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朝廷的一位高官淳于越反對當時實行的“郡縣制”，要求根據(jù)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并主張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不屬于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毀；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稱贊過去議論現(xiàn)在政策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這種措施引起許多讀書人的不滿。第二年，許多方士、儒生攻擊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調(diào)查，將460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歷史上稱這些事情為“焚書坑儒”。
秦始皇“焚書坑儒”，意在維護統(tǒng)一的集權政治，反對是古非今，打擊方士荒誕不經(jīng)的怪談異說，但并未收到預期的效果。這是秦始皇、李斯都始料不及的。
“焚書坑儒”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戰(zhàn)國時期除秦之外各國史記的被毀，導致了中國歷史的大殘缺和中國文化一定程度上的斷裂和缺失。然而西晉初年，這種損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一定的彌補－－這便是“汲冢書”的發(fā)現(xiàn)。
汲冢書，顧名思義就是汲冢里出的書。而“汲冢書”的發(fā)現(xiàn)地，就在古汲地－－現(xiàn)在的衛(wèi)輝市孫杏園鎮(zhèn)娘娘廟村。
不準唯一因盜名垂青史的人
2008年六七月份，在新鄉(xiāng)市史學家王振中先生的陪同下，我先后兩次到衛(wèi)輝市孫杏園鎮(zhèn)娘娘廟村尋覓“汲冢書”的影子。
歷史變遷，歲月更迭，幾千年前那個發(fā)現(xiàn)“汲冢書”的大冢，早已回填，不著痕跡。只一通高大的石碑提醒你，這里就是那個發(fā)現(xiàn)“汲冢書”的墓地。
墓碑上鐫刻著“魏安矨王之墓”字樣?！氨谴謇镆恍┱J為這里是圣靈之地的老太太捐立的，碑文也是些經(jīng)不起推敲的文字。”對此深有研究的王振中先生說。
這是一種反差極大的現(xiàn)象：汲冢書，中國歷史文化的根源之書；汲冢，如今卻是一片從外表怎么也看不出冢來的普通黃土地。
作為中國歷史文化的根源之書，汲冢書的發(fā)現(xiàn)卻與盜墓有關。
歷史上的盜墓行為，往往會導致重要的文化發(fā)現(xiàn)。
漢明帝時，符節(jié)令宋元推測秦昭王與呂不韋陵墓隨葬有秦始皇未焚經(jīng)書，曾經(jīng)請求發(fā)掘。這種為追求隨葬古籍而發(fā)冢的設想，反映盜墓的文化收益已為人們所熟悉。唐人詩作中“青編盡以汲冢來”之句，說的就是汲冢被發(fā)現(xiàn)的故事。夏竦《〈古丈四聲韻〉序》說到“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jīng)》”，也是盜墓所得有益于文化發(fā)現(xiàn)的一例。
西晉初年，河南省汲縣發(fā)生了一件被稱為中國史學界幸事的大事。那一年，一個叫不準的盜墓賊，偷偷地在這里掘開了一座古墓，當時他并不知道這是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盜墓賊一樣，他只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得到一些意外之財。然而墓穴被打開后，并沒像他所期待的那樣有許多金銀財寶，呈現(xiàn)在他眼前的是一些雜亂無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后來統(tǒng)計共有10萬余言。不準大失所望，因為對他來說這些東西毫無用處，因此“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尋找隨葬品，不準把竹簡點著用來照明，由于怕人發(fā)現(xiàn)，他在失望之余，拿了一些可換錢的物品跑了。
后來人們看到被打開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告知了官府。于是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收藏起來。但是，因為不準及當?shù)氐拇迕癫恢乐衿膬r值，“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朝廷得知此事后，派大學士荀勖、傅瓚等人對墓中所得竹簡整理校訂。通過對竹簡的研究，人們發(fā)現(xiàn)，原來盜墓賊挖開的竟是戰(zhàn)國時代的魏王冢，帶字的竹片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傳》。因它是汲郡人不準在盜墓時發(fā)現(xiàn)，故這批竹簡被稱為汲冢書。
