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李修文的時候，是在北京東四胡同深處的一家旅店。 他穿著簡單的黑上衣和運動鞋，戴著那副標志性的粗框眼鏡，即使身為最年輕的湖北省作協(xié)主席，卻絲毫沒有那種“老干部”的架子。 他很健談，落座不久就開始興致勃勃地和我們聊起他遇見的人，走過的路，寫過的書，拍過的電影，說到動情處，他會突然暫停談話，去外面抽支煙。 20多歲就憑借《滴淚痣》和《捆綁上天堂》兩部小說一炮而紅，堪稱少年得志的典范； 萬眾矚目之際，他卻“急流勇退”，連續(xù)十幾年沒有新書問世。 人們很難想象，為什么一個風頭正勁的青年作家會突然“銷聲匿跡”，他去了哪里？他想干什么？ 12年后，已過不惑之年的李修文，才帶著一身風塵重回大眾的視野。 這一次，他的身份不僅僅是個小說家，還是一個成就斐然的散文家和編劇，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人”。 2017年，李修文推出了散文集《山河袈裟》，風格一改早期的凄艷纏綿，開始把視線投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們，并一舉拿下了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文藝報》評論說：“如果說，早期的李修文僅僅是一個頗具才華的小說家，那么，從《山河袈裟》開始，作家李修文重新樹立了自己的精神高度，文學世界中的他重生了?！?/p>
涅槃重生的李修文，這次帶來的作品，叫做《致江東父老》。
《致江東父老》
“江東父老”這個詞，出自《史記·項羽本紀》。
當年的西楚霸王項羽，帶著江東父老的期望舉兵反秦，逐鹿中原；后來他被逼入絕境，臨死之前，最放不下的依然是楚國的父老鄉(xiāng)親們。
在李修文身上，就有種楚人特有的氣質，早慧、浪漫而決絕。
李修文出生在湖北荊門，這一帶自古就是楚文化的核心地區(qū)，崇巫尚鬼，光怪陸離。
年幼時，他曾經(jīng)湊在人堆里，看到考古人員從古墓挖掘出土的竹簡和生活器具。
這些跨越千年前的文物，冥冥之中把李修文與楚人先祖聯(lián)系起來，從那時起，他就意識到，自己的身上，流淌著楚人的血液。
這深深影響了李修文的文學性格，言談間，他也很自然地流露出對楚文化的懷念：
“我懷念那種屈原宋玉式的、《天鬼》《山問》式的文化和傳統(tǒng)，他們特別的自由、熱烈、奇幻，他們鍛造了那個年代最好的字句，構建了這個民族最初、最瑰麗的文學可能，這才是荊楚文明帶給我們整個民族最有沖擊力最有價值的部分?！?/p>
他把荊楚文化總結為：瑰麗、迷幻、奇崛、決絕，不問虛實，視死若生。
而他一直希望在自己的筆下復活這種傳統(tǒng)。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當初迅速成名之后，他會突然轉身離去。
因為他敏銳地覺察到自己“始終和這個人間隔膜著”，有什么地方不對勁。
于是，他就像當年的屈原一般，決絕地拋下虛幻的光環(huán)，赤手空拳地走進了紛繁復雜的山河人間。
從精致的象牙塔，到喧囂浮沉的山河大地，李修文在這12年間屢屢碰壁，親歷了一個小人物一生所要經(jīng)受的酸甜苦辣。
起起落落之間，讓李修文的身上少了幾分傳統(tǒng)文人的孤傲和清高，多了幾分接地氣的質樸和真誠。
他在《致江東父老》的書封上寫下這樣一句話：“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紀念碑?！?/p>
《猿與鶴》
元好問有句詞：“覺重來，猿與鶴，總忘機，風浪里，竟安歸?！?/p>
與元好問詞中的閑云野鶴不同，李修文筆下的《猿與鶴》，處處透露著小人物的辛酸、生活的不易，仿佛深山中凄厲的鶴唳猿啼。
《猿與鶴》的故事，也被他放在了《致江東父老》的第一篇。
不用說，這個故事的原型，就是李修文本人。
那12年間，李修文混跡于各種劇組，忘記了自己曾是個作家，一切都從零開始。
沒人拿他當回事，人生的豐富和復雜也在這個時候看得最為真切。
在云南，他和同伴為了拉投資，放下身段討好金主，卻在一個雨夜被保安粗暴地拖了出去。
