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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咨詢觀及其形成過程

我的咨詢觀及其形成過程

(2009-07-21 09:55:23)

  總的來說,我的咨詢態(tài)度、理念與方法,是當事人中心療法與精神分析的融合;以當事人中心療法的態(tài)度作為咨詢基礎(chǔ),人本主義精神貫穿始終。

 

  在當事人中心療法中,助益性關(guān)系是咨詢的基礎(chǔ)和核心,即咨詢師要為當事人的個人成長提供一種助益性的人際關(guān)系。“可用一句話來陳述這個總體的假設:如果我能提供某種類型的人際關(guān)系,那么對方就會在他自己身上發(fā)現(xiàn)運用這種關(guān)系來促進成長的能力,同時也就會產(chǎn)生個人的變化和發(fā)展。(《形成》P30)”

 

  之所以形成這樣的觀點,是因為在咨詢中羅杰斯逐漸發(fā)現(xiàn),“如果借助于某種理智的程序或訓練的程序,那我對這個遇到了麻煩的當事人是不會有任何幫助的。不可能依賴某種方法、某種知識、某種訓練或接受某種教學而達到實際有效的幫助。這些方法是如此的誘人,而且直截了當,以至于在過去我曾經(jīng)嘗試過無數(shù)次。我向當事人作出各種解釋,給他列出今后的行動步驟,教給他更加令人滿意的生活方式的知識,這些都是我們可以想到的。但是,在我的經(jīng)驗中,所有這些方法都是徒勞無益的。它們至多達到的是一些臨時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久就會消失,而留給個體的是比以前更多的挫敗感。所有的理性方法的失敗,迫使我不得不承認,人的變化看來是通過人際關(guān)系的經(jīng)驗發(fā)生的。……這些似乎在實踐經(jīng)驗和研究中都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證實。(《形成》P30)”

 

  “人的變化看來是通過人際關(guān)系的體驗發(fā)生的”,可以這樣理解:人的性格是在他先天的生物基礎(chǔ)上,由他在早年人際環(huán)境中的大量經(jīng)歷和體驗塑造形成的,因此,能夠促進性格改變的,只能是人際關(guān)系中的體驗——正面體驗越少的人越是如此,雖然知識、理論、認識常有不可或缺的輔助作用——它們?yōu)楫斒氯私佑|新的體驗打開了一扇門。

 

  這種助益性關(guān)系,首先需要咨詢師是“真誠透明”的,即處于咨詢關(guān)系中的治療師必須成為一個統(tǒng)一整合的人:在咨詢關(guān)系中,他表現(xiàn)他的真實自我——而不是一個外表,一個角色,一副偽裝;他能在當時充分準確地意識到自己的體驗;他也能接納自己當下的情感,他的表達與他最內(nèi)在的體驗也是一致的。這樣的人會讓人感覺到清澈見底、始終如一、值得信任,相處時輕松自在、內(nèi)心安全,從而傾向于放棄心理防御。

 

  其次,需要咨詢師內(nèi)心對當事人是熱誠關(guān)懷的,對當事人的內(nèi)在經(jīng)驗體驗到一種積極和接納的態(tài)度,需要咨詢師真正愿意體驗當事人的任何一種情感——恐懼,痛苦,驕傲,憤怒,憎恨,愛戀,勇氣或者敬畏。這意味著咨詢師以一種完全的而不是有條件的方式來欣賞當事人,無條件地認為他是一個自有其價值的人——無論他的狀態(tài)、他的行為、他的感受或者他的態(tài)度是什么樣子。這意味著對他作為一個獨立的人的接納和尊重,愿意看到他用自己的方式擁有自己的行為、感受、態(tài)度,無論它們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也無論它們同別人是多么的抵觸。這種對當事人經(jīng)驗變化的方方面面的接納態(tài)度,會形成一種人際關(guān)系,使得他感到溫暖和安全,使他感到可以表達真實的自己,無需偽裝,這是助益性關(guān)系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缺乏對人的興趣、表現(xiàn)出疏遠或距離感以及表現(xiàn)出過度的同情,都是無益于治療的。這里,涉及到咨詢師的實踐哲學觀,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咨詢師所持有的對個人價值、權(quán)利和意義的態(tài)度:是認為每個人都有是有價值的、有權(quán)享有其尊嚴,還是在內(nèi)心因他人的態(tài)度或行為看低他們;是尊重一個人的能力和他自我指導的權(quán)利,還是認為其生活最好應該由咨詢師來引領(lǐng)。

 

  羅杰斯發(fā)現(xiàn),一個人的實踐哲學,一個人的目標,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而是流動、發(fā)展的組織;伴隨著實踐的對人的態(tài)度和看法的發(fā)展是一個持續(xù)的過程,與咨詢師努力讓自己人格成長和整合的過程是密切相關(guān)的;并且,只有在他自己的人格組織中達到了對別人的尊敬時,他才能做到非指導。這種實踐哲學,被稱為人本主義哲學,其核心是人本主義態(tài)度和價值觀。

 

  根據(jù)羅杰斯及其同事的經(jīng)驗,對他人有深切的尊重和接納的人,最有可能的是對自身的價值和意義保持基本尊重的人;除非一個人首先(無條件地)接納自己,否則他不可能,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無條件地)接納別人。我能戰(zhàn)勝自身困難和障礙,正因為我選擇和吸收了人本主義價值觀,逐漸地能無條件地接納自己,這是我實踐當事人中心療法的人格基礎(chǔ)。

 

