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學習考察，大概都會用比較的眼光去審視自己的考察對象。在澳大利亞學習期間，我也一直試圖尋找我們與澳大利亞在教學上的差異。
如果僅將我校與我在澳期間所到的學校作比較，在硬件設(shè)備上我們不僅不處于劣勢，而且在許多方面澳大利亞的學校都遠不及我們。比如，就生物實驗室來說，我們僅南校區(qū)就有七個實驗室，分子實驗室、組織培養(yǎng)室、數(shù)碼互動顯微鏡室等一應齊全，有200多臺奧林巴斯雙目顯微鏡可供4個班的學生同時使用……我在澳即使是到最好的學校也沒有見到我們這樣的實驗設(shè)備與條件。他們有的學校所使用的顯微鏡簡直讓人覺得是老掉了牙。唯一覺得他們條件更好的是他們的教室中有更多的可以使用的電腦，學生大多每人有一臺筆記本電腦可使用。
我覺得我們與澳學校教學上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學生對課程的選擇、課堂教學的方式以及評價等方面。
澳大利亞學校及學生真正具有對課程的自主選擇性。特別是在高中階段，澳大利亞學生的必修課程并不多，大多就是英文、數(shù)學等二、三門學科，其余均為選修的課程，即便是數(shù)學等必修學科，還有A、B、C等不同層次的課程可供學生選擇。面對不同版本的教材，學校教師可以自行決定選用的版本。專用教室固定，每個學生的選學的課程都各不相同，每個學生有自己的課表，實行走班上課。在那里我們看到的實際上就是當初我們進行課程改革時課程設(shè)置上的一幅藍圖，只是我們當初設(shè)定的改革目標一一落空了。我們的學校與學生在無情的高考面前徹底喪失了對課程的選擇性（校本選修除外），以高中生物為例，選修2幾乎完全成為廢紙，全中國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使用的學校；選修1與選修3或者因為高考只考其一，另一模塊被廢棄，或者兩個模塊都考也使得課程從選修變成必修。學生沒有任何對課程的選擇余地。原本設(shè)計的多版本教材，使學?；虻貐^(qū)具有更多的選擇權(quán)，從而使選用的課程更符合自身的實際，使教材編寫實現(xiàn)良性競爭，但實際是多版本不僅沒有繁榮我們的教材，教材的使用反而被利益部門綁架，成為某些部門與人謀利的工具。
重視技術(shù)類課程的開設(shè)是我們所看到的澳大利亞學校的共同特點。烹飪、木工、電子、戲劇等課程開設(shè)非常豐富，在我的感覺中，他們的這些課程與理化生等課程是同等重要的，而且有些課程直接影響畢業(yè)后直接就業(yè)的學生的職業(yè)取向。如果想要高中畢業(yè)后就工作，那么一般他們都會選擇較多并且與自己志向的職業(yè)技術(shù)類課程。相比而言，我們的選修課程門類并不少，屬于通用技術(shù)中的木工、電子等我見過我校學生的展品，其作品的精致程度也一點不比別人的差；我們的校本課程有好幾十門可供學生選擇，也比他們的多。但除通用技術(shù)中的課程外，其它校本選修課程我們只是每周一次，而且是安排在下午的最后一節(jié)課。盡管這些課程有些很受學生的歡迎，但很多課程學生似乎也只是為了學分而應付，其重視程度遠不及澳大利亞學校的學生。僅從表面的認識來看，給我的感覺是，我們的很多課程浮在表面，不客氣地說有些只是點綴，但人家的課程給人的感覺是很扎實地得到落實的。