在北京，他精心創(chuàng)作的好劇本被罵得狗血淋頭，用來湊數(shù)的爛劇本卻獲得了滿堂喝彩。
在重慶，他因為偷看了一個成名作家的新作，被連夜發(fā)配到拍攝現(xiàn)場當場工，最后還是被趕出劇組。
混跡于影視圈的這些年，也許是李修文最落魄的日子。
他說：“那時候跟一個出門打工的人沒有任何區(qū)別，每年在家待的日子沒有超過一個月。”
影視行業(yè)的不確定性，讓李修文吃足了苦頭。
費盡心血投入的項目，十有八九都沒了。
辛辛苦苦地干著活，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有時跟老板們一起吃飯，老板一時興起說寫個故事，他就立刻趴在茶幾上寫，寫完了給老板看。
女兒剛出生的時候，家里等著米下鍋，他卻被劇組開除了。
無奈之下，他只好留在劇組里面打雜，每天要跑幾十里的山路從鎮(zhèn)子上運盒飯到片場。
這何嘗不是大多數(shù)小人物的寫照呢？
他們就像猿猴一樣，終日被人玩弄，供人取笑，只為得到幾顆糖果。
即使心中也曾有一只振翅欲飛的鶴，但這只孤獨的鶴，要么觸壁而死，要么只能淪為雞群中的一員。
《三過榆林》
幸好，李修文心中的鶴是不死的。
在這十幾年間，李修文的足跡遍布全國，有機會遇見形形色色的人，聽到真真假假的事。
作家李洱說：“在長達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邊，他是用腳步來寫作的。”
他曾三次經(jīng)過陜西榆林，在那里結識了一個唱戲的瞎子。
第一次，他與瞎子在去榆林的車上萍水相逢，后來車壞了，他便牽著瞎子徒步趕往榆林城。
當時夜色已深、大雨傾盆，道路泥濘難行，可這個瞎子卻像沒事人一樣，興致勃勃地唱著花鼓戲，還說自己正走在華燈初上的長安街，頭頂飛著一只孔雀。
第二次，他去榆林看望了這個瞎子，兩人仿佛多年摯友，把酒言歡。
第三次，他再去榆林的時候，這個瞎子已經(jīng)死了。
在旁人看來，這個瞎子形如螻蟻，命如草芥。
可在李修文看來，這個瞎子的堅韌和樂觀，是一種不亞于先賢圣人的大智慧。
他由衷地感謝這段經(jīng)歷：“如果沒有這種相遇，實際上也就沒有我后來的寫作。”
通過這個盲人，他才知道很多盲人都死于精神分裂。
因為他們看不見肉身的世界，只能在頭腦中虛構出一個可以對抗現(xiàn)實世界的不堪、屈辱的新世界。
他們的一生，都在漫長地被這兩個世界所撕扯。
人生總有起起落落，世間多得是苦難坎坷。
只不過，有的人熬不過去，而有的人卻選擇負重前行。
李修文無疑是后者。
他這樣評價自己：
“我這個人有一點還行，我不太去顧影自憐。
當年我去送盒飯的時候，也不會覺得有多么不堪，我反而覺得這個東西救了我，讓我不那么脆弱，不會大驚小怪。
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是穿過了暴風雨，今天才能夠安之若素。正因為有那些遭遇，我才能擁有這種內心的平靜?！?/p>
《不辭而別傳》
李修文的筆下寫過不少小人物，他寫作時有個原則：
“我從來不寫不打動人的人，只要我寫下來的一定是打動我的人。”
在四川康定，他遇見了一個只有一只胳膊的男人。
這個潦倒的男人，心中卻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愛情故事。
他依然記得談戀愛時和女友一起去看樹的情景，記得女友在茫茫霧氣中給他買西紅柿時，發(fā)梢散發(fā)出的洗發(fā)水的香味。
多年后，他們早已天各一方，男人卻偶然在一條電視新聞里看到了前女友的面容。
那一刻，他心如刀絞。原來這么多年過去了，他依然忘不了她。
即使他們有過那么多相濡以沫的曾經(jīng)，到現(xiàn)在只剩下了一片空茫。
這個悲傷的故事，被李修文寫進了《致江東父老》中，名為《不辭而別傳》。
寫完后，李修文每讀一次都會非常難過。
人如螻蟻，山河浩渺，每個人都在鋪天的霧氣里匆忙奔走，驚慌失措。山河再大，仍然無法容得下一顆凄惶的心。
這些在別人看來不值一提的人和事，和不值一提的情緒，卻是李修文最重要的靈感源泉。
他拒絕廉價的感動，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靜克制，不亂煽情。