西晉一流的學者整理了汲冢書，在其中居然發(fā)現(xiàn)了魏國的史書，這部再現(xiàn)于世的珍貴史書被稱為《竹書紀年》。起名《竹書紀年》，自然有它的道理。古時無紙，著書立說，破竹刮平為簡，字就寫在竹簡上。多簡編為一書，所以叫竹書。紀年是將史事按年編次，成為史書一種體裁。“竹書紀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書。
由于竹簡散亂及戰(zhàn)國文字“于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zhuǎn)寫益誤”，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結論尚有爭議，晉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秘書監(jiān)摯虞延請世習古文的衛(wèi)恒重新“考正”竹書。但秘書丞衛(wèi)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爭中被殺。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聽說衛(wèi)恒出事，自本郡赴喪，并續(xù)成其事。新考證本《紀年》的時間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衛(wèi)恒、束皙則認為是魏安矨王。
《竹書紀年》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古老的編年體著作，它是“汲冢書”中價值最大的史料。史學界把“汲冢書”與漢武帝時從孔子舊宅發(fā)現(xiàn)的古文《尚書》、《論語》等，殷墟發(fā)現(xiàn)的甲骨文，敦煌發(fā)現(xiàn)的藏經(jīng)洞，共同譽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四大發(fā)現(xiàn)。
汲冢書是系列叢書
雖然大家一致確認“汲冢書”是由于盜墓被發(fā)現(xiàn)，但是關于“汲冢書”的出土時間，史學界一直有爭議。一種說法是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年），這一說法以《晉書·武帝紀》為代表，《汗簡·略敘》、張懷《書斷》也持此說。
另一種說法是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最早有這一說法的是當時的大學者杜預的《春秋經(jīng)傳集解后序》?？追f達疏引王隱《晉書》也贊同這種觀點，《北堂書鈔》卷101引王隱《晉書》、今本《晉書·衛(wèi)恒傳》、《晉書·律歷志》及《隋書·經(jīng)籍志》也都是這種觀點。
還有一種說法是太康二年（281年），荀勖在為汲冢出的另一本書《穆天子傳》寫的《序》中發(fā)表過這種看法，《晉書·束皙傳》、《太平御覽》也都對這種觀點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陽盧無忌立石的《齊大公呂望碑》也是這樣說的。
最后還有一種說法是太康八年。在此四說中，太康八年說不可信，太康初年說較為可信。情況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準盜掘了汲冢，而汲冢書上繳官府則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誰？同樣存在不同說法。晉代汲郡，在現(xiàn)在的河南省衛(wèi)輝市西南，戰(zhàn)國時是魏國的封地。根據(jù)《晉書·武帝紀》、《律歷志》、荀勖《穆天子傳序》、衛(wèi)恒《四體書勢》，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隱《晉書·束皙傳》則認為墓主當是魏安矨王。
今人朱希祖以為，不排斥其他可能的存在。到現(xiàn)在這個問題實際上還沒有定說。
汲冢出書之后，西晉政府極為重視，晉武帝命中書監(jiān)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整理。由于出土古文（當時也稱為科斗文）的釋讀不易，眾多的學者參與了整理研究。先后參加整理研究的有荀勖、和嶠、譴勛、張宙、傅瓚、束皙、王接、衛(wèi)恒、王庭堅、潘滔、摯虞、謝衡、續(xù)咸等，作《春秋經(jīng)傳集解》的杜預也曾經(jīng)研討過汲冢書的內(nèi)容，郭璞還為出土的《穆天子傳》作了注。
