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韓愈（768-824）詩風的變革，前人與當代學者多有論述，大都從避熟取生的動機著眼，論述他對怪奇風格的追求。如清代批評家方世舉說：“大歷以上皆正宗，元和以下多變調。然變不自元和，杜工部早已開之，至韓、孟好異專宗，如北調曲子，拗峭中見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薄?】而對韓愈這種變調的結果及影響，現(xiàn)有的論著也只在唐宋詩變革的格局中來認識和討論?！?】實際上，正如清代批評家葉燮所指出的，韓愈詩是詩歌史上的一“大變”，有著超出唐宋而波及以后整個中國詩歌史的影響。中唐作為“百代之中”的詩史變革，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韓愈承擔的。韓愈詩歌的“大變”固然體現(xiàn)在許多方面，包括詩體方面的聯(lián)句、語言方面的以文為詩，聲律方面的體制意識等等，但最重要的我認為是在唐詩清奇雅正的美學理想中單單發(fā)展了“奇”的一面，遂以險怪、謔俗、生新、粗硬的趣味，沖擊了古典詩歌典雅和諧的審美理想，以一種新的詩歌美學開了古典詩歌走向近代的先河。從這個意義上說，韓愈詩風的變革不只是個詩學的問題，更是個美學的問題，只有從美學的層面，從審美意識的變化來審視，才能全面地認識韓愈創(chuàng)作的全部意義。這方面的探討已有學者進行嘗試，認為韓愈詩歌帶來的新審美經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詩人審美領域的廓大，他們藝術地掌握世界的能力的發(fā)展與方式的多樣化”?！?】這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從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來審視韓愈詩歌的美學意義，問題會延伸向另一個方向，引出一些更大的判斷。
一、韓愈詩歌評價的戲劇性變
無論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還是作為韓孟詩派的宗師，韓愈都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縱觀韓愈詩文的接受史，評論家對他詩歌成就的評價一直是有所保留的。韓愈平生以古文家自居，自稱“余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而杜牧則稱“杜詩韓集愁來讀”，【4】暗示了韓愈在唐代主要作為古文家被推崇。到宋代，雖然據(jù)張蜀蕙研究，“從《文苑英華》到《唐文粹》，宋初對文學權威的認定，已逐漸由白居易轉為韓愈，姚鉉透過選取唐代之文將《文苑英華》元和文壇以白居易的論述，轉變到韓愈為主的古文運動集團”?！?】但這主要體現(xiàn)在文章方面，正如秦觀《韓愈論》所說：“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6】即韓愈的經典性仍只是在古文方面。而他的詩歌，即便因歐陽修喜愛、推崇而稍稍見重于詩家，仍不能在評論家中獲得較高程度的肯定，他的某些藝術缺陷甚至被視為有悖于詩歌的本質屬性。如沈括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7】明確判定韓愈詩歌有著背離世所公認的詩歌美學特征的傾向。黃庭堅也說：'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薄?】
關于韓愈“以文為詩”的具體表現(xiàn)，宋代批評家已多有指摘。最突出的是改變句脈，即詩句節(jié)奏“已脫詩人常格”， 這一點張耒《明道雜志》即已指出，如《符讀書城南》：“木之就規(guī)矩，在梓匠輪輿”，“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答柳柳州食蝦蟆》：“常懼染蠻夷，失平聲好樂”?！端蛥^(qū)弘南歸》：“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有不逮驅騑騑，或采于薄漁于磯?！薄班滴业啦荒茏苑?，子雖勤苦終何希”，“人生此難余可祈，子去矣時若發(fā)機?！薄蛾憸喩交鹨皇缀突矢浻闷漤崱罚骸澳缲室厍糁觥?、“雖欲悔舌不可捫?！敝劣凇对挛g詩效玉川子作》：“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鄙锌刹徽摗Ｆ浯蝿t是“鋪敘而無含蓄”，這在晁說之《晁氏客語》中也有所指摘。后來批評家都認為韓愈的以文為詩直接影響了宋詩。明末許學夷曾引述黃庭堅“詩文各有體”之說，更進一步指出：
退之五言古，如“屑屑水帝魂”、“猛虎雖云惡”、“駑駘誠齷齪”、“雙鳥海外來”、“失子將何尤”、“中虛得暴下”等篇，鑿空構撰；“木之就規(guī)矩”，議論周悉；“此日足可惜”，又似書牘。此皆以文為詩，實開宋人門戶耳?！?】
盡管如此，韓愈詩歌也并未因此而在宋代獲得好評。由元及明，韓愈始終不冷不熱，高棅《唐詩品匯》將他放在“正變”的位置上，承認他的詩歌體現(xiàn)了唐詩的變革，但并未給予特別的好評，韓愈也未由此而受到關注?！?0】只是到清初，韓愈詩歌的地位才突然有了飛躍性的提升。這引人注目的變化首先出現(xiàn)在葉燮的《原詩》中。