  選擇非指導,除了理論上的認識和前人的經(jīng)驗,還因為兩次想幫助他人走出困境的努力都失敗了。一次發(fā)生在05年,一位朋友從小處于母親的控制和貶損下,雖然頗受朋友歡迎,內(nèi)心卻依然孤獨而恐懼。我提出單獨找她聊聊,希望能幫助她解決這些問題,結(jié)果從此她對我避而不見。第2次發(fā)生在07年,這時我對當事人中心療法已有較深的領(lǐng)悟和認同,知道咨詢的前提是當事人主動求助,我這樣做可能不會有效果,但因為跟這位朋友的關(guān)系很好,因而幫助的愿望也就更加強烈。幾經(jīng)猶豫,我還是決定一試,因為即便失敗了,至少也是一次經(jīng)驗、一次證實。果然,她拒絕了我的好意,說我那樣“沖過去”要幫助她,讓她感覺到壓力很大,雖然她也說不清楚為什么會感受到壓力和焦慮。

 

  相似地,馬斯洛認為,有效的心理咨詢應該是道家式的。它不去侵犯,也不去干涉,更不是要進行重塑、校正和灌輸;成功的心理咨詢家應盡量遵循道家的思想,真正地尊重他人的內(nèi)心世界他們的任務只是幫助他人發(fā)現(xiàn)自己并自由地成長,讓人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實現(xiàn)自我的價值。他還說,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使他弄清楚了,無選擇性的認知意味著按其本來面目接受一種體驗或者一個人,而不是試圖對其進行干預或加以改變。這種做法使我們能夠在尊敬、欣賞以及體驗對方時采取一種順其自然、遷就隨和的方式,而不是支配、干涉、要求、甚至改變對方的方式;其結(jié)果,是“我無為,而人(民)自化。”

 

  榮格也發(fā)現(xiàn):我們只有接受一種事物才能改變它——譴責不能解放,只能壓抑。如果咨詢師想幫助一個人的話,他就必須能夠接受這個人的一切,包括他身上最糟糕的東西。沒有人僅僅通過語言就能做到這一點,只有通過咨詢師的真誠,通過他對待自己以及自身邪惡面的態(tài)度,他才能做到這一點;只有當他已經(jīng)看到并接受了自己的一切時,他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僅僅靠談話永遠是膚淺的。如果咨詢師想給另外一個人提供幫助,甚或只想陪他走一段路,他就必須觸及這個人的心理生活——只有通過毫無偏見的客觀性(接納),他才能觸及這個人的心靈。這也正是羅杰斯的觀點:“當我能夠接納另一當事人,即把他的感受、態(tài)度和信念作為他真實而至關(guān)重要的一部分如實接納下來,我才是在協(xié)助他變成一個個人,我認為這一點具有十分重大的價值。……在復雜的現(xiàn)實生活中,我越是單純地希望成為我自己,越是能夠理解和接受我自己以及他人的內(nèi)在真實,就越有可能激發(fā)較多的變化。……經(jīng)驗已經(jīng)告訴我,如果我的態(tài)度是有條件的,凡是我不能充分接受的經(jīng)驗領(lǐng)域,他就不能有所變化和成長。”榮格還認為,這種客觀性是人的一種品質(zhì)——一種對事實和事件的深刻尊重,一種對因為這些事實和事件而痛苦的人的深刻尊重,一種對于這樣的人生的秘密的尊重——也是咨詢師的一種(非凡的)道德成就。這種尊重的態(tài)度,使當事人較少害怕表達內(nèi)心中困擾已久的各種負面情感、想法,較少害怕暴露他本以為說出來后會遭到厭惡與輕蔑、從而令自己蒙受恥辱的種種品行。而當他對咨詢師有足夠的信任,有足夠的安全感來談論這些事情并認識到,這些事情并不會令人嫌惡時,他的罪責感、羞恥感就消失了??謶謪拹号c恐懼蔑視是神經(jīng)癥中的常見現(xiàn)象,這些對他人的恐懼構(gòu)成“阻抗”的一部分。

 

  道家式的、當事人中心的咨詢師尊重來訪者的獨立性,把當事人視為一個自有其權(quán)利的、與自己平等的人!雖然這個人有這樣那樣的癥狀或缺點,但這些都不是他應該被輕視的理由,他始終擁有同樣的人類基本特征,享有同樣的人類基本命運,同樣有不可剝奪的自由與幸福的權(quán)利。如果咨詢師束縛于他的過去,在與他的對話中把他當作一個沒有長大的孩子、一個無知的人、一個具有神經(jīng)質(zhì)人格的人或一個精神變態(tài)者來對待,那么在兩個人的關(guān)系中,咨詢師的這些概念中的每一個都會限制他成為真實的自我。如果咨詢師把他作為一個處在成為他自己的形成過程中的人來接受,那么咨詢師就正在做自己能做的來確認他,或者說他的潛能得以實現(xiàn)。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布伯有一句格言:“肯定別人!”這句話的意味特別深遠。他說:“肯定意味著……接納另一個人的全部人格……確認他,理解他,尊重他……促其變化……我在內(nèi)心確認他,那么在他內(nèi)心,關(guān)于這種人格……就能得到完善,能夠發(fā)展。”——只有當靈魂感受到來自他方的信任時,才有可能發(fā)揮其極細微的、不同尋常的能力!

