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一位封建貴族階級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者，這已成為當代紅學研究者的共識。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進行審視，便不難發(fā)現(xiàn)賈寶玉是一位具有異常心理和變態(tài)人格的“特別”的叛逆省。本文擬通過對賈寶玉形象的心理分析，進一步透視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獨特社會人生見解。更加準確地把握《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豐富而又復雜的文化意蘊。
一
“從心理學的角度，國內(nèi)學者一般認為:人格和個性含義相同，都是指個人比較穩(wěn)定的、各種心理特征的總和，包括認知、能力，情緒、氣質(zhì)、性格、行為及身體結(jié)構(gòu)等方面。人格就是一個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變態(tài)就是指個體心理狀態(tài)“偏離規(guī)范”［2］、“偏離常態(tài)”［3］，賈寶玉心理、人格的偏離規(guī)范與常態(tài)，最主要表現(xiàn)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這樣認為，賈寶玉是一個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賈寶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愛紅的癖好
《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向賈雨村介紹賈寶玉的奇異之處時，特意介紹寶玉滿周歲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huán)抓來玩弄”，這頗具預示性的細節(jié)揭示出人物的愛紅習性。在第十九回里，當襲人以不離開賈府為條件要求寶玉“再不許弄花兒、弄粉兒、偷著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愛紅的毛病兒”，他雖口頭馬上答應，但第二天卻又“替他們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邊腮上都濺上了紅;第二十一回，賈寶玉于不覺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從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兒介紹胭脂的調(diào)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種種藝術(shù)描寫，無不昭示著一個基本事實，作為男性的賈玉玉愛紅確已成癖。他不顧父親和旁人的鄙視指責，硬要分享女兒們的專利，這“不長進的毛病兒”，顯然是“偏離常態(tài)”的變態(tài)行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國封建社會，男女兩性的社會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圍及內(nèi)容也迥然有別。“正位乎內(nèi)”的女性以閨房庭院為自己的生活范圍，以學習女紅、操持家務、生兒育女為自己的人生職責。“正位乎外”的男性則以社會為人生舞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之責，因此，“士”階層中的大多數(shù)男性自覺地選擇了讀書—進仕做官這一人生道路。賈寶玉則與眾不同，他自幼喜歡在閨帷中廝混，自從住進大觀園后，更是“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環(huán)們一處，或讀書，或?qū)懽?，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紅樓夢》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書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閨房生活為樂，從不考慮自己斥為一個男兒于家于國應盡的責任，誠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jīng)濟之道”，將八股文斥為“后人餌名的釣祿之所”，從不“潛心玩索。”他曾當面頂撞史湘云的規(guī)勸(第三十二回)，并以受驚嚇為借口，逃避賈政對自己讀書情況的檢查(第七十三回)。這一切均表明賈寶玉在有意識的拒絕走傳統(tǒng)讀書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絕進入男性的社會角色定位，完全放棄對功名利祿的追求，悖離“社會期待”。從《紅樓夢》前八十回的藝術(shù)描寫看來，他已經(jīng)十分習慣并非常喜歡那種“無明無夜和姐妹們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內(nèi)帷中長期廝混下去。毫無疑問，這又是一種“偏離規(guī)范”的異常表現(xiàn)。
第三、性格女性化