在葉燮的筆下，韓愈與杜甫、蘇軾相提并論，被推崇為古今最重要的三位詩人之一，所謂“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馀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為三”?！?1】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獨特的見解。當然，將韓愈與杜甫、蘇軾相提并論，并不始于葉燮，明代李東陽《麓堂詩話》已啟其端：“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為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于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為格，亦漸粗矣?！薄?2】李氏此論只就開拓詩境一點而言，不及其他方面，且對詩格漸粗的結果尚有負面評價；葉燮則從創(chuàng)變之力整體而論，不僅立足點更高，評價也更高，對前人的成見乃是一個根本性的扭轉。
葉燮推崇杜、韓、蘇為古今三大家的理由很獨特，是基于其改變和影響詩史走向的才力：
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秾纖、淡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于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
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fā)其端，可謂極盛。
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后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3】
在這里，杜甫、韓愈和蘇軾的成就都是在變異前人、啟發(fā)后人的意義上加以肯定的——以變而至極盛。這顯然是一個很新穎的、個人化的判斷，回顧以往的詩學史，不僅沒有這樣的看法。甚至這三大變，在某些批評家眼中還對應著詩道大壞的三個步驟。
首先，詩家夙有唐詩體壞于杜甫之說，如臧懋循《冒伯麟詩引》云：“少陵淹通梁《選》，出入楚《騷》，其志量骨力豈不凌厲千載，然而唐體亦自此亡矣?！薄?4】杜甫的創(chuàng)變，更多的是開后世法門，也帶來某些負面效應。比如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直露少含蓄等等。焦竑《焦氏筆乘》載鄭善夫論杜詩語，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币辉疲骸伴L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jié)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老杜起之也?！薄?5】后來清代詩論家喬億稱贊“此說甚透”?！?6】其次，詩家又有詩格變于韓愈之說，出自蘇軾：“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17】既承認其美，又強調其變異于傳統(tǒng)詩格，這等于判定它是一種另類之美。至于詩壞于蘇，張戒《歲寒堂詩話》已有說：“《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 蘇、黃。（中略）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18】這便是嚴羽說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毛病?！?9】胡應麟論宋初詩風的演變，也說“永叔、介父始欲汛掃前流，自開堂奧。至坡老、涪翁，乃大壞不復可理”?！?0】影響所及，直到袁枚還說，近時風氣詩必讀蘇，字必學米，“有不可解者”。【21】盡管三人受到的批評，內容和程度各有不同，但總體說來，在這個被視為詩格頹壞的鏈環(huán)中，韓愈始終處于一個承前啟后的位置上，承擔著較大的責任。這是什么道理呢？
因為韓愈詩中一些有悖于詩家常規(guī)的藝術表現(xiàn)，在堅持傳統(tǒng)審美理想的人看來，無疑是對詩歌本質特性的根本背離。嚴羽說“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22】正是基于審美直覺的詩歌本質觀而對韓孟有所軒輊。在這種古典美學觀念的主導下，直到清初，韓愈詩歌還只是在某些方面得到肯定，比如王漁洋曾肯定其古詩聲調的典范性。而像葉燮這樣對韓愈的詩歌創(chuàng)作給予全面肯定，應該說意味著韓愈所有悖于常規(guī)的“變”已得到了正面的承認。葉燮同時還針對歷史上以杜甫為江西詩派之祖的成見，強調韓愈才是宋詩的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fā)其端”，【23】在將開宋詩先聲的歷史角色換成韓愈的同時，等于也宣告了宋詩藝術特色的自足價值和合法地位。由此我們不僅看到清初唐宋詩之爭的詩學語境中所發(fā)生的詩學觀念的變化，更看到一種與近代文化轉型相聯(lián)系的美學理想的轉變。
