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禮學師儒 吳澄 （1249—1333） 吳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學者稱草廬先生，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縣）人。 他20歲應(yīng)鄉(xiāng)試中選，翌年春省試下第，乃歸家講學著書；大德末年除江西儒學副提 舉；至大年間授國子監(jiān)丞，升司業(yè)；至治末年超拜翰林學士；泰定初年任經(jīng)筵講官， 敕修《英宗實錄》；元統(tǒng)元年因病逝世，享年85歲，謚文正。平生著作有《吳文正 集》100卷、《易纂言》10卷、《禮記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書纂言》 4卷、《儀禮逸經(jīng)傳》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經(jīng)定本》1卷、《道德真經(jīng)注》 4卷等并行于世。吳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與當世經(jīng)學大師許衡齊名， 并稱為“北許南吳”，以其畢生精力為元朝儒學的傳播和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穎異日發(fā) 吳澄出身于一個普通知識分子家庭。據(jù)危素《吳文正公年譜》和虞集《吳公行 狀》記載，其祖父吳擇為人寬厚，不屑細務(wù)，擅長于詩賦寫作，又粗通天文星歷之 學。父親吳樞性格溫純，對人誠實謙讓，與世無爭；平日樂善好施，熱心幫助他人。 有一年，其鄉(xiāng)瘟疫流行，醫(yī)生懼怕疾病傳染，居然不敢為患者治病，以至于病災(zāi)日 益嚴重，弄得有些人全家老小臥床不起。吳樞眼看這種情況，心中十分著急。他遍 尋民間秘方，連日上山采集藥草，親手煎成湯藥，挨門挨戶送給病人服用，為不少 家庭解除了疾苦，使許多患者重新恢復了健康。鄉(xiāng)里有些窮人死后無錢辦喪事，吳 樞便慷慨解囊，盡力周濟。一個人做幾件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吳樞 難能可貴的就是他一貫關(guān)心和同情窮苦人家，終生以助人為樂，由此深受鄉(xiāng)里人尊 敬和愛戴。這個有一定文化教養(yǎng)和優(yōu)良道德傳統(tǒng)的家庭，對吳澄的一生無疑產(chǎn)生了 良好而深遠的影響。 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正月十九日，吳澄誕生了。他從3歲開始，穎異日發(fā)， 與一般兒童迥然不同。當時，祖父特別喜歡他，經(jīng)常教他讀一些古詩，幾乎隨口便 能成誦。祖父見他悟性甚高，更加鐘愛。日復一日，吳澄漸漸可以背誦好幾百篇古 詩，家里人無不為此而感到莫大高興，深信他將來必定會有大作為。母親游夫人曾 帶著他去鄰村玩耍，有一位老奶奶見到吳澄十分可愛，便送給他一些錢幣和水果。 吳澄恭恭敬敬地向老奶奶道了謝，隨即收下了這些禮物。過了一會兒，他想到老奶 奶年邁體衰，生活艱辛，自己實在不應(yīng)該接受老人家贈送的禮物。于是，他滿懷內(nèi) 疚，悄悄把錢幣和水果放還老奶奶家里，才跟隨母親默默地離開了鄰村。 寶祐元年（1253），吳澄剛剛進入5歲。家里人從外地聘請了一位老師，專門為 吳澄授課。在老師的教導下，吳澄愈加穎敏異常，讀書即使是一千多字的篇幅，只 要讀上兩三遍，就能夠牢記不忘。自此以后，他整天專務(wù)學習，勤奮不懈，讀書常 常通宵達旦。母親游夫人擔心兒子過分勤學會損傷身體，引發(fā)疾病，便定量供給吳 澄讀書所用燈油，只許他讀至半夜時分，適可而止。吳澄的求知欲非常強烈，他嗜 書如命，哪能忍受母親這種約束，于是暗地到街市買回一些燈油，以滿足自己熬夜 讀書的需要。每天晚上，他先按照母親規(guī)定的時間熄燈，等到母親就寢以后，又悄 悄燃燈苦讀，并小心翼翼地把燈光遮蔽起來，避免母親發(fā)覺。 這樣，通過日積月累，吳澄讀了大量書籍。7歲時，對《論語入《孟子》以及 “五經(jīng)”（《詩》、《書》、《易》、《札》、《春秋》都能全部背誦，而且還學 會了做詩，又能寫作進士賦。9歲那一年，他幾次參加鄰邑課試，都是名列前茅。 寶祐六年（1258年），吳澄剛好10歲，開始懂得治學的根本。他努力攻讀大理 學家朱熹編纂的《大學》、《中庸》等“四書”章句，每日誦習《大學》一二十遍， 一直堅持了3年之久，在學業(yè)上取得了很大進展。后來，吳澄曾對學者談到自己這段 經(jīng)歷，他說：“吾幼時習詩賦，未盡見朱子之書，益業(yè)進士者不知用力于此也。十 歲偶于故書中得《大學》、《中庸》章句讀之，喜甚，自是清晨必誦《大學》二十 過者千余日，然后讀《中庸》及諸經(jīng)，則如破竹之勢，略無凝滯矣。學者于《大學》 得分曉，則《中庸》不難讀。” 景定二年（1261），吳澄13歲。他為了拓寬自己的知識領(lǐng)域，開始博覽諸子百 家之書。時有麻沙新刻《古文集成》叢書，吳澄因家貧無錢購買，便想盡辦法從售 書人那里借書來讀，時滿—月后便按時歸還。售書人曾問他：“你借的書都一本一 本地讀完了嗎？”吳澄回答道：“你試抽書中的任何章節(jié)考考我吧！”售書人聽了， 便隨意點出書中某頁某段文字，吳澄都能熟誦如流，沒有一字一句差誤。售書人十 分驚異，深為這個少年的苦學精神所感動，當下便將一套《古文集成》叢書雙手送 給了吳澄，勉勵他繼續(xù)用功讀書，立志將來出人頭地。一年以后，14歲的吳澄頭上 挽著兩個小角丫，前往撫州郡學補試，本州儒士前輩見其文不凡，競相贊嘆。 景定四年（1263），吳澄十15歲，他已深知科舉之業(yè)不足致力，于是專務(wù)圣賢 之學，伊然以圣人之道自任。有一天，他讀了朱熹的《訓子帖》，見到其中有“勤”、 “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深為信服，認定這是“持養(yǎng)之要經(jīng)，為學之大務(wù)”。隨即， 吳澄揮筆寫下《勤》、《謹》二箴，又作《敬》、《和》二銘?！毒淬憽酚性疲?br>“把捉于中，精神心術(shù)；檢束于外，形骸肌骨。”《和銘》則極言周敦頤、程顥等 學人風范以自勉。他常說：“吾讀《敬銘》，則使人心神收斂，百妄俱消，如在靈 祠中，如立嚴師側(cè)，凄凄乎似秋，而不覺足之重手之恭也；讀《和銘》則使人心神 怡曠，萬境俱融，有弄月吟風情，有傍花隨柳想，熙熙乎似春，而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也。”