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與一個人的詩歌史
近些年來，回顧與闡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詩人的專著與論文多如牛毛，要不就是連篇累牘的學術(shù)腔，讓人味同嚼蠟，要不就是執(zhí)著于考證細枝末節(jié)的一些東西，缺乏對整體脈絡(luò)流向的把握，結(jié)果只能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缺乏更為獨特的發(fā)現(xiàn)眼光。盡管劉春的這本《一個人的詩歌史》充滿了個人閱讀與解讀的趣味，但是不可否認，其形式活潑生動，時常有新穎而獨到的看法，可讀性非常之強。
關(guān)于這本書的文體，頗有意思，劉春這樣解釋說：“我歷來有一個見不得人但又悄悄得意的想法，那就是，能夠像我這樣比較自覺地在各種文體中轉(zhuǎn)換的——我說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時具備幾種文體的性質(zhì)——在詩歌界并不多，它們令我的文章既有一定的文學性，又兼具新聞的現(xiàn)場性和傳記的資料性。本書也是如此。由于涉及的內(nèi)容比較復(fù)雜，不僅僅是談詩，還有詩人的成長故事、作品細讀、詩壇狀況介紹等，總體而言，它是一部隨筆集，或者文學評論集，但它又兼容了人物傳記甚至新聞報道的特征。而書中引用的那幾十首詩，也足以構(gòu)成一個優(yōu)秀的詩歌選本”。作者戲稱為“四不像”。正可佐證前面所說的，劉春作為當代詩歌歷史發(fā)展的見證者，里面摻雜了很多個人因素，既包括個人對詩人偏好的篩選，同時也包括對過往歲月閱讀記憶的流光碎影的捕捉，這既是獻給對自己影響的前輩詩人的一首獻歌，同時也是獻給青春歲月的一部“追憶逝水年華”的鋼琴曲。作為詩人的劉春，見證了20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到21世紀中國當代詩歌的整個發(fā)展歷程，其中重要階段甚至成為劉春書寫燦爛青春記憶的源頭，“多年以來，我一直有一個愿望：用一本書，展示新時期以來百轉(zhuǎn)千回的詩歌之河，記錄一個時代精英的光榮與夢想。那是一本理想中的書，如果它能夠完成，也將成為作者本身的光榮與夢想”。
本書的篇章結(jié)構(gòu)上不是一瀉千里式的，而是迂回式的，頗能符合“隨筆”這種特殊的文體，達到了曲徑通幽的效果。這點，曾遭遇不少讀者的非議——“稍顯枝蔓”。劉春在后記中有相當長的篇幅來為這種文體辯護。我覺得正是因為“旁逸斜出”而凸顯其個人風格而為之妙。整本書的文體可以定性為詩學隨筆才見其妙，顯其微，見其廣，掘其深，頗能凸顯作者本身的藝術(shù)修養(yǎng)與功力，文字精練得當，這跟作者本身也是詩人有很強的藝術(shù)積淀不無關(guān)系。有些篇章初看似隨意無理，其實正見作者深意，如《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一文中，敘述的主體是顧城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而第九小節(jié)卻陡然增加整整一小節(jié)談及殺人犯的天才詩人阿櫓（魯榮福）的文字，看似閑筆信至，其實細細琢磨：圖財害命的阿櫓正反襯了顧城的悲劇，與導(dǎo)致顧城悲劇的那些致命性格弱點，偏執(zhí)、任性、自私。再比如《我們一輩子的奮斗，就是想裝得像個人》一文中敘述的主體是于堅及其詩歌創(chuàng)作，第五小節(jié)整整一小節(jié)引用2003年10月30日《南方周末》第1029期發(fā)表的黃端采寫的《尋找尚義街六號》一文片段，提供了該詩中人物的生活和去向，看似旁枝斜出，其實正可以加深對《尚義街六號》一詩的深刻理解與解讀。大凡好的公園的風景并不是一覽無余的，其佳處恰恰在曲折、綿延、通幽等處，伏草灰千里之外不留痕跡。
書中一些關(guān)于詩人趣聞軼事，勾勒出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詩歌黃金時代的一個社會風貌的橫斷面，同時透析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特質(zhì)，反照出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與精神追求。那是一個精神激蕩詩人被奉為“神明”的時代，全民對詩歌近乎瘋狂的程度，從許多趣聞軼事、詩人掌故中可略見一斑。書中多處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詩歌朗誦會盛況空前的場景描述栩栩如生，作者對那段歷史的沉浸與向往不覺溢出紙面。從中看出文革剛結(jié)束，青年人在精神上正處于如饑似渴的真空狀態(tài)，詩人在當時地位有多么崇高，與今天的被譏笑形成了鮮明反差。另一方面，許多細節(jié)又描摹了當時主流界的思想狀態(tài)，《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一文中，在詩刊社的第一次“青春詩會”中，顧城的一段發(fā)言引起了軒然大波——顧城談起現(xiàn)實與自然之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之時，認為政治口號只是一陣風，大自然要長久得多。話一出口，好幾個老詩人拂袖而去，唯一留下來的柯巖嚴肅地教訓(xùn)說：你要是我兒子，我現(xiàn)在就給你兩嘴巴。徐敬亞曾為發(fā)表于《當代文藝思潮》上的《崛起的詩群》一文在本單位中做出深刻的思想檢討，并在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之下，單位領(lǐng)導(dǎo)就擅自將檢討發(fā)表于《人民日報》上，并引起眾多報紙紛紛轉(zhuǎn)載予以批判。