 

  但并不是說有了尊重和接納就足夠了,需要咨詢師有敏感的共情,理解當事人的各種情感和表達的個人意義,助益性關(guān)系才有可能形成。只有當咨詢師深刻理解了當事人的恐懼、脆弱、傷感、或者聽起來荒唐怪誕的情感和想法——通過當事人的眼睛看到他的私人世界,感受到這些情感和想法如同他所體驗,并且接納這些情感、想法——只有這時當事人才會真正感到能夠自由地區(qū)探索內(nèi)心所有隱秘的角落,探索令人恐懼的縫隙,探索通常被深埋于內(nèi)心的經(jīng)驗——因為咨詢師的理解和接納,因為咨詢師陪他同行,各種可怕的因素對他來說變得相對安全了。沒有理解,接納是沒有用的,這點我親身體會過。那位喜歡我的女孩,雖然接納我如實表露的一切,但不能理解我困擾和感受,因而我還是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并最終從關(guān)系中撤離。

 

  因此,羅杰斯追問自己:“我是否能夠完全地進入他人的情感和個人意義的世界,而且做到設身處地、見其所見?我是否能夠完全進入他人的私人世界,而絲毫都不想進行評價和判斷?我是否能夠做到十分敏感,在他的世界中行動自如,而不會踐踏在他看來十分珍貴的意義?我是否能夠準確地意識并捕捉到他的經(jīng)驗的意義,不僅是當事人已經(jīng)明白意識到的,還有那些隱含不顯、朦朧隱晦甚至以為是混亂無序的經(jīng)驗的意義?”

 

  共情理解是一種寶貴的能力,獲得這種能力,需要一個人對自己有很好的理解,與自己的內(nèi)心有良好的溝通,正如波蘭著名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說:“如果你不懂自己的生活,那我想你也不會明白故事中那些人物的生活,不會明白別人的生活。”在戰(zhàn)勝自身困難的漫長過程中,獲益于多位精神分析大師的智慧和自身持之以恒的努力,我深刻理解了自己、理解了“人”——這幾位大師在其著述深入揭示了人的心理過程,他們對人類靈魂有最深的洞悉!

 

  最后,如果咨詢師能把這些體驗和理解傳達給當事人,而當事人也在某種程度上體驗到了咨詢師的真誠透明、接納和共情,助益性關(guān)系就形成了。在這種關(guān)系或心理環(huán)境中,當事人開始改變并重組自己的觀念。漸漸地他不再認為自己是不可接受的、不值得尊重的,不再認為自己必須依據(jù)別人的標準生活。他開始轉(zhuǎn)向這樣一個觀念,即自己是一個有價值的、自我定向的人,能夠在自身體驗的基礎(chǔ)上形成自己的標準和價值觀。他會對自己產(chǎn)生更多的積極態(tài)度,變得更少心理防御,并因此對自己和他人的經(jīng)驗變得更加開放。他的目標和理想都會變得較為現(xiàn)實——因而現(xiàn)實自我與其理想自我之間的反差也逐漸縮小——更容易實現(xiàn)。各種類型的緊張——生理緊張、心理不適、焦慮體驗——都會明顯減少。他會把自己的這種行為稱為成熟,非常了解他的人也會看見他表現(xiàn)出一種更加成熟的行為方式——這點可以參見《解脫之道》最后部分,我本人經(jīng)歷的這種變化。

 

  費德勒在一項被人反復引用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有著不同取向然而經(jīng)驗豐富的治療專家都與他們的當事人形成了相類似的關(guān)。這些因素主要是:能夠理解當事人的意思和感受;敏于感受當事人的心態(tài)(情感);不導致過多情感卷入的熱情和興趣。羅杰斯認為,正是這些因素將專家與非專家區(qū)別開來。在研究中羅杰斯及其同事發(fā)現(xiàn),正是這樣一些態(tài)度和能力,而不是咨詢技巧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對咨詢中的變化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形成》P39\P57)

 

  當事人中心治療之所以有效,是因為進化著的建設性力量為人類所固有,正是這種力量促使人們?nèi)崿F(xiàn)其固有潛力——正如很多先賢大家所觀察到和所相信的那樣。在個體自身中潛存著走向成熟的能力和傾向,存在著對自由和幸福的渴求,這些傾向可能深埋在心理防御的一層又一層的硬殼之下,它可能隱藏在精致的面具之后,但是在一種適當?shù)男睦矸諊校@種傾向會釋放出來,變成實際的而不再是潛在的東西。并且,歸根結(jié)底它是所有的心理治療所必須依賴的傾向。

 

  有人總結(jié)當事人中心療法說:“人有能力發(fā)現(xiàn)自己的心理問題,并尋求改變,已達到并保持心理健康。心理治療只要為求助者提供了足夠的尊重與信任,求助者就會依靠自己的能力發(fā)生改變,并不需要咨詢師從其外部進行控制和指導。”這接近于當事人中心療法的觀點,但遠不充分,它忽略了咨詢師的“真誠透明”和“共情理解”的必要性,此外,他還忽略了“當事人在最低程度上覺知到治療師對自己的接納和共情”這個必要條件。

 