其后，吳澄還寫了《自修銘》、《自新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 《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等，可見他處處自我鞭策， 時時自我激勵，其勤學篤行的功夫?qū)嵖芍^深矣！吳澄后來之所以成為元代一位儒學 大師，與他早年的自覺修養(yǎng)、刻苦磨煉是分不開的。 二、師事二程 吳澄自從15歲立志專務(wù)圣賢之學以后，先后拜程若庸、程紹開為師，長期僻居 鄉(xiāng)陋，孜孜于理學，“研經(jīng)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最終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說。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秋天，吳澄陪同祖父前往撫州（治所在今江西臨川） 參加鄉(xiāng)試。當時正遇上本州郡守邀請名儒程若府先生到臨汝書院講學，這可算是撫 州儒學界的盛事。程若庸，宇逢原，安徽休寧人。他從學于饒魯（學者稱雙峰先生， 為朱熹門人黃囗的“高弟”），得朱熹之傳。后歷任安定、臨汝、武彝三書院山長， 學者宗之，稱勿齋先生，又稱微庵先生。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洪范圍說》 等書傳世。景定時期正當南宋末造，士人大多以科舉之業(yè)為務(wù)，而程若府當時卻潛 心于理學，獨以朱子之學傳授諸生。吳澄本來眼膺朱學，現(xiàn)在又仰慕程若庸之名， 于是便去臨汝書院拜謁程先生。當他在書院外廳等待先生出來接見的時候，發(fā)現(xiàn)四 壁粘滿揭帖，內(nèi)容全是程若庸教誨學者之說，充分反映出程氏在理學方面的獨特見 解。吳澄饒有興致地細看了一遍，又將壁間話語默記心上。他察覺程氏的一些說法 并不完全符合朱熹學說，由此引起了他的懷疑和思索。過了一陣，程先生從書院內(nèi) 堂走出來了，吳澄立即迎上前去，拜謁之后，便向先生請教。其中問道：“如先生 壁間之書，以大學為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如此這般，一 連質(zhì)疑了好幾個問題。程若庸不禁贊嘆道：“吾處此久矣，未有如子能問者。吾有 子曰仔復，族子囗之（程鉅夫舊名），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從此，吳澄向 程若庸執(zhí)弟子之禮，經(jīng)常往來于程氏之門。程先生深知這位弟子于儒學必有所成， 堅信其前途不可限量，而同門諸生有不少人卻未能真正了解吳澄。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祖父臥病在床，吳澄侍奉湯藥，不離左右。這樣一 連堅持了十多天，他毫無倦怠之色。祖父對吳澄的父親說道：“吾察此孫服勤晝夜 不懈，而神氣有余，此大器也，可善教之！”吳澄從嬰兒時期開始，就一直受到祖 父的特別喜愛。祖父經(jīng)?？湟浅稳绾温斆舴f慧，以致使鄉(xiāng)里人都認為這位老人 有譽孫之癖。這一年十二月，祖父因病情惡化而溘然長逝。吳澄遵循古禮，親自為 祖父操辦喪事，凡事先稟告父親而后施行，一切細務(wù)處理得井井有條，鄉(xiāng)親們都稱 贊他精明能于。 后來，吳澄又師事程紹開先生，通過往來問學，使自己在學業(yè)上更加精進。程 紹開（1212—1280），字及甫，號月巖，廣信貴溪（今江西貴溪縣）人。寶祐四年 （1256）曾伏闕上書萬言，指斥南宋時弊。至咸淳四年（1268）始中進士乙科，授 從仕郎，差臨汝教授，調(diào)寧海軍節(jié)推，歷禮、兵部架閣。他曾自創(chuàng)道一書院，又主 講象山書院，提倡合朱（熹）陸（九淵）兩家之說。吳澄繼師事程若庸之后，又跟 從程紹開問學，深受其“和會朱陸”學說的巨大影響，后來成為元代理學界朱陸合 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吳澄轉(zhuǎn)益多師，注定他將來成為元代一位儒學大家。二程都是他的良師益友， 二程之學也都是他的理學思想形成的重要淵源。如果說程若庸謹授程朱之學，使吳 澄獲得“正學真?zhèn)?#8221;，從而在理學研究上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那么，程紹開倡導“和 會朱陸”，更啟迪他“深造自得”，從而形成了以折衷朱陸為特色的草廬學說。 三、接武朱熹 吳澄以圣賢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滿足于學習圣賢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 武朱熹，最終躋身于圣賢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歲的吳澄作了《道統(tǒng) 圖并敘》，闡明了儒家道統(tǒng)歷代承傳和發(fā)展的脈絡(luò)，公開以朱幕之后道統(tǒng)的接續(xù)者 自居，充分表現(xiàn)出一位青年學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負。在寫給學者的書信中，他曾以 “豪杰”比之于儒學“圣賢”，又“以紹朱子之統(tǒng)而自任”。他這樣說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數(shù)也。夫所謂豪杰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 也。戰(zhàn)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 其時，獨愿學孔子，而卒得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 沒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習，淫于老、佛之異教，無一豪杰之士生于其問。至于 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杰其孰能與斯時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shù)子之大成， 則中興之豪杰也。