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帝命中書監(jiān)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但據(jù)《晉書·束皙傳》，為十六部七十五卷?！端逯尽匪鶕?jù)是荀勖的《中經(jīng)新簿》，部卷不同實際是因為這批書籍經(jīng)過荀勖、束皙兩次整理的緣故。根據(jù)《晉書·束皙傳》，汲冢所出之書大體為：
《紀年》13篇。其內(nèi)容束皙認為是記錄夏以來一直到周幽王被犬戎所滅，然后接以晉國歷史。三家分晉后，又以魏國史事接續(xù)，至安矨王二十年為止。束皙將此書看成是魏國的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呼應，但兩者之間還是有較大出入的。杜預《春秋經(jīng)傳集解后序》也說，《紀年》起自夏、殷、周三代，都是關于帝王之事。晉國紀年起自殤叔，然后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莊伯，晉莊伯十一年十一月，也就是《春秋》的起始年代，即魯隱公元年正月，用的都是夏正，編年相次。到晉國滅亡，獨記魏國之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說明這是魏國的史記?！都o年》也就是今天通常說的《竹書紀年》，按史家考證，《晉書·束皙傳》所記也有兩個較大的錯誤：“13篇”據(jù)朱希祖先生考證當是“12篇”；“安矨王”當是“襄王”。
《易經(jīng)》2篇。這實際就是《周易》。
《易繇陰陽卦》2篇。內(nèi)容和《周易》略同，但《繇辭》部分則異。杜預《春秋經(jīng)傳集解后序》：“《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p>
《卦下易經(jīng)》1篇。內(nèi)容與《周易·說卦》略相似但有異。
《公孫段》2篇。這是公孫段與邵陟兩人論《易》的書。
《國語》3篇。內(nèi)容是關于楚國、晉國的事。
《口名》3篇。內(nèi)容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
《師春》1篇。這是一本將《左傳》中關于卜筮的內(nèi)容抄集出來的書，“師春”大概是抄集者的名字。
《碟語》11篇。這是一本關于各國卜夢妖怪的相書。唐代的劉知幾對這本書評價很高，他在自己的史學名著《史通》中多次提到這部書，認為它實際上有史書的性質(zhì)。
《梁丘藏》1篇。內(nèi)容是先敘魏國的世數(shù)，“次言丘藏金玉事”。
《繳書》2篇。內(nèi)容是“論弋射法”。
《生封》1篇?！暗弁跛狻?。
《大歷》2篇。大概是鄒衍《談天》一類的東西。
《穆天子傳》5篇。是關于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好巡狩，得盜驪、綠耳這樣的好馬，命造父為御手，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當時的大學者郭璞曾為這部書做注。對于《穆天子傳》的性質(zhì)后來頗多爭論，或以為是實錄起居注一類，或以為是小說類。
《圖詩》1篇。這是“畫贊之屬也”。
《雜書》19篇。包括《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汲冢出土的書籍完整傳承至今的是《穆天子傳》5卷及附于其后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
尤其值得一提的《竹書紀年》，是按年編次，周平王東遷后用晉國紀年，三家分晉后用魏國紀年，至“今王”二十年為止。受命整理竹簡者荀勖等認為，“今王”即是魏襄王。至于《紀年》的起始，《史記·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說：“和嶠云《紀年》起于黃帝?！?/p>
現(xiàn)在，王隱《晉書·荀勖傳》早已亡佚，但根據(jù)類書《太平御覽》所引該書，荀勖當時整理竹書，除厘定古文外，還曾親自撰次注寫。另外，《北堂書鈔》也引了王隱《晉書·荀勖傳》，根據(jù)這條資料，荀勖及其手下整理者還以自己的知識“注寫”了簡文。這種“注寫”很可能是隨文附注，但也可能是以當時的歷史知識補足了某些闕簡殘文。很明顯的例子是，和嶠認為《紀年》起自黃帝，而杜預平吳歸來獲睹汲冢書及束皙等人重新整理時，就認為《紀年》起自夏禹。
不管是利用現(xiàn)有的知識補足正文，還是糾正、注解正文，結果居然出現(xiàn)了與所有整理者愿望相反的不幸——《竹書紀年》亡佚了。究竟為什么亡佚？什么時候亡佚的？這成了不解之謎。有學者認為，這很可能是文獻整理帶來的悲劇，出土文獻整理，首先是要盡量保持它的原貌，其次才是獨立的整理研究，而這種整理研究必須是可以隨時區(qū)分于原件的。不能清醒地認識并實踐這一點，只能為出土文獻帶來滅絕之災。可能的結果是，整理者整理后，便以為原件不大有用了，所以亡佚。
