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雪
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博士后
摘要
社會網絡分析是一種研究社會行動者之間互動關系的結構性方法。本文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法研究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關系，具體選取17家智庫及其隸屬的320名主要研究者作為數(shù)據(jù)源，通過矩陣運算和社會網絡可視化分析，描繪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社會網絡結構，進而發(fā)現(xiàn)了在該網絡結構中智庫是如何通過“聯(lián)系”的方式來增強自身“權力”，甚至影響網絡整體發(fā)展的。本文認為日本外交政策智庫在網絡化的互動環(huán)境中，通過兩種方式發(fā)揮其影響力。一種以東京財團為代表，主要利用自身所擁有的豐富的社會資本，充當各行為體間的“中間人”角色，通過控制社會網絡內部信息和資源的流動與供給以影響他者和網絡整體。另一種以日本國際論壇、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日本全球論壇為代表，通過“三位一體”的方式共享主要研究者、財政預算與信息資源，分擔智庫的不同功能，在自身能力及財源有限的不利情況下實現(xiàn)整體影響力的提升。
社會網絡 外交政策智庫 智庫間關系 日本
隨著全球治理不同議題領域的不斷擴展，以及跨國關系網絡的發(fā)展，國際政治行為體日趨多元。其中，智庫作為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其政治影響力日益受到關注。關于“智庫”的研究也已經成為當前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界的熱點問題之一，并已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研究體系。無論是從宏觀層次上的多元主義或精英理論視角，還是以中觀層次上的政策過程理論，或是微觀層次上的知識理論作為出發(fā)點，都是往往將主要關注點集中在“智庫影響力”這一中心議題上。上述理論對智庫的認識通常有兩種，一種認為智庫等公共政策組織只不過是構成國內外權力與影響力網絡的一部分，這些組織的唯一目標在于實現(xiàn)某種政策上的“轉換”。這種“轉換”通常指將特定群體的“利益”轉化為“專家意見”；另一種觀點認為智庫只是在當前已趨于飽和的“意見市場”中，期望在公共政策爭論中發(fā)聲或施加影響的行為體之一。
實際上，智庫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單元，而是通過與其它相關政策行為體的溝通，以及相互施壓來實現(xiàn)其影響力的。智庫是特定政策網絡的一部分。研究智庫的影響力實現(xiàn)機制，不應局限于特定智庫的某些特征或具體行為，還應該以聯(lián)系的觀點審視智庫在關系網絡中的動態(tài)特征。因此，本文的關注點在于智庫間的關系，而非特定智庫的具體特征。文章主要選取從事外交政策相關研究的日本智庫作為研究對象，并采用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研究方法，考察智庫間、智庫與研究者間的關系網絡，進而分析智庫是如何通過網絡化的方式，在外交政策與國際問題領域施加政策影響力的。
根據(jù)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研究”項目發(fā)布的《2016 年全球智庫報告》顯示，截止2015年全球已有6846家智庫。其中，亞洲有1262家智庫，占全球智庫總量的18.4%。日本共有109 家智庫，所擁有的智庫數(shù)量列全球第九位。在“世界頂級智庫（含美國）”排名中，日本共有四家智庫進入世界排名前175位。分別是第15位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亞洲智庫排名第一）、第29位的亞洲開發(fā)銀行研究所、第117位的世界和平研究所和第138位的防衛(wèi)研究所。除了亞洲開發(fā)銀行研究所之外，其它三家智庫都屬于本文所界定的外交政策智庫。
