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教授和葉嘉瑩先生
我在葉先生身邊確實非常幸運，不僅僅從教學治學上學到東西，更重要的是學會了面對生活的態(tài)度——怎樣能夠從容，怎樣能夠讓自己內(nèi)心更加地強大。
她一直在付出，不管未來是什么樣的結局，她都愿意去做，甚至是抱著一種“獨釣寒江雪”的態(tài)度在做，是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她說，這樣活著才有意義。
精神境界比較高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在高處俯瞰著人間，還有一種是來到了人間。來到人間的又分兩種，一種是他到了人間就被塵世的污泥給墜下，再也飛不起來；但還有一種人可以飛起來，而且還可以帶著周圍的人一起飛。我想，最后這一種，應該就是先生的目標吧。
——張靜
好將一點紅爐雪，
散作人間照夜燈
○
張靜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有時候，茫茫人海中，人與人的相遇相知相交，好像都有一種莫名的不可思議的緣在牽引著。回想起我跟葉先生的相遇相知，確實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緣。
因為我是在南京大學讀的博士，畢業(yè)的時候也沒有想到要繼續(xù)做博士后，很偶然的機會下，有一天一位在南開讀書的朋友跟我通話，說葉老師的課講得特別好，而且告訴我葉先生在國內(nèi)還招生，我聽了這個消息特別震驚，之前一直以為她在海外。后來這位朋友幫我問到了葉先生的電話。那是我第一次和葉老師通電話，我當時就覺得葉先生特別熱情，聲音很有吸引力，既堅定，又悅耳。我們談了很久，葉老師問了我博士研究的課題，并歡迎我來南開。她還告訴我說，2003年10月她會在南京做講座，到時候可以見面。
在東南大學的講座上，我生平第一次見到葉老師。當時葉老師好像肺部感染了，白天輸了液，打了吊瓶，晚上演講的時候手背上還貼著醫(yī)用膠條。在這種情況下，她還是站著講了兩三個小時。演講結束后我到前面去跟葉老師打招呼，說我是南京大學的張靜，葉老師記憶力非常好，她一聽，立刻就說，喔，歡迎歡迎，歡迎到南開來。
《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內(nèi)頁圖
與葉老師再見面，是2004年的教師節(jié)。那天葉老師從溫哥華回到南開，我們這些學生給老師接風。那一年正好也是葉先生八十華誕，會議時間定在10月21日，時間很緊張，要趕緊準備。我這人一旦做起事情來就很投入，哪怕是籌備會議也是如此，后來我的博士生導師莫礪鋒老師也來參加會議，莫老師在葉先生面前也是學生輩，葉老師跟他肯定了我的工作，說挺希望把我留在身邊的。
我想正是因為這個會議，我與葉先生之間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準備會議的過程中會有很多溝通，葉先生可能晚上十一點還在跟我通話，早晨六點就又跟我打電話，說有什么工作要準備。所以我們好像沒有那種從遠到近漸變的認識過程，一下子就進入了熟悉的狀態(tài)。
2006年6月，我博士后出站留校。我印象很深，那年9月的一天，葉先生早晨七點鐘給我打來電話，她說張靜你能不能過來一下，我摔了一跤。說來真是奇怪，那天凌晨一點多我突然醒了，我很少會在睡覺中間醒來。醒來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會不會有什么事情，很擔心是不是我在英國工作的愛人出了什么事，沒想到是葉老師。接了電話，我就趕快跑過去。我家離葉先生家不遠，騎車也就十來分鐘。后來我問她是怎么摔的，她說是晚上起夜，從洗手間回床上的時候，覺得已經(jīng)到床了，但其實沒有，就一下坐空了摔在地上，導致左鎖骨骨折。骨折多疼啊！但是先生覺得凌晨一點多鐘給我打電話很不禮貌，居然就一直堅持著，等到早晨七點鐘才打電話給我。這件事也給校方和我們身邊這些人員敲響了警鐘：葉老師畢竟上了年歲，身邊必須得有個人。
陪護葉老師的經(jīng)歷，讓我了解到骨折的術后康復過程是多么痛苦，不是說骨頭接上就行了，骨頭要長，周圍的肉可能會發(fā)炎。葉先生白天做完手術，晚上就疼醒了。她和我說：“張靜，把報紙拿來，我要看一下報紙?！?/p>
每一個人表達疼痛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可能會不停地長吁短嘆，但有的人會通過閱讀、創(chuàng)作來排解肉體上包括心靈上的疼痛。