近代以來，對韓愈“以文為詩”的認識成為韓愈評價的核心問題。韓愈詩歌所有逸出常規(guī)的表現(xiàn)，都被歸結為好奇變異的藝術追求，從拓展詩歌表現(xiàn)力的方面給予積極評價，認為韓愈詩“既有詩之優(yōu)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4】而與此同時，韓愈詩歌的閱讀感覺及文體學評價卻無形中被忽略或回避了。其實，只要我們只要拋開那些文學史的后設評價，以一個讀者的平常心，平心靜氣地閱讀韓愈那些詩作，就會感覺到，他對古奧趣味和奇異風格的追求，明顯可見遠承顧況、近師孟郊，帶有刻意造作的痕跡，與當時詩壇的一般趣味格格不入；聯(lián)系到書法方面對“羲之俗書趁姿媚”（〈石鼓歌〉）的鄙視，都隱約讓我們感受到韓愈文藝觀中有一股追求陌生化、流于粗俗化而遠離傳統(tǒng)審美趣味的現(xiàn)代文化品格。
二、韓愈詩歌的生澀感
作為讀者，無論我們多么高度評價韓愈詩歌的獨創(chuàng)性，也無法擺脫實際閱讀時缺乏樂趣的艱澀感覺。事實上，韓愈詩歌受到的批評大都緣于閱讀經驗與感官愉悅的背離。
這種遠離大歷詩之流利清暢的生澀感，當然與“陳言之務去”的詩歌語境有直接的關系。葉燮曾指出：“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歷、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馀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弦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為禍，必有出于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于陳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25】他的看法顯然是有道理的。韓愈留下的早期作品，如《芍藥歌》之類，還“頗有嫵媚之致”?！?6】但他內心同時也深懷有不合時宜的感覺。那就是《出門》所說的“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7】貞元九年（793）與孟郊的相遇，讓他在長久的“求友昧其人”（《北極一首贈李觀》）之后，終于發(fā)現(xiàn)一個合乎自己藝術理想的“古貌又古心”的當代詩人。對韓愈來說，這“古”與其說是合乎往古的傳統(tǒng)，還不如說是異于流俗的時尚。因為孟郊的詩風在前代實在找不到淵源，頂多上溯到顧況，再往上就沒有可擬似的作者和作品了。所以，韓愈在孟郊身上或詩中看到的“古”，實際就是一種異于流俗的新。
在此之前，大歷詩人憑著高超的藝術技巧和對律詩的專精功夫，以數(shù)量不菲的創(chuàng)作，將已被盛唐人磨得圓熟的五律和尚未及磨得圓熟的七律都推進到一個相當成熟的境地，同時也因熟而至陳，使后繼者不得不在“影響的焦慮”下產生求新求變的意識，急切希望尋找到一條陌生化的途徑。后來我們看到，元和詩人求變的訴求顯示為兩種選擇，即韓孟一派的險怪與元白一派的平易。生性好奇的韓愈，在孟郊詩風的啟示下，立即投入“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醉贈張秘書》）的寫作實驗中，以至于給后人留下這樣的印象：“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境。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28】
應該說，韓愈的文學創(chuàng)作整體上都有著求奇主變的傾向，因為他對文學的根本理解，正如《答劉正夫書》所說：“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于是乎？”因此他堅信：“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薄?9】這種觀念與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學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它主導了韓愈詩文創(chuàng)作的根本追求。不過，這種努力在詩歌與古文中的表現(xiàn)及結果截然不同。韓愈作文取法極廣，《文選》之外的經、子、史，他都有所采擷。尤其強調“氣”的統(tǒng)攝作用，以為“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相宜”。所謂“氣”，在內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發(fā)為文即為自然語氣、天然音節(jié)。將時行的排偶句變成散行文字，任其參差錯落，而不求整飭偶儷。結果他的文章顯得文從字順，改變了前輩古文家那種生搬古語的習慣?！?0】章太炎說“韓柳二人，最喜造詞。”【31】造詞在古文中改變了粘貼古書片段的纏夾感覺，使語言風格和音節(jié)趨于統(tǒng)一；但在詩歌中卻不免帶來生澀的結果。雖然韓愈詩歌也有不同面目，如劉熙載《藝概·詩概》所說：“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詞’?！薄?2】但從文學史的眼光來看，總的趨勢是以新異為目標，以生澀為終點，姑不論其數(shù)量多少或產生多少反響。不用說，生澀是一種全新的感覺，相對大歷詩的圓熟尤其如此。它使詩歌閱讀變成一種需要反復咀嚼的艱難體驗，絕不可能輕松而不費心思地完成；它還要求讀者具備相當?shù)闹R儲備，甚至多識字通訓詁。在這之前，沒有人敢于這么對待讀者，漠視讀者的閱讀快感，或對讀者的資質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就連藝術感覺和表現(xiàn)手法異常奇特的孟郊也不至于如此，不會在詩歌語言的層面上造成閱讀困難。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量，敢于無視習慣于傳統(tǒng)范式的讀者。清代詩人王士禛稱韓愈詩為“英雄語”，【33】如果就其無所顧忌、勇于自我作古的氣概而言，那是一點不錯的。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詩云：“無本于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闭环烈暈樗蜃幼缘?。這一步跨得非常之大，結果讓他的詩歌徹底突破古典審美理想，展現(xiàn)為一種全新的詩歌美學風貌。