盡管上述進入世界頂級智庫排名的日本智庫都屬于外交政策智庫和從事國際經濟領域研究的區(qū)域型智庫，但是總體而言，在日本從事外交與國際問題研究的智庫卻極其有限。根據(jù)日本綜合研究開發(fā)機構（NIRA）于2014年發(fā)布的《智庫情報2014》報告顯示，全日本共有214家智庫相關機構接受了此次調查。在關于智庫主要涉及的專業(yè)領域（復合選項，最多可選擇三個領域）一項問題中，被選次數(shù)最多的三個領域分別是產業(yè)（72家）、經濟（71家）、國土開發(fā)與利用（55家），而選擇國際問題領域的智庫僅有19家。并且，在將這一問題設置為單選項之后，選擇從事國際問題領域活動的智庫數(shù)量進一步下降到了7 家。也就是說，此次調查中，僅有7家智庫認為其主營業(yè)務領域涉及國際問題研究。日本缺乏外交政策智庫的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日本的智庫大多是由財界和企業(yè)主導建立的，它們進行產業(yè)、經濟等相關領域的研究，其根本目的還是期望通過產出政策相關“專業(yè)知識”以影響日本政府的產業(yè)與經濟政策，從而為自身行業(yè)發(fā)展或企業(yè)盈利提供更加友好的國內政策環(huán)境。
其次，大多數(shù)日本智庫是通過接受中央省廳、地方政府與公共團體等政府相關機構的業(yè)務委托，或者接受政府補貼的形式開展研究工作的。而泡沫經濟崩潰，以及此后的“失落的二十年”、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3·11”東日本大地震等因素使得日本經濟持續(xù)低迷，社會日趨保守，民眾更多關注與切身利益相關的國內問題而非國際事件。日本政府在這樣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下，不得不每年大幅削減除社會保障以外的各項財政預算，最終導致近年來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聯(lián)合國會費分攤率、政府開發(fā)援助規(guī)模均一路下滑。日本智庫受此影響，從政府那里獲得的項目委托數(shù)量和補貼金額也隨之減少。再加上日本政府在智庫設立、資金、稅收等方面有著諸多的限制性政策，國內社會又缺乏慈善捐贈的傳統(tǒng)，使得大部分日本智庫難以維持充足穩(wěn)定的財源，愈發(fā)無力涉足需要耗費高額人力物力成本的國際問題領域。
最后，主導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政治家與政府官僚缺乏主動征詢外部政策機構建議的意識，政府并未建立起與智庫開展溝通協(xié)作的正式機制，導致智庫、大學等民間政策研究機構在日本外交決策過程中影響力低下。反過來看，由于外交政策市場當中需求的缺乏，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缺少成長的動力，更加難以發(fā)揮有效的政策影響力。
當前，日本政府認為日本國力的衰弱使其自身在國際社會當中的存在感降低，因此有必要發(fā)展“全民參加型”外交，提升日本智庫在國際“意見市場”上的影響力。而日本智庫所面臨的現(xiàn)實發(fā)展困境在短期內又無法得到徹底的改善，所以構建智庫間的關系網絡就成了迅速提升智庫政策影響力、保障穩(wěn)定財源，以及維持高質量的政策專家資源的有效方式。
社會網絡分析考察的是社會結構的關系方面。應用這種方法，首先需要獲取待研究樣本的關系數(shù)據(jù)。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日本外交政策智庫，期望討論的問題是這些智庫間形成了怎樣的關系網絡，因此首先需要從眾多日本智庫中抽取外交政策智庫的個案樣本。
個案樣本的來源有四處：第一是利用日本NIRA 綜合研究開發(fā)機構的“智庫情報”數(shù)據(jù)庫，通過搜索關鍵詞“外交”、“國際問題”、“安全保障”，找出與本文定義相符的外交政策智庫。由于該數(shù)據(jù)庫的智庫數(shù)據(jù)只更新到2013年6月，為了盡可能保證所獲取研究樣本的完整性，需要進一步豐富樣本來源。于是，本文選擇與外交政策智庫活動相關的日本外務省的網站作為第二處樣本來源。具體通過搜索網站公開文件中所提到的智庫機構、查找獲得日本外務省“外交與安全保障調查研究事業(yè)費補助金”、“國際問題調查研究與建言事業(yè)費補助金”，以及參與“外交與安全保障相關智庫有識者懇談會”的智庫名單來充實樣本。第三處樣本來源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研究”項目發(fā)布的《2016年全球智庫報告》?？紤]到該報告所列智庫主要是具有較高國際聲譽與影響力的大型智庫，而無論在國際影響力還是在規(guī)模方面，大部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都缺乏入選該報告相關榜單的實力，因此還需要借助第四處樣本來源——維基百科關于日本智庫的相關條目來完善最終取樣。最終，此次抽樣共獲得17家外交政策智庫樣本，基本信息如表格1所示。