以紹朱子之統(tǒng)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吳公行狀》） 吳澄在這里高度評價孟子、朱子繼承儒家道統(tǒng)并將儒學發(fā)揚光大的歷史功績， 隨即又明確指出在朱子之后尚無他人承傳道統(tǒng)，實際上自許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 為此，他在這封書信中又接著說道： 澄之韶此時，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于人，未聞道也。及知圣賢之 學，而未知能學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進于圣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堯、舜，其 君民而后已。實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 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于人矣。（同上） 吳澄這幾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話語，對于朱熹之后道統(tǒng)的承傳者，大有“當仁不 讓”、“舍我其誰”之意，足見吳澄胸中抱負何等遠大。 此后，吳澄在經(jīng)學上確實以接續(xù)朱熹為己任。他鑒于《孝經(jīng)》因后儒穿鑿更改， 真?zhèn)位祀s，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說：《孝經(jīng)》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jīng)，其后乃傳文， 皆齊魯閑儒纂取左氏請書語為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吳澄謹遵朱子遺言。特據(jù)朱 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經(jīng)增刪修訂，編成《孝經(jīng)》善本傳世。同時，他又 采集其他典籍中談?wù)?#8220;孝”的文字，另外編成《孝經(jīng)外傳》一書刊行于世。 這一年，吳澄又潛心研讀邵雍《皇極經(jīng)世》一書，頗有所領(lǐng)悟。他不滿那些對 《易經(jīng)》抱著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為術(shù)數(shù)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 之數(shù)，仔細推究歷代治亂相禪、興衰交替的緣由，從而撰寫了《皇極經(jīng)世續(xù)書》。 可惜后來因遭受兵火之災(zāi)，該書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吳澄應(yīng)撫州鄉(xiāng)貢，以《乾卦保合太和萬國咸寧賦》中 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師應(yīng)禮部試，不料名落孫山。吳澄雖然成了一個 落事舉子，但并不灰心喪氣。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舊作，編纂成書，題名為 《私錄》。程若庸先生在此書后寫了一篇跋語，其中有云：“若庸來此二十二年， 閱人多矣，未見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如晝方旦， 何可量也。仆雖老不敢自棄，愿聞切磋語。”短短幾句話，高度評價了吳澄的淵博 學識，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當時，南宋日趨滅亡的征象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吳澄眼看國家衰敗，儒道凋敝， 只好閑居家鄉(xiāng)，授徒講學。他修建了幾間簡陋的茅屋，作為自己安身之所，還特意 在門窗上題辭曰：。 抱膝梁父吟， 浩歌出師表。 這顯然是取諸葛亮隱居待時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的胸襟抱負。 然而南宋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沒過幾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吳澄滿懷壯志，未得 施展。學友程鉅夫深知吳澄當時的良苦用心，專門為他的茅屋題名曰“草廬”。從 此以后，四方學者便稱吳澄為草廬先生。 四、隱居窮谷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元兵攻陷江西，撫州淪為元人統(tǒng)治區(qū)。樂安縣丞 黃西卿是一位忠義之士，他不愿降元做官，便攜帶全家避入深山窮谷，甘心忍饑挨 餓，艱難度日。他素慕吳澄講學之名，特意邀請吳澄前去教授其子。吳澄出于對這 位縣丞的敬仰，欣然應(yīng)邀前往。于是在山中授徒講學，潛心著述，與黃西卿相處甚 得。 至元十四年（1277），江西戰(zhàn)亂頻仍。吳澄侍奉父母雙親到處避難，很少有安 居之日。后來，幸得鄉(xiāng)貢進士鄭松熱情相迎，于是一道隱居布水谷。鄭松（1235— 1307），字特立，樂安（今江西樂安縣）人。南宋末年應(yīng)鄉(xiāng)試中選，入無閑居不仕， 專意研究經(jīng)學。吳澄與鄭松共同結(jié)廬于布水谷中，二人每日以論學為事，可謂優(yōu)游 年歲，自得其樂。布水谷位于樂安之高山，上有田有池，群山外環(huán)，內(nèi)有一道溪流 直通懸崖飛瀑而出，其景致十分壯觀。谷中吳鄭兩人所居草廬，后人稱為古隱觀。 吳澄身居布水谷，雖簞食瓢飲。艱苦備嘗，但他一力纂次諸經(jīng)，一日不曾懈怠。 在短短幾年時間內(nèi)，他注釋了《孝經(jīng)》章句，校訂了《易》、《書、《詩》、《春 秋》，修正了《儀禮》、《小戴禮記》、《大戴禮記》等，對儒學經(jīng)典的整理和流 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下面就諸書分別予以簡述，以便知其大概。 