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在《唐詩應(yīng)該這樣讀》的序言中講到：“在中國文化之傳統(tǒng)中，詩歌最寶貴的價值和意義就在于詩歌可以從作者到讀者之間，不斷傳達(dá)出一種生生不已的感發(fā)的生命。”周興陸在《〈唐詩三百首〉通識》的序言中講到：“任何一個文化群體的后來者，都應(yīng)該融入文化母體的精神血脈中，去領(lǐng)悟她的審美心靈，傳承她的審美精神。古詩就是進入中華民族歷史心靈的一個通道。”可以說，古詩是一個“相遇”的甬道，它順著歷史的江河不斷延綿，在其中，一代一代的“后來者”與古人相遇，與故園和故國相遇，亦與那文字深處的，迢遙卻不息的“內(nèi)在精神和興發(fā)感動的生命”相遇。在古詩中，人們指向民族共同體的集體性的文化經(jīng)驗、文化記憶與文化想象被召喚而出。《〈唐詩三百首〉通識》，周興陸 著
而作為以唐詩為主體的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恰好為這樣的“召喚”提供了一種具象化的場域。當(dāng)那些膾炙人口的詩句，交織著燦若星辰的詩人姓名，被裹在如夢似幻、瑰麗絢爛的畫面里，恣情鋪灑開來，人們關(guān)于盛唐氣象最爛漫的想象，也便醒來了。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認(rèn)為，盛唐藝術(shù)在李白那里奏出了最強音，“達(dá)到了中國古代浪漫文學(xué)交響音詩的極峰”。可以說，詩人里最能代表盛唐氣象的，便是李白。而《長安三萬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亦是李白一生的側(cè)寫。這個李白不再只是那個豪放飄逸的“謫仙人”，而是一個充滿了內(nèi)在張力的，徘徊在入世與出世之間的真實的詩人——他是游俠，是士大夫，亦是隱士。而《〈唐詩三百首〉通識》，則對李白在這多重身份間游移的復(fù)雜性，進行了鞭辟入里的書寫。
《長安三萬里》的故事始于少年李白與少年高適的相遇。彼時，衣袂飄蕩、神采飛揚的李白與高適在切磋武藝間抒發(fā)著各自的劍氣簫心。而他們策馬馳騁在鄉(xiāng)野間，李白用哨音喚來群鳥時的漫天霄霞，則是全片最打動我的“名場面”之一。他仰天吟誦出“大鵬一日同風(fēng)起，扶搖直上九萬里”，是何等豪情萬丈、氣凌霄漢。亦許是那日，他為高適樸拙的俠氣隱隱所動，日后寫下了“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的詩句?？梢哉f，李白所神往的豪縱不羈、仗劍天涯、周游列國的生命樣態(tài)，正映合了“游俠”這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景觀。“俠”一字最早出現(xiàn)于《莊子·盜跎》：“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勇力”一詞從某種程度上正標(biāo)舉了俠士最基本的要素，即須孔武有力。司馬遷則對“游俠”內(nèi)核進行了闡釋：“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薄扒Ю镎b義，為死不顧世?！奔词钦f，在俠士的價值秩序中，“道義”是絕對的、不可僭越的。在“義”的質(zhì)詢下，其他價值都可以被讓渡，于是，俠士往往仗義疏財，甚至舍生取義。尤其是亂世中，俠更是構(gòu)成了對失序世界的“審判”。荀悅指出：“三游（游俠、游說、游行）之作，生于季世?！笔赖烙陌担坝蝹b”便成為微末卻熾盛的一道光亮，庶幾是民眾唯一可以依附的正義性存在。至此，“游俠”內(nèi)在地被賦予了一種英雄主義的色彩。于是，李白對于“游俠”身份的渴慕，不僅是一種狂放的少年意氣，更是一種英雄主義的夢想。雖然盛唐四海升平，遠(yuǎn)非“季世”，但“游俠”身份下所漫溢出的，充盈于天地的慨然義氣，依舊對李白構(gòu)成了極致的吸引。而這種對于英雄主義的崇仰，甚至成為了整個時代的風(fēng)貌。一如周興陸在《〈唐詩三百首〉通識》里所寫：“'尚武’成為時代的精神，涌動在當(dāng)時的詩歌之中。”“初盛唐詩人多有這股英豪劍氣。”“李白十五歲好劍術(shù)，高適跨鞍馬，有似幽并爾，初盛唐的許多詩人早年都有過結(jié)客漫游、浪跡天下的傳奇經(jīng)歷。”