三、韓詩取材對“雅”的顛覆
韓愈以前的詩歌，盡管人握驪珠、家抱荊玉，但都不越古典美的藩籬。即使杜甫詩歌在日?；唾邓谆瘍煞矫媛冻雒珙^，也只是邁向生活化的方向，無悖于唐詩清奇雅正的審美理想，更未破壞甚至動搖古典美學的基礎。眾所周知，古典美的要義不外乎這樣幾個層次：內容是典雅的，形式是和諧的，內在精神與傳統(tǒng)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直觀上又能給予欣賞者感官的愉悅。以此來衡量韓愈的詩歌創(chuàng)作，則處處都見牴牾不合。
首先，在題材層面，韓愈變李白的雄奇而至險怪，變杜甫的家常而為俚俗，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典雅的追求。早在清代，趙翼就曾指出，韓愈《答孟郊》“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兩聯(lián)“竟寫揮拳相打矣，未免太俗”?！?4】羅聯(lián)添先生曾從用字、用韻、題材、想象四個方面論述韓詩的奇險。在取材層面，指出：“韓愈好將自然界雄奇景物寫進詩篇，如高山、大水、雷霆、電光、冰雪、颶風、蠻瘴、海氣、蛟龍、蛟螭、兩頭蛇、百舌鳥、鵂鹠、猨猴、鬼魅、神仙、瘧鬼等，都是發(fā)人所未發(fā)，道人所不道，使人讀之有新鮮奇特之感?！薄?5】這固然是事實，但若就韓愈異于前人之處而言，則取材的俚俗一點更為突出。比如韓愈寫到生理現(xiàn)象，有《落齒》、《嘲鼾睡二首》；【36】寫到食物，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xié)律》、《答柳柳州食蝦蟆》，無不詼諧、粗俗而至于鄙俚丑陋。劉熙載曾斷言“昌黎往往以丑為美”，【37】其實也不真的就以丑為美，只不過是敢于以人所厭惡的事或形象入詩罷了?！端秃顓⒅\赴河中幕》寫與侯遲暮相見，曰“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顿泟煼穼懙阶约郝潺X的情形，曰：“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臲。匙抄爛飯穩(wěn)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饤栗與梨?！痹谝郧暗脑姼柚泻卧霈F(xiàn)過如此鄙俗的內容?不僅如此，《病中贈張十八》劈頭就說：“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北┫戮褪羌毙愿篂a。顧嗣立評道：“以此為發(fā)端，自是累句?！薄?8】除了韓愈，還有誰敢如此開篇呢！
與取材的鄙俗相應，韓愈詩的意象時常闌入粗鄙、丑陋的事物。如《病中贈張十八》寫到軀體，又言：“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胮肛?！薄懊p肛”（音膀夯）即笨重的樣子。《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述老態(tài)：“我雖未耋老，發(fā)禿骨力羸。所馀十九齒，飄飖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褵。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憑書案，譬彼鳥黏黐。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骴?！逼渲小傍B黏黐”、“豚眠糞壤”、“陰蟲食枯骴”三個比喻滿是腥臭陰森的感覺。此外還有《劉生》寫南方瘴癘之厲，曰“毒氣爍體黃膏流”；《納涼聯(lián)句》寫夏蟲，曰“晝蠅食案繁，宵蜹肌血沃”；《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形容赤藤杖的奇異形態(tài)，曰“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須血淋漓”?！睹蠔|野失子》為說明“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的道理，舉了四個例子：“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鴟鸮啄母腦，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逼鋵嵥伒氖挛铮旧聿]什么特別猙獰的氣象，可他硬是要描繪、比喻得如此猙獰和血腥，只能是朱彝尊所說的有意“逞誕”?！?9】劉熙載認為這類以丑為美的表現(xiàn)，“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40】其實，就是用于古體，又有什么妙處可言呢？