《易》據(jù)《漢書·藝文志》載：《易》12篇，即包括經(jīng)二傳十。自從魏晉諸儒 分象象文言入經(jīng)、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茍且因循以至于宋。宋代名儒呂祖謙 通過精心考證，將《易》恢復其舊。而后朱熹沿用呂本，但對于書中文字闕衍謬誤， 沒有來得及全面訂正。吳澄有鑒于此，特重加修訂。他采用呂祖謙古易本經(jīng)文，每 卦先列卦變主交，每交先列變交，次列象占。十翼也各分章數(shù)，其訓解各附句下， 音釋考證于經(jīng)則附于每卦之末，于傳則附于每章之末。 《書》宋儒多疑古文《尚書》為偽書，從吳澄開始，專主今文《尚書》。吳澄 以今文《尚書》25篇自成卷帙，以區(qū)別于古文《尚書》；又將原書各篇開頭的小序 合并在一起，放在全書后一部分；至于孔安國的一篇序文，也附錄書末。此書雖專 門闡釋《尚書》今文，但大多合于古義，實為其可取之處。 《詩》自漢代以來，學者解說《詩經(jīng)》，全都以《詩序》為本。尤其是毛公將 《詩序》分置于各篇開頭，使后世讀者往往局限于只從序中去探索詩之大旨。對此， 宋儒頗以為非，朱熹深斥其失而索性去掉序文。吳澄按照朱子所定，刪掉各篇開頭 之序，以避免其混淆于《詩經(jīng)》正文，使讀者便于以詩求詩，而不為序文所惑。至 于詩篇次第，吳澄也酌情加以調(diào)整，使其編排更為合理。 《春秋》吳澄認為，漢儒對于《春秋》三傳，專門守殘護缺，不能貫穿異同而 有所去??；唐代啖助、趙匡、陸淳三位學者始能信經(jīng)駁傳，多得其本義，但仍有若 干失當之處。為此，吳澄將《春秋》再加審訂，編為七綱八十一目，解說以左氏為 主，兼采諸家傳注，而參之以己見，旨在使讀者知道《春秋》史筆有一定之法，相 信經(jīng)文無不通之例，從而避免望文生義，誤解圣賢之言。 《儀禮》吳澄深惜《儀禮》17篇尚不完備，于是從《禮記》、《大戴禮記》、 《小戴禮記》以及鄭玄《三禮注》等廣泛攝拾，編成《儀禮逸經(jīng)》8篇，即投壺禮、 奔喪禮、公冠禮、諸侯遷廟禮、諸侯釁廟禮、中囗禮、礻帝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 他又從《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中采摭，編成《儀禮傳》10篇，即冠儀、婚儀、 士相見儀、鄉(xiāng)飲酒儀、鄉(xiāng)射儀、宴儀、大射儀、聘儀、公食大夫儀、朝事儀。此書 仿朱熹《儀禮經(jīng)傳通解》之例，按照古人行禮之節(jié)次編纂經(jīng)傳文字，其條理顯得較 為縝密。 《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漢代經(jīng)學興盛，學者發(fā)現(xiàn)先德所記禮書200余篇， 經(jīng)大戴氏（德）刪減合并為85篇，又經(jīng)小戴氏（圣）斟酌損益為43篇。自漢以來， 此書屢經(jīng)后人增刪改篡，其文字顛倒紛亂。朱熹曾打算加以修訂，但未及完成此事。 吳澄繼承朱烹遺志，對《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正訛糾誤，精心編次，廈訂兩 書各為36篇和34篇，為后人提供了較好的讀本。 五、漫游講學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冬，吳澄因父親身染重病，只得告別友人鄭松，離 開布水谷，侍奉父親返回崇仁老家。次年五月，其父不幸病逝。吳澄哀毀骨立，竭 其全力為父親辦理喪事，以盡孝子之道。 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鉅夫任江南行臺侍御史，奉皇帝之命四處訪求遺賢， 凡發(fā)現(xiàn)德行高尚、才藝杰出的人，便由當?shù)伢A站立即派人護送入京拜見皇帝，以聽 候封賞。這一年冬天，程鉅夫不辭辛苦，專程趕到撫州，命郡縣官吏親往慰問吳澄， 并想方設(shè)法強求他出來做官。當郡縣官吏來到吳家的時候，吳澄再三聲稱母親年老， 無人奉養(yǎng)，以此作為理由堅決推辭。最后，程鉅夫親自前來看望他，經(jīng)過一番問寒 問暖、敘舊談心之后，又十分懇摯地對吳澄說：“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 可無一覽乎？”吳澄看到這位老學友一片誠心，實在推卻不過，只好答應(yīng)與之同行， 權(quán)作一次北上漫游。他將此事稟告母親游夫人，征得老人家同意，隨即整治行裝， 與程鉅夫一道，于十一月向建昌路（今江西南城）出發(fā)。 次年春天，吳澄到達燕京（今北京市），與一班名士頻繁交往，彼此談經(jīng)論學， 相互切磋，倒也不虛此行。程鉅夫一攏京都，忙著把自己所薦賢士的名冊向皇帝上 報復命。他原本答應(yīng)吳澄，不將其列入推薦之列；但經(jīng)過反復思考，總覺得人才難 得，實在不忍心遺棄賢能之士。于是竟違背自己的諾言，特別把吳澄向皇上作了推 薦。吳澄很快知道了此事，仍以母親年邁體衰為由，極力推辭。隨后收拾行李，決 定獨自南歸。朝中公卿大夫素聞吳澄之賢，紛紛出面挽留，但吳澄執(zhí)意離京。眾人 無可奈何，便相率為吳澄餞行，席間賦詩送別，依依難舍。故宋宗室趙孟(兆頁) （當時召為兵部郎中）還手書朱熹與劉子暈所和詩三章，送給吳澄以作留念。目睹 當時這種送別場面，無不令人為之感嘆。十二月，吳澄抵達崇仁故里。在沿途舟中， 他觸景生情，揮筆寫下了《感興詩》25首。 至元二十五年（1288）初春，宜黃（今江西宜黃縣）吳東子修建了一座義塾， 匾上題名曰“明新堂”，專為鄉(xiāng)里子弟提供讀書之便。他特地奉書聘請吳澄前往授 徒講學，吳澄欣然應(yīng)允。留寓塾中數(shù)月，吳澄不分朝夕，講學不倦；遠近學子登門 受教，絡(luò)繹不絕。 同年秋，程鉅夫上疏朝廷說：“吳澄不愿仕，而所考《易》、《書》、《詩》、 《春秋》、《儀禮》、《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俱有成書，于世有益，宜取置 國子監(jiān)，令諸生經(jīng)習，次第傳之天下。”朝廷采納了程矩夫的意見，于是移命江西 行省派遣官員前往吳澄家中謄寫進呈，并下令地方政府對吳澄隨時給予優(yōu)禮厚遇。 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八月，吳澄出游龍興西山（位于今江西南昌市郊）。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司經(jīng)歷官郝文得知這一消息，特地迎請吳澄入城，留居郡學 講授《易經(jīng)》。