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能取代明朝，成為其之后的又一個大一統(tǒng)封建王朝，仰仗的是開國之初那批戰(zhàn)力強勁的八旗子弟兵。
雖然明朝的內(nèi)亂也幫了清朝的大忙，可要想坐穩(wěn)江山，先后擊敗李自成、張獻忠、南明等各方勢力，沒有充足的武力保證是不行的。
在清朝建國之初，滿八旗子弟兵就是清朝（包括后金時期）最大的立國之本。
但隨著清朝逐漸坐穩(wěn)了江山，這片花花世界同樣也腐蝕了八旗的斗志和意志。
特別是為了更好的統(tǒng)治整個王朝，和人數(shù)遠遠超過自己的漢族人民及其文化、生活習俗相融合，就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了。
這些遠比滿族傳統(tǒng)文化先進的文化習俗、生活習俗、飲食習俗等，也都讓八旗子弟兵們逐漸愛不釋手。
尊孔子、學儒術、行漢禮、改漢名、習漢俗等等行為，在八旗中慢慢成為一種潮流。
在清朝皇室中，就有許多不喜歡參與政治斗爭的皇族子弟，慢慢變成了儒學大師、漢文化大師。
這些都讓清朝的皇帝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們需要“滿漢一家”的政治口號和部分實際行為，但又不希望真的把自己徹底漢化了。
因此，呼吁八旗子弟兵們保持滿族傳統(tǒng)的行動，清朝的皇帝們一直都在努力踐行著。
特別是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察覺到了八旗子弟的墮落和漢化傾向嚴重，在其執(zhí)政期間，都正式把保持滿族傳統(tǒng)當成了一大政治主張來實行，美其名曰“護守成憲”。
乾隆的祖輩們當然也有類似想法，但執(zhí)政時相關成效不怎么大。
因為順治、康熙、雍正等皇帝，執(zhí)政期間或因為戰(zhàn)爭的需要，或因為統(tǒng)治還不穩(wěn)定，或因為改革的需要，無法更嚴厲的進行影響團結(jié)的政治行為。
文字案件可以有，發(fā)發(fā)牢騷也可以有，但公開將維護滿族傳統(tǒng)這種行為提出來當成政治口號并監(jiān)督實行卻沒法搞。
只有到了乾隆朝，一切都相對穩(wěn)定了，乾隆朝早、中期，清朝幾乎沒有什么統(tǒng)治危機，乾隆皇帝才有心情開始重視這個事情。
也因此，乾隆以幾百年前跟南宋并列的金朝敗亡的教訓為由頭，以“護守成憲”為口號，從繼位之初就開始要求八旗子弟要保持滿族傳統(tǒng)。
根據(jù)《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卷九十二》中的記載，乾隆皇帝曾表示：
金源盛時，諸務整飭，崇樸撿而不事虛浮，自明昌（金章宗年號，在位時發(fā)展文治，尊崇儒家、限制女真人特權，鼓勵和漢族通婚）一變舊風，相率入文恬武嬉，日以（王亢，王字旁加亢，無法打出來）弱，至是而積廢不可復理，為國而不知護守成憲，其勢必至于憤敗……
為吸取金朝衰敗的教訓，乾隆認為有必要提醒八旗子弟“護守成憲”，即保證滿族傳統(tǒng)風氣永遠存在。
而其中最為乾隆皇帝重視的是語言、服飾、騎射習俗。
乾隆認為要恪守成憲，“清語（即滿語）騎射為滿洲根本”，“輕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
針對語言，乾隆強烈要求滿族官員在奏折上用滿語書寫。
比如乾隆十九年時，他在給貴州總兵諾倫的奏折批語上就批示：“汝既系滿洲，何不用清字？”
再如乾隆二十年時，乾隆用滿語寫折子發(fā)給福建巡撫鐘英（滿洲鑲藍旗人，覺羅禪氏，至乾隆朝，很多滿洲官員喜歡改成漢名），鐘英用漢語書寫奏折回復，也遭到了乾隆的批評：“覽，毋忘根本，學彼偽習，戒之。”
對于騎射，乾隆也要求八旗子弟必須勤習，并將其當成八旗子弟考進士的基本條件，“凡鄉(xiāng)會試，必須先試弓馬合格，然后許入場屋?！?/span>
至乾隆五十年時，乾隆都急切到嚴厲警告諸八旗子弟和大臣，誰如果荒廢騎射，就將其父子兄弟一起問罪。
對于衣冠服飾（當然還包括發(fā)辮），乾隆就更重視了，根據(jù)《乾隆實錄·卷九一九》中的記載，他于乾隆三十七年時，對此深刻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衣冠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沿襲。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謂禮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說，至遼金元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輒改衣冠，盡失其淳樸素風，傳之未久，國勢寖溺，洊及淪胥。蓋變本忘先，而隱患中之，甚可畏也……深維根本之計，毋為流言所惑，永遠恪遵朕訓，庶幾不為獲罪祖宗之人……
為此，他還在乾隆五十年時，借孔子第六十八世孫孔繼汾被族人告發(fā)不當編寫《孔氏家儀》一案，將自己重視滿洲衣冠的情緒發(fā)泄了出來。
《孔氏家儀》是人家孔家教導后人禮儀的書籍，但其中因?qū)懹小霸鰷p會典服制”、“今之顯悖于古者”、“于區(qū)區(qū)復古之苦心”等言論，讓乾隆大發(fā)雷霆。
乾隆指責孔繼汾是因為“平日抑郁不得志”，所以“借以沽名抒憤，其（反、或怨望）心更不可問。”
乾隆很憤怒，但又不能以人家寫自家的教導書籍而定罪，最后，孔繼汾以篡改《大清會典》之罪，被發(fā)配充軍。
乾隆皇帝把自己對保持滿族傳統(tǒng)的重視明明白白地寫在臉上，記在心中，并做出了不少實際上的維護舉動，但并沒有什么用。
如孔繼汾案發(fā)生在乾隆五十年，他警告八旗官員如荒廢騎射，就懲治全家的言論也是在乾隆五十年。
顯然，乾隆從繼位初期就重視的“護守成憲”的行動并沒能打動八旗子弟們，以至于到了執(zhí)政晚期，還需要他不停地呼吁和發(fā)出警告。
這沒道理可講，先進取代落后，是社會發(fā)展的需求，對于清朝而言，以少數(shù)統(tǒng)治多數(shù)，更是需要少數(shù)融合進多數(shù)，別說乾隆了，努爾哈赤、皇太極復生都沒用。
乾隆死后，后繼的清朝皇帝們就更加無法解決乾隆生前擔心的問題了。
嘉慶皇帝連文字案件都終止了（他死后被稱為“仁宗”，跟這事有很大關系），還希望八旗子弟們能學習務農(nóng)，把八旗子弟遷移到關外去種地，即所謂的“京旗移墾”（被抵制后沒能成功實行）。
很明顯，后繼的清朝皇帝們對于所謂保持滿族傳統(tǒng)的事情，都放棄治療了。
當然，保持了又有什么用？如乾隆重視的騎射，面對越來越先進的火槍、火炮，騎射還能干什么？
乾隆搞出來的“護守成憲”，只是他對于真正的“滿漢一家”的警惕心理發(fā)作后，做出的最后掙扎，失敗是當然的。
參考文獻：《乾隆實錄》《宮中擋乾隆朝奏折》《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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