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多“惑”，不免向先賢們請教，這讓人想起了孔子說的“四十而不惑”。
孔子一生致力于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在40歲的時候，想在齊國推行“仁義禮樂”的愿望卻落空了，無奈的孔子自齊返魯。無心求仕，潛心自修，提出了“40而不惑”的主張，他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保ā墩撜Z·顏淵》）又說：“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同上）又說：“智者不惑?！保ā墩撜Z·子罕》）又說：“40而見惡焉，其終也矣！”（《論語·為政》）在此，孔子描述的“惑” 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極端，因此主張“不惑”，即理智，不偏不頗，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歲已成為一位具有獨立見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獨特的見識，再加之正確的處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以上這一段說法，見之很多大眾化的解讀，也不新鮮。一般人做論，總是不由自主地已經(jīng)將孔子先在的假定為圣人了，于是，他的一切觀點都是“圣論”，人云亦云起來。
孔子和我們一般人沒有什么區(qū)別，人生本來波波折折，得意和失落是在所難免的，面對如此困惑，哭也好笑也好，該來的都要來，該走的留也留不住，我們普通人，只能事事隨緣，隨遂自然，免增煩惱，聯(lián)系孔夫子因其政治理想的無法實現(xiàn)而時常留露出來的失望情緒看，其“智者不惑”的說法也不像是贊美，倒似自嘲?？鬃赢吘故悄莻€時代的人，其出位之思總有左顧右盼的遮擋，“中庸”的說法多少有那么一點“前一腳后一腳”的感覺；不偏不倚這句話不過是一種說法，嚴格意義上的公正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總不能因為說有了現(xiàn)實的不平衡、有了愛恨情仇的縈繞于懷、有了左右為難的選擇就痛不欲生，“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有便有了，過多的徘徊于情感的兩極，就會失去了陽光的感覺。
對于“惑”與“不惑”的理解，不是一過40歲，就突然之間不惑了；人生其實充滿了困惑，不惑乃是對一次次惑的解決，一次惑的解決不意味著終生解決；因此，對“四十而不惑”這句話就不能執(zhí)于“四十”這個年齡的界限，有的人一生都拿不起，亦放不下；有的人少年即閱盡紅塵，滿目滄桑。重要的是，承認人生的無奈，比如對死亡、對美、對愛恨情仇，承認我們的力量有時只能是蒼白的無奈，人生行走在時間的縫隙中，連著苦難和幸福的兩極，那座獨木橋本就緊窄，又何必牽腸掛肚，徒然煩惱，只能使人生更加痛苦?？鬃赢斎徊皇且粋€以兒女情長為天地之間最大事的人，這是時代的原因；但是孔子亦有自己的理想，對于自己的理想來說，是什么內(nèi)容倒是分別不大，與我們凡夫俗子的蠅頭之利的小愿望亦無分別，說到底，“中庸”與“執(zhí)”是相通的，儒道佛也是相通的，人生到了至境，面對的是同樣的拷問：這個飄忽的短暫的生命該如何著落？安置靈魂，找到位置，尋求行程中短暫的安穩(wěn)和快適，是這些圣賢們之所以為圣的緣由；然而如果過于執(zhí)著于圣訓，那就距離圣人們的愿望遠矣。
然而，這并不是孔子思想的全部，不是《論語》思想的唯一中心。
當下大眾文化喜歡把作為儒家學說中心經(jīng)典的《論語》的意義解說成心靈雞湯，這是不全面的，“心靈雞湯”也不是《論語》最重要的思想，這容易把人引向迷惑，難道兩千多年的“圣書”其意義僅在于此嗎？《論語》的真正光芒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士人烏托邦理想的思想體系；二是儒家治世思想的政治方略；三是士人自我成人的心靈之道。事實上，《論語》中核心的內(nèi)容是儒家的烏托邦理想秩序的建構(gòu)，包括后期儒家思想發(fā)展中的“仁義禮智”主要核心思想的闡釋；另一個重要的內(nèi)容就是在這一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政治行為策略，在對弟子的教誨中，孔子比較詳細的闡釋了自己的行政觀點，以夫子贊賞的態(tài)度向弟子們展示了其政治理想。儒家士人在精神旨趣上留意“擔當意識”，表現(xiàn)浩然之氣，有一種憂懷天下，眷顧黎民蒼生的氣質(zhì)。這種走向是排斥為帝王書、做家奴的思想的，在中國古代士人知識分子那里，“致君堯舜上”之“堯舜”并不是現(xiàn)實的帝王，而是三代之上有圣主的理想君主。這一“堯舜”，不但不是歌功頌德，而且還是對當時君王的一種“立法”之限制。這種價值觀是士人理想的實現(xiàn)，是擔當意識的實現(xiàn)，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價值目標，是外指的、社會人格的實現(xiàn)。后期儒家士人扮演了“政治中間人角色”，儒家士人憑藉文化知識參與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努力而獲得了一種社會定位的描述。
理解歷史中的人物，當然是放到歷史中去理解，所以不臧否歷史中生活過的人，這是一種語境化的“同情”，對于中國文化中的公案，還是放到歷史中去說的好。那些先賢都是人類綿綿不絕思考晶瑩之鏈條中的一粒粒明珠，我們需持敬仰和尊重，今天我們把歷史中的很多罪過歸咎于孔子或儒家學說，這如果不是教化的需要，就是因為人們懶惰的惡果；歷史只有拉開足夠的距離才能有更清晰的面目出現(xiàn)，這不是感情所能夠決定的；當然不排除歷史的遮蔽，但是文化既有隱身和遮蔽，還有復蘇和需求，這些文化自身的邏輯會在歷史的某一個轉(zhuǎn)彎之處默默的守候，真相偶一顯現(xiàn)，其光芒會令人膽戰(zhàn)心驚。儒家、儒家士人以及其參與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都要放在具體的時代和文化語境中去闡釋，脫離開具體問題的論述往往會搔不到癢處，泛泛而論，看似有理，實際卻毫無價值。儒家文化不是一統(tǒng)的文化，在兩千年的變化中呈現(xiàn)出極為復雜的面貌，有時思想甚至截然不同，因為中國特有的治學方式，這種疊加的文化呈遞需要我們耐心的抽絲剝繭，方可穿透迷霧，撿拾到真金。對《論語》的解讀，當以上述的思考進行，才能撥開迷霧，見其彩虹，這樣的讀書，似乎更恰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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