在確定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的關系系統(tǒng)界限之后，下一步任務是列出上述17個智庫中從事“外交”、“安全保障”、“國際關系”領域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包括上席研究員、高級研究員、研究主任、研究項目負責人、研究顧問、評議員等，并排除一般研究員、研究助理等初級研究人員）的名單。在進一步排除重復項，并結合各智庫近十年內發(fā)布的研究報告、政策建議文件、會議資料當中的署名情況，排除只擔任榮譽職位或行政官員職務，但是并不進行實際研究工作的人員后，共得到320人。進行這一工作的目的在于獲取研究人員與智庫之間的隸屬關系數(shù)據(jù)。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們往往是通過他們所隸屬的組織或群體而聯(lián)系在一起的。研究“個人和群體之間的二元性”（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問題，可以了解每個人是如何通過他們所隸屬的機構而形成社會結構的，也可以發(fā)現(xiàn)社會結構又是如何通過一種制度化的安排限制并塑造著其中個體的行為的。具體到本文來看，可以將個體研究者隸屬于某個或某幾個智庫的情況，看作個體“嵌套”于網絡結構之中。因此，通過獲取研究者與智庫間的2-模數(shù)據(jù)，可以對智庫間的網絡結構進行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中的數(shù)據(jù)分析需要通過數(shù)學計算來實現(xiàn)，較為便利的方法是使用UCINET、Pajek、Excel VBA 等數(shù)據(jù)分析軟件來實現(xiàn)。本文主要使用的軟件是UCINET。
表1 本文數(shù)據(jù)來源：日本外交政策智庫列表
（一）日本外交政策智庫與研究者間的社會網絡
利用前文所收集到的數(shù)據(jù)源，首先需要繪制一個320 行×17 列（320 名研究者×17 家智庫）的個案—隸屬關系矩陣（case-by-affiliationmatrix），以便展開后續(xù)運算分析。這一2-模矩陣表示每個研究者具體參與了哪些智庫的活動。
如果研究者與智庫之間存在隸屬關系，矩陣的對應格值則用“1”表示，不存在隸屬關系則記為“0”。將這一2-模數(shù)據(jù)直接導入NetDraw，通過軟件的可視化分析，可以得到表示320 名研究者與17 家智庫之間隸屬關系的網絡關系圖（圖1）。
圖1表示的是17家智庫與320名研究者之間相互關聯(lián)所形成的整體社會網絡。該社會網絡圖所使用的發(fā)生矩陣（incidencematrix）是一個320×17的長方矩陣，其中共有337個點（agent）。兩點之間的連線表示兩個行動者之間直接相關或相互聯(lián)系。一個多維量表中最多可能出現(xiàn)的線總數(shù)可以通過簡單公式得出。假設一個無向圖中共有n個點，一個點可能與其它任何點（除了自身之外）相連，那么這個圖中最多可能擁有n(n-1)/2 條不同的線。因此，圖1 中最多可能包含多達56616條線，但是僅憑肉眼很難識別出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社會網絡結構。為了觀察便利，本文排除僅在一家智庫任職的研究者，篩選出同時在兩家以上智庫擔任研究工作的研究者共52人（表格2），重新導入52×17的發(fā)生矩陣，得到如下局域網絡圖（圖2）。
如前文所述，“個人和群體之間的二元性” 反映了個人通過其自身所隸屬的機構結成社會結構網絡的事實。當某個研究者兼任兩個或多個智庫研究員時，可將其稱之為連鎖研究員。他出現(xiàn)在兩個智庫的主要研究人員名單中，就在這兩個智庫之間建立了聯(lián)絡。因此，通過考察兩個智庫間共享研究員的狀況，可以了解智庫間的社會網絡聯(lián)系。智庫間關系的強度可以通過關系本身包含的“連鎖研究者數(shù)”來測量。
表2 在多家智庫兼任的研究者名單