從總體上看，賈寶玉的性格缺少男性應有的陽剛之氣，更多地呈現(xiàn)出女性的陰柔特征。他“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第九回)，對黛玉是如此，對襲人、秦鐘等也是如此;他膽小，怕見父親，怕見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覺;他遇事無主見，既缺乏基本的應變能力，又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金釧兒被打被攆、晴雯被冤，盡管他心里頗覺不公，但卻無膽量挺身而出為她們辯解，當然更無能力去保護她們，除此之外，賈寶玉的多愁善感也相當突出。他常常發(fā)呆、掉淚，常常觸景生情，感傷不已。聽到黛玉的《葬花詞》，“不覺慟倒山坡上”，聯(lián)想不斷，以致于“心碎腸斷”(第二十八回);看見祝媽創(chuàng)土種竹，打掃竹葉，“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第五十七回);見杏花落聽雀兒啼，又傷心感嘆，發(fā)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賈寶玉這種敏銳的感受力、細致的觀察力以及豐富的聯(lián)想、脆弱的感情，無不反映出女性心態(tài)與性格特征，對此，可借心理學術(shù)語稱之為“性倒錯”，因為“性倒錯在第三性征上更象異性”［4］，。
第四、奇特的兩性觀
在對男女兩性的總體看法上，賈寶玉是貶男尊女的。他有一句驚世駭俗的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鐘于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第二十回)。這種男濁女清、尊女抑男的兩性觀在封建社會的父系文化系統(tǒng)中確屬罕見，尤其出自男兒之口，則更可謂空前，它是賈寶玉“偏離規(guī)范”、人格變態(tài)的重要標志之一。
此外，賈寶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為他增添了幾分女性的柔美。
現(xiàn)代心理學家認為，用來定義“變態(tài)”的詞語包括以下這些:越軌—指明顯不同于社會公認的行為標準的行為;異?！概c公認的規(guī)范很不同的行動;失調(diào)—缺乏行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與社會公認規(guī)范不相同的行為。“決定是否任何一個具體的個體是變態(tài)的最一致的標準是:①行為偏離、或不同于)那個社會的規(guī)范;②失調(diào)行為總是繼續(xù)和/持續(xù)存在;③人們內(nèi)部和/或人們之間活動的最終破壞程度”［5］。由此，我們可以判定賈寶玉的女性化實屬變態(tài)，不僅今日的讀者能夠明顯地感覺到他心理和行為的異常、越軌和稀奇古怪，就是《紅樓夢》本身也多次指出這一點:小說第三回寫黛玉初見寶玉，作者引出所謂“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詞二首，以正話反說的形式表達了自己對這一形象的總體評價，其一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nèi)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作者說此詞批得“極確”，它道出了賈寶玉性格行為與眾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張(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說中，最疼愛寶玉的賈母也說他就是與眾不同，最接近他的襲人說他:“性格異常”、“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除此之外。書中還不時直接以“癡”、“呆”“傻”、“瘋”、“怪”、“狂”等字眼來形容他的變態(tài)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賈寶玉的女性化不僅引起了他人的非議，破壞了他與本階級多數(shù)成員的和諧關(guān)系，而且導致了他與以賈政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貴族階級的尖銳對立，導致了他與整個男權(quán)社會的嚴重脫節(jié)，從而也最終導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機，這實質(zhì)上從另一側(cè)面證實了賈寶玉的女性化確為一種偏離規(guī)范的人格變態(tài)。
二
現(xiàn)代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一個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狀態(tài)，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諸如生理、社會等內(nèi)外因素的影響，賈寶玉也不例外，《紅樓夢》對其變態(tài)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響賈寶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現(xiàn)代心理學家們所學的“遺傳基因”，也并非美學家們所謂“歷史積淀”，而是賈寶玉的前身—被女媧遺棄在青埂峰的石頭。秉自然靈秀之氣的仙石決定了賈寶玉的聰明靈秀，無補天之才的頑石則決定了他的“于國于家無望”，石頭的前身賦予了寶玉正邪兩極之性，使“其聰明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千萬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賦，必然鑄就賈寶玉具有偏離、異常因素的人格形態(tài)。