袁枚曾說：“即如韓昌黎之'蔓涎角出縮，樹啄頭敲鏗’，此與《一夕話》之'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何殊？今人將此學韓、杜，便入魔障?！薄?1】這里涉及一個古代笑話。據(jù)元懷《拊掌錄》載：“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斗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里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于檐間，又見二雀斗于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鐘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42】韓愈恐怕做夢也料想不到，他的作品竟會同如此鄙俚不堪的下劣詩作相提并論。然則他無所顧忌的“逞誕”最終將給讀者帶來什么樣的閱讀感覺，就不難想見了。奇則奇矣，而清奇雅正中“雅”的趣味已蕩然無存。
四、韓詩聲律的反和諧傾向
取材和意象層面的鄙俗化畢竟還只是部分作品的局部問題，而韓詩在聲律層面上的反和諧、反自然傾向更明顯而整體性地體現(xiàn)了韓愈對古典審美理想的叛逆和背離。
我們知道，近體詩格律的形成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它在改變詩歌寫作意識和范式的同時，也給古典詩歌提供了一套有格可循的聲律形式。由于這些格律并非一成不變的定格，平仄（上去入）的陰陽、清濁間還有許多微妙之處可經營，更兼古體的不拘一格又為近體提供一種補充形式，這就為詩人追求內容與聲律的完美融合，以充分實現(xiàn)韻律的表情功能展開了很大的空間。殷璠《河岳英靈集·集論》云：“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與調合，首末相稱，中間不敗，便是知音”，【43】正反映了盛唐人在掌握近體格律后又試圖超越格律而追求理想韻律形式的意識。
但這種追求，到韓愈的創(chuàng)作中卻被放棄，或者也可以說轉到另一方向上去。在此之前，詩人們都以流利清暢的聽感為目標，追求瑯瑯上口的和諧感覺，而韓愈一反此道，專門尋求生澀粗硬、喑啞拗口的韻調。其具體表現(xiàn)，首先就是好押強韻。這在貞元十四年（798）三十一歲所作《病中贈張十八》中已開其風，全詩押窗、逄、邦、撞、扛、雙、摐、江、幢、杠、缸、釭、厐、降、肛、哤、龐、腔、瀧、?、椿、淙等字，半數(shù)以上屬于難押的強韻。前人指出的詩例，還有《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趙執(zhí)信稱“押強韻穩(wěn)，開宋人法門”；【44】又《答張徹》，何義門謂“以強韻為工”；【45】又《送文暢師北游》，義門謂“未免好用險韻，減其自然之美”?！?6】趙翼更舉《南山詩》“突起莫間簉”、“仰喜訝不仆”、“堛塞生恂愗”，《和鄭相樊員外》“稟生有剿剛”，《征蜀聯(lián)句》“剟膚浹瘡痍”，《陸渾山火和皇甫湜》“衁池波風肉陵屯”等句，以為“徒聱牙轖舌，而實無意義，未免英雄欺人耳”。【47】有時他押的字甚至不見于韻書，如《征蜀聯(lián)句》，嚴虞惇就指出：“詩中用?、■（左吉右瓜）、傄、?、?、（左足右兀）、汃、痆、秳凡九韻，今韻不載?！薄?8】對讀者來說，押強韻最大的麻煩是字僻難認，意僻難解，以致閱讀艱澀不暢。這從明代以來，已招致許多詩論家的批評。如謝榛說詩“體貴正大，志貴高遠，氣貴雄渾，韻貴雋永”，【49】而“韓昌黎、柳子厚長篇聯(lián)句，字難韻險，然夸多斗靡，或不可解”?！?0】胡震亨也說：“韓公挺負詩力，所少韻致，出處既掉運不靈，更以儲才獨富，故犯惡韻斗奇，不加揀擇，遂致叢雜難觀?！薄?1】就連極度推崇韓詩的翁方綱也不能不承認：“一篇之中，步步押險，此惟韓公雄中出勁，所以不露韻痕，然視自然渾成、不知有韻者，已有間矣?！薄?2】今人楊勇還指出韓愈“用韻不拘常格，有重韻以窮其意者，有尚氣而不拘用韻者”，這也是韓愈用韻的異處?！?3】
其次是韓愈的古體詩還顯露出強烈的反律化傾向，最大限度地導致了韻律的不和諧感。近體格律本是經南朝詩人數(shù)百年揣摩、實驗獲得的一種適應古漢語語音特征的韻律規(guī)則。初唐以來，即便是寫作古風或樂府，詩人們也自然地套用近體的平仄格式，以獲得和諧的韻律。但到韓愈，情況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寫作古詩，明顯心存挑戰(zhàn)句律極限的念頭，大量地使用不和諧句律。非但從趙執(zhí)信、翟翚到王力等古今詩律學家指出的六種七古不宜用的句律，韓愈詩中都有其例，而且他運用甚多的⊙●⊙●○●○（36例）、⊙○⊙○○●○（26例）、⊙○⊙●●●○（57例）、⊙○⊙○●○○（37例）、⊙●⊙●●●○（36例）、⊙○⊙●○●●（52例）、⊙○⊙○○●●（33例）諸型，竟都是王力先生判定為罕見的句律。【54】這清楚地顯示，韓愈七古句律有著多么強烈的尚異傾向。這類聲眼不諧律的典型的古調句充斥詩中，可以想見將給閱讀帶來什么樣的不和諧感覺。姚范曾指出：“韓退之學杜，音韻全不諧和，徒見其佶倔。如杜公但于平中略作拗體，非以音節(jié)聱牙不和為能也。”【55】他已敏銳地覺察到聲律意識在杜甫、韓愈之間發(fā)生的變化。事實上，根據(jù)近年的研究，杜甫七古已有一定的反律化意識，【56】而韓愈的反律化傾向則是整個創(chuàng)作的反傳統(tǒng)意識在具體詩型上的體現(xiàn)。韓愈古詩中還有一些聲律奇特的句型，更引人注目。如七平有“浮圖西來何施為”（《送僧澄觀》）等2例，六平有“搜于歧陽騁雄俊”（《石鼓歌》）等7型34例，七仄有“世俗乍見那妨哂”（《贈崔立之評事》）等2例，六仄有“獨繞百匝至日斜”（《李花二首》之一）等6型53例，一平一仄交替的句律兩類共有10例，而為近體所嚴禁的“孤平”也有6例。這些特殊的句律，并不存在因連綿詞或專有名詞而遷就字面的情形，只能視為韓愈造句時有意為之，目的無非是要營造怪異拗口的不和諧韻律。（待續(xù)）