從課堂教學來看，澳大利亞學校的課堂教學最突出的一點是，教學活動很簡單，學生活動是學生學習的主要方式。比如，我在前面博文中記錄過的，我所聽的一節(jié)女子服裝百年變遷的課，整節(jié)課就是學生從圖書中依據(jù)服飾圖記錄描述每一個十年女子服飲下的特點。一節(jié)自然課，整節(jié)課就是學生分組討論某地層在特定年代、特定地質(zhì)事件的背景下發(fā)生的變化并作圖。一節(jié)用顯微鏡觀察黑藻細胞的課，就是教師演示加學生操作。我在澳期間聽的所有課中，幾乎沒有見到教師用我們似乎非用不可的PPT，也沒有見到他們有什么形式豐富的教學活動，更沒有花里胡哨讓人霧里看花般的表演，一節(jié)課往往就是一個活動，學生在課上非常輕松。用我們的觀點來看，他們的課堂容量極小，放在國內(nèi)無論如何都無法完成教學任務。但人家的課學生的活動就是那么的充分，教師就是那么的從容不迫。我不能說他們的這種教學方法沒有缺點，至少在知識的獲取上他們是處于劣勢的，他們的學生的解題能力也一定處于弱勢地位，但他們的學生學習的動力來自于興趣而不是考試的分數(shù)，他們的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是快樂的，這點無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事實上，當初我國的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意圖也就是改變學生的學習方式，課改以來，我們的教師無論是教學理念還是教學方式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我們要拿出幾節(jié)體現(xiàn)新課程教學理念的課，我相信一定會比人家的更漂亮，但如果是常態(tài)課，知識的灌輸以及機械的講、練又回到我們的課堂。
重視對學生的過程性評價是澳大利亞學校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在澳大利亞我們所參觀的學校，無論在昆士蘭、維多利亞還是新南威爾士，都有類似乎我們會考、高考類型的考試，而且對這些考試他們也都非常重視，但他們對過程性評價的落實是我們遠不及的。他們對學生的過程評價往往通過教師集體評議的方式進行，而這種集體評價的結(jié)果還需要通過統(tǒng)一考試來平衡。比如，如果某校教師對自己所在學校的學生過程評價成績與統(tǒng)一考試時的成績（學校整體而不是學生個體）出現(xiàn)明顯偏差，那么該校學生的成績就必須作出校正，這樣的機制保障了學校對學生的過程評價必須是認真客觀公正的。也正是因為對過程評價的重視，促使他們的老師與學生不是把目光只盯在終端考試成績上。相比而言，我們的教學也強調(diào)過程性評價，一度也倡導過成長紀錄袋，但這種過程評價往往流于形式居多，評定的隨意性較大，其客觀公正性不能得到保障，在升學、評優(yōu)、評干等諸多方面最后起作用的還只是成績，將過程評價置于可有可無的地位。
其實，中西方教學中的這些差異有識之士早已意識到，當初我們的課程改革就是要向人家學習借鑒?？梢哉f我們在澳大利亞看到的實際上就是我們新課程改革努力希望達到的。只是，我們的改革的諸多目標沒有達成，教學的弊端更顯突出。為什么國外常態(tài)的教學在我們的土壤中就不適應呢？原因當然有很多，值得專業(yè)人士作深入的研究，從一個普通教師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至少有以下的一些原因。
深層的原因在于中澳社會文化的差異。在澳大利亞幾乎每個導游都會說的二句話，其一是：在澳大利亞白領(lǐng)不會看不起藍領(lǐng)，藍領(lǐng)不會羨慕白領(lǐng)。白領(lǐng)與藍領(lǐng)只是分工的不同以及職業(yè)是否適合自己。藍領(lǐng)的工資并不比白領(lǐng)的低，比如下水道工，比許多白領(lǐng)的工資要高得多。這就使得學生不必一定去擠高考這頂橋，他們可以坦然地根據(jù)自己的理想與愛好，或做個面包師，或做下水道工。社會對于不同職業(yè)的平待對待，使得他們不會有職業(yè)選擇的壓力感，也就大大減輕了升學的壓力。另一句話是：在澳大利亞，發(fā)財難，但要餓死更難。這是因為他們完善的稅收與社會保障體系決定的。對于高收入者苛以重稅，收入越高稅賦越高，因此在澳大利亞很少有人去爭做老板。