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荔傳言美國中國學研究領(lǐng)域的學界領(lǐng)袖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曾說過,研究中國的學者往往都愛中國,而研究俄國的學者則往往恨俄國(Those who study China love China while those who study Russia hate Russia),原因無他,乃是因為中國的文明和文化本以歐美未曾見的優(yōu)美和舒適,且不失人性之特性為最著,中國的飲食精美異常,飲茶落花,手揮五弦,目送歸鴻,而俄羅斯地偏苦寒,民情易感,談吃食唯有列巴,談社交,唯有老酒猛灌。作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創(chuàng)始人,費正清致力于中國問題研究長達50年,從他進入牛津大學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絕大部分都是論述中國問題的,所以,他對中國文化有偏愛實屬正常,但至于說研究俄羅斯的學者往往討厭俄羅斯,這個說法太武斷了吧?在18、19世紀的美國,學者們長期把俄國看作處在西方文明邊緣地帶的國家,早期對俄國的了解十分匱乏,獲取蘇俄方面的信息也十分有限。美國最早對俄國進行的研究,并不是由政府或大學發(fā)起的,而是一些探險家、外交人員和通訊記者。他們中大部分的人長期在俄國居住或旅行,精通俄語,對俄國的歷史文化有著一定的了解。冷戰(zhàn)背景下,鐵幕降臨,兩個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quán),兩國及其盟國展開了數(shù)十年的斗爭。而在冷戰(zhàn)之后,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西方世界對于俄羅斯的不信任并沒有隨著前蘇聯(lián)的解體而消失。因此,出于“政治正確”的影響,歐美學者對于俄羅斯的研究很難不帶上有色眼鏡吧?無論是沙皇俄國時期,還是蘇聯(lián)時期,還是今天的新俄羅斯時期,以上歷程都是歷史積淀深厚、文化傳統(tǒng)悠久的俄羅斯民族走過的道路,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俄羅斯民族也在緊緊追趕世界現(xiàn)代化潮流,推動和影響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tǒng)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繼承性,如果以貫通的眼光來看近現(xiàn)代的俄羅斯歷史,俄羅斯文化是堅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條“俄羅斯特色道路”的。大約在19世紀10年代到30年代,文學史上稱這一時代為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普希金、萊蒙托夫、丘特切夫等一大批詩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詩作,還有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岡察洛夫以及赫爾岑、果戈理和契訶夫的創(chuàng)作。大約相當于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俄羅斯文學又出現(xiàn)了一次高峰,被稱為“白銀時代”。續(xù)接20世紀俄羅斯文學譜系的天才,包括吉皮烏斯、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茨維塔耶娃、高爾基、安德烈耶夫、阿爾志跋綏夫、愛倫堡、左琴科、扎米亞京、布爾加科夫等一大批耀眼的詩人與作家。20世紀的俄羅斯大地上,苦難與豐盈并存,這個多災(zāi)多難的民族產(chǎn)生了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共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俄羅斯民族的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文明史,并不容易理解,因為,那并不是淺薄的而是渾厚的,并不是單純的而是復(fù)雜的。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曾在1939年對蘇聯(lián)作了經(jīng)典描述:“謎中之謎。”而俄國19世紀詩人費奧多爾·丘特切夫這樣評價自己的祖國:“俄羅斯不能用理性的尺度去衡量,對俄羅斯只能相信它理應(yīng)如此?!蹦且淮笈F(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中誕生的俄羅斯詩人和作家,在歷史的動蕩中,他們的寫作都具有一種不屈的光輝,都包含著嚴肅的現(xiàn)實性以及難以言喻的深刻和敏感。