郝文本人詢阿《易經(jīng)》疑難數(shù)十條，吳澄一一作答，其言深入淺出， 透辟明晰，使郝文和在座學者大為嘆服。兩人對答之辭，由官吏從頭至尾記錄下來， 題名曰《原理》，讓四方學者傳抄研習。 當時，南北土友前來問學者頗多。清河人元明善身任江西省椽，向以文學自負， 經(jīng)常屈其同座。這次聽說吳澄來到郡學，他也不甘寂寞，專撿有關(guān)《春秋》大義的 數(shù)十條疑難問題請吳澄解說。吳澄不假思索，而對答如流，句句皆為領(lǐng)會至深之語。 元明善聽了，有如醍醐灌頂，對《春秋》義理領(lǐng)悟了很多，但尚存些須疑點。吳澄 因材施教，便指導他研讀《程氏遺書》和朱熹《近思錄》。元明善過去曾幾次讀過 這兩種書，但直到現(xiàn)在經(jīng)吳澄點撥，才知反復玩味而有所得。一天，他當面感謝吳 澄說：“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先生之學，程、朱之學也，請執(zhí)弟子禮終身！” 隨后，城中士友及諸生紛紛請求由吳澄主講郡學，吳澄便為大家專題講授“修己以 敬”章，滔滔萬余言，聽眾成百上千，多所感發(fā)。 六、官授師儒 掾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董士選身任江西行省左丞。經(jīng)省椽元明善引見， 他前往館塾拜望了吳澄，并詢問《春秋》經(jīng)義和治亂之道，都得到了令人滿意的解 答。董士選拱手告別了吳澄，與元明善同返官署。歸途中，他深有感慨地對元明善 說：“吾平生所見士多矣，未有德容辭氣、援據(jù)經(jīng)傳如吳先生者！” 大德元年（1297），董士選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次年進京朝見皇帝，改金樞 密院事。他多次向朝廷推薦吳澄，但吏部遲遲未能采納他的意見。一日在都堂議事， 董士選離座起立，對丞相愕勒哲和平章軍國重事博果密說道：“士選所薦吳澄，非 一才一藝之能也。其人經(jīng)明行修，論道經(jīng)邦，可以輔佐治世，大受之器也。”丞相 和平章軍國重事聽了，都說：“金院質(zhì)實所薦，必天下士何疑焉！”事有不巧，平 章軍國重事博果密改拜御史中丞，不久去世，未及任用吳澄。 大德五年（1301），董士選官拜御史中丞，又全力舉薦吳澄。于是，朝廷授吳 澄為應(yīng)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并移命江西行省派遣官吏 敦促吳澄赴京就職。董士選專門以個人名義寫了一封書信，再三勉勵吳澄應(yīng)召出仕。 吳澄當即復書，極力推辭不就。他在回信中說： 澄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 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于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 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倒?jié)邵先生詩云：“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教巢由作外 臣。”澄雖不肖，愿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閣下。 吳澄雖然一再陳情推卻，但迫于地方官吏三番五次催促，只得親自去京城向皇 帝謝辭。等他抵達京都，已經(jīng)有人先代其任，此事方才作罷。時值大德六年（1302） 十月，吳澄本想立即動身返回故里，但河凍冰封，歸路難行，于是暫且滯留京都， 再作打算。門人元明善朝夕侍奉吳澄，甚為勤謹。而朝中士大夫紛紛前來問學，吳 澄一一為他們解惑釋疑。 大德七年《1303）春天，吳澄治裝南歸。御史中丞董士選抗章論奏朝廷有失待 士之禮。他說： 應(yīng)奉翰林文字吳澄，天稟高特，道業(yè)安成，不求用于時，隱居五十余載。至元 間遣使求賢，同至者俱為按察，本官力以母老辭還。大德五年，舉本官有道之士， 都省奏克前職，咨行省特遣之任，未至而吏部作不赴任闕。頃于本官無所加損，似 失朝廷崇儒重道之意。 盡管言辭懇切，朝廷卻一時置若罔聞。吳澄于五月到達揚州江北，淮東道肅政 廉訪使趙完澤以天氣暑熱為由，強行挽留吳澄暫居郡學，當時有中山王(王介)、河 南張恒等學者登門受業(yè)。張恒等人就《孝經(jīng)》若干疑難問題虛心請教，吳澄逐一進 行解說，使之恍然大悟，獲益非淺。其后，淮東宣撫使沙卜珠(王介)、工部侍郎賈 鈞、湖廣廉訪使盧摯、淮東金事趙瑛、南臺御史詹士龍以及元明善等達官名流，也 紛紛具疏致幣，親率子弟趕到揚州，請謁吳澄拜師求學。 大德八年（13。4）十月，吳澄回到崇仁故里。這時，朝廷有旨傳來，授他為將 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次年，吳澄校定邵子（雍）之書，編次其目為（一） 《皇極經(jīng)世》12卷，為書62篇；附錄《觀物外篇》兩篇；（二）《漁樵問答》1卷， 為書22章，附錄遺文6篇；（三）《伊川擊壤集》20卷，為詩1498首，附錄集外詩1 3首以及《后序》1卷。吳澄天資高明，早年已能領(lǐng)悟《易經(jīng)》奧秘，所以對邵子之 書考校詳實，編訂精審，有功于邵子之學可謂大也。與此同時，吳澄還精心校訂了 郭璞《葬書》等古籍。 吳澄不愿出仕，遲遲未去上官。大德十年（1306），他決定漫游南岳衡山，四 月到達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縣）。江西儒學提舉鄭陶孫聞知此事，立即派人致 書，追請吳澄赴任。十月，吳澄被迫到官就任。次年正月，他突然染病，二月便告 請到富州（治所在今江西豐城縣）就醫(yī)。在療養(yǎng)期間，吳澄又精心校訂了一《老子》、 《莊子》以及揚雄《太玄》諸書，還與門人論及諸書之本旨，并辨正訛偽，而后著 論立說。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新天子即位，廣求人才，詔授吳澄為從侍郎、國子 監(jiān)丞，并移命江西行省敦促赴官。次年六月，吳澄就任國子監(jiān)丞，六館翕然歸向。 最初，元世祖命北方名儒許衡出任國子監(jiān)祭酒，開始以朱熹理學教授弟子。許衡告 老以后，繼之者多是他的門人，還能烙守師法。但時間既久，師傳漸失，學者散漫 無歸。而今吳澄一到，決心整治頹風，使諸生為學知其趨向。