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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紀事本末》是南宋袁樞依據(jù)司馬光《資治通鑒》編撰的，是漢民族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它開創(chuàng)了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先例。毛澤東曾說：“《通鑒紀事本末》是中國歷史的簡明讀本，我喜歡看這本書?？匆槐椴恍?，要看五遍?！?/p> |
燕永成
宋代史學發(fā)達，史書數(shù)量與種類繁多，史書流傳范圍廣泛，這與社會各界民眾廣泛參與和支持史學活動密不可分。其間，在廣大民眾中擁有極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會名流，他們在時人選擇史書、閱讀史書、刊印以及傳錄史書等史學活動中，常常扮演著指導者的角色。不僅他們所撰史著廣受讀者喜愛和追捧，而且由他們所推舉的史著也往往受到時人廣泛關注，由此便形成了史書流傳時的“名人效應”。
對于流傳已久的歷代名著，如《史記》《漢書》等，名家不僅將其視作治史經(jīng)典，而且還作為個人修身的精神法寶
這方面例子非常多。在對歷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錢若水“有清識，風流儒雅，好學，善談論，尤愛《西漢書》，常日讀一卷”?？梢婂X氏已將閱讀《漢書》等著作視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黃庭堅聲稱：“每相聚輒讀數(shù)頁《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由此可知，黃氏已將《漢書》視作凈化心靈的神丹妙藥了。再如汪藻“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痹诖送羰蠈⒆x史作為了終生愛好。
不僅如此，一些名家還樂意向他人推薦歷史名著。如據(jù)王正德引《逸事》言：“陳后山初攜文卷見南豐先生，先生覽之，問曰：‘曾讀《史記》否？’后山對曰：‘自幼年即讀之矣?！县S曰：‘不然，要當且置它書，熟讀《史記》三兩年爾。’后山如南豐之言讀之，后再以文卷見南豐，南豐曰：‘如是足也?！庇秩琰S庭堅在《與朱圣弼書》中言道：“公從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歡心。又勤于公家，可以無憾，惟少讀書耳。能逐日輟一兩時讀《漢書》一卷，積一歲之力，所得多矣。”這是黃氏針對朱圣弼的閱讀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再如朱熹弟子饒宰問看《資治通鑒》如何，朱熹言：“《通鑒》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妒酚洝?、《漢書》事多貫穿，紀里也有，傳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锻ㄨb》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边@是朱氏從閱讀不同體裁史書的難易程度考慮，給予弟子的答復。
對于時人所撰史著，尤其是敘事頗具特色的史著，名家往往以極大熱情予以贊揚推薦
對于劉恕及其《十國紀年》，司馬光在《十國紀年序》中飽含深情地言道：“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鑒外紀》十卷，余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期于瞑目然后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正其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為書，屬光使撰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zhèn)表》，未能就，幸于序中言之?！獠粸槿俗懳囊牙勰?，所拒且數(shù)十家，非不知道原讬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于其書，以傳來世?！彼衷谠摃┭裕骸笆婪Q路氏《九國志》在五代史之中最佳，此書又過之?！贝撕螅拘凇稊⑹畤o年》中亦論道：“是書蓋一世奇作，其敘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zhì)而不蕪，廣博辭文，賢于國志、舊史遠甚?！痹诖怂抉R氏和薛氏均表明了該書在同類史著中的突出地位。
又如葉適在評價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時指出：“自史法壞，譜牒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并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后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鑒》雖幸復古，然由千有余歲之后追戰(zhàn)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于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zhì)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jù)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發(fā)不使遁逸，邪正心跡，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月日必取于《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xù)通鑒》為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后，才有此書。’信之所聚也?！笨梢娙~氏從編修當代史著角度出發(fā)，已將李燾著述抬高到與《春秋》相提并論的高度。
對于編修體裁體例具有創(chuàng)新的史著，名家更是以極大熱情予以推舉
這方面，如對于袁樞的頗具創(chuàng)新性的《通鑒紀事本末》，楊萬里在該書《序》中指出：“予每讀《通鑒》之書，見其事之肇于斯，則惜其事之不竟于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系日，其體然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有國者不可無此書。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征，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鑒》之戶歟！”在此楊氏以自己的親身感受，對《通鑒紀事本末》的現(xiàn)實政治功用做了極為形象的概括。呂祖謙在該書《跋》中言道：“予慨然曰：‘《通鑒》之行百年矣，綜理經(jīng)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綱，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體大者，區(qū)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敝祆湓谠摃栋稀分幸嘌裕骸敖窠ò苍龣C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可見呂氏和朱氏不僅表明該書具有便于學習的優(yōu)點，而且還對其編纂學價值做了深刻揭示。
又如朱熹編撰的《資治通鑒綱目》，不僅原書受到時人追捧，而且由此所創(chuàng)立的綱目體影響甚大。南宋后期，理學家真得秀在《勸學文》中明確指出：“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按指張栻、朱熹)，俟其浹洽貫通，然后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鑒》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并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綱目》與《資治通鑒》在此時已成了學校重要參考教材。又理學家魏了翁在評價尹起莘的《通鑒綱目發(fā)明》時言：“是書若行，《綱目》之忠臣也?！币源藖硗伙@該書的編撰價值。再是對于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真德秀在該書《序》中指出：“某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圣祖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yè)，赫赫乎！煌煌乎！備于此矣。’”在此真氏以自身閱讀感受，對首次利用綱目體編成的本朝史給予了高度評價。
雖然印刷業(yè)在宋代發(fā)展迅猛，但一些史著能否得以順利刊刻流傳，卻成了時人頗為關注的問題
此間，若有名家推舉稱贊，一些史著，尤其是流傳較為稀少的史著，它們的命運便會有所轉(zhuǎn)變。如對于孫甫《唐史論斷》的流傳命運，清人朱彝尊指出：“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嘆美之。紹興中，曾鏤板南劍州。端平間，復鐫于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笨梢娫摃诒彼螘r，就歷經(jīng)司馬光等名家盛贊，南宋時才被地方刊刻印行。對于南宋初的刊刻狀況，張敦頤在該書末《題跋》中論述道：“其《史記》(指《唐史記》)全書自公歿，取留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朅來掌教延平，會朝廷寬鏤書之禁，應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錄鄭待聘參考舊史，重加審訂，鋟木于泮宮，以與學者共焉……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余歲而后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由此說明該書之所以到南宋初被地方刊刻，還與朝廷放寬鏤書禁令密切相關。又如對于宋敏求的《河南志》，司馬光在該書《序》中論述道：“次道既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于公曰：‘先人昔嘗佐此府，敘其事尤詳，惜其傳于世者甚鮮，愿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游處已熟；后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珡闹?，且命光為之序。光于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可見該書經(jīng)文彥博和司馬光推舉幫助，才得以廣為傳布。
總而言之，從以上諸種情況來看，名家不僅有自己喜好甚至偏愛的史著，而且還常常受人邀請，以極高熱情推舉贊揚相關史著，以便加速或者擴大這些史著的流傳范圍。同時，在推舉稱贊方式上，他們不僅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而且多從閱讀者的角度論述問題。具體而言，名家們有時采用直接評論，有時則以序或者跋等形式，甚至有些名人以個人親身感受來說明閱讀心得，由此彰顯相關史著的優(yōu)點，以期達到對相關史著流傳、刊刻的助推作用。
正是因為史書流傳時有了“名人效應”，才使得宋代史學有了更加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由此而言，名人對史書流傳時的助推傳播作用不容忽視。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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