圖2 清楚地表明了52×17 矩陣的結構，一個點所擁有的指向它的線越多，證明這個點所擁有的關系越強。圖中表示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日本全球論壇、東京財團、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國際論壇的點周圍的線較多，說明這些智庫之間的連鎖研究者的數(shù)量多，信息共享和機構互動協(xié)作的機會更多。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平政策研究所、政策智庫PHP 總研在社會網絡圖中沒有連線，說明這三家智庫與其它智庫之間沒有連鎖研究者，其研究活動通常獨立展開，并與其它智庫之間鮮有互動。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擁有較強“關系”的智庫在政策市場中，比擁有“弱關系”的智庫更容易獲得多元化的信息，所形成的研究建議與“專家意見”的精度也更高。而且，他們在與其它智庫的互動中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彼此的長處、影響彼此的行為，從而在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當中擁有更多的“權力”。
（二）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社會網絡
利用前文表示個案—隸屬關系的2-模矩陣（320行×17列），可以推導出兩個1-模矩陣（one-modematrices）。在個案—個案矩陣中，行和列都表示研究者，具體的矩陣格值表示特定的一對研究者是否由于共同隸屬于同一個智庫而關聯(lián)在一起。即這一1-模矩陣展示了研究者之間實際存在的關系。在隸屬—隸屬矩陣中，行和列都表示智庫，每個具體的矩陣格值展示了特定的一對智庫之間是否由于擁有共同的研究者而關聯(lián)在一起（參見表格3）。在社會網絡分析中，這種表示隸屬—隸屬關系的1-模矩陣展示的是研究樣本的社會關系結構，而通過個案—個案關系的1-模矩陣則無法觀察到這種表示社會結構維度的結果。
本文關注的是智庫間的關系，所以只需將表示研究者與智庫間聯(lián)系的2-模矩陣轉化為17行×17列（17家智庫×17家智庫）的1-模矩陣，即可計算出每對智庫間的連鎖研究者數(shù)，進而了解各個智庫的具體權力強度。如果將矩陣數(shù)據(jù)進行可視化處理，則可以得到更加直觀的智庫間關系多維量表（圖3）。矩陣模態(tài)的轉化需要通過數(shù)學計算獲得，較為便利的方法是使用UCINET 中的對應乘積（cross-products）算法，將列模式（column）下的二值數(shù)據(jù)相乘，然后加總，得到各對智庫間共享研究者的數(shù)量，這一算法同時也測量了智庫間的關系強度（表格3）。表格3的正方形1-模矩陣表示的是每對智庫之間共享研究者的個數(shù)。矩陣左上角到右下角對角線（diagonal）上的值表達了智庫與自己的“關聯(lián)”，也就是智庫本身所擁有的研究者數(shù)量。因為我們關注的是智庫之間的關系，所以在建立智庫間社會關系網絡時，可以將對角線上的值視作無意義數(shù)據(jù)。
圖3 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社會網絡（多維量表）
接下來對表格3 的矩陣運算結果進行排序。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擁有關聯(lián)智庫數(shù)量最多的六家智庫分別是日本全球論壇、東京財團、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21世紀政策研究所、日本國際論壇；而擁有連鎖研究者數(shù)量最多的則依次是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日本全球論壇、日本國際論壇，東京財團和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并列第四，21世紀政策研究所列第五（表格4）。另外，圖3的智庫間社會網絡圖是應用多維量表（multidimensionalscaling）技術繪制的，它是一種利用空間和距離概念畫出的關系數(shù)據(jù)圖，圖中點的距離越近，關系就越緊密。從圖4可見，日本國際論壇、東亞共同體評議會和日本全球論壇在距離上比較接近，因此這三者具有較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說這三家智庫可能擁有較多相同的連鎖研究者。
表4 日本外交智庫間的關系強度