他每天拂曉便舉燭堂 上，讓諸生依次受業(yè)，并各持所疑以質(zhì)問。直至傍晚，他才退歸寓舍稍事休息，而 諸生往往執(zhí)經(jīng)以從，隨時請教。吳澄根據(jù)清生才質(zhì)之高下、識見之深淺而分別給予 指導，使他們都能“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 吳澄就這樣諄諄教誨，循循善誘，朝夕講論，寒暑不廢，從而贏得了六館請生的衷 心愛戴。他本來不愿出仕，但而今官授師儒，每日面對莘莘學子，確實也感到了為 人師表、哺育英才的莫大快樂。 至大四年（1311）三月，元仁宗即位，罷尚書省。吳澄被改授文林郎，升國子 監(jiān)司業(yè)。原侍御史劉賡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監(jiān)祭酒，他召集六館請生，反復告誡大家 說：“朝廷徒以吾舊人，故自臺臣來領(lǐng)學事，主工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豈敢當！ 司業(yè)大儒，吾猶有所質(zhì)問，時不可失，師不易得，諸生其勉之！” 吳澄在國子監(jiān)克盡職守，不負眾望。他采用宋代程顥《學校奏疏》、胡安國 《大學教法》以及朱熹《貢舉私議》三者，加以斟酌取舍，專門制訂了四條教法： 一曰經(jīng)學，講授內(nèi)容有《易》、《書》、《詩》、《儀禮》、《周禮》、《大戴禮 記》，再附加《春秋》三傳，要求諸生各專一經(jīng)，并須熟讀經(jīng)文，旁通小學，融會 諸家講說義理；二曰行實，教育諸生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尊敬長輩，和睦宗親， 厚待朋友，同情他人；三曰文藝，指導諸生學習古文和詩賦，要求人人能夠?qū)懺娮?br>文；四曰治事，為諸生講授有關(guān)選舉、食貨、禮儀、樂律、算法、吏文、星歷、水 利等方面的知識，對他們加強能力培養(yǎng)。吳澄還未及施行這些教法，卻被同僚所嫉 恨，于是產(chǎn)生了辭官退隱的想法。 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正月，吳澄告病辭歸。他登舟賦詩，留別各位僚友， 眾人無不唏噓感慨。監(jiān)學官當即命令屬吏及諸生數(shù)十人追至通州河上，再三懇留， 吳澄執(zhí)意不從。朝廷也專門遣使追留，終究未果。其時，六館諸生悵悵然如失父母 一般，竟有未經(jīng)合清而追隨吳澄南行者數(shù)人，從學幾年后北歸，全都中選高科，成 為儒學名士。 七、窮究“五經(jīng)” 吳澄到了晚年，更加專心致志，窮究“五經(jīng)”。在總結(jié)數(shù)十年治經(jīng)成果的基礎(chǔ) 上，著力撰寫了《五經(jīng)纂言》，完成了經(jīng)學史上的一大壯舉，實現(xiàn)了他終生研究經(jīng) 學的宏愿。 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吳澄漫游宜黃（今江西宜黃縣），入山留居五峰僧 舍，歷時六月有余，修成《易纂言》。五年（1318）春，吳澄除集賢直學士，特升 奉議大夫，朝廷當即委派集賢修撰虞集奉詔前往江西迎致。吳澄應(yīng)召，于五月啟程， 八月到達儀真（今江蘇儀征縣），突然疾病發(fā)作，不能前行，只得暫時滯留淮南。 十一月寓居建康（今江蘇南昌市），修成《書纂言》以后返家。 元英宗至三年（1323），朝中元老大臣一致舉薦吳澄為當代天下儒士之冠，故 有旨超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進階太中大夫，并委派直省合人劉布囗齊奉 敕前去聘召。舍人到了崇仁，代皇帝向吳澄殷勤致意，還說：“皇上固知先生年事 已高，所以來召者，必欲見先生，宜毋以此為辭！”吳澄拜命即行，于五月抵達京 師，六月入翰林院就任。七月，詔令吳澄撰寫《金書佛經(jīng)序》，以資皇室追薦冥福 之用。他頗有異議，后因皇帝駕崩而止。 泰定元年（1324）二月，朝廷采納江浙行省左丞趙簡的建議，大開經(jīng)筵進講。 中書平章政事張珪主持講席，分派吳澄擔任經(jīng)學講官。三月，吳澄為泰定帝講述 《中庸》“舜其大孝”章以及《資治通鑒》數(shù)條。由于他進講時言溫氣和，經(jīng)旨敷 暢，頗得古人勸講之體，因此使皇上聽后甚為滿意。七月，吳澄奉詔纂修《英宗實 錄》。次年十二月，纂修事畢，吳澄又告病還鄉(xiāng)。 泰定三年（1326）。張掛上疏皇帝，懇請起用吳澄。他說。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于事物之賾而達乎圣賢之蘊， 致察于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zhèn)鳎钤熳缘?，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 不同?；涀圆家?，一再收召，超擢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明創(chuàng)切，溫潤 完厚，康健聰明，經(jīng)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yōu)，然合召還，資 其學問，良非小補。 于是，泰定帝下詔加授吳澄為資善大夫，仍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但 吳澄終究稱病未赴。 吳澄閑居故里，依然一如既往地精心研究“五經(jīng)”，繼《易纂言》、《書纂言》 之后，他又陸續(xù)修成了《詩纂言》、《春秋纂言》、《禮記纂言》、《易纂言外翼》 等書。元順帝元統(tǒng)元年（1333）六月，吳澄不幸感冒得疾，家人延醫(yī)診治無效，歷 時數(shù)日竟與世長辭。噩耗傳至朝廷，有旨加贈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 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曰文正。 吳澄終生治經(jīng)，孜孜不倦，從年輕時校訂“五經(jīng)”，到中年又“采拾群言”， “以己意論斷”，再“條加記敘”，并努力探索朱熹研究五經(jīng)“未盡之意”，直至 晚年方才修成《五經(jīng)纂言》。除了《詩纂言》而外，其余《易纂言》、《書纂言》、 《禮記纂言）、《春秋纂言》四種以及《易纂言外翼》、《儀禮逸經(jīng)傳》、《孝經(jīng) 定本》、《道德真經(jīng)注》等書，均為《四庫全書》所著錄。