2、后天因素這里主要指寶玉的生活和成長環(huán)境。由于賈母的溺愛，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閨帷內(nèi)廝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環(huán)們呆在一起，極易染上較多的女兒脂粉氣。住進大觀園，更是進入了女兒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護、偏愛、溫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興兒所說:“他長了這么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jīng)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里鬧”(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環(huán)璄中長大的賈寶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難免。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一個人后天的生活環(huán)境尤其是教育條件在其心理發(fā)展上起著重要甚至是主導作用。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現(xiàn)代紅學家們更多地強調(diào)了后天的因素，認為在大觀園這個女兒國內(nèi)，生活風氣比較干凈，封建禮教的統(tǒng)治相對薄弱，賈寶玉較少地受到外界污濁風氣的影響，可以比較自由的生活，大膽閱讀一些具有市民意識和民主要求的雜學野史，有較多的機會了解青年女奴們的美好心靈和不幸遭遇以及貴族少女們的內(nèi)心苦悶，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認識本是相當正確、無可非議的，但問題在于叛逆并不意味著要以女性化變態(tài)形式表現(xiàn)出來，何況《紅樓夢》所提供的生活環(huán)境既不能完全說明賈寶玉異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學者所論，賈寶玉那種“已經(jīng)帶有初步民主主義色彩的先進思想，當然不是任何一個生活在十八世紀中葉的少年所能具備的”［6］，更不能充分解釋他人格變態(tài)這一異常現(xiàn)象。
筆者認為，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更為強調(diào)的乃是賈寶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質(zhì)——與生俱有的頑性劣根，這一點可以從全書石頭下凡的基本構(gòu)思中看出，可以從寶玉一出生就與眾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從賈府上下之人難以理解寶玉的癡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第十九回又借襲人的心理活動強調(diào)了寶玉變態(tài)人格的先天屬性，“襲人自幼兒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出于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馳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十分明顯，賈寶玉性格和行為的異常與生俱有，祖母的溺愛、他人的影響以及父母拘管的不嚴等后天因素僅僅起著“放縱”作用，而非其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過大量的藝術(shù)描寫所要突出的，正是賈寶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頑愚劣根、癡狂本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寶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終也是由先天決定的。
當然，石頭前身決定賈寶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態(tài)，這種構(gòu)思無疑是非科學的，曹雪芹作如此藝術(shù)處理，目的并非要給世人講一個優(yōu)美的神話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眾審美心理對神話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認同與欣賞來實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意圖。幼年、少年賈寶玉的思想性格顯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與人生觀，曹雪芹強調(diào)寶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開篇便集中筆力塑造一位嶄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從其奇異之處來突出強調(diào)這位叛臣逆子的無可救藥及其與本階級的勢不兩立，從而更為鮮明地表現(xiàn)出自己獨到而又深刻的現(xiàn)實人生感受。