（三）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社會網絡的中心度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中“點的中心度”（point centrality）概念來源于社會計量學的“明星”概念。一個核心點指的是處于一系列聯(lián)系“核心”位置的點，一個點的度數(shù)就是與該點直接相連的其它點的個數(shù)。通過測量一個點的中心度，可以了解這個點所代表的個人或組織在其社會網絡中具有怎樣的權力，或者居于怎樣的中心地位。根據(jù)測量標準不同，刻畫中心度的指標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分別是：度數(shù)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中間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和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度數(shù)中心度的含義與“點的中心度”概念最為接近，指的是與某個點相連的其它點的個數(shù)。中間中心度測量的是行動者對資源控制的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為其所在社會網絡中的“中間人”或“掮客”。對某個點接近中心度的測量是計算該點與其它各個點之間最短距離之和，一個“距離和”較小的點與圖中其它許多點都“接近”。換句話說就是，某個點的接近中心度的值越小，越說明該點是網絡的核心點。下面利用上文中的17 行×17 列1-模矩陣數(shù)據(jù)（表格3）進行智庫的三種中心度計算（表格5），并根據(jù)計算結果重新繪制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社會網絡圖。
表5 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關系的中心度分析結果
注：該表為UCINET中心度運算結果截圖。根據(jù)論文需要，只選取了前三項中心度運算結果加以展示。
從表格5可見，度數(shù)中心度最高的智庫是日本全球論壇，其值為10.000，度數(shù)中心度最低的智庫是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平政策研究所和政策智庫PHP總研，它們的度數(shù)中心度值都是0.000。這說明在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中，日本全球論壇總共與10個智庫有聯(lián)系，而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平政策研究所和政策智庫PHP 總研與其它智庫都沒有聯(lián)系。這一結果與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關系強度（表格4）排名情況一致，而且與社會網絡圖的內部結構狀況相符（圖2、圖3）。
接著來看中間中心度的結果。度數(shù)最高的智庫是東京財團，其數(shù)值19.833超過了此前在度數(shù)中心度上排名最高的日本全球論壇，成為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中最重要的“中間人”（brokerage）?！爸虚g人”是指社會網絡中向一個位置發(fā)送資源，卻從另外一個位置那里得到資源的行動者。重要的“中間人”往往掌握著較為豐富的社會資本，更熟悉其它行為體的想法和行為，從而為自己帶來更多的觀念選擇的機會。并且這種視野優(yōu)勢能夠為自身和所屬凝聚子群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機遇。另一方面，度數(shù)中心度較高的東亞共同體評議會、21 世紀政策研究所、日本國際論壇的中間中心度卻很低，分別只有8.750、3.083、0.500。這說明東京財團在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中擁有社會資本優(yōu)勢，而東亞共同體評議會、日本國際論壇等與其它智庫共享了較多的研究者，卻未掌握充足的資源。
最后來看接近中心度數(shù)據(jù)，數(shù)值最低的是日本全球論壇（84.000），其次是東京財團（85.000），數(shù)值最高的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平政策研究所和政策智庫PHP 總研均為289.000。這說明日本全球論壇、東京財團最靠近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的中心，而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平政策研究所和政策智庫PHP 總研則離中心最遠。
