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HI按：2016年4月26日，“侯登科攝影回顧展1978-2002”（以下簡稱“侯展”）將在深圳市越眾歷史影像館和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同時開幕。在展覽開幕前夕，我們將推出“我眼中的侯登科”系列。透過該系列的內容，我們將了解到家人、友人、學生，以及評論家眼中的侯登科，甚至是侯登科本人眼中的自己。
以下是侯登科的友人，亦是本次回顧展的策展人李媚、于德水在侯登科去世后，撰寫的回憶侯登科的文章。
一年多前，我們和老侯在鄭州相聚。那天，老侯特意買了一瓶五糧液，說是要好好喝一回。當三人舉杯相碰時，我們突然頓感傷悲，淚流滿面。老侯特別惱火，說我們掃了他的興。事后我們相互問起原因，都是不知為何傷感?，F(xiàn)在想起來，莫非冥冥之中，我們是在感傷別離？
至今，我們還是不明白老侯“走了”到底意味著什么？交往這么些年，一年半載見上一回，是平常事。說不準什么時候又能再見上一面呢！走就真走了么？走了就再也不會回來了么？
不，還有他的影像在。那些影像繼續(xù)著我們的共同生活。
那么，那些影像是他的化身嗎？是肉身飄然而去之后，留下的靈魂載體么？
這么些年，我們目睹著他一步一步走進他的影像，最后融于其中。有時候，我們分不清那些圖像中的人物是他人還是侯登科，抑或二者都同時存在？
攝影與他的關系也許會成為當代中國攝影史中一個特殊的話題，他是為了活下去而拍攝，不是為了拍攝而活著。他的生命永遠需要拍攝的引導，拍攝是他與這個世界的一個證物、一個信物、一個緊密的關聯(lián)。拍攝，是內心牽動之下的一個動作。圖像與他個人之間幾乎沒有距離，不可分割。從他尋到拍攝這個行為之后，他全部的精神生活就在這里展開了。
在中國攝影史上，恐怕很難有像他這樣以攝影的方式進行身份尋找的攝影家了?；蛟S可以這樣說，他的整個攝影歷程，就是一個身份尋找與認同的過程。
他生長在村鎮(zhèn)，既不是標準的農村也不是標準的城市，而是這二者的接合部。他是1950年出生的攝影人中極少數(shù)童年有過討飯經歷的人，饑餓一直伴隨著他的成長，從小對糧食以及與糧食有關的一切自然烙印在他的心里。他的人生經驗更多的是來自于包圍著他的農業(yè)社會。他的少年和青春時期，都在進行著改變身份的奮斗。他獲得了物質上的改變，以一個中國農民的精明和文化自覺者的勤奮成為一名“拿工薪人群”中的佼佼者。但是，他無法獲得精神上的改變。他的這一生都沒有進入城市，無論從現(xiàn)實生活環(huán)境還是從內心世界。他生活的環(huán)境是處于城市邊緣的臨潼，他的情感與精神永遠傾情的還是那塊溫潤的土地。他排斥都市，在水泥的樓群里他惶惶不可終日?；氐侥嗤林?，他愜意舒服，但是他又有那么多的不滿。
是攝影讓他最終明白了自己一生都無法逃脫的命運。從拍照片開始，攝影就宿命一樣地牽引著他一步一步走向他青春時期發(fā)誓要擺脫的身份。從不自覺到自覺，他最終認命了。“我詛咒過自己千百次，我卻真是個農民?！保ㄕ浴逗畹强茢z影作品集》自述）
他回來，回到他出生的群體中，作為一個農民群體中的覺悟者，一個文化自覺者，回來。他只能回到土地，在這兒，他的心靈才能得到最后的安息，他的情感需求以及對人性的追問才能得到回應。他本就屬于這兒，生于斯長于斯，他不心甘也無法不甘心。攝影最后成了他見證自己存在和了解、思考社會生活的方式。他關注的不僅僅是圖像，更是眼見的生活現(xiàn)實。因此，他的影像有一種少見的自然、平樸和踏實。尤其是到了生命的后期，他的拍攝獲得了一種隨意的自由，口語沉默，影像說話。那種年輕時期的大叫大喊變成為輕松平和的調侃，他不再用學理化的語言夸夸其談，更多的是聊家常，像農民一樣談收成、談節(jié)令、談鄰里。從外到內，他認了自己作為中國農民一分子的身份。他不是完全以這種身份為榮的，但也絕不為這種身份而自卑。他是中國當代攝影家群體中固執(zhí)地只能在農村拍攝的人（他一生中，《四方城》是唯一的城市拍攝）。