葉先生晚上疼得睡不著就看報紙、看書，她不愿意讓任何時間白白虛晃過去。等到能夠下地了，她就開始練鶴翔樁。她的精神意念、意志力非常強大、遠遠超越一般人。在先生身邊，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大的收獲：無論在現(xiàn)實中遇到了什么苦惱或是肉體上經(jīng)歷什么樣的疼痛，其實都可以從精神上戰(zhàn)勝它。
葉嘉瑩先生在迦陵學舍
葉先生原來也跟我講過，為什么她北美中國兩邊飛的時候可以不倒時差，其實都是熬出來的。她早年的那些手稿，上面都是筆畫的道子。因為有時候特別困，但是還要備課，禁不住打了個盹兒，筆就不小心畫上一道，人醒了，就接著再看再寫，就靠意志力生生撐起來。我在葉先生身邊確實非常幸運，不僅僅從教學治學上學到東西，更重要的是學會了面對生活的態(tài)度——怎樣能夠從容，怎樣能夠讓自己內(nèi)心更加地強大。
記得剛剛跟隨葉先生的時候，有一次她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講女性詞的時候說，法國作家法朗士寫過一本《紅百合》，書里說一個女子如果出生在一個比較幸福美滿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較甜蜜，到三十歲的時候連一場大病都沒有生過，那么，注定她對人生的認識是膚淺的。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那時我也快三十歲了，聽了以后醍醐灌頂，這不是在說我嗎？我就跟葉老師匯報，葉老師說我沒有說你，我是說有個作家這樣寫過。不過，葉老師確實在引領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我好像一直都是在學習，從來沒有真正地開始思考人生，那時候閱歷也有限，沒有接觸這么多，也沒有面對過復雜的生活。我留校以后一開始也不適應，比如講課嗓子啞了。葉老師就會說：“嗓子啞了？接著上。上得再多一點，就把這個關給過了。以后你再講課，講多少課都不會啞了?！?/strong>這給了我很好的經(jīng)驗。
1971年在英國牛津大學
大概到了2011年的時候，葉先生還沒想好要定居國內(nèi)還是溫哥華，如果去溫哥華的話，最好能有個伴。她那時候?qū)ξ艺f，你現(xiàn)在當務之急就是學英語，然后申請一個國家留學基金的項目，跟我一起到溫哥華去。因為我是我們研究所所長助理，我最應該幫她整理材料帶回來。從此我每周去北京上四次英語課，每天八點鐘上課，我五點鐘起床，到天津火車站趕六點十分的早班車到北京，倒兩次地鐵，晚上九點四十下課，再到北京火車站趕末班車回天津。
那時候我的孩子不到一歲，后來我母親的左鎖骨也骨折了，我愛人又在外地，我跟我爸兩個，一個人在家?guī)Ш⒆?，一個人在醫(yī)院照顧我母親，確實挺累的。葉先生說，都很辛苦，我這把歲數(shù)還跨洋奔波呢，而且還得倒貼錢。我剛開始回國的時候，路費也是自己出，存的積蓄捐給國家，捐給學校，設立獎學金，我是為了什么？每個人都應該有一點精神的追求，要有超越現(xiàn)實俗務的能力。
忙過這一陣后我見到葉先生，葉先生說，張靜你瘦了。我說是，但是跟您經(jīng)歷過的那些比不算什么，那時候您帶著兩個孩子還要整天上課，更不容易，而且現(xiàn)在這個時代的生活條件已經(jīng)比那時候要好很多。因為葉先生，我感覺自己看待事情的角度也產(chǎn)生一些變化，葉先生看待人生的視野和出發(fā)點都使我特別受益。
張靜教授陪同葉嘉瑩先生參加“葉氏駝庵獎學金”頒獎典禮
在溫哥華的時候，葉先生每天都喝中藥，有一天我熬藥時不小心把藥罐打碎了，先生當時就脫口而出：“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意在安慰我：碎了就碎了，不用在意。所以葉先生為什么如此長壽，為什么能獲得這樣的成就，我覺得跟她的心境有關。
她對現(xiàn)實生活是看得很開的，面對現(xiàn)實苦難沒辦法選擇的時候，她會隨遇而安；但是在文字上，在教學態(tài)度上，先生的嚴謹近乎苛刻。比如葉先生寫稿子往往都會改五六遍，即使編輯那邊已經(jīng)排稿了，她可能還打電話說又要修改兩個字。先生覺得這必須得改。比如有人請她做講座，講的內(nèi)容明明是她已經(jīng)講過一百遍的話題，她晚上依然認真?zhèn)湔n到兩三點鐘。