黃宗羲季子黃百家在 《宋元學案·草廬學案》中評贊曰：“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jīng)術(shù)者甚少。草廬 《五經(jīng)纂言》，有功經(jīng)術(shù)，接武建陽（朱熹），非北溪（陳淳，朱熹“高弟”之一） 諸人可及也。” 的確如此，吳澄撰修《五經(jīng)纂言》，在編次整理經(jīng)文的同時，還特別對其內(nèi)容 從義理方面加以疏解，深入探討其微言大義，發(fā)明張大朱熹之說。他擺脫了漢唐局 限于文字訓詁的治經(jīng)方法，在五經(jīng)研究上完成了由漢、唐的典制訓詁轉(zhuǎn)入宋元的義 理疏注這一發(fā)展過程。毋庸置疑，這確是“朱子門人所不及”的經(jīng)學成就。即使在 元代，研究五經(jīng)者雖然不乏其人，但唯有吳澄的成就最為顯著。 八、草廬學說 吳澄與許衡同為元代名儒，當時號稱“北有許衡，南有吳澄”。許衡主要是承 傳程、朱之學，而吳澄則主要是折衷朱、陸之學?！端卧獙W案·草廬學案》將吳澄 列為“朱熹四傳”、“象山私淑”。全祖望說：“草廬出于雙峰（饒魯），固朱學 也，其后亦兼主陸學”；“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宋元學案》卷92） 吳澄，就其師授而言，當是朱學人物，所著《五經(jīng)纂言》，也是“接武建陽（朱熹）”； 但從其論學實際來看，吳澄又是元代“和會朱陸”的突出人物。對于朱、陸之學， 他既看到了其相同的一面，也看到了其相異的一面，他企圖解決朱、陸之間的矛盾， 進而和會朱、陸。在理學上，吳澄確實談了不少朱學的內(nèi)容；但對于朱、陸的分歧， 他又基本否定了朱熹的“道問學”論，而接受了陸學的本心論，提倡讀書問學當以 陸象山的“尊德性”為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朱熹哲學方法與體系的矛盾。因 此，草廬學說是折衷朱、陸的產(chǎn)物。 以下分別從道統(tǒng)論、天道觀、心性說三個主要的方面，對吳澄的理學思想進行 簡要的論析。 道統(tǒng)論儒家道統(tǒng)說，始于唐代古文家韓愈。韓愈為了辟佛反老，特提出儒家圣 人傳道的道統(tǒng)。此說一倡，遂為后世儒家所祖述，道統(tǒng)也就成了儒學名流自謂得孔 門心傳、以抬高自己身價的工具。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人就是如此，吳澄則更有 甚之。他19歲作《道統(tǒng)圖》，便慨然以接武朱熹繼承道統(tǒng)自任。對于道統(tǒng)，吳澄曾 有這樣的論述： 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誅泅 鄒魯，其利也；鐮洛關(guān)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 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tǒng)，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呼！ 近古之統(tǒng)，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 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元史·吳澄傳》） 從這段文字中，充分體現(xiàn)出吳澄道統(tǒng)論的幾個主要觀點： 其一，以天為道統(tǒng)之原。韓愈的道統(tǒng)始于堯舜，而吳澄則借用董仲舒“道之大 原出于天”之說，視天為道統(tǒng)之原，堯舜繼之。這顯然反映了宋以來儒家的宇宙本 體觀念。 其二，高度重視宋代理學。吳澄根據(jù)《周易》的元、亨、利、貞排列，把道統(tǒng) 的發(fā)展過程分為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歷史階段，每一階段又分為元、亨、利、貞 四個小段；而特別把兩宋理學排在儒學發(fā)展的“近古”階段，亦即最后階段，處于 終結(jié)之“貞”的最高位置。這表明吳澄對于兩宋理學的極端重視。 其三，一自我標榜為朱子傳人。吳澄在《道統(tǒng)圖》中，將近古理學階段從周敦 頤發(fā)展到朱熹，按序排列為元、亨、利，而處于終結(jié)的“貞”卻有意留下一個空缺。 顯然，吳澄的本心是想以“貞”自任，從而躋身于宋儒諸子之列，成為朱熹之后道 統(tǒng)的繼承人。 天道觀探討太極、理、氣的內(nèi)涵及其相互關(guān)系，是理學的基本內(nèi)容。吳澄的天 道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觀、太極與理氣論。 關(guān)于天、地、日、月和人、物的形成，吳澄認為皆本于“一氣”。他曾經(jīng)說過： 天地之初，混沌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zhuǎn)于 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于中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為天，重濁者積塊 成形而為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 停，則地處天內(nèi)，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墮，歧 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國如虛球，地隔其中，人物生于地上，地形正方如搏 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復左。（《吳文正 公全集》卷1《原理》） 吳澄的所謂“氣”具有實體性，是形成天地人物的質(zhì)料。這種認識應(yīng)當說具有 一定的唯物論因素。 然而，吳澄并未把“氣”作為宇宙的本原，而將宇宙本原另屬之于“理”和太 極。