作為《紅樓夢》的第一主人公，賈寶玉是曹雪芹嘔心瀝血十數(shù)載而創(chuàng)造出的不朽藝術(shù)典范，透過這一人物的變態(tài)人格，我們能夠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曹雪芹的的創(chuàng)作情感基因和內(nèi)在心理動因，更為準確地把握其人生觀的復雜內(nèi)涵。
首先，它表現(xiàn)了曹雪芹心靈深處或潛意識中對于女性的依賴和眷戀。
我們并不將《紅樓夢》視為曹雪芹的自傳，也未曾將賈寶玉等同于曹雪芹，但是不容否認，在賈寶玉這一形象身上明顯帶有作者個人身世和經(jīng)歷的許多痕跡。因此，研究賈寶玉就必須了解曹雪芹的人生經(jīng)歷，必須探索曹雪芹的心路歷程，只有深入到曹雪芹的心靈世界之中，才可能洞悉賈寶玉這一形象的全部藝術(shù)內(nèi)涵。
曹雪芹的外貌并非女兒相，“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7］，其性格狂放，風姿傲岸，從未以女兒態(tài)為美，那么他將賈寶玉女性化的現(xiàn)實依據(jù)究竟何在呢?這里。我們不能忽略其少年時代生活經(jīng)歷對他一生的重要影響，因為“個體的童年經(jīng)驗常常為他的整個人生定下基調(diào)，規(guī)范了他以后的發(fā)展方向和程度”，“一個人的一生都要受童年的‘基本選擇’的影響”［8］。從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初曹家被抄，曹雪芹在江南地區(qū)度過了十三年的富貴溫柔生活，其間，身邊除了有寵愛他的母親之外，還有幾位“好姊妹”以及一大群氣質(zhì)不俗聰明美麗的女仆。朝夕相處之間，她們使曹雪芹既充分感受到女性的溫情愛意，也清楚地看到女兒的聰明才智，這一切均匯入了他的童年經(jīng)驗之中。盡管隨著家道的中落衰敗，被女性之愛所包圍的生活一去不復返，然而昔日所體驗過的女性溫情卻沉潛為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憶。這種刻骨銘心的記憶使女性在他心目中成為純潔美好的象征，而抄家時所看到的殘酷兇惡，成年后于困頓中所感受的世態(tài)炎涼，又作為一種心理酵素，極大地擴張了童年經(jīng)驗所形成的心理宿因，強化了記憶中的女性美。雖然現(xiàn)實中的曹雪芹在親友面前或狂歌豪飲，或縱情放言，可其心靈深處或潛意識中卻保留著對女性深深的眷戀和依賴之情，這一點已在賈寶玉形象的塑造中得到充分的表現(xiàn)。
賈寶玉從小到大不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完全離不開女性的照料，而且在感情上有著一種強烈的依附女性的趨向，女性之情愛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nèi)容，為此，他希望與姐妹丫環(huán)們長相廝守，永不分離，生愿有她們的身影相伴，死盼有她們的眼淚相隨，這顯然已經(jīng)大大超出了一般男性對女性應有的依戀程度。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意愿，賈寶玉不僅放棄男子應負的家庭與社會責任，鉆進女兒國之中充當一位特殊臣民，而且盡可能地去掉身上的男性氣度，與女兒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擁有共同的喜怒哀樂，不但情感上親密無間，即便在心理感受上也最大限度的消除了兩性的差別。經(jīng)過如此的藝術(shù)處理，曹雪芹讓身為男兒身的賈寶玉達到了與女性的高度融合，讓自己所留戀與向往的美好人生境界在賈寶玉的女性化表現(xiàn)過程展示出來，并由此獲得一定程度的心理補償。從這一意義上講，賈寶玉的女性化既是曹雪芹的心理情感上眷戀女性的必然結(jié)果，同時也是他傳達這種依戀之情的必要手段。
不唯如此，曹雪芹還將自己對女性的鐘情依戀，轉(zhuǎn)化為筆下賈寶玉對女性的關(guān)懷體貼以作為回報。小說第十九回寫東府里演戲放花燈，寶玉想到這里素日有一小書房，內(nèi)曾掛著一幅美人圖，于是“想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對此，脂硯齋評道:“極不通極胡說中，寫出絕代情癡，宜乎眾人謂之瘋傻。”斯言極是!望慰圖上一美人，確為“瘋傻”之變態(tài)行為，但人們卻由此看到了賈寶玉對女性的關(guān)心體貼，感受到了作者對女性的一往情深，賈寶玉的變態(tài)的確傳達出曹雪芹獨特的人生體驗。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讓賈寶玉對女孩子的出嫁尤其在意:一想到邢岫煙已擇了夫婿，便感傷“又少了一個好女兒”(第五十八回);一聽說迎春將帶著四個丫頭出嫁，便跌足道:“從今后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凈人了”(第七十九回)。賈寶玉的這種異常心態(tài)，或者說作者的如此描寫，當與曹雪芹童年時代所接觸的女性多屬未婚有著直接聯(lián)系。
其次，賈寶玉的女性觀藝術(shù)地折射出曹雪芹對女性的崇拜和贊美，反映了他嶄新的女性觀。
