“人”之味道時，錢穆的默默堅守，是一股清流，和儒家的骨氣。
建安文學是錢穆重點關注的對象，因為此刻，“文學”真正出現，“人”的獨特開始形成。錢穆說“建安時代的文學為中國的新文學”“建安時代是文學覺醒之時代”。文學真正開始關注“人”的所思所想，曹氏父子的作品并無官僚吐屬，仍出于私人情懷。曹丕是中國文學史上講文學之價值與技巧的第一人。他在《典論·論文》中提出的“文以氣為主”是對中國古典文學貴族氣質的最好總結。
文學家在千余年間的文字熔煉中，開始總結文學之“氣”：何以有些文章讀來能讓讀者覺之氣沖云頂，陶醉翩然？就在于那神秘的“氣”使然。在此時，中國古典文學第一次意識到它天生的“貴族氣質”。這“貴族”不在于文學由哪個階層創(chuàng)作，而在于對文章作法的講究，講究聲律、對仗、用詞、典故等文學理論開始成熟，出現諸如《文心雕龍》《詩品》《文賦》等完備的文論，目的是用這種理論更自然地抒發(fā)自我的“情”與“志”。正如錢穆總結的“所謂文學，是將生命、感情以及據時代性的內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來才成為文學”?！靶性屏魉彩窃撇粸槭裁炊?，水不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這是最純真最自然的行與流。寫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學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錢穆評論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說它“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
這種貴族氣質，讓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形成截然分野：中國文學講求個體之“理、性、情”的抒發(f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自我內心的表達，因此抒情詩和散文蔚為大宗；西方文學更面向廣場，面向大眾，面向庶民，傳播更遠，講求如何最通俗地表達每個個體的生活，因此“故事”為核心的小說戲劇史詩成為主流。
錢穆是多么任性
唐詩是理所應當重點講述的對象，無論在哪一本文學史中都是最重要的內容，錢穆采用時間分段的方式，以初唐、中唐、晚唐為界，分別介紹了幾位代表作家。可是他多么任性！選擇了李白杜甫，漏掉了高適岑參，選擇了白居易李商隱溫庭筠，漏掉了李賀，杜牧只一句話帶過。相反，對于韓愈和柳宗元，尤其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錢穆專辟“唐代古文”兩章，重點講述他復興古文的功績。因為韓愈的古文運動實在是中國古典文學在韻文和散文化的又一座高峰！唐詩是韻文的高峰，韓愈真正讓散文成為獨立的文體，書寫文章不必再依賴駢四儷六的韻文，而是平實質樸的散文，并且他還擴展了散文的表達界限：可以抒懷、可以送別、可以寓言、可以吊唁、可以游戲、可以碑銘，種種功能，都可以用散文得心應手地體現。柳宗元師法韓愈，作為“唐宋八大家”的又一位代表，相對而言更擅長山水游記，沒有韓愈那樣全面。
正是由于韓柳提倡古文復興運動，才開啟了唐以后的散文盛世。在之后的宋朝，歐陽修、蘇軾、曾鞏等文學家，繼續(xù)拓展散文的書寫領域，他們的書寫，不再是宮廷政治的需要，而完全成為抒發(fā)自我的選擇。這種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明清，他們師法唐宋古文，成為薪火相傳的延續(xù)。
在不同地方，錢穆都表現了對《紅樓夢》的看法。比如認為《紅樓夢》描寫的只是女性，最終是大團圓結局，胡適研究紅學不夠全面等。這恐怕會惹得紅迷不爽，但錢穆的宗旨是明確的，他堅守的是中國文學的貴族底色，是獨抒情志、兼濟蒼生的責任感。
錢穆在最后一課呼吁學生們要重視文學史的整理，在這方面，外國人做得比中國人好太多。根據李明濱的考證，“日本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出版于1897年，笹川種郎《支那歷朝文學史》出版于1898年，英人翟理斯《中國文學史》1901年出版于倫敦，德人顧路柏同名作1902年出版于萊比錫，均早于國人所編”。
錢穆呼吁學生們要重視宏觀，不可“看到手紋忽略整只手”，胡適之研究《紅樓夢》，“其占中國文學史的地位極小”。
錢穆的文學史就停留在此，雖然叫“中國文學史”，但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文學史”，近現代，尤其是民國和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學，得待后人續(xù)寫。
一部私家文學閱讀史
這本文學史是如此個性化，讓人印象深刻，它的“不全面”，恰恰反映出錢穆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信仰和堅持。
這本書總會讓我想到木心的《文學回憶錄》，一部私家的文學閱讀史，因為在講述過程中，他們都會偶爾跑題，生發(fā)出一己之感慨。記錄它們的，將它們保留至今公諸于世的陳丹青和葉龍，同樣是木心與錢穆的忠實弟子。他們在聽課時就聽到了老師內心的聲音，明白了老師透過文學所要講述的東西。錢穆三言兩語的比喻，偶爾鉆出書頁，竟讓人掩卷不忘。和木心五彩斑斕的光華用語不同，錢穆的比喻是平實的，像調味的鹽，少量，然而重要，他說“孔子像一間百貨商店”“《孟子》文章，近似陶淵明，阮籍的詩，近似《莊子》”，一飲一啄，勾起的是中國文學點滴的珍味。
錢穆懷抱著保存國體的信念，要在一門門課中撿起中國文化的精神。在中國文學史里，這個精神就是對“人”的尊重，就是曾經的先輩面對同樣的動蕩之世，依然保持心懷天下的憂思與關懷，他們的精神氣質，就貫通在今天的錢穆身上。
當錢穆說出“直至今日，我國還未有一冊理想的‘文學史’出現，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chuàng)造”時，他是焦灼的，也是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的嘗試能夠接續(xù)中國文學的根脈，能夠讓中國古典文學的貴族精神在新亞書院的學生身上繼續(xù)流傳。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