注釋：
[1]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下冊第946頁。
[2]羅聯(lián)添《韓愈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1年；閻琦《韓詩論稿》，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陳克明《韓愈述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鄧潭州《韓愈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成復旺《韓愈評傳》，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卞孝萱、張清華、閻琦《韓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李卓藩《韓愈詩初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市川勘《韓愈研究新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盧寧《韓柳文學綜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3]陳詠紅《論韓愈詩歌的審美意識》，《韓愈研究》第二輯，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2-111頁。
[4]杜牧《讀韓杜集》，馮集梧《樊川詩集注》卷二，中華書局1962年，第147頁。“集”一作“筆”，馮集梧云：“牧之集各本俱作'杜詩韓集’，惟《萬首絕句》則作'韓筆’，觀宋人每特論及此，知當時所見多是筆字?！?/span>
[5]張蜀蕙《文學觀念的因襲與轉變——從〈文苑英華〉到〈唐文粹〉》，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95-96頁。
[6]徐培均逸峰《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冊第752頁。
[7]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八，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8頁。按：原出魏泰《隱居詩話》，又見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二、惠洪《冷齋夜話》卷二。
[8]陳師道《后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第303頁。
[9]許學夷《詩源辯體》卷二十四，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第6冊第6215-6216頁。
[10]關于韓愈詩歌在唐代及后代的接受情況，參看程師千帆《韓愈以文為詩說》，《古詩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83－192頁。
[11]葉燮《原詩》外篇上，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下冊第596頁。
[12]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冊第1638頁。
[13]葉燮《原詩》內篇上，丁福保輯《清詩話》，下冊第569-570頁。
[14]臧懋循《負苞堂集》卷三，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61頁。
[15]焦竑《焦氏筆乘》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上冊第108頁。按：鄭氏此論頗為人所重，施閏章《蠖齋詩話》亦曾引述。
[16]喬億《劍溪說詩》卷下，郭紹虞輯《清詩話續(xù)編》，第2冊第1092頁。
[17]王直方《王直方詩話》，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1980年版，上冊第4-5頁。
[18]陳應鸞《歲寒堂詩話箋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7-58頁。
[19]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第26頁。
[20]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頁。
[21]袁枚《隨園詩話》卷二，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冊第37頁。