現(xiàn)代史學家陳夢家先生曾經(jīng)說：“紀元后279～281年之間在汲郡所出的《竹書紀年》，乃紀元前297～前296年所作魏國的史記。汲冢竹簡的發(fā)現(xiàn)，和安陽甲骨的發(fā)現(xiàn)，就古史的材料而說，有著幾乎同等的重要性?！薄吨駮o年》敘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戰(zhàn)國的歷史，按年編次，是魏國史官作的史書。
作為戰(zhàn)國的古代史書，《竹書紀年》是最珍貴的資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校訂《史記》，陳夢家、楊寬等復位戰(zhàn)國年表，根據(jù)的也基本上是《竹書紀年》，《竹書紀年》已經(jīng)成為重建戰(zhàn)國年代學的主要依據(jù)。
《竹書紀年》對春秋史事的記載，大多與《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書紀年》對晉代學術的影響也非常大。正是在《竹書紀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響下，晉出現(xiàn)了大量史學著作，尤其是編年史，進而使史學的獨立價值被發(fā)現(xiàn)，使晉代學術發(fā)生結構性的變化，史學最終從經(jīng)學中獨立出來。
《竹書紀年》被歷代史學家所認可
《竹書紀年》在史實上的權威性，被歷代史學家所認可，這從各部史書對其引用上可看出來。在很多史實上，它與較早的文字——甲骨文、金文的記載是一致的。
對春秋史事的記載，《竹書紀年》與《春秋》大多一致。如《竹書紀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薄洞呵铩る[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關于商周史實，《竹書紀年》的很多記載與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相合。但有些地方，《竹書紀年》與傳統(tǒng)記載有很大不同，比如“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共伯和干王位”等，傳統(tǒng)史書很可能是在儒家思想影響下本著“為尊者諱”的精神而進行了改動，反不如《竹書紀年》的記載可信。杜預曾就《竹書紀年》所記“太甲殺伊尹”事說：“此為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p>
《竹書紀年》有關夏代世系的記載基本與《史記·夏本紀》相合，并且《竹書紀年》還記載了其他史書沒有記載的夏代史事，如所記夏代各王的都邑，也比其他文獻更為詳盡。
《竹書紀年》可以與不同來源的資料多方印證，說明古史記載的可信度相當高。前不久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很大程度上就依據(jù)了《竹書紀年》。
與《春秋》相比較，唐代劉知幾《史通·申左》認為：“至晉太康年中，汲?；驎蹲笫稀?。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于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等取其文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籍為師范。”
有專家認為，“杜預申以注釋”一語，與史實略有出入。杜預在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平吳之后，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jīng)傳集解》”。在《春秋經(jīng)傳集解》“始訖”，才在秘府得見汲冢竹簡。杜預雖未以《竹書紀年》來注釋《春秋》經(jīng)傳，但對《竹書紀年》和《左傳》作了比較，他的結論是：“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jīng)傳，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于《公羊》、《谷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薄吨駮o年》與《春秋》相近，尤其是《左傳》，這是最可寶貴的國史！
杜預還敏銳地發(fā)現(xiàn)《竹書紀年》與《春秋》經(jīng)傳的差別。