  最后一個條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如果治療師的接納和共情不能被當事人感知到,對他來說這些就等于不存在,這種情況在咨詢中是實際存在的,我自己已親身經(jīng)歷過。這時首先應該做的,是獲得當事人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咨詢關(guān)系,只有這樣咨詢才有可能成功。如果當事人對咨詢師深懷恐懼,戒心難除,即使他具有天底下最良好的愿望,他也不可能對咨詢師自由、自發(fā)地表達自己,這會全面妨礙咨詢的展開。對咨詢師的恐懼和不信任——這在社交恐怖癥患者身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是他對周圍的人的恐懼、不信任的延續(xù),他把咨詢師感受為與他生活中接觸的人一樣對他有威脅,而這些威脅感實際上都出自于他的移情作用(弗洛伊德把無意識因素造成的歪曲影響稱之為“移情作用”,后來沙利文把同一種現(xiàn)象稱之為“人格失調(diào)性歪曲”。弗洛伊德發(fā)現(xiàn)——首先是在病人與醫(yī)生的關(guān)系中——病人并不實事求是地看待醫(yī)生,而是把醫(yī)生作為他自己的種種期待、渴望和焦慮的投射對象,這些期待、渴望和焦慮乃是病人童年時代因某個與之有重要關(guān)系的人而體驗到的。弗洛伊德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事實上我們是以一種歪曲的方式去看待現(xiàn)實。我們相信我們是在實事求是地看一個人,實際上我們從一個人的形象中看到的卻是我們自己的投影,而我們自己卻未能覺察到這一點。)。

 

  羅杰斯認為,對當事人而言,治療是一種學習,但他反對在咨詢中進行指導和教學,他確信:“唯一能對行為發(fā)生有意義的影響的學習是自我發(fā)現(xiàn)、自我擁有的學習。對事實進行個人評價并把它吸收到經(jīng)驗中,像這樣的自我發(fā)現(xiàn)學習是無法與他人進行直接交流的。人往往很自然地熱衷于直接交流自己的經(jīng)驗,而一旦這樣做了,交流就變成了教導,其結(jié)果也就成了不合邏輯的了。”但是,很多前來尋求幫助的當事人,自我探索的能力都被嚴重束縛了,與內(nèi)在的交流受到了嚴重的阻礙,不能自我發(fā)現(xiàn),因而純粹的當事人中心治療對他們很難發(fā)生作用。

 

  在《心理治療的過程構(gòu)想》一文中,羅杰斯將咨詢中個人變化的過程分為7個階段:處于第一階段的個體不承認或沒有認識到自己有什么問題,不可能自愿尋求治療;處于第二階段的個體沒有認識到個人對問題負有責任,認為問題是莫名其妙地落在自己身上的。他發(fā)現(xiàn)“許多主動尋求幫助的當事人是處在這個階段的,但我們對于這些人的治療成功程度是相當有限的。”并推測可能大多治療師都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受困于強烈焦慮的當事人(以下簡稱L小姐),來求助時顯然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我完全采用當事人中心療法進行咨詢的嘗試失敗了,后來的咨詢中我運用精神分析,在咨詢中起帶頭作用,才幫助她找到了困擾的根源、逐漸擺脫了焦慮的困擾。

 

  在精神分析中,咨詢師提出的每一個建議、每一個問題,都可能具有起頭的性質(zhì),都暗中帶有某種程度的引導性——引導探索向某個方向進行。在當事人中心療法中,也存在這樣的引導,不管羅杰斯多么強調(diào)它的非指導性——比如他的一位當事人反饋說:“從結(jié)果判斷,那次訪談是極為成功的,你所有的提示都是我準備要前進的方向。我想象到別人聽我們的錄音的時候,會說這很好地說明了咨詢員的確對當事人進行了評價和指導。但是如果我對你說:‘請原諒,但是我現(xiàn)在在朝什么方向前進?’而你回答:‘北!’我看不出拼什么說是你把我推到了那個方向上去。雖然這一點很難證明。……我希望除掉偽裝,但是我自己沒法做到,所以你承擔起了我的真正的愿望。但是又一次,其他人從外部看來,會譴責你,因為你選擇了你自己的態(tài)度和價值觀。(《當事人》P97\P95)”

 

  僅僅依靠勸說、忠告以及出謀劃策這些手段來教育或矯治人——就像羅杰斯說的“盡力去教別人、給他列出今后行動的步驟”,的確是無濟于事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咨詢中咨詢師不能進行指導、解釋或分享自己的經(jīng)驗。事實上,對比指導性方法和非指導性方法的研究表明,非指導性方法也不是絕對的“非指導”,雖然它在“對當事人的行動做出指導”一項上的得分上遠低于指導性方法——約為其1/8;同樣地,不作解釋也只是相對的,在“進行解釋、討論或提供信息”一項上它的得分約為指導組的1/5。(《精粹》P71)

 

  “指導”、“解釋”、“提供信息”,無論是在指導性方法還是在非指導性方法中,只有在滿足一個前提條件時,它們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那就是咨詢師對當事人有共情理解,因而其指導和建議對當事人而言可行、力所能及。很多指導性方法的咨詢師,在這一點上做得是非常差的,他們擅長做的,就是建議來訪者多關(guān)注積極的方面,用行動轉(zhuǎn)變性格,訓練用“積極的思維”代替“消極的思維”。

 

  共情理解是很困難的事。每個人都存在于以他自身為中心的不斷改變的體驗世界中,這個世界是高度個人化的,是一個個人的世界,理解行為最有力的點存在于個體自己的內(nèi)心。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常常是從自己的觀念、框架或者普遍的觀點來“理解”一個人的,因而會認為別人“妄想”、“盲目”。但是,如果我們以他人的眼光看待他人,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沒有所謂的妄想和盲目,他的行為總是有意義的、目標指向的嘗試,總是有目的地對被察覺到的現(xiàn)實進行反應——每個個體都對他體驗到的、察覺到的領(lǐng)域作反應,這個知覺域?qū)λ麃碚f就是“現(xiàn)實”(《當事人》P424\P432\P425)。因此,咨詢師在提供指引時,首先應該進入來訪者的私人世界,用他的眼光理解他,只有這樣,指導才會適用于他,對他有幫助。

 