雖然中醫(yī)講熬夜不好，不利于健康，但她已經(jīng)習慣了，改變對她來說反而可能會影響健康。先生每天早晨六點半左右起床，晚上兩三點鐘才休息，一向是這樣的節(jié)奏。不過先生有午休的習慣，這樣晚上精力會充沛一些。每次吃完午飯后，是先生最自在最輕松的時候，她可能會看看電腦，看看報紙什么的，然后才去休息。
葉先生有她非常執(zhí)著的一面，她想完成的事情一定要做。比如說回國這件事。她回國那個時候跟現(xiàn)在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形，20世紀70年代回國，回到北京四合院的老家還是用公共廁所，她要穿過巷子去找土廁所（旱廁）。北美那個時候生活水平比國內(nèi)高很多，用慣了家里抽水馬桶的人，再用那種沒有隔斷的公共廁所，實在難以想象。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她還愿意自費回國來教書。
葉嘉瑩先生1979年初抵天津與南開大學諸教師合影
葉先生回國后寫的長詩《祖國行》
我覺得在溫哥華的那段時間是先生特別難忘的一段光陰。在大陸，尤其是近些年葉先生年歲高了以后，我們往往會覺得先生像一個“神”，但是在溫哥華，因為她的鄰居、學生也都比較年長，他們可能更多的是把她當成“人”。大家跟葉先生交往就像朋友一樣，先生可能反而比較自在。她也會發(fā)點小小脾氣，大家也會爭論，同時大家也會帶著葉先生一起出去度假。先生有著像詩人那樣游覽山河大川的情懷，在哈佛時，葉先生周一到周五都在圖書館，到了周六日，她的學生就會開車帶她出去游玩。但是這種情況在國內(nèi)就很少，即使跟先生一起去游玩，大家也是像供神一樣地要抬著她，也許先生感覺不是很自在，所以這些年出去得少多了。
我記得葉先生以前講課時曾經(jīng)提到過，后來我看顧隨先生的講義里也講到過這一點，她說精神境界比較高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在高處俯瞰著人間，還有一種是來到了人間。來到人間的又分兩種，一種是他到了人間就被塵世的污泥給墜下，再也飛不起來；但還有一種人可以飛起來，而且還可以帶著周圍的人一起飛。我想，最后這一種，應該就是先生的目標吧。
葉先生天生會對一些人產(chǎn)生影響力，這些人往往可能是在遇到困難、心里有些欠缺失落的時候，聽葉先生講詩詞，心靈會得到慰藉。比如我們這些在葉先生身邊的人，聽她講課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感召。
另外很重要的是，先生給人的感覺特別真誠，毫無保留。她一見到你，就會毫無戒心地跟你表達自己的一切想法。有一年某所大學請葉先生去指導學生們的詩詞誦讀比賽，沒想到領導學生都在場。葉先生說：“你們這是弄虛作假！”
她先問一個大四的學生，你背誦了辛棄疾的這首詞，那你知道他寫于哪一年嗎？寫的時候辛棄疾是一種怎樣的心態(tài)？學生不知道。葉老師說，當你夸張的手勢、起伏的聲調(diào)超越了對作品本身的了解的時候，就是虛情假意。后來他們系主任馬上叫我說：“張老師，葉先生累了，您帶她趕快走吧?！?strong>其實葉先生是有種使命感，她也不是故意去得罪人，只是不想因為圓滑世故而缺失真誠。
葉嘉瑩先生在迦陵學舍
剛到溫哥華的時候，我和葉先生生活在一起。我喜歡喝果汁，葉先生每次見我喝都說，這對身體是有害的，你應該像我一樣多吃水果。我本來喜歡吃香腸，先生說，這都不是健康的食物，想吃肉就買一塊真的肉。她是真的想把她認為好的東西給你，喜歡把她的一些經(jīng)驗傳授給你。葉先生這么直接，但為什么大家，包括一些內(nèi)向的同學還是會和先生走得那么親近？我覺得是因為先生的這種真誠。她夸獎你不是敷衍了事的夸獎，批評你也不是一種情緒的宣泄。她認為是善意的，會一再地對事不對人地糾正你。哪怕是面對陌生人，她都有高度的熱情去提醒你。她沒有機心。
葉先生特別注意細節(jié)。記得2012年暑假，我先生帶兒子來溫哥華看我，我去機場接完他們，一進家門，就見先生端來了三個盆子。為什么呢？因為有一次我在先生家和家人視頻，葉先生和我的孩子打招呼說：“天天，你看我吃的是什么呀？”我孩子說不知道。葉先生就說是桃子和李子合在一起的桃李合。孩子說沒吃過。這是很早以前發(fā)生的一件小事情，之后大家都忘了。但沒有想到我們一到家，先生就端出來三個盆子，一個盆子里泡了桃，一個盆子泡了李子，一個盆子里泡了桃李合。先生說：“天天，你不是沒有見過桃李合嘛？我讓你看一看，什么叫桃李合。”你會感覺，哎呀葉先生真的是細膩，對一個小朋友都會如此投入，那你可以想見她為人處世上那種用情的真。
葉先生和小朋友
