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讀的第四個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之前是鄭振鐸、錢穆、駱玉明。去年給大家隨筆了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
對中國文學史有一種偏愛，讀的過程是一種享受。林庚先生這個本子，我讀了將近一年時間，當然都是斷續(xù)起讀的，好在文學史這樣的讀物，讀得多了，無須一口氣續(xù)讀。每一章，每一節(jié)，都能給人以深刻的感受。
這是民國時期的文學講義讀本，林庚的文字，是那個時候正體字文學的典型代表，其敘述的精致周到、流暢溫存，是當代大陸文字所做不到的。也很難說現(xiàn)在的港臺文字能做到。
文以載道，還是文以飾道，這是個問題。所謂的唐宋以來的古文運動，其實是在文學文字高度結構化、高度美學化之后的一種返璞歸真。即把文學回歸到它本來的意思——傳達信息。
所以，古文就是一種散文，不講究駢四儷六、不講究工整對仗，只講究能否把道理說通透。
但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來看，專門講道理，論觀點的文字，何嘗又不是文學呢？莊子的文章，孟子的文章，韓愈的文章，柳宗元的文章，乃至張岱的小品，文字結構散，但神韻貫通，讀的過程中，你能感到一股氣韻。這種氣韻，神韻，本身就是藝術，就是文學。
與他出身那個時代不同，他崇尚重新認識中國古文學，尤其是中國的古詩文，他認為詩文才是中國文學的正宗，其他戲曲、小說都是細枝末節(jié)。
而詩文方面，他也指出了承自唐代韓愈的古文運動的路徑，從詩到散文，從史到事。
中國歷來功利，真正的純文學也是在很后來才出現(xiàn)，文主要指詩歌韻文，筆則主要指散文。
文的根本是氣，這一觀點來自三國的曹丕。從這一點上來看，曹丕的典論和文論既是中國文學自覺的開始，也同時達到了一個高峰——以氣來概括和衡量文學。想到曹氏父子三人，文治武功，也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
談到小說，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堂吉訶德》，產(chǎn)自監(jiān)獄。在西方文學史乃至思想史上，監(jiān)獄是一個奇特的產(chǎn)出地。
監(jiān)獄可能構成了一個來源于社會矛盾，又獨立于社會矛盾的獨特空間，自由極度缺乏，空間極度狹小，人性極度扭曲，卻讓在其中的人的想象力與思考力達到另一個巔峰。
文章從來就無小事。新中國以來，有一種不好的風氣，把寫文章當做知識分子的事，稱為筆桿子，把作文與做事割裂開來。
好像會做事的人，就一定不會寫東西，而會寫東西的人，就一定不會做事一樣。
這其實既是我們急功近利的治理方式造成的問題，也是一種知識水平普遍不夠時的偏見。
歷來，能不能寫成文，是一件大事。你做了什么，做過什么，做得怎樣，當事人的范圍總是很小的，沒有文這個載體，更大范圍的人如何知道，如何評價，后世的人如何知道，如何評價，都無法實現(xiàn)。
所以，只要存在社會，存在集體，好事要彰顯，壞事要懲戒，都必須借助文的形式，甚至于可以說，沒有文，很多所謂實際的事就沒有意義，也沒有價值了。
所以，在古代，即便不識字的人，一聽到什么事已經(jīng)“墨吃紙”了，都知道至少已經(jīng)板上釘釘了，也就是落定了。
中國文學的歷程，其實也是中國人對文字，對歷史的不斷重新構造，重新認識的過程。
文字的普及過程，也是人類社會逐步拓展深化對人權、平等認識的過程。
中國文字最早用于占卜和祭祀，那是在權力與知識只為極少數(shù)精英如祭師和王壟斷的時期。相對應的，不識字的草民和奴隸，就可以被作為祭品，與文字一起獻給諸神。
后來文字開始用于記錄，記錄王和貴族的大事，成了歷史。文字與知識為擴大了范圍的貴族和史官壟斷。權利和平等也開始擴大到與王族有關聯(lián)的貴族群體。
再后來，文字成了律法條文、王命、文告的載體，文字與知識進一步擴大到士人群體。權利進一步通過考試系統(tǒng)和官僚系統(tǒng)擴大到知識群體。
文字開始摹寫現(xiàn)實，把轉瞬即逝發(fā)生于一地一人的事，擴大傳播到廣泛的群體，利用人類的想象力和同理心，產(chǎn)生巨大的社會效用——文字才能把帝王的意志傳遍廣袤的國土，讓帝王的想法為草民所知，帝王的意志才能變成工程、戰(zhàn)力、財富。
同樣，文字一旦為多數(shù)人掌握，人就可以開始展示各自的想法，向上反映草民、士族的愿望，從而對統(tǒng)治者形成制約和警告。
對統(tǒng)治者形成制約，就是人權拓展的開始。
隨著文字負載的功能越來越多，參與的階層越來越多，文字就開始出現(xiàn)衍生品——文學。
文學可以摹寫現(xiàn)實，文學可以創(chuàng)造現(xiàn)實，文學還能替代現(xiàn)實。
讀吧。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