  弗洛姆認為,神經(jīng)癥是一種隱秘的、個人的“宗教”。“為了理解一個患者——或任何人——我們必須知道,對于生存問題,他的回答是什么;或換種方式來說,他那種隱秘的、個人的宗教是什么?他把他的全部精力和熱情奉獻給什么?大部分我們所認為的‘心理問題’,只不過是他給出的基本答案的派生結(jié)果。因此,在這個基本答案——即他那隱秘的、私人的宗教——被了解之前,企圖去治愈他的疾病,必然是徒勞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相信咨詢中應該針對當事人的問題,探索、分析他童年經(jīng)驗的方方面面,這正是精神分析的基本觀點之一:不對他童年時的經(jīng)歷和所遭受的情感影響進行了解,我們就無法理解一個神經(jīng)癥患者。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宗教”,對自己、對他人的觀念和態(tài)度就是我們的宗教。這個宗教是在童年時代發(fā)展成型的,然后它被延續(xù)到成年后的世界里。在“神經(jīng)癥”個體那里,童年時他沒能形成一種歸屬感、沒能形成“我們”這樣的同在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由于自身的弱小無力,由于經(jīng)常感受到羞辱、壓迫和威脅,由于無人能提供庇護抵消它們,他感到孤立、無助和恐懼。在這種情形下,種種神經(jīng)癥傾向開始形成了,它們是被不利的生存環(huán)境塑造形成的生活方式。為了從威脅性的環(huán)境中求得生存,他必須把它們發(fā)展出來——親近人,對抗人,逃避人,或不顧一切地追求完美與成功。長期的威脅給他帶來一種無意識的感覺,即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在這條小路上走下去,否則他就會死于這些時常威脅著他的種種危險。這些傾向是在他面對孤立、無助和恐懼時,被發(fā)展出來以應對生活的。他意識不到自己受這些傾向的支配達怎樣的程度,但如果他試圖不按照慣有的方式行事和對待他人,他就會感受到焦慮的威脅;如果他不能或沒有達到完美和成功的標準,他就會感受到令人衰弱的自恨和自卑。

 

  人生初期的災難,塑造了當事人對自己、對他人的印象和態(tài)度,這是他今后一切行為的出發(fā)點。他很難——幾乎不可能——偏離童年形成的行為模式,即便在成年后事實上他已置身于完全不同的環(huán)境中,即便這個環(huán)境事實上已不再像童年那樣危機四伏,因為他將童年經(jīng)驗中形成的對他人的觀念,投射都成年后接觸的人身上——換句話說,他的心理環(huán)境仍然跟童年一樣危機重重,因而他不斷感到恐懼和焦慮。他意識不到他是在對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的東西作反應,而深信他人的確就是他以為的樣子,并在這個過程中進一步強化他早有的對他人的觀念。(《成長》P291\P292《沖突》P19《當事人》P439)

 

  用阿德勒的話說:快6歲時,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為模式,已具備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他將這些方式稱為一個人的“生活模式”。即便這些處理問題的方式會引起一系列的痛苦和不幸,他也不會輕易放棄這些方式。唯有重新審視造成錯誤模式的情景,意識到錯誤之所在,他才能修正這些方式(《生命》P8)。我在咨詢中所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在與來訪者共同探索的過程中,幫助他們發(fā)現(xiàn)和領(lǐng)悟困擾的根源所在,幫助他們看到這些經(jīng)驗與目前困擾的聯(lián)系,與他們探討其中的“非理性”之處。

 

  我的第一位來訪者是我的一位朋友,之前幾個月她感覺工作壓力特別大,一到單位不自覺地就頭痛、疲憊,總是感覺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開始我試圖完全遵照當事人中心療法的框架,以真誠透明、無條件積極關(guān)注的態(tài)度和共情理解促進求助者自我探索、自我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題,但咨詢很快陷入了僵局——當時我以為這是因為自己共情理解的能力還不夠。然后我運用精神分析,在第一次咨詢時了解了她大致的成長經(jīng)歷。第二次咨詢時,我與她共同探索問題形成的過程,發(fā)現(xiàn)問題的實質(zhì)是一種對于被社會淘汰出局的焦慮——之前她一直只感受到身、心癥狀的困擾,而絲毫不能確定問題所在。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焦慮,是因為她一直有“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新陳代謝”這樣的觀念,這樣的觀念和日復一日的重復性工作讓在她內(nèi)心造成了被人超過、被人“代謝”掉的焦慮。第三次咨詢,在探尋這些觀念的根源時,她想起一位叔叔常教導她說“做事情要做到登峰造極、無人可替的地步,這樣才不會被別人取代。”在她認識到這種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之后,為了消除她對被淘汰的恐懼,我現(xiàn)身說法,以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影響她,最后她接受了的生活態(tài)度,表示要像我一樣活在當下、不為明天憂慮。第四次咨詢時,她反映說頭痛、疲憊等情況大有好轉(zhuǎn),緊迫感也消失了,認為問題已經(jīng)得到解決。

 

  第二位取得成功的來訪者,讀研后的兩年里越來越焦躁,難以靜下心來學習和工作。他的咨詢過程與第一位很相似,不同的是,他之前看過不少心理學書籍,咨詢后他會積極地思考自己的問題。他問題的根源在于,童年時家境較差、親戚的冷漠和其它一些經(jīng)驗讓他有了深深的自卑感,渴望成功改變自己的人生和家庭但又感到困難重重、難以實現(xiàn),下意識地逃避這個問題,并在這個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憤懣和焦躁。最后一次(第6次)咨詢中,他說自己已經(jīng)明白無法達到想要的成功,只能更現(xiàn)實地去生活。