根據(jù)上述三種中心度數(shù)值重新繪制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社會網絡圖，從下圖4 中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東京財團、日本全球論壇、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的中心度最高，因此這三家智庫是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中的核心智庫。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平政策研究所和政策智庫PHP 總研位于該社會網絡之外，佳能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日本戰(zhàn)略研究論壇則處于網絡的邊緣。
圖4 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社會關系網絡中心度分析圖
綜上所述，日本國際論壇、日本全球論壇和東亞共同體評議會三家智庫之間的相似性最高。在現(xiàn)實當中，這三家智庫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智庫綜合體，它們互為“姊妹團體”，分別承擔了調查研究、政策對話和構建區(qū)域知識共同體的智庫功能。東京財團在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網絡中掌握著最多的資源，擁有影響智庫社會網絡發(fā)展的較強能力。東京財團本身是隸屬于日本最大財團——日本財團的獨立民間智庫。日本財團向其提供資金支持，東京財團則主要負責日本財團的國際業(yè)務。此外，東京財團還與美國戰(zhàn)略國際問題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等世界著名智庫有著長期的研究合作關系。因此具備了較強的政策影響力。企業(yè)智庫佳能國際戰(zhàn)略研究所和右翼智庫日本戰(zhàn)略研究論壇是該網絡中的邊緣行為體，對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的影響力較弱，并未成為日本核心的外交政策智庫。國際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平政策研究所和政策智庫PHP 總研三家智庫完全被排除在關系網絡之外。其中的國際公共政策中心由于主要研究領域并非外交政策，所以與該社會網絡內其它智庫沒有形成緊密的聯(lián)系，而另外兩家智庫則是由于自身影響力有限，才被排除在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之外的。
本文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法描繪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的關系網絡。通過對17 家日本外交政策智庫與320 名主要研究者之間隸屬關系的分析，明確了哪些智庫在該社會網絡中占據(jù)核心位置，以及核心智庫發(fā)揮政策影響力的方式。研究發(fā)現(xiàn)，日本外交政策智庫在網絡中強化自身關系強度、提高自身影響力的方式有兩種：一種以東京財團為代表。這類智庫主要利用所掌握的社會資本，在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社會網絡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通過控制資源與信息的流動，提高自身在網絡中的“權力”，進而憑借優(yōu)勢地位影響其它相關聯(lián)智庫、甚至是網絡整體的發(fā)展；另一種以日本國際論壇、日本全球論壇和東亞共同體評議會為代表。這三家智庫在其官方網站上聲稱，其自身分別擁有自己的人員編制與預算計劃，在組織形式上屬于彼此獨立的組織。另一方面，這三家智庫的主要研究者高度重合（參見表格4 與表格5），在預算執(zhí)行方面相互協(xié)作，在具體業(yè)務上分別承擔了智庫的調查研究、政策對話和構建知識共同體的功能。這種方式有助于智庫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實現(xiàn)更加高效的政策產出，并以“三位一體”的整體優(yōu)勢提高他們在網絡中的影響力。
