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沈紅輝 發(fā)自東京
1970年被稱為“日本智庫元年”。進入70年代，日本戰(zhàn)后經濟高速發(fā)展期步入“問題井噴期”，環(huán)境污染、產業(yè)結構轉型等課題引發(fā)全社會思考，政府決策越發(fā)困難和復雜。各大企業(yè)和財團意識到要加強調研，為發(fā)展指明方向，于是紛紛出資成立智庫和研究機構。三菱綜合研究所、瑞穗情報綜合研究公司（前身）、日本綜合研究所（前身）等響當當的非官方智庫都是在這一時期創(chuàng)設的。據悉，至上世紀70年代末，日本智庫數量一度飆漲至1570家。
這股智庫熱在上世紀80年代不斷升溫，一直持續(xù)到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隨著上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步入蕭條，企業(yè)和政府開始收緊錢袋子，一些基礎薄弱又燒錢的智庫倒閉關門。日本智庫進入“優(yōu)勝劣汰的重組期”，如今數量較最高峰的上世紀80年代減少20%，但官方智庫和大財團的智庫未受太大影響，特別是大財團的智庫實力還日益增強，并誕生了東京財團、21世紀政策研究所等民間后起之秀。它們一直對政府決策產生影響。
外務省直接給智庫“點題”
日本官方智庫代表是外務省背景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這家由前首相吉田茂于1959年創(chuàng)建的日本智庫“老大哥”，在2014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評出的世界智庫影響力排行榜中名列第十三，亞洲第一。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運營資金，主要來自于政府以“補貼”名義提供的財政資金，研究成果主要為外務省決策服務。
如何處理對華關系，是近年來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緊扣外務省需求，將中國列為調研的重中之重。涉華研究成為最重要的調研項目，近年來僅公開的重點大型課題就包括《中國的對外援助》《中國政權換屆》《主要國家的對華認識和政策分析》等，涉及中國內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據了解，部分研究課題由外務省直接“點題”。另外，國際問題研究所返聘不少外務省退休下來的官員，現任理事長野上義二就曾在外務省工作20多年，這些退休官員成為連接外務省和研究所的紐帶。
政府背景的智庫還包括防衛(wèi)省的“防衛(wèi)研究所”、經濟產業(yè)省的“經濟產業(yè)研究所”等，由于其性質是隸屬于中央部門的外圍團體，因此研究面比較窄，專業(yè)性強，規(guī)模不大，近年來還因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發(fā)展受限。
政商關系疏密決定影響力
在日本，覆蓋面更廣、規(guī)模更大、調研能力更強的是大財團和大企業(yè)智庫。它們是營利機構，有償承接政府調研項目，影響政府決策的可能性也很大。日本最大財團三菱集團旗下的三菱綜合研究所擁有3580名員工，下設20多個部門，2014年營業(yè)額達近900億日元。
其服務對象包括企業(yè)客戶和政府客戶，針對政府客戶的服務領域包括產業(yè)政策、科學技術、安全防災、交通物流、外交安保等14個領域。三菱綜合研究所提供一條龍服務，不單單出個前期調研報告了事，還會協助政府制定政策、落實政策、事后評價政策。其推出的一整套標準化智庫服務，受到日本各級政府青睞。其官網顯示，2013年僅中央政府部門就委托其調研了336個項目，從總務省、國土交通省等內政部門，到外務省、防衛(wèi)省等涉外部門，都是其忠實客戶。
政府花真金白銀買來的智庫報告，反映到具體政策的可能性極大。大財團和大企業(yè)智庫對日本政府的影響力，絕對不容小覷。
除營利性財團智庫外，日本還有公益性較強的非營利民間智庫。這些智庫主要是大資本家等自掏腰包資助創(chuàng)立的，既是其回饋社會的公益組織，也是影響社會輿論、政府的工具。如果背后控制者和當權者走得很近，其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將直線上升。
比較著名的東京財團，是日本第一大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財團運營的非營利民間獨立智庫，依賴財團基金收益，財力雄厚。其調研領域涵蓋外交和安全保障、經濟和社會保障與環(huán)境和社會基礎，主要通過發(fā)布政策建議、研究報告、舉辦主題論壇等等引導輿論，對政府施加影響。東京財團的研究員是各領域頂尖專家，比如日本外交專家北岡伸一、現代中國政治專家高原明生等，其報告和舉辦的論壇等很有分量，經常被日本主流媒體解讀分析。
在小泉純一郎和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期間，東京財團和政府關系甚密，一度被稱為“影子首相官邸”，甚至被認為“是首相施政演講的起草者”。2011年，東京財團發(fā)布一篇題為《對新版防衛(wèi)計劃大綱的五個建議》的政策建議，提出日本應該積極為國際和平活動作貢獻，并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安倍政府2012年上臺后，確實提出“積極和平主義”，并廢除了武器出口三原則。東京財團的這份報告，一定意義上成了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風向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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