 

  在對另一位來訪者的咨詢中,我完整地運用了當事人中心療法。令我驚訝的是,第2次咨詢后這位來訪者就領(lǐng)悟到要無條件地接納自己,并愿意和能夠這么做。咨詢前后,他也就自己問題作了積極的努力,針對性地閱讀了一些文章,并從中獲益匪淺;與前兩位不同的,一開始他與自己內(nèi)心的交流就是非常流暢的,對自己的問題有具體的認識?,F(xiàn)在我認為,來訪者的這種與內(nèi)心交流、自我探索的能力,可能是實踐當事人中心療法的一個重要條件。

 

  這兩位來訪者都是在08年5、6月進行咨詢的,一直到08年8月L小姐來訪時,由于我在羅杰斯著作中看到當事人中心療法的良好而快速的效果,我對它認同到崇拜甚至于“迷信”的程度,總是試圖以純粹的當事人中心療法對待每一位來訪者,即便之前已經(jīng)遭受過一次挫折——一位來訪者抱怨幫助太少,中斷了咨詢。在運用精神分析幫助L小姐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在之后幫助其他來訪者的過程中,我開始反思自己對于當事人中心療法的偏執(zhí),不再把它與精神分析割裂和對立,不再拘泥咨詢中自己到底是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技術(shù)、什么方法。

 

  事實上,當事人中心療法正是在精神分析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來的(《當事人》P4),而精神分析也為我認識自己和克服障礙提供了決定性的幫助,但我一開始還是對在咨詢中運用精神分析心有抵觸,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為我過于相信了羅杰斯的言論,忽略了觀點的相對性和時空支點,被其中的一些看法和事例所嚇阻。

 

  羅杰斯通過研究和事例批判了精神分析的諸多方面,其中包括:分析師常用的解釋和說明常常阻礙了當事人的自我探索;分析師提供解釋、做出診斷和評論常常是阻抗產(chǎn)生的原因,然后咨詢師又必須處理這些阻抗;如果由于這些解釋和評論,當事人感到咨詢師了解他比他自己還要準確,那么他的自信就會崩潰,會迅速對咨詢師產(chǎn)生依賴而失去主動性——一旦這樣的依賴關(guān)系產(chǎn)生,讓當事人再次感到有自信來控制他的生活,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當事人》P187《精粹》P119)。對第三個觀點,他還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我就是被這些觀點嚇到了,不希望咨詢中也出現(xiàn)這樣的情形。我沒有考慮是否只有在不成熟的、不恰當?shù)牟僮髦胁艜霈F(xiàn)的這樣情況,而是把它們當成了普遍的、絕對的東西,因而對使用它們產(chǎn)生了恐懼。事實上,這個例子中的咨詢師,羅杰斯也說他是“沒有受過多少培訓、相對來說沒有對少經(jīng)驗的”。此外,他引用關(guān)于“治療關(guān)系是促進治療的重要因素”的研究結(jié)果表明,不同流派公認的優(yōu)秀的治療關(guān)系相關(guān)性很高,高于同流派的專家和非專家之間的相關(guān)性(《當事人》P44)。也就是說,為了批判一個流派,他選用了其中不成熟的、缺少經(jīng)驗的操作;在證明咨詢關(guān)系的重要性的研究中,他了解到其他流派的經(jīng)驗豐富的咨詢師建立的咨詢關(guān)系與當事人中心療法是非常相似的。在他批判精神分析的某些技術(shù)時,我想他肯定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這種分裂,沒有意識到自己“以偏概全”。他的一位來訪者也感受也可以表明第三個觀點并不絕對成立,這位來訪者說:“你超過那么多,我卻對此感到興趣并受到了刺激,而不是害怕退縮。”前面提到的關(guān)于指導與非指導的對比研究,也表明前兩個觀點并不是絕對的,非指導性咨詢同樣包含解釋和指導。

 

  如果來訪者對自身的困擾缺少認識和理解,那么運用精神分析的技術(shù)就顯得至為必要,此時咨詢師就應該憑借自身的知識和經(jīng)驗,在咨詢中果斷起帶頭作用。這需要咨詢師熟悉神經(jīng)癥的性格結(jié)構(gòu)和動力過程,從而能夠從來訪者表露的事跡、感受中預見和洞察他性格的某些方面,洞察其問題的根本所在,從而知道某個時候應從什么地方入手,將自己的注意力指向應該關(guān)注的因素。此時他的作用就像是一個內(nèi)科醫(yī)生,當內(nèi)科醫(yī)生發(fā)覺病人有咳嗽、晚上盜汗、午后力竭的癥狀時就會考慮到肺結(jié)核的可能性,并依據(jù)這個來做檢查(《沖突》P157)。對當事人的共情理解,很可能也需要這樣的能力為基礎(chǔ),需要咨詢師對“人”有深刻的理解。

 