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都有史官記錄的史書，如晉《乘》、秦《記》、楚《儔杌》，魯國的史書是《春秋》。但今本的《春秋》和其他各國史書不同，有著義理的說教在其中，這是因為今天看到的《春秋》是孔子改動過的《春秋》?？鬃訉︳攪鴩贰洞呵铩分饕髁藘煞矫娴闹匾膭樱浩鹩檿r間縮短在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因為其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在文字上進行了義理褒貶處理：“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鬃釉唬骸淞x者丘竊取之矣。’”對魯國國史的義理化改動是件大事，所以孔子自己也心情沉重：“《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做《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组T傳授的《春秋》是有義理褒貶的，《左傳》大量歸納了《春秋》書法凡例的文字以闡發(fā)經(jīng)義。比如“凡”、“君子曰”、“書”、“書曰”、“故書曰”、“先書”、“故先書”、“后書”、“追書”、“不書”、“未書”、“不先書”、“稱”、“不稱”、“言”、“不言”等。
《竹書紀年》記載的“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倍洞呵铩旊[公元年》的記載是：“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薄蹲髠鳌肥牵骸叭拢佰x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因為周王室并沒有封邾子克為公，所以不能以公的爵位稱呼他；但他畢竟是個尊者，所以稱他為儀父。名實稱謂事關禮制大事，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壞就壞在周公制定的禮樂制度不再被遵守。正名分、寓褒貶，這就是孔子的《春秋》筆法。
《竹書紀年》記載的“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春秋》同樣也有記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曰“天王狩于河陽”，不說“會諸侯”而用了一個“狩”字。河陽屬于晉的領地，并不是周天子狩獵的地方。按照禮制，周天子去河陽會諸侯，是件大失體統(tǒng)的事，所以孔子用心良苦地選用了一個“狩”字，既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又維護了周天子的尊嚴。對此，《左傳》的記載為：“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蕰弧焱踽饔诤雨枴?，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薄妒酚洝x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p>
所以，杜預說：“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可見，史官所記古史和孔門傳授的《春秋》經(jīng)傳還是有區(qū)別的。區(qū)別就在于《春秋》經(jīng)傳擔負著義理教化的責任，而包括《竹書紀年》在內(nèi)的諸國史記只是歷史事件的記錄。
杜預敏感察覺的，就是劉知幾、鄭樵、章學誠所概括的記注和撰述的區(qū)別。
史學的獨立自《竹書紀年》始
劉知幾所謂“干寶籍為師范”，指出了《竹書紀年》對晉代學術的影響，即在《竹書紀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響下，大量史學著作尤其是編年史的出現(xiàn)，史學的獨立價值被發(fā)現(xiàn)，進而使晉代學術發(fā)生結構性變化，史學最終從經(jīng)學中獨立出來。
根據(jù)金文資料進行的西周職官研究表明，周代史官實際分太史和內(nèi)史兩類，內(nèi)史承擔單純行政事務的文字工作，而太史則掌各種文書典冊和學術。太史記史也有義例懲戒的目的，但直接來源引申于其推定歷法、頒歷告朔的職使而獲知的所謂“天數(shù)”。
馬王堆帛書《要》篇記孔子之言：“贊而不達于數(shù)，則其為之巫；數(shù)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彼钥鬃诱f“我觀其德義耳”、“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涂而殊歸者也”。儒家的要求是“幽贊而達乎數(shù)，明數(shù)而達乎德”?？鬃印洞呵铩穼κ饭儆涗浀氖窌M行義理化處理，正說明儒家關注的是與天理同數(shù)的人德，即政治、倫理等關系社會人事的一面?？鬃幼鳌洞呵铩罚怯幸饬x有目的的撰述，其后的史學著作都強調(diào)有義理的撰述。