他對農民的秉性與本質有著異常尖銳的批判，他太熟悉他的同類他的兄弟姐妹們了。與他的態(tài)度相比，那種用“驚嘆號”似的方式表達自己對農村生活的同情顯得是多么的淺薄。愛與恨交織的情感可能才是真正熱烈與深刻的，因為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現(xiàn)實。
體驗與結果相比，他重視體驗。所以，如果有與他情感接受度相沖突的事情發(fā)生時，他是不拍的。有時候，你甚至感覺他的圖像幾乎就是自拍像：批判、嘲諷與贊美，都同時針對著自己。我們常常在他的圖片中看到一種令人心痛的東西隱隱地被遮蔽在影像中，那是他潛藏在他人身影下的自傷。這個人的存在方式就是這樣。
“我的攝影，我和攝影，完全保持了一種行動上心理上的聯(lián)系，保持了一種無言的默契關系。探索它甚至思考它應該怎樣或者它是怎樣幾乎成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成了多此一舉的事。我和攝影彼此緘口不語地只管向前走，走到哪里、該怎么走成了一個不用言明的問題，成了一個無意識的行為，最多，當我處于矛盾和疑慮時，當我無力再風急火燎地向前走時，只須嘆息一聲它——攝影，就夠了，它只須一個無聲的回應——慢慢走吧，就行了。但是，在這種不用言說的關系中，在這種不言不語的同行中，又間或存在著一種難言的隱衷或者苦澀。仿佛它是一塊禁地，誰也不愿踏進它，仿佛它是一個包容著全部人生奧秘的沼澤地，踏進它就會緩緩陷下去，就會終于陷入絕望之地似的！攝影之于我，是反射我心靈話語的鏡子，我既能看到一個熟知的我，也可以看見一個陌生的我，就如同我也是一面鏡子，同時我能映照出一個熟知和陌生的攝影來。這是一面破裂成鱗片狀斑斑駁駁的鏡子。”（《侯登科日記》，1994.3.30）
這是一種多么令人心碎而又令人感動的關系！
他站立在他的每一張照片后面，與我們雙目相對，只是緘默不語。他存在。我們有理由堅定地相信，他生動地存在于我們中間，因為，我們這一輩子不會離開攝影。
他以一個中國農民的身份為歷史留下了20世紀最后30年農村生活的影像，這些影像會在歲月的流逝中變得愈益珍貴。
他是我所見到過的最充滿苦難的靈魂，一生擺脫不掉煎熬與磋磨。
他的身世比起許多同齡人要復雜磨難得多。他有一個苦難的母親和一個不負責的父親。從他來到這個世界，面臨的現(xiàn)實就是：父母都在，卻又都不在。姥姥帶他長大。屈辱、悲憤以及對愛的饑渴伴隨了他的一生。他生長了一顆異常敏感的心，苦難給了他善良摯愛也給了他仇恨偏執(zhí)。他終生都在進行逃出童年經歷的努力。他又終生都在做著守護尊嚴與屈辱的搏斗。童年經歷決定了他的性格形成與文化選擇。
“被一種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陳寅?。┮粋€自覺的受難者也必感孤獨。在這個追求快樂的現(xiàn)實中，精神的受難成為與宗教相關的話題，顯得十分遙遠與陌生。自覺受難并不以受難為樂，而是不得不受。受難是渴念與追尋美好的愿望過于強烈，受難是來自對完美過于苛刻的追求，受難是因為過人的清醒。我們敬佩自覺的受難者，只因承擔才有受難。他以普通平凡者的身份承擔普通平凡者的困苦，所以，他的承擔只能表現(xiàn)為與他的同胞兄弟們一起受難，并且在受難中顯現(xiàn)生命巨大的力量與快樂。“痛苦使理想光輝”——想到他，不期然地想到舒婷的詩句。
因為自覺的受難，他不作改變生存環(huán)境的努力。他本可以成為一個職業(yè)攝影師，他也有機會在單位調整的時候改變他的生存處境，然而，他都選擇了留在原地（盡管他留下還有各種現(xiàn)實的考慮）。他留下，不是因為他對現(xiàn)實境況的滿意，而是因為不滿。越是強烈的不滿，越令他牽心掛腸。他留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需要對職業(yè)攝影保持距離與警惕。不做職業(yè)攝影師，他的攝影便可純粹地是他的攝影，而非“職業(yè)的攝影”。這就是他的方式，他是以一個農民的秉性作出選擇。20多年了，他的拍攝沒有離開過陜甘一帶，更多的是在陜西關中和他的家鄉(xiāng)。偶爾的西藏、新疆之行大多為了散心，為了有一次離家遠走的經歷。他自覺地被現(xiàn)實挾持著，簇擁著現(xiàn)實艱難地向前走去。這個男人是恒定的！