做老板不僅意味著需要納更多的稅，而且澳大利亞的人力資源成本很高，也使得人們輕易當不起老板。澳大利亞完善的社會保障，使得即使是一個無業(yè)者，也可以通過社會補助生活得很好，除非自己希望過露宿街頭生活，否則絕無可能有衣食之慮。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們不必通過讀書而出人頭地，家長更是以孩子的快樂幸福作為首要目標，不會為了分數(shù)而去強迫孩子學習。沒有了家長與社會的壓力，教師也就不會受到來自這些方面的壓力，也才可能根據(jù)教育的要求而不是考試的目標去進行教育，學生才有可能自由健康地成長。
直接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評價的體制。在澳大利亞，也有統(tǒng)考，也有類似于我們高考的升學考試，如昆士蘭的BP考試，也幾乎是每個學校都會像我們談高考似的談到。如果某個學生以后想當個牙醫(yī)或者律師什么的，也必須有很高的考試成績，但這是學生個人志向所致，是以學生個體奮斗為主的，這種奮斗不會轉(zhuǎn)化為學校的攀比行為，也不會成為社會對學校的評價標準。此外，他們的BP考試的可選擇性很大，除少數(shù)必考科目外，其余都是選考的，有點類似于我國江蘇的考試模式；更主要的是他們高校并不以BP為唯一錄用指標，平時的評價占了很大的比例。相比我們盡管嘴上也主重視學生的平時評價，但這種評價幾乎不會在高校落錄取中起到任何的作用，因為它實在不具有客觀公正性，也沒有監(jiān)督制約這種評價的環(huán)節(jié)。在我們這個國民普遍缺失誠信的國度里，學校的弄虛作假與社會相比有過之而無及，滋生腐敗的肥浴沃土壤也使得凡帶有主觀評價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滲入了腐敗。這樣也就造成了，只有考試才是唯一相對公平的尺度能被社會所接受。這樣的負面效應當然就是強化了考試分數(shù)的功能。如果考試的內(nèi)容與方式在應試教學的方式下是有效的，那么應試教育大行其道也就非常合理與必然了。
此外，人數(shù)也是造成中外教學差異的一個因素。在澳大利亞有句話人們常說“好山好水好寂寞”。以我之見，好山好水不見得。澳大利亞沒有高山，沒有大的河流，好山好水絕不能與我國相比，但好寂寞是實實在在的。8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生活著2000萬左右的人口，相當于一個北京。所以除了環(huán)海的城市外，其余地方極少能見到人。這不僅使他們學校的競爭壓力小得多，而且使得他們學校的規(guī)模一般都比較小，班容量就更小了，最多不會超過25人。像我國一些地區(qū)動輒一個年級幾十個班，每班六、七十人的現(xiàn)象在他們看來幾乎不可想象。由于人數(shù)少，學生占有的相對資源就更豐富，特別是課堂上，教師有機會兼顧到每一個學生，可以組織形式多樣的活動。一個七、八十人的班級中如何進行實驗？如何組織開展活動？我都想象不出來。教師除了選擇講為主的方式還能選擇什么呢？當我強調(diào)教學方式的改革學習方式的變革的時候，如果關(guān)注到班容量的現(xiàn)實，講授法或許就是合情合理符合國情校情班情的選擇了。
我假想了一下，如果我們的老師到澳大利亞去從教課堂會是怎樣？別的學校我不敢說，實驗中學的老師一定不會不如他們。我們的教學設(shè)備不比他們差，我認為我們的教學理念屆并不落后，我們的教師的教學能力也一點都不輸人家，憑什么我們的教育效果不及人？我想我們?nèi)鄙偎麄兡菢拥纳鐣h(huán)境，缺少他們那樣的教育環(huán)境。我們付出了很多，我們的師生很辛苦，但我們的許多付出不僅是無效的、低效的，有些甚至是負面的，我們收獲的與付出的不成正比。這是我們教育的悲哀，也是學校與教師的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