而這種集體性的，對于英雄主義的渴念，在初盛唐恢弘雄壯、海納百川的整體性氣勢的漸染下，漸漸由民間性的“游俠”式情懷，漫溢為戍守邊疆、建功沙場的壯懷。周興陸寫道：“他們仗劍去國，辭親遠(yuǎn)游，要在邊塞沙場大顯身手，不愿枯燈相伴，窮老牖下?！薄八麄兂靶θ迳?、書生、文士只懂得皓首窮經(jīng)，不能夠經(jīng)邦治國?！薄八麄冎驹谶吔?，希望在疆場博取功名，垂名不朽?！睋Q句話說，隨著國力的昌盛，“行俠仗義”的外延在擴大，它的對象由邊緣性的陷于困厄的平民，外溢為整個國度與子民。在這一語境下，李白對于“游俠”的憧憬，亦由個體性的浪漫主義想象，向更為盛大而浩蕩的家國情懷位移。在這一位移的內(nèi)部，則是詩人對“俠”的身份體認(rèn)，由放浪江湖的“出世性”，向躬身廟堂的“入世性”的曖昧漂移。《長安三萬里》最“出圈”的場景無疑是李白與高適、岑勛、元丹丘等摯友在夜晚的江邊豪飲，醉意朦朧間吟詠出了那首《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fā)，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fù)來……”迷狂中，詩人乘鶴凌霄，游弋于瓊樓玉宇間。充滿色彩與光影張力的綺麗幻境，裹挾著噴薄而出的超現(xiàn)實的浪漫感，無盡延綿流溢，直至銀幕之外。但我卻被那絢麗之下隱伏的悲涼深深攫住——當(dāng)年那個鮮衣怒馬的少年，轉(zhuǎn)瞬之間，便成了一個滿頭銀絲、身形臃腫、神色疲累的老翁，而與青春一起流逝的，是他年少時的意氣風(fēng)發(fā)與躊躇滿志。這種時間與世事流轉(zhuǎn)所帶來的幻滅感，撲面而來。彼時，李白正陷于一種生存的憂患與生命的虛無之中，而他看似慷慨、曠達(dá)與灑落的吟誦，何嘗不是一種對于悲音的掩飾呢？當(dāng)眾人沉沉睡去，面對唯一清醒的高適，他的那句“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正是一種理想成為幻影之后的落寞與凄惶。在儒家禮樂文化大傳統(tǒng)的籠罩之下，初盛唐的文人普遍被賦予了一種士大夫的精神底色。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渴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于是，步入仕途、“致君堯舜”，便成為文人實現(xiàn)個體價值與抱負(fù)的最為積極與重要的路徑。周興陸在書里寫道：“初盛唐時期，沒有多少人以'詩人’自居。像張九齡那樣出身微賤而官至宰相，合'儒學(xué)之士’與'王佐之才’于一身，才是唐代眾多詩人的理想?！薄疤拼娙穗m然多出身微賤，但精神弘毅，胸懷博大，奮發(fā)有為，以家國為念。”“他們把個人的仕途事功與國家的需要聯(lián)系起來，忠君報國是他們的崇高理想。”在這一語境下，李白在仙風(fēng)道骨的外殼之下，同樣懷有經(jīng)邦濟世、建功立業(yè)的入世理想。于是，李白一生致力于干謁求仕，尋覓由布衣而卿相、扶搖直上的入仕之路，并在詩文里反復(fù)敘說著濟世熱望（“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而當(dāng)他中年終于獲得供奉翰林的機遇，“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狂喜再也無法按捺。但他并不具有與政治理想相契的政治才能，甚至帶有某種文人的天真稚拙，同時，他落拓不羈的秉性，又越出了儒家所訴求的“克己復(fù)禮”的人格框架，于是在長安三年后，被玄宗“賜金放還”。這是他第一次遭遇絕對的挫敗與失落，但他入世的熱情卻始終未曾熄滅，直到暮年仍舊壯心不已，甚至在詩中宣說著“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的宏愿。《〈唐詩三百首〉通識》內(nèi)頁