[22]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第12頁。
[23]葉燮《原詩》內篇上，丁福保輯《清詩話》，下冊第570頁。
[24]陳寅恪《論韓愈》，《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
[25]葉燮《原詩》內篇上，丁福保輯《清詩話》，下冊第570頁。
[26]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3頁。
[27]本文所引韓愈詩，皆據(jù)《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不一一注明。
[28]趙翼《甌北詩話》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第28頁。
[29]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7頁。
[30]如獨孤及喜用《詩經》、《史記》、《漢書》，權德輿喜用《詩經》、《禮記》，皆其例也。
[31]張昭軍《章太炎講國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108頁。
[32]郭紹虞輯《清詩話續(xù)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冊第2428頁。
[33]張宗柟輯《帶經堂詩話》卷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上冊第42頁。
[34]趙翼《甌北詩話》卷三，第27頁。
[35]羅聯(lián)添《韓愈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1年，第302頁。
[36]此詩用佛語，自宋周紫芝、葛立方以降，多以為是偽作，參看《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670-671頁。
[37]劉熙載《藝概·詩概》，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第63頁。關于韓愈“以丑為美”的討論，可參看龍迪勇《論韓愈詩歌“以丑為美”審美傾向形成的原因及其影響——兼論中西藝術“以丑為美”的差異》，《社會科學研究》1995年第3期。
[38]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臺北：廣文書局，1967年影印，第314頁。
[39]朱彝尊評〈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此只逞誕，所以味短?！薄俄n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715頁。
[40]郭紹虞輯《清詩話續(xù)編》，第4冊第2429頁。
[41]袁枚《隨園詩話》卷七，王英志主編《袁枚全集》，第3冊第237頁。
[42]陶宗儀《說郛》卷三十四，順治三年刊本。
[43]《唐人選唐詩》，香港：中華書局，1958年，第41頁。
[44]趙執(zhí)信《聲調譜》，丁福保輯《清詩話》，上冊第338頁。
[45]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409頁。
[46]何焯《義門讀書記》昌黎集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60冊第403頁。
[47]趙翼《甌北詩話》卷三，第30頁。
[48]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上冊第615頁。
[49]謝榛《四溟詩話》卷一，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xù)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下冊第1141頁。
[50]謝榛《四溟詩話》卷四，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xù)編》，下冊第1205頁。
[51]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七，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第7冊第6879頁。
[52]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郭紹虞輯《清詩話續(xù)編》，第3冊第1406頁。
[53]楊勇《論韓愈之用字用韻與用俗語》，《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新亞研究所1974年版，第280頁。
[54]關于古詩的反律化傾向，詳本書《韓愈七古的聲調分析》一章。
[55]姚范《援鶉堂筆記》卷四十四，道光刊本。
[56]王次梅《杜甫七古的聲調分析》，《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原載：臺灣《政大中文學報》第18輯，2012年12月出版。
本次發(fā)表微有修訂。
（排版人：李桃）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