對于氣與理的關(guān)系，吳澄認為：“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后，只是陰陽 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日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為五行，五行 即二氣，二氣即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為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 在氣中，只是為氣之主宰者即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吳文正公全 集》卷2《答人問性理》）吳澄認定理是氣的主宰者，但它又寓于氣中，理氣不可分 割。 關(guān)于理和太極的關(guān)系，吳澄則視理為太極，為精神本體。在他看來，天地生滅， 人銷物盡的變化反復，統(tǒng)統(tǒng)是由于“太極為之”。太極之所以能起到主宰宇宙的作 用，是由于它本身包含的動靜之理，能隨“氣機”之動靜而動靜。但太極本身又是 “沖漠無朕，聲息泯然”，“無增無減，無分無合”。可見，吳澄是把太極作為宇 宙的本原，而太極本身卻是一個寂然不動的絕對體，這種宇宙觀無疑屬于唯心主義 的范疇。 再進一步，吳澄還把太極等同于天、帝、神、命、性、德、仁等范疇。按照他 的解釋，太極就其“全體自然”而言叫做天，就其“主宰造化”而言叫做帝，就其 “妙用不測”而言叫做神，就其“賦與萬物”而言叫做命，再就“物受以生”而言 叫做性，得此性便叫做德，就其“具于心”而言叫做仁。如此一來，吳澄的所謂 “太極”，不僅是宇宙的本體，是普照天地的萬能神，而且它還具有道德的屬性， 是人生最高的理想和極則，也就是天理。 心性說人如何認識天理，并做到與之合一，這是理學家們研究的重要課題。朱 熹是持之以格物，陸九淵是持之以本心，而吳澄則是“和會朱陸”，形成了自己的 心性說。 首先，吳澄立足于從張載到朱蕉的氣質(zhì)說，主張人性有善惡之分，而性善和性 惡在本質(zhì)上又可以相通。他認為，人性是得之于天，而為本然之性，但因其氣質(zhì)不 同而有性善與性惡之分。他在《答人問性理》中指出，氣質(zhì)是“人得天地之氣”而 成形，當人從母體出生時，就受有“天地之氣”，因而也是與生俱來。而人所受的 “天地之氣”，“或清或濁，或美或惡，分數(shù)多寡，有萬不同”，這就使本然的天 地之性受到污染，由于污染的程度不同，所以人性便出現(xiàn)了差異。而這種差異可以 由天地之性來統(tǒng)一。吳澄認為，純善的天地之性不僅賦予性善的人，而且也賦予性 惡的人，這就使氣質(zhì)之性中那些惡與不善的人，找到了通向天地之性的可能和信心。 可見，性善和性惡在本質(zhì)上有相通的地方。 其次，在如何恢復天地之性的問題上，吳澄公開贊同和倡導陸九洲的“尊德性” 方法。他曾說：“朱子于道問學（即格物窮理學問思辨）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 性為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弊必偏于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庶幾 得之。”《《宋元學案·草廬學案》）所謂以德性為本，是講德性之知為“我之固 有也，不待外求。”吳澄在《評鄭夾滌通志答劉教諭》中說：“知者心之靈而智之 用也，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 外之物格，則內(nèi)之知致，此儒者內(nèi)外合一之學，因非如記誦之徒，博展于外而無得 于內(nèi)，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nèi)而無事于外也。”（《吳文正公全集》卷2）由于 他認為一定知識未有出于德性之外者，所以為學的方法，則專主于心，而反對外求。 再次，從“以德性為本”出發(fā)，形成了反求于心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吳澄的認 識方法，主要是求吾心中之知，即反求諸心，在心上下工夫。這是吳澄理學思想的 根本特點。他認為，天所給予我的，我之所以為人，都在一心，心是主宰，心是統(tǒng) 會，所以為學之法專主于心，“必以德性為本”。因此，吳澄在強調(diào)心的重要性時 說：“孰為要？孰為致？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是。不是之 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吳文正公全集》卷5《王學心字說》）在吳澄那里， 反求吾心既是為學的根本方法，也是認識的根本方法。 末次，基于反求諸心的認識論，吳澄對朱熹的“格物”說作了符合心學思想的 修正。其修正主要有二：（一）將“格物”解釋為純粹的感性認識。朱熹“格物” 的原意是指窮至事物之理而至其極，而吳澄則說“格物”是所聞所見之知，成了單 純的感性認識，而將推究事物之理排除在外。他認為，事物之理早已具于吾心中， 所謂“格物”無非就是以多聞多見啟發(fā)我心中那個固有之理，然后再推致我心中之 理而至于事事物物。可見，吳澄在這里采用了“內(nèi)外合一”的手法，將事物之理變 成了心中之理，使“格物”變成了“格心。”（二）將“格”解釋為“悟”、為 “覺”。朱熹“格”的原意是“至”、“窮”，即達到、窮盡的意思，而吳澄則解 釋“格”字說：“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guān)，格物者夢覺之關(guān)，誠意者人獸之關(guān)。實悟 為格，實踐為誠。”（《宋元學案·吳澄學案》）吳澄解釋“格”為“悟”、“覺”， 亦即內(nèi)心的一種思維活動，這就把朱熹具有合理因素的“格”，演變?yōu)殛憣W的簡易 工夫。 吳澄的理學思想，是宋代理學的繼續(xù)和發(fā)展，它是在“和會朱陸”的過程中形 成的。特別是其心性說，主張“格物致知”專主于心，不假外求，務(wù)須“內(nèi)外合一”， 更充分體現(xiàn)出元代朱陸合流的趨向，也明顯透露了后來明代王守仁心學的消息。其 實，王守仁部分接受陸學而又部分參以朱學的學說特點，早在吳澄的理學思想中已 經(jīng)初露端倪。因此，我們可以說，吳澄的理學正是從宋代程朱理學過渡到明代王學 的橋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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