所以很難得，葉先生欣賞得了詩詞中那種幽微曲折的美，而在生活中待人接物時，又很直接，很率真。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來南開開會時曾說，顧隨絕對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就因為他教出來一個學生叫葉嘉瑩。顧隨先生是述而不作、不立文字的這樣一種人，如果按照我們現(xiàn)在教育部的評選考核標準，顧先生根本沒有資格在大學里當老師，因為他不發(fā)表論文，只是把學生培養(yǎng)好，只是帶給學生一種感發(fā)的詩詞的生命。北大出版社出了顧隨先生那一套講課實錄，即使我們讀的是筆記，依然會感覺到他那種對于生命的熱情。有人達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往往會厭世，但是顧先生不是這樣，他既有深度的引領，又有熱度的傳遞。我覺得這確實是了不起的地方。
1943年顧隨（前坐者）與學生們在顧家合影，后排右二為葉嘉瑩
葉先生很好地繼承了顧隨先生這種對于詩詞的感發(fā)，這種重在對生命境界的提升，她把作品本身與我們的生命關聯(lián)到一起。有很多人只是看了葉先生講座的視頻，看了一兩篇文章，就感覺跟她在感情上很親近，我覺得這就是詩詞文化本身的魅力所在。我們的文化延續(xù)了千年一直沒有斷，我們的人心是活的，詩詞的魅力吸引了葉老師這樣一位女性，使得她可以承擔起家庭生活中的重擔，可以在顛沛流離中走出絕望的陰霾。而且詩詞的力量不僅拯救了她，滋養(yǎng)了她，也反過來讓她來把它發(fā)揚光大，給我們的民族不斷提供正能量的東西，代代相傳，彼此溫暖，有信心一直走下去，傳續(xù)文化的薪火。
葉先生對我們的感召力不僅僅是來自一個學者、詩人、教師，還有她身上散發(fā)出的文化智慧，與傳統(tǒng)割不斷的血緣關系。
顧先生他們的那一個路子是“述而不作”，即重視自己對作品的解讀，以及這個解讀能夠怎樣引領學生的思想和生命層次更上一個臺階。葉先生后來到了西方國家執(zhí)教，也要寫論文，但她寫論文不是為了寫論文而去寫，而是對哪篇作品、哪位作家特別有感發(fā)、有最真實的感受才去寫。這是她學術研究的基本立足點，沒有功利心。我們現(xiàn)在的人可能是因為要評職稱、要博士學位、要畢業(yè)答辯，因為發(fā)表論文的壓力才去選擇論文的選題，但葉先生那時候不是這樣的，她從一開始選擇學術道路、學術論題的時候，就忠實于自己的內(nèi)心。
張靜教授和葉嘉瑩先生在迦陵學舍
葉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具有感染力，就是因為她寫的是自己的真實感受。因為選題是自己定的，不是別人的命題作文，所以才有感情投入，才有對作品精微的解讀。而先生從事女性詞的研究，是因為她到了晚年意識到一個問題，古代的女性作家留下來的作品體量和我們現(xiàn)在研究的體量是極不相稱的。葉先生本身是女性，再加上有了這樣一種學術反思，她意識到女性作品不能夠再用傳統(tǒng)的路子解讀，那樣可能永遠不能給出一個公允的評判，所以葉先生才開始關注女性詞，關注詞體本身的問題，而不是說先申請了一個女性詞的國家課題，而后才去研究。葉老師對于學問的這種態(tài)度，對我影響很大。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疑惑，京津霧霾這么嚴重，為什么葉先生最后選擇留在這里？很多人都想出國，想到空氣好人群少的地方安度晚年。但是先生講過，人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是活著不是為了吃飯。她希望晚年也能夠工作。當時先生也跟我講過，即使到了晚年自己不能隨意走動，只能靠輪椅或者只能躺在床上的時候，她還是希望我們把她帶回來的音像數(shù)據(jù)整理成文字，她還可以改。先生70年代選擇回大陸的時候，南開教授工資才幾十塊錢，葉先生說，我怎么好意思問國家要工資，要講課費呢？她完全不是為了自己有一個地方安度晚年才落腳在大陸。她一直在付出，不管未來是什么樣的結局，她都愿意去做，甚至是抱著一種“獨釣寒江雪”的態(tài)度在做，是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她說，這樣活著才有意義，才覺得自己不是在浪費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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