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圓箓（1849—1931）
敦煌第17窟
在發(fā)現(xiàn)藏經洞之后，王道士或許是出于某種責任感，也或許僅僅是為了換取一些功德錢，修建他的道教靈官，四處奔波，竭盡所能：他先是到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可惜的是這位嚴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fā)黃的廢紙而已，王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發(fā)現(xiàn)藏經洞的第三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土，對金石學也有一定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這位有學問有見識的知縣身上。王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后，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并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但這位知縣也僅僅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并看好藏經洞，從此便再無下文了。
王兩次碰壁后，仍未死心，又從藏經洞中挑揀了些經卷趕赴肅州，找到了時任安肅道道臺兼兵備使廷棟。廷棟算是個有學問的官員，可他也未估量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價值，當然也沒有考慮如何去保護藏經洞，只不過是從書法的欣賞角度瀏覽了一番，且“以為此經卷其書法乃出己下，無足重”，于是“王道士頗沮喪，棄之而去”（ 見《敦煌石室記》，及A.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166；Idem，Serindia II，P.802—804）。
又隔數載，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 葉昌熾（1849—1917），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奉命領甘肅學政。西行訪碑，以補正其所著《語石》一書。次年十一月得敦煌縣令汪宗翰寄贈《索公紀德碑》、《楊公碑》、《李太賓造像碑》、《李氏再修功德記碑》、《大中五年洪碑》拓本及敦煌藏經洞出上《水陸道場圖》絹畫與唐人寫《大般涅槃經》四卷。葉氏在《日記》中對這些敦煌寫本、絹畫作了考訂、記錄、研究，成為第一位研究藏經洞出土文書的學者。1904年至酒泉，從汪宗翰及王宗海處，得絹本《水月觀音像》、《地藏菩薩像》及寫本《大般若經》等，均有考訂。又將有關見聞寫入《語石》及后來撰寫的《邠州石室錄》中。）獲悉藏經洞的事，頗感興趣，并通過汪知縣得到了部分寫卷和絹畫，我們可在其《緣督廬日記》中檢到多條相關的記述（以下三條皆見：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影印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王圓箓在三層樓西游記壁畫前
光緒三十年九月五日（1904.10.13）：“敦煌王廣文宗海以同譜之誼饋塞外土宜，拒未收，收唐寫經兩卷、畫像一幀，皆莫高窟中物也；寫經一為《大般若經》之第百一卷、一為《開益經》殘帙……”
藏經洞內景
葉昌熾是這方面的行家，所以在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檢點經卷就地保存起來，卻未真正引起足夠的重視——不僅僅政府如此，學者文人們也僅僅是發(fā)出“奇聞也”（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之“戊申十月廿五日”條：“伯希和到圖書館，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寫經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書、回紇人書、宋及五代刊板，奇聞也?！北本┐髮W出版社，影印本第五冊，1986年，第2118頁。）之類的驚嘆，而沒有人真正愿意去實地探察一番，而直到六年后羅振玉首晤伯氏得悉此事即提請學部去整體收購（見《松翁自序》）。
包括葉昌熾光緒三十二年卸任后，仍在《日記》中不時記錄有關敦煌寫本的消息，但對自己當年視學僅至酒泉而未能西出嘉峪關、整體保護藏經洞遺產而愧疚不已。
葉昌熾
斯坦因所掠的完整寫經包裹
大般涅槃經
大英圖書館藏S.87
唐圣歷三年（700）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2059
后晉天福五年（940）三階佛法卷第三
羅振玉致伯希和信札
羅振玉為請伯希和拍敦煌照片致端方信札
藏經洞自1900年被發(fā)現(xiàn)，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王道士在發(fā)現(xiàn)文物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功績，但大量的遺書也確由其手轉賣至國外而成為了千古罪人，加之彼時政府昏聵、國人整體上又極度缺乏文物的主權意識，由此造成了這一場文化遺產遭遇浩劫的歷史悲劇。
維摩詰所說經卷中
來源：金石書畫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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