  在這個過程中,在精神分析的整個過程中,必須依靠當事人表露的東西作為分析的向?qū)?,因為雖然有某些基本的、規(guī)律性的特性為人所共有,但除此以外,差異是數(shù)不盡的,沒有任何兩個人的經(jīng)驗完全相同。另外,在作出解釋時,也的確應該注意有它可能阻礙當事人探索自己和體驗自己,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這種情況可能是比較普遍的,人本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有些時候,精神分析師“必須避免給患者以種種解釋和說明的錯誤,因為這只能妨礙患者從思維躍入體驗。……言詞只能阻止患者去體驗只有他才能體驗的東西。”何時解釋、何時不解釋,把握中間的度是一門藝術(shù),它只能通過學習理論和在實踐中積累經(jīng)驗來獲得,以及對這門藝術(shù)懷有極大的興趣和關(guān)注。弗洛姆同時認為:“要真正認識另一個人,就必須在他之中去成為他。精神分析醫(yī)生只有在自己心中體驗到他的病人所體驗到的一切,他才能真正理解病人;否則他就只有對病人的知性認識,而不可能真正理解病人的種種體驗,也不可能向病人傳達出他分享和理解了病人的體驗。在分析者與病人之間這種建設性的關(guān)系中,在這種充分關(guān)懷病人的行動中,在充分向病人敞開自己并對之作出回應的過程中,在完全沉浸于病人就像與之共處在一種心心相印的關(guān)系中,存在著精神分析理解和治愈病人的一個基本條件:精神分析醫(yī)生必須成為病人,同時他又必須仍然是他自己;他必須忘記他是醫(yī)生,同時他又必須仍然意識到自己是醫(yī)生。只有當他接受了這一悖論,他才能夠去作出‘解釋;而這種解釋,由于根源于他自己的體驗,便具有權(quán)威性。”這正是當事人中心療法中所說的“共情理解”。

 

  羅杰斯說:“當事人對他內(nèi)心的態(tài)度和情感的認識才是治療的核心,意識到自我作為察覺者和評價者是自我重組過程的核心。(《當事人》P189)”我非常同意這個觀點,但同時我認為,它也是很多當事人在咨詢中需要達到的一個目標,因為在咨詢的初期階段,很多當事人并沒有這種能力。在這個階段,咨詢師的經(jīng)驗、判斷和主動幫助非常重要,因為當事人還無法辨別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自己的問題,自己該向什么方向努力。比如L小姐,咨詢中她意識到,對自己的防范心理可能來自于父母的教育,但她不理解這些如何造成了她在的問題;她認識不到父母的過度防御行為中的“非理性”,而是對它們非常認同,從不懷疑。通過在咨詢中揭示出它們,揭示出她因潛在地感受到敵意而產(chǎn)生焦慮,她獲得了檢查自己一直以來對他人的看法、感受正確與否的機會,否則她只會繼續(xù)將童年時父母傳遞給她的、對他人的觀念投射到周圍的人身上,并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不斷增強自己的這些觀念、感受。在更多的當事人那里,他們是將童年時直接感受和形成的對環(huán)境的印象,投射到之后的環(huán)境中,不斷地感受到焦慮和沖突。

 

  種種無意識因素在他們體內(nèi)運作,而他們無法辨認出來,只是感覺到自己困難重重、無精打采、灰心喪氣,這是很常見的情形。與一個不可見的敵人遭遇,他們當然只能束手無策。我們都對那些尚未察覺的因素無能為力,因而處理它們的第一步就是揭示出這些無意識過程。不了解神經(jīng)癥中起作用的力量是何等頑固而強大,想當然地給予當事人建議和指導,這些嘗試注定會以失敗告終,帶給當事人更多的挫敗感。

 

  精神分析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因素,是致力于使無意識成為意識,致力于使當事人察覺到自身情感和行為困擾的背后,種種無意識過程的作用。一旦行為和情緒困擾背后的驅(qū)動力量得以發(fā)現(xiàn),當事人就能夠?qū)λ鼈冞M行處理和糾正,情緒和行為困擾也會因此而逐漸消退;否則,這些力量只會繼續(xù)保持無意識狀態(tài),對當事人造成種種困擾。同樣地,在當事人中心治療中,“一個最有特征性也許是最重要的改變是,迄今為止沒有被意識到的體驗被當事人帶到了意識中。(《當事人》P128)”這種方法還相信,如果個體對自己及自己面臨的問題稍有洞見,那么他就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選擇。一旦獲得了新的洞察,所采取的行動就很可能適合于新的洞察。他就能夠帶著‘發(fā)自內(nèi)心的動機’來實施行為、解決問題。當他的行為發(fā)自于他內(nèi)在的愿望時,結(jié)果會是成功的。

 

  在童年威脅性環(huán)境中滋長形成的種種神經(jīng)癥傾向,是一些用來應付生活的防御性手段,只要這些威脅感(以及自卑感)繼續(xù)存在,當事人就不可能擺脫他的焦慮和防御傾向。精神分析的方法是心理學——實驗性的。它考查一個人從孩提以來的心理發(fā)展,并幫助他重新回顧早年的經(jīng)驗,使他意識和體驗到現(xiàn)在被壓抑的東西。它一步步揭露個體對世界、對自己的種種錯誤觀念和態(tài)度,從而消除人格失調(diào)性歪曲和異化了的知性作用。只有當他真正接觸到自己的無意識,他才能克服由他自己制造的歪曲,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人。

 

  當當事人逐漸獲得了理解自身經(jīng)驗和感受的能力,咨詢師的指導性就應該在咨詢中隨之淡化,讓當事人根據(jù)自己內(nèi)心的情感和愿望做決定、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為他設定目標,為他提供某種“積極的”、“正確的”生活方式——在早期的精神分析和目前的很多指導性咨詢中,這一現(xiàn)象是相當普遍的,它的目標是治愈癥狀、幫助當事人適應社會。我所認同的咨詢目標,是荷妮所說的“使病人能夠完全驅(qū)散其內(nèi)心指令,并根據(jù)其真實愿望和信仰找到生活的方向”,這也正是羅杰斯在咨詢中所做的工作:幫助當事人成為真實的自我。幫助來訪者擺脫癥狀的困擾、恢復社會功能,有其實際價值,也被很多流派視為咨詢的最終目標,但卻是遠遠不夠的:它不能為當事人的生活帶來意義,不能帶給他幸福安寧。從社會的角度看,個人生活的意義、個人是否幸福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于個人而言它卻是極有價值的,是每個人都向往的東西。從這個高度上看,前兩個案例中的當事人,取得的只是部分的成功,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結(jié)果,只是擺脫了一種特定焦慮的困擾,而人格的基本動力依然沒有改變。