但對永王李璘的那次致命的政治誤判，終于使他的政治理想徹底化為夢幻泡影。周興陸不無惆悵地寫道：“李白終究沒有'長風(fēng)破浪’之一日?！边@樣的命運悲劇，是詩人個體人格與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結(jié)構(gòu)間的抵牾，留下的深刻裂痕，亦是唐代由盛轉(zhuǎn)衰的時代灰塵，砸在詩人個體身上的沉重印記。李白在人生無常中的風(fēng)華凋零，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盛唐衰敗的一種微觀表征。從空間敘事上看，《長安三萬里》具有某種“漫游性”：梁園、揚州、江夏、襄州、薊州、潼關(guān)、劍南……以及長安，這些極為豐富的空間位移，勾勒出李白經(jīng)歷過的兩次人生大漫游。少年時的那次漫游中，他遇到了一生摯友高適，彼時他們把酒言歡，縱情山水，游目騁懷間滿是快意與瀟灑。而中年的那次漫游，則不啻為一次政治失意之后的對于困頓身心的安頓與解脫。這樣與自然山水的脈脈相通，顯然帶有某種出世意味。關(guān)于流連山水與隱逸的關(guān)系，周興陸寫道：“田園與山水是讀書人擺脫官場冗雜、暢適情懷的好去處?！薄吧剿娛翘拼姼璧拇笞?，一些棄官歸隱的讀書人，與麋鹿結(jié)伴，以云霞為友，徜徉山水，領(lǐng)略意趣，形諸筆下?！薄耙蛏剿寰岸d隱居之意，是山水詩的基本主題?！?/span>總的來說，李白一生都徘徊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入仕為官與飄然歸隱始終是理想的兩極，交纏在他的生命里。這種理想的內(nèi)在“背反”，其本質(zhì)是一種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對李白人格生命的雙重投影。唐代崇道，盛唐尤甚，于是李白自幼年起便深受道家文化熏陶。他一生熱衷于“尋仙訪道”，自出蜀后，歷訪名山、道觀，而在仕途失意后，更是游仙方外，受箓?cè)氲馈Ｋ啻卧谠娢睦锉磉_(dá)對孟浩然淡泊高蹈情懷的高山仰止（“吾愛孟夫子，風(fēng)流天下聞”），亦與莊子“洸洋自恣以適己”的逍遙氣質(zhì)，構(gòu)成了一種遙遠(yuǎn)的暗合。莊子始終反抗“物”對人的桎梏和奴役，堅守“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的傲岸與獨立，朝圣“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絕對自由境地，這與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傲視權(quán)貴、超逸不馴，顯然具有某種互文性。但同時，李白從未徹底遁入道家，而是始終處于“進-出”的張力之中。一如周興陸在書中透辟的闡釋：“進身無門而又不甘隱退，是李白人生最為突出的思想矛盾，這個矛盾煎熬他，所以詩歌多逸宕不平之氣?！崩畎咨倌陼r對于道家文化的熱忱，裹挾著幾分“終南捷徑”的意味，而中年困境中“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fā)弄扁舟”的隱逸之志，其本質(zhì)是對于世俗世界的憤懣與反抗 ,和對于生命苦悶的排遣與超脫。李白身上這種士大夫與隱士雙重面向之間的緊張與搖擺，實則是傳統(tǒng)文人身份認(rèn)同復(fù)雜性、多義性的典型表征。在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仕”與“隱”不是涇渭分明、截然對立的，而是糾纏交融、兼容并在的，于是知識分子常常處于一種彷徨和猶疑之中。換句話說，隱士可能是士大夫的一種“隱藏人格”。一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逸抑或是儒家在“人道”理想下的另一種人生選擇。因此，李白為官從政、兼濟天下的社會價值理想，與遺世獨立、自由寥廓的人格修養(yǎng)追求，或許亦可以被視作一種“外儒內(nèi)道”的人生態(tài)度。對于儒生來說，歸隱江湖、寄情山水的道家生命情狀，本身就寄寓著一種超越的可能性，一如周興陸所指出：“士人從煩雜的世俗中超脫出來，靜坐于山水之間，萬念俱空，心地澄明，對人生之理、宇宙之道會有更深切的體悟?！?/span>（本文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xu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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