本文通過社會網絡分析證明了日本外交政策智庫間通過共享研究者的方式結成了較為稠密的關系網絡結構。而對比美歐等國的智庫現(xiàn)狀可以發(fā)現(xiàn)，歐美智庫尤其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智庫，在研究人員方面往往具有更高的獨立性，所結成的社會關系網絡多為跨國性或國際性的協(xié)作或執(zhí)行網絡。較之歐美智庫，日本外交政策智庫之所以結成了更高密度的社會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自身的發(fā)展程度、能獲取的資源數(shù)量都更為有限。由于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的研究者資源不夠豐富，造成了少數(shù)有影響力、能發(fā)聲的高級別的研究人員頻繁游走于幾個智庫之間的情況，推高了智庫間共享研究者的數(shù)值。再者就是日本智庫的財政規(guī)模比同類型歐美智庫要小，而國內法律環(huán)境限制與捐贈傳統(tǒng)的缺乏，進一步導致大多數(shù)日本智庫財源受限，不得不更多地依賴政府補貼與官方項目委托以維持財源穩(wěn)定。而日本較為封閉的政治文化和決策體系，使得民間政策研究機構進入外交決策系統(tǒng)的通路較為狹窄，能夠進入其中的智庫通常具有官方背景，且相互之間的聯(lián)系程度較普通民間智庫之間更高。
此外，本文的研究價值還在于驗證了社會網絡分析法在智庫研究中的有效性。當前的智庫研究主要關注對個體智庫的研究，或者針對不同國家智庫的比較研究。盡管智庫網絡化、國際化已經成為當前全球政策市場中的普遍趨勢，但是學界卻并未對智庫間關系的研究投入過多的精力。并且，現(xiàn)有的對個別智庫對外合作情況的分析、還有那些借用網絡概念對智庫合作行為的泛泛而談，并不能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智庫所在政策網絡的整體狀況。而社會網絡分析法為觀察智庫間關系、了解“智庫如何發(fā)揮影響力”提供了另一種視角。這種研究方法將智庫視為無差別的行為體——網絡中的點，避免了那些關于智庫個體特征的紛繁復雜的細節(jié)描述所帶來的干擾，提供了一種觀察智庫政策影響力機制的結構化方案，有助于我們從另外一種角度觀察智庫這一政策行為體的整體狀況。
不過，這種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首先，社會網絡分析需要基于研究者所收集的關系數(shù)據(jù)而展開。通過抽取各種公開發(fā)布的紙質或電子文本資料的社會關系信息、設計標準化問卷、開展正式及非正式訪談等方式都可以獲得研究所需的數(shù)據(jù)資料。但是，數(shù)據(jù)選擇標準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的主觀判斷與選擇，并且一些關系數(shù)據(jù)可能無法通過公開渠道獲得，這就容易導致分析樣本出現(xiàn)數(shù)據(jù)上的偏差或缺損。而且從客觀上來說，這種數(shù)據(jù)采樣上的缺陷很難從根本上杜絕。例如，本文的數(shù)據(jù)主要采集自各智庫官方網站的公開資料。如果個別研究者并沒有公開在某個智庫任職，但是卻頻繁參與該智庫活動的話，這一研究者的隸屬關系就無法在矩陣中體現(xiàn)。
再者，社會網絡分析法將網絡中的行為體視為無差別的“點”，排除了行為體的個體與社會屬性。這對各種數(shù)學運算的展開顯然是有利的。但是具體到社會科學研究，行為體的個體特征與社會屬性往往對其行為方式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社會網絡分析所呈現(xiàn)的關系結構主要反映的是行為體的“影響力作用機制”，而非影響力的絕對強度。例如，本文分析樣本中的防衛(wèi)研究所和JETRO 亞洲經濟研究所，在國際社會當中也具有較高程度的知名度，但是這兩家智庫在日本外交政策智庫網絡中的各項指數(shù)排名并不靠前。這顯然不是因為這兩家智庫本身的實力有限。防衛(wèi)研究所隸屬于日本防衛(wèi)省，由于其自身特殊的機構性質，導致其研究人員極少在其它智庫機構兼任，這就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其所擁有連鎖研究者的數(shù)量，因而拉低了該智庫在網絡中的一系列關系指數(shù)。而JETRO 亞洲經濟研究所雖然也進行較多外交政策領域的研究活動，但是其業(yè)務領域更側重于區(qū)域與國際政治經濟方面，導致其與網絡中其它智庫之間的連鎖研究者數(shù)量也較少。因此，在肯定社會網絡分析法在智庫研究當中的作用的同時，還應該重視與其它定性研究方法的結合，進一步提高研究精確度，這也是本文后續(xù)研究方向所在。（文章有刪改，詳細內容參看原文。）
文章來源：《國際觀察》2017年第6期
篩選：ササ 編輯：ササ 里仝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