而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詩人交往則又通過一些鮮活的細節(jié)予以烘托，談及四川詩人尚仲敏、幸存俱樂部一些成員在對海子長詩的批評上，尚仲敏在《懷念海子》一文中對燎原呼應(yīng)說：“如果你真的對詩歌有真誠，你就應(yīng)該回到八十年代，一個字，一個字地讀讀那個年代的詩，也讀讀我本人的詩……”可見那個年代詩人思想異?；钴S，意氣風發(fā)，很少有后來詩壇的功利與虛偽。詩人之間交往以酒為媒的文字就更多，他們大多因襲了中國名士的傳統(tǒng)，在《事物堅持了最初的淚水》一文中，談到“四川五君子”是魏晉文人式的，除了詩歌什么都不聊，而眾多第三代詩人的交往則是“江湖式”的，也就是任俠縱酒式的，并引用了歐陽江河、孫文波、西川、楊黎多人的敘述，從氣質(zhì)上勾勒出來第三代詩人的整體精神特質(zhì)。西川談及一次去圓明園詩社社長戴杰家里聚會，一個叫刑天的詩人，頭發(fā)燙得跟個印第安人式的，吹噓自己是打架的好手，如何地一個拳頭打好幾個人，然后拉著西川說：“你要是有了三長兩短，就找兄弟我”。
這部書梳理、還原并評論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左右活躍于詩壇的十位詩人——即顧城、海子、于堅、歐陽江河、西川、柏樺、王家新、韓東、張棗、黃燦然的生活經(jīng)歷、創(chuàng)作歷程與其詩歌作品的考證與解讀，并以相當大的篇幅勾勒詩人家庭環(huán)境、幼年成長背景、思想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動因與其脈絡(luò)傳承，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現(xiàn)了一代詩壇精英的成長史與心靈史。不論是從整體上對于詩學的梳理與探討以及對于作品的解讀，還是對詩人個體性格特征的把握上，都能夠細致入微，抓其形繪其神，使讀者對“這一個詩人”的形象與性格氣質(zhì)有了深刻的了解與把握，他們各不相同，獨有這一個，如顧城的任性透明、海子的浪漫偏執(zhí)、西川的睿智舒緩、歐陽江河的犀利通透、張棗的早慧決絕，靜靜掩卷，黯然銷魂。
此書的價值還在于對一些詩歌名句的重新解讀和一些重要詩歌版本的考證上面。這些學術(shù)性的細節(jié)考據(jù)，頗見治學之態(tài)度和功底。顧城《墓床》中的那兩句經(jīng)典名句“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曾經(jīng)讓眾多讀者茫然，請看劉春是這樣重新解讀的：“兩句話里的'走過的人’，不是指同一個人，而是指不同的人；甚至不是指兩個，而是指川流不息的人群。對于同一種事物'樹枝’，有的人只看到了它的方位——'低了’，而另一些人卻看到了它內(nèi)在的生命力——'在長’。”其詮釋得妥帖、自然、入情、入理。海子的《春天，十個海子》詩中：“大風從東刮到西，從北刮到南，無視黑夜和黎明/你所說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劉春版本的解讀：“這里的'大風’，可以理解成自然界的大風，也可以理解成人世間的貧窮、詆毀、傷害、利用、背叛等人性之惡的代名詞。海子一生飽經(jīng)痛苦，飽受冷落，處處被'大風’侵襲，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已經(jīng)對'曙光’絕望，不再抱任何信心，'你所說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劉春的這種解讀無疑是建立在客觀、全面、理性的基礎(chǔ)上完成的，有其合理與必要性，是一種有意義的實踐。一些當代詩歌史上的重要詩歌篇章存在著混亂的現(xiàn)象，版本研究也顯得很有必要。比如因為海子早逝，他的詩歌混亂、蕪雜，盡管在編《海子詩全編》中西川已經(jīng)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與錯正，但是工作依然不徹底，而《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第九小節(jié)就是以與一個讀者書信往來的方式，談及“海子詩歌”版本的，以期待引起海子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再比如西川的《在哈爾蓋仰望星空》，自發(fā)表以來，紛紛選入各種詩歌選本，業(yè)已成為西川的代表作，但是卻一直有兩種版本各自行世，即使是同一句詩也有兩種版本，“射出光束穿透我的心”和“射出光來穿透我的心”，一個是“束”，一個是“來”，這兩個字放到詩里都能說得通。有一次劉春問西川——“哪一種版本正確，西川想了想，搖搖頭說：'我忘記了’?！蹦康恼菫榱艘鹞鞔ㄅc研究者的注意。另外還有涉及于堅《尚義街六號》一詩的創(chuàng)作時間問題，“這首詩語言雖然平實淺近，它的創(chuàng)作時間卻撲朔迷離，在一些版本中，寫的是1983年，一些版本寫的是1985年3月，更多的版本標注著'1984年6月’”。幾經(jīng)劉春考證，坐實為1985年3月。
顧城與海子兩章，頗見作者的功底，資料詳實，布局縝密，考據(jù)嚴謹，后面一些篇章似乎有些羸弱，而作者又從原先的三部書中重新厘選并修訂成書，是否又會落入魯迅所言及“十景病”的窠臼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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