在《紅樓夢》第一回中，曹雪芹談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動機:“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下同)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余”，“閨閣中歷歷有人，乃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我雖不學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閨閣昭傳。”由此不難看出，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的動機之一乃是使閨閣昭傳，為女性唱贊歌，而這種動機的產(chǎn)生則是建立在男女比較，男不如女的思想基礎之上的。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意圖，曹雪芹必須在作品中通過藝術(shù)形象將男女兩性加以比較，并以具體的結(jié)果來證實自己觀點的正確。以賈寶玉與大觀園中的女性相比，并通過賈寶玉的親身感受來體現(xiàn)男女之差異，這是曹雪芹進行男女總體比較中的重要一環(huán)，而將寶玉女性化實質(zhì)上更便于比較的進行。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男尊女卑不是自然性別差異的體現(xiàn)，它所內(nèi)涵的乃是一種社會性的倫理差別，其具體表現(xiàn)之一便是男外女內(nèi)的社會分工。在一般的女性無法走出家門而一般的男性又不屑于留在家內(nèi)的歷史條件下，女性化的賈寶玉“獨為閨閣增光而見棄于世道”(第五回)，自動放棄男權(quán)社會賦予自己的特權(quán)，不愿走出家門離開閨閣，長期廝混于女兒之中，這就具備了男女比較的條件?！都t樓夢》的藝術(shù)描寫告訴人們，生活在大觀園內(nèi)的賈寶玉的確在諸多方面不如身邊的女性:論作詩賦詞之才氣他不及黛玉、寶釵，論治家理財之能力他不及鳳姐、探春，論堅決反抗不妥協(xié)之精神他又不及黛玉、晴雯，至于其生活自理能力更是等于零，時時事事離不開襲人等女仆的侍候照料。如此比來，賈寶玉即使生活上仍然可以養(yǎng)尊處優(yōu)，但是心理上卻無法“自尊自大”起來，性別的尊和少爺身份的貴均難以消除心靈深處的“卑”，相形見拙的悶隨時困撓和折磨著他。比較的結(jié)果只能導致賈寶玉對女性的進一步依戀和崇拜，并因他的心理、人格永遠難以“陽剛”起來而進一步加速女性化的進程。
一位男性如果拒絕承擔社會所分派的角色，放棄社會賦于的性別尊嚴，其結(jié)果不僅僅是“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而且行為，性格諸方而表現(xiàn)出向女性認同的趨勢。不容否認，此種藝術(shù)處理內(nèi)涵著曹雪芹對女性的崇拜與贊美，在這一問題上，曹雪芹不僅僅單純具有感性體驗，而且已經(jīng)將其上升為理性認識，并以賈寶玉“男濁女清”兩性觀的理論形態(tài)表現(xiàn)出來。
本來，清初不少小說家都接受了中國傳統(tǒng)的“人秉氣而生”［9］的哲學觀點，即所謂“丈夫稟陰陽之氣而有身，賦萬物之靈而成性”，并有人借此來表達自己進步的男女觀。例如震澤九容樓主人松云氏撰寫的《英云夢》第一回寫道:“蓋聞天、地，人稱為三才，輕清上浮者為天。則為風、云、雷、日、月、星辰;重濁者下凝為地，則載山川、社稷。惟人生于中央，且種種不一。若得山川之秀，社稷之靈，或生天才或生神童，此非凡人可比。若非文星下降，豈能有錦心繡口，下筆千言立就，可稱為才子。又有香閨女子，無師無文，亦能韻古傳今，才華竟勝過男子者，此乃得天地之氣，鐘山川之秀而成，此則淑美，可為佳人。”這里已經(jīng)明顯地表現(xiàn)出對女性才華的高度肯定和熱情贊美，但此處的女性僅指“佳人”，而且對男性中的“才子”也同樣作了充分肯定。曹雪芹不但接受了前人進步思想的影響，并且走得更遠。第一、他讓筆下的賈寶玉將女性作為一個整體加以崇拜、贊揚:“女兒是水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賈寶玉“見了姐姐便忘了妹妹”，對不少女孩子都流露出愛慕之情，這固然可視為貴族公子輕浮品性的表現(xiàn)而加以指責，但如果作更深入全面的發(fā)掘，便不難發(fā)現(xiàn)寶玉絕非賈璉之類的好色之徒，應當承認其“意淫”實質(zhì)上正是他對女性“泛愛”的具體體現(xiàn)。第二、尊女貶男。他“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鐘于女子，”“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這種異于常人悖于傳統(tǒng)的兩性觀正是曹雪芹塑造紅樓男女兩大形象系列的根本出發(fā)點，賈府中那“一代不如一代”的男性形象與一大群美麗聰明的女性形象正分別成為“男濁女清”的藝術(shù)寫照，賈寶玉的女性化則更是對“男濁”最直接最有力的否定和批判。對“女清”極大的張揚和贊美，它向上千年來男性至尊的社會地位發(fā)起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顯示出對整個男權(quán)社會、父系文化的大膽反叛。
復次，賈寶玉的女性化實為反社會化之結(jié)果，他對由自身性別所決定的社會責任的徹底放棄，表現(xiàn)了作者對所屬階級的徹底失望及其對整個男權(quán)社會的徹底否定。