俄羅斯畢竟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東正教在這里差不多有近十個世紀的傳播史,因此俄羅斯文化人歷來有拷問靈魂,追問終極關(guān)懷的傳統(tǒng),這一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里看得一清二楚。一種來自生命深處的渴念,一種對俄羅斯土地和人民發(fā)自肺腑的愛,使他們活著仿佛負有某種神秘的使命,而在這種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他們甘愿頭戴荊冠、上下求索,顛沛流離、遍歷苦難,也不能死去。這種精神其實是一種準宗教精神。離開俄羅斯近十個世紀的宗教傳統(tǒng)、彼得大帝改革近三百年的自由熏陶,這些詩人作家、知識分子根本不可能單獨成為巨人。俄羅斯的巨人們也像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俄斯一樣,他們的力量來自俄羅斯的蒼茫大地。關(guān)于死亡的沉思是俄羅斯文學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托爾斯泰在一部哲理性隨筆集《生活之路》中如是宣稱:“銘記死亡將有助于靈魂的生活?!痹谒磥?,人如果忘卻了死亡便等同于動物,而只要時刻意識到死的存在,也就接近于神圣。俄羅斯是一塊東西方兼容的廣袤地域,俄羅斯民族擁有一種獨特的精神秉性,以戰(zhàn)斗精神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常常真切地直面和思考著虛無、死亡和最終的復(fù)活。這種形而上的玄思氣質(zhì),很難屬于那些汲汲于世俗享受的民族。正如托爾斯泰進一步闡述的:“在人死去的那一刻,點燃著一支蠟燭,在這燭光下他曾讀過一本充滿了焦慮、欺騙、苦澀和罪惡的書,此刻這蠟燭爆發(fā)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隱沒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給他看,然后噼啪響過,閃動了一下,便歸于永久的寂滅?!蓖袪査固┰诖嗽⒉亓松钜?,他反思潛伏在日常生活中的鄙俗與麻木,那種隨波逐流的放縱與不負責任,他想為俄羅斯啟示另一條道路,為人們打開另一個窗口,一個人經(jīng)歷了塵世的種種苦難,那屬靈的生命最終將脫離肉體的羈絆,獲得精神的解放,借此進入一個至善而自由的王國。 這種對生死的參悟也不可避免地貫穿在其他俄羅斯文化人的創(chuàng)作中。這其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最讓我震撼,他對靈魂的拷問——那真是在拷問。在我看來,莎士比亞對靈魂的拷問程度,似乎還沒達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深度。這也許是戲劇不能像小說那樣抽絲剝繭、纖毫畢現(xiàn)的緣故吧?陀氏對復(fù)雜人性的把握是無與倫比的,他在靈魂述說的層面,不像是一個有著肉體的人,而更像是無數(shù)個靈魂的擁擠的集合。而寫作中的他,僅僅是靈魂們暫時的載體。在他無節(jié)制的筆下,復(fù)雜而混沌的人性,決堤而出,泥沙俱下。那時的他也許僅僅是某種力量的出口?在死亡這面鏡子的映照下,在終極關(guān)懷的眼光下,人的塵世生命暴露了它的各種缺陷,卑劣、瑣碎、平庸、脆弱、易朽等等,陀斯妥耶夫斯基悲憫地呈現(xiàn)著這些人之為人的雜質(zhì),把種種矛盾和困惑,鮮活地塞進我們的心里。難怪有人說,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俄羅斯的茫茫雪原上,曾經(jīng)屹立過一株株拼命挺身向上的白樺樹。嚴寒是烏紫色的,暴風雪不斷地拗折細瘦的枝條,不斷地踐踏和覆蓋。大雪紛紛,隔斷世界,雪原上顫動著一片碎銀的聲響。在下雪的夜晚,在燈火盡數(shù)泯滅的夜晚,堅守在茫茫雪原上的這些白樺樹??!在一派荒蕪和死寂之中,它們裸露著傷口,任由狂風暴雪鞭打,只為提示一種守望未來的生命,一種民族精神的頑強延續(xù)。想起俄羅斯詩人涅克拉索夫形容他的祖國的詩句:“你又貧窮又富饒,你又強大又軟弱,俄羅斯母親?。 弊鳛橐粋€中國人,讀到這樣滾燙的詩,怎能不心靈震撼。要知道俄羅斯是中國的映像,也是現(xiàn)當代中國文化的精神源頭之一。越是深入到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群落的系統(tǒng)研究,尤其是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精神信仰以及他們與時代的關(guān)系進行深入辨析,就越是會愛上俄羅斯,這博大浩渺的冬季氣質(zhì)的俄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