“雖然平平淡淡的生活給了我平平淡淡的慰藉，普普通通的人生給了我普普通通的啟示，跌跌撞撞的行旅給了我跌跌撞撞的韌性，風風火火的性情給了我風風火火的信念。可我知道，每當想就此倒下、趴下，像頭老驢一樣任憑皮鞭和吆喝再也不起來時，只要想到這心里的空缺、這終生的愛憎，這總算有過且不可能再有的體驗，就會神不守舍地邁動雙蹄，向著一個連自己也不明白的方向挪去，無望掙扎。每當我把珍藏的記憶在自虐中撕得粉碎之后，又把它一片片地撿回，拼湊，復原。
我生于斯長于斯也將死于斯的這塊土地上的悲哀與希望，即使全部化成絕望，也無法讓我變得無情?！保ㄕ院畹强平o于德水的信）
因為受難他倍感孤獨。
他這一生，都在做著擺脫孤獨的掙扎。最終，他還是在那條孤獨的去路上，一人獨行……
他不像那些生活于城市的孤獨者，自甘孤獨，并以孤獨為傲，在內心與行為上都遠離塵世。這顆孤獨的靈魂拼命地掙扎著，以一種入世的姿態(tài)和行為進行著甩掉孤獨的努力。他走進世俗的大地，這塊生他養(yǎng)他并不豐盈但是踏實之地。他和他的兄弟姐妹們一起走，一起過日子。他以拍攝的方式，與他們一道生活。他的眼睛在看，他的情感與心智參與其中。與之同樂與之同悲與之同苦，甚至因為他是這一群人中的覺悟者而備感其樂其苦。他愛他們，也恨他們。愛之深切恨也深切。他用咒罵來表達愛，他用淚水來表達恨。愛與被愛在他那里不見得甜蜜、快樂，但絕對是美的、是幸福的。
孤獨是不能被驅逐的，只要你對這個世界保持懷疑與警惕。
他以強烈地進入社會生活的方式，保有孤獨和排遣孤獨。從青年時代開始，他讀馬列、讀哲學、讀歷史。他以他不系統(tǒng)不厚實的知識背景來理解人類偉大而深刻的思想。他看現(xiàn)世，看家屬大院發(fā)生的一切，看供職單位的人和事，看鏡頭中人的生活。他憑借著天賦的聰慧和機智，憑借本能的對于現(xiàn)實生存問題高度靈敏的嗅覺來判斷和理解社會生活。一年多前我們在鄭州相遇，他對社會生活的見解，令我們敬佩，我們感覺在聆聽一個智者思想的睿智與精辟。如果要說了解中國社會，莫過于站在農民的立場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只有農民才深刻地理解這個社會最本質和根深的東西。這是那天我們由衷的感慨。
他的鏡頭是帶著人性本質的追問與對社會生活的廣泛關注定格一張張影像的，也許，我們不會發(fā)現(xiàn)他有多么足夠好的圖像，但是，這些圖像的價值會遠遠超越純粹的圖像而具有更廣的社會學價值和人本意義。當看影像與看一個人的一生重合在一起的時候，影像就不僅僅是影像了，它永遠生動而柔軟。
這個男人的內心，一直浸泡在淚水中長大。淚水成為一種養(yǎng)分，猶如胎兒在母腹中浸泡的羊水。他是女人天然的朋友。雖然他仍然無法完全擺脫男性社會對于女性的審視。但是，對于女人的世界，已經足夠。女人們欣悅地接納他，女人，使他那個躁動不安的靈魂歸于平靜。于是，《黃土地上的女人》（他生前準備辦的畢生最后一個展覽）成了他影像中最美最豐盈的部分。
但現(xiàn)在，這個瘦骨嶙峋的男人，身影像一彎拉不開的弓，背負著那么多愛與累走了，他走得平靜和安詳嗎？他帶走了多少心事？他那么多沒有變成文字和話語的拍攝所感所見都是什么？
他這么早早地走，是不是因了急于重歸母腹的愿望？那兒當然是一塊永遠的安全之地，充盈溫暖。在那兒，這個世界不會再騷擾他。如果是這樣，我們用一萬個誠摯的祝愿祝福于他—孤獨的遠行者。
無論如何，侯登科，都是中國當代攝影繞不開的人物。這個人的名字，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人活著的時候，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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