每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人，要想適應社會，成為社會所需要的角色，都必須經(jīng)過社會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從人的童年時期就已開始，家庭則成為對孩子進行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兒童一方面通過模仿成人的言行，一方面通過父母等人的贊許和責備，逐漸學會識別社會行為，學會適應和掌握社會標準，學會與他人的合作與競爭，從而逐漸被培養(yǎng)成為一個社會所期望的人。賈寶玉身上則明顯地具有一種反社會化傾向，他既具有“無才”之天性，后天又拒絕封建家長的正統(tǒng)教育，與父親賈政的對抗實質(zhì)就是與整個社會的對抗，因為在父系文化社會中父親“代表人類生存的另一支住，代表思想的世界，人化自然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原則的世界，游歷和冒險的世界。父親是教育孩子并指引他步入世界之路的人”。［10］抓周時的表現(xiàn)已使賈政對他“不喜歡”、“不甚愛惜”，成長過程中的所作所為更讓賈政產(chǎn)生“將來之患”(第三十三回)的憂慮。賈寶玉的女性化使他從根本上不可能成為父親、家族乃至社會所需要的人。由此便注定他將與以賈政為代表的封建家長、封建貴族階級產(chǎn)生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從而完全成為本階級的叛逆者。
曹雪芹所處的時代正值封建社會走向末路，然而所謂的康乾盛世卻使行將就木的腐朽社會表面上呈現(xiàn)著繁榮升平景象，曹雪芹由于自身特殊的遭際和處境，敏銳地感受到遍布生活中的悲劇予盾和悲劇氛圍，正如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所說，“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劇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lǐng)會之者，獨寶玉而已。”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人生態(tài)使曹雪芹比同時代的許多人更加深刻的認識到封建末世社會中的種種卑劣、腐朽和糜爛，并預感到自己所屬的階級運終數(shù)盡，衰頹沒落之勢已不可挽回。對此，他既缺“補天”之才，無力改變社會發(fā)成的總趨勢，成為本階級的擎天柱，又不愿與黑暗同流合污，不甘成為本階級的殉葬品，內(nèi)心充滿夢醒了無路可以走”的痛苦、矛盾與悲傷。從這一角度看來，賈寶玉的女性化及其由自身性別所一生的自卑感、罪惡感，已不僅僅出于曹雪芹對女性的依戀與崇拜，更是他對延續(xù)了上千年的封建父系社會、男權(quán)政治徹底絕望之后的徹底否定。通過賈寶玉的女性化，曹雪芹向所屬階級和全社會表明了自己不予合作且不愿合作的政治態(tài)度，公開了自己“于家于國無望”的逆子叛臣身分，而正是這一點，使賈寶玉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人物形象畫廓中前所未有的最具反叛精神的藝術(shù)形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賈寶玉的女性化固然體現(xiàn)了曹雪芹大膽的叛逆精神，但同時也內(nèi)涵著他“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萬般皆空的悲劇性人生感受和認識，因此，賈寶玉式的反抗最終只能是消極的。賈寶玉躲進女兒世界中去尋求那有限的真善美，這是反叛，也是逃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成了男性世界里的多余人，既不愿充當舊世界所需要的“補天”派，也不可能扮演新世紀所需要的“拆天”人，誠如賈雨村所言“上則不能為仁人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第二回)。女性化的賈寶玉在拒絕承擔傳統(tǒng)的人生職責的同時，也放棄了對舊社會的改造，放棄了對新生活的主動追求，因此他盡管的確不會成為封建貴族階級所希望的接班人，同樣，也根本不會充當本階級的掘墓人，這一點反映了曹雪芹的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女性化的賈寶玉正是一個寓辛酸于荒唐之中的不朽形象，透過其變態(tài)的心理、人格，我們完全能夠更多的體會到作者癡情之中的真味與深意。
注釋
?。?］鄧明顯、郭翕峰主編《咨詢心理學》第203頁 中國科技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2］［5］[美〕羅伯特、保羅·薩門《變態(tài)心理學》 遼寧大學出版社
?。?］劉力、譚力海主編《剖析人生—心理類型學》第369頁 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朱智賢主編《心理學大詞曲》第797頁 北師大出版社1989年出版
?。?］朱淡文《紅樓夢論源》第172頁 江蘇古藉出版社出版
?。?］裕瑞《棗窗閑筆·后紅樓夢書后》
［8］童慶炳主編《現(xiàn)代心理美學》第103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莊子·知北游》，“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11］埃·弗羅姆《愛的藝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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