司馬遷是世襲的太史令，掌天時星歷，也講“天數(shù)”?！妒酚洝肥炯o，紀本自古史記注《竹書紀年》，十二紀之數(shù)仿《呂氏春秋》?！肚乇炯o》、《項羽本紀》本屬世家，列入本紀：《十二諸侯年表》“譜十二諸侯”，而內(nèi)容有十三國；《天官書》屢言十二星，而實際星數(shù)并非都是十二個，這些都是為十二這個“天數(shù)”。但司馬遷作《史記》，有其撰述之志，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然而所謂“一家之言”，還是“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相符合。
秦始皇焚各國史書之后，“史官之廢久矣”。儒家獨尊的漢經(jīng)學時代，儒家義理是根本要求，史學價值沒有獨立，只是經(jīng)學的附庸。
東漢的荀悅對史學獨立有巨大貢獻，他不僅第一個建議設置專職史官，還寫了漢代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漢紀》，發(fā)凡起例之功不可磨滅。時人以“班、荀二體”來表明紀傳體（班固《漢書》）和編年體（荀悅《漢紀》）這樣兩種古代最重要的史書體裁。正是在《漢紀》中，荀悅提出了“典經(jīng)”這一概念，“經(jīng)”是儒家經(jīng)書，“典”則是指史志。荀悅指出“立典有五志”：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勛、表賢能，這就是荀悅“志”（意為記述）史的五條標準。儒家義理仍是史志的指導原則，但畢竟史志地位上升成為“典”。
《竹書紀年》的出現(xiàn)對晉代史學的獨立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出土古史整理研究熱潮的直接刺激下，一下子出現(xiàn)了許多編年史著作，單就寫晉代史言，就有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孫盛的《晉陽秋》、檀道鸞的《續(xù)晉陽秋》、干寶《晉紀》、陸機《晉紀》附《晉惠帝起居注》、曹嘉之《晉紀》、鄧粲《晉紀》、徐廣《晉紀》、郭季產(chǎn)《晉錄》、劉謙之《晉紀》、裴松之《晉紀》、王韶之《晉安帝紀》、劉道薈《晉起居注》，此外還有李軌及佚名的晉各朝起居注以及未明作者的《晉紀》遺文。大量編年史直接以“紀”、“春秋”、“陽秋”為名，表明是摹仿《竹書紀年》和《春秋》而作。實際上，《竹書紀年》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臣瓚的《漢書音義》、徐廣《史記音義》，都采用了《竹書紀年》的材料；司馬彪根據(jù)《竹書紀年》駁難譙周的《古史考》有122處不當，對于史學考據(jù)史料、辨?zhèn)慰紝嵍加泻艽蟮耐七M意義。
從干寶及晉代眾多史家的著作中看，史書已經(jīng)有了自己相對獨立的目標和思想，史家也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服務于此的史書撰述方法。與史學思想和撰史方法思考的日趨成熟相呼應，魏晉時期大量史書涌現(xiàn)紀傳體、編年體以及史注、實錄多種著述形式；官家、私家修史大量出現(xiàn)；傳記、譜牒、地志以及各類匯編，總集類的史料書籍盛行，中國史學終于獨立。
負責整理“汲冢書”的荀勖是荀悅的族后輩，在荀勖為國家圖書的編目《中經(jīng)新簿》中，圖書被分成了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包括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書籍四部分類的產(chǎn)生，表明史學無論從其實質(zhì)內(nèi)容還是史書的書籍形式上，都已經(jīng)徹底擺脫了經(jīng)學附庸的地位，成為完全獨立的學術門類。荀勖的四部分類中，“汲冢書”和詩賦圖贊同屬丁部，表明這是按照圖書插架的方便而作的圖書分類，新近入庫的汲冢書和有圖的圖贊被放在最末。到了南朝宋文帝時，儒、玄、史、文四門學的設立，更表明在國家教育的學科設置中史學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
《竹書紀年》的發(fā)現(xiàn)，促使了史學對于經(jīng)學的獨立，深刻地影響到晉代學術結構性變化的發(fā)生，而這種學術分類結構的變化對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走向更是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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