 

  最近完成咨詢的一位來訪者,是在咨詢師二級課程上認識的一位朋友。她被自己的問題困擾很多年了,一直在嘗試解決它,期間也求助過幾位咨詢師,但始終毫無進展,反而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咨詢之前,她感到自己已處在精神分裂的邊緣。她問題的核心在于,多年來她沒有了生存的根基,沒有自我維護的能力,因此總是不斷地依附于他人,對他人無限順從,并為爭取他人的關(guān)愛付出大量努力;同時,她期待這些人對她有很多照顧和關(guān)注,把她放在首位,如果得不到她就會異常憤怒;因為自身的軟弱,她又不得不把這些情感壓抑下來,結(jié)果造成了嚴重的頭痛癥狀。

 

  她的問題起源于高中時,在一次跟父親的對方中被全面壓垮了——她的感受是自己被父親踩在腳下、碾碎了,從此她失去了“自我”。咨詢的初期,我已經(jīng)看到她母親對她負面影響:她透露過一點母親控制欲很強,自己什么都得聽她的,但當時她沒有意思到這有什么問題,認為自己那時候很正常:很快樂、很有安全感。咨詢的中前期她的探索方向是弗洛伊德式的,對此我并不認同,但我沒有去“糾正”她,把我認識到的、后來被證實為正確的東西告訴她,引導她沿著我認為正確的方向前進。因為我已經(jīng)認識到,這樣的企圖很可能是徒勞的,甚至適得其反,因為事物有它自己的發(fā)規(guī)律,慣性使然,你不可能立即將它從一個方向轉(zhuǎn)變到另一個方向——我最初是從森田總結(jié)的情感規(guī)律中領(lǐng)悟到這一點。我相信隨著她對自身有更多的理解,她自己就會逐漸地認識到問題所在,同時轉(zhuǎn)變探索方向,最后的結(jié)果正是如此。結(jié)束咨詢時,她已經(jīng)恢復了對自身的控制感,能夠獨自面對和處理自己的情緒——雖然還會有一定的困擾。咨詢中前期,她還不斷地變換心理依賴的對象,對此我也是不認同的,我知道她最終需要獲得獨立性,而不是依附他人生存?;谕瑯拥恼J識,我也沒有強行去“糾正”她,沒有向她灌輸我認為正確的方式。同樣地,經(jīng)過一個自然變化的過程,到咨詢結(jié)束時,她最終達到了這一點。

 

  她問題的根本就在于,因為母親對她的控制,她一直沒有獲得獨立性,只是那時在幾位兄長的呵護之下,她感受不到對外界的任何問題;等到后來長大,她不再是兄長們關(guān)注的中心,她就感到自己被拋棄、被背叛了,沒有了依靠的對象;再加上父親的那一次打擊,徹底摧毀了她的自尊(自我肯定)和自我維護的能力,所以她徹底失去了生存的根基,為了安身立命,她不得不順從他人并從中找到依附的對象。

 

  這也是運用當事人中心療法取得成功的一個例子。像羅杰斯一樣,我也避免在咨詢關(guān)系中運用那些帶有強制性的、急功近利的方法,因為我也相信,這些方法所產(chǎn)生的效果有永遠都是膚淺的。“我越向我自己的真實以及他人的真實開放,我就越不可能有一種要去‘安排一切’的沖動。當我嘗試著聆聽自己,聆聽發(fā)生在我身上的經(jīng)驗時,當我嘗試把同樣的聆聽態(tài)度更多地傳達給另一個人時,我就越發(fā)尊重復雜的生活過程。所以我逐漸變得不再匆匆忙忙到處安排布局,設定目標,塑造和操控他人,并試圖把他們推上我給他們規(guī)定的(我認為他們應該走的)某條道路。我只是更加滿足于做我自己,同時讓他人做他自己。”遠離“正確”和“應該”,遠離塑造和操控,可以使來訪者獲得自由,成為一個自我負責的人;進入他的內(nèi)心世界,真誠地與他同行,這是對當事人中心療法核心假設——尊重和信賴人的能力——最完整的實踐。

 

  如上所述,以人本主義精神為基礎(chǔ),靈活運用精神分析與當事人中心療法,構(gòu)成了我的心理咨詢的主要特點。“不管怎樣,真實世界的顯著特征在于事實的個性化。……精神病治療專家發(fā)現(xiàn),不管他們自己愿意還是不愿意,需要還是不需要,他們都要被迫把病人的個性當做一種基本的事實來對待,并且以此來安排他的治療方案?,F(xiàn)在,在整個醫(yī)學領(lǐng)域里,人們已經(jīng)承認,醫(yī)生的任務在于治療一個特定的病人,而不是一種抽象的疾病。……治療越是按部就班、循規(guī)蹈矩地進行,在病人身上所引起的抗拒心理就越強,而且治療的效果也就越差,后果越糟糕。(《自我》P5\P7)” 我完全同意榮格的這個說法,并在咨詢中身體力行!

 

  文中觀點主要引用自羅杰斯和荷妮的著作,因為是很散的間接引用,因而只標明一些重要觀點的具體出處,方便大家查閱和更好地理解這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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