他寫了很多人的左右兩難、兵荒馬亂、十萬火急、走投無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寫了人間的無助與空茫，人間既有情有義，又無情無義，既是救命稻草，也是埋葬彼此的深淵。
每個人的故事看起來都很小，但把這一切聚攏到一起，就是一股滔滔的洪流。
《我亦逢場作戲人》
李修文的身上有種真誠的煙火氣，走到哪里，都能讓別人卸下心防，心甘情愿地把心里捂了大半輩子的往事傾瀉而出，一發(fā)不可收拾。
蘇東坡曾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不好人?！?/p>
這句話對李修文來說也是適用的。
從榆林的無名瞎子、武漢的出租車司機，到許多著名的導演和演員，都能與他談天說地，結為莫逆之交。
在一個酒局上，他與寧浩一見如故，惺惺相惜。
他們倆，都是最龜毛的“處女座”，對創(chuàng)作有種很狂熱的苦行僧式的要求。
雖然寧浩拍的電影大多是熱熱鬧鬧的，但在生活中他卻更喜歡自己一個人呆著。
拍完《無人區(qū)》的時候，他讓劇組的人先走，自己一個人從新疆開著車回去。
以前網(wǎng)上曾流傳著“梁朝偉坐十幾個小時飛機到倫敦喂鴿子”的傳聞，其實，寧浩也是一個會飛幾千公里去看樹的人。
很多時候，他會和李修文一起，跑遍全國去看一棵樹。
這種行為，一般人可能覺得無法理解，但李修文卻深深懂得寧浩心里的那份孤獨。
就像《記承天寺夜游》里說的：“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p>
所以，寧浩說：“睹其修文三生有幸，與之同行，三生有幸。”
《大好時光》
十幾年的時光匆匆而過，李修文也終于越過山丘，開始了新的征程。
這兩年，他不僅當選了湖北省作協(xié)主席，在文壇宣告“歸來”，還在影視圈捷報頻傳。
現(xiàn)在的李修文，變得越來越忙了。
在2個小時的采訪過程中，他與3個導演通了電話，采訪結束后，還要去參加好幾個劇本討論會，最晚的一個會安排到了晚上11點開始。
他笑著說：
“我們每個人都在興致勃勃地浪費著自己的人生，以成功的名義、奮斗的名義不斷閹割著自己。
我們每一個人都立志于成為自己的一座紀念碑，但是我們的骨骼一直是分裂和坍塌的?！?/p>
即使忙成這樣，李修文的包里卻總是帶著書，有空的時候就看兩眼。最近在看的一本，是蕭沆的《解體概要》。
寫作也是如此，沒有固定時間，卻又無時不刻在寫。
無論世事如何變化，他都堅持著當初的創(chuàng)作信條：
“文學是一個弱者的事業(yè)，面向弱小、虛空、失敗、不堪，然后去甘于自生自滅，是文學藝術的人間正道，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秉持的命運?！?/p>
天下可愛人，都是可憐人；天下可憐人，都是可愛人。
如今的李修文，還在繼續(xù)用他豐富的閱歷、老到的筆力，為小人物樹碑立傳，讓更多人看清生活的真相。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修文的大好時光，才剛剛開始。
李修文新書《致江東父老》
從《山河袈裟》到《致江東父老》，李修文一直和無盡的遠方、無數(shù)的人們在一起，寫出他們的跋涉、困頓、高華與莊嚴，發(fā)現(xiàn)人民生活中的真、善、美。
《致江東父老》里，有落魄的民間藝人、與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過了氣的女演員、流水線上的工人、不得不拋棄自己孩子的女人等。
這本書想要要為世上不值一提的人和事，建起一座紀念碑。提醒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都不值一提地來過，活過，但只要有一個人記得，他們的故事，就不會散落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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