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亦
　　李白和杜甫是兩個天才詩人，讓人敬仰和熱愛。他們既是家珍也是瑰寶，是筑成一個民族詩性記憶的坐標，無論在民間還是廟堂，都早已演變成了一種符號。自唐至今，對李杜的評說從未停止，研究者不乏大家高手。言人之未言都是問題，何談新意、創(chuàng)見？張煒是個執(zhí)拗的人，他的執(zhí)拗來自他對真理的癡迷，《也說李白與杜甫》即是明證。
　　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這是一個大文學家對李白杜甫的詩性概括，側重點在李杜的詩藝，這也是多數(shù)研究者的路數(shù)。之前某些李杜詩藝解讀常見的局囿是：過于強調指向和歸宗，對藝術和人性分析粗疏和浮露，缺少溫度，沒有激情，跟詩的釀制基本不搭界。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評說，不同程度地過于偏執(zhí)社會學分析，這就有可能從根本上偏離研究的方向，我們看到的李杜只是一個側面或一個幻影?！兑舱f李白與杜甫》洞開一扇大門，讓我們放眼真實并縱身其中。
　　這是一部機智而有趣、詩意充沛的詩學著作，張煒以一個作家的情懷和憂思，以時代的深度和超前眼光，提出了嶄新的創(chuàng)建。對李白嗜酒、煉丹、訪仙、“浪漫主義”、杜甫“詩史”等問題都提出了新解，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從天空降臨”的李白和“自地面攀登”的杜甫；對李白的“走神”、“杰作與神品”等諸多學術問題，提出了卓爾不群的洞見，把文學賞讀、文學批評、詩學研究、寫作學及探究諸問題打通，并揉為一體，再結合當下網(wǎng)絡時代文化消費之怪象，發(fā)出了自己清晰而強有力的聲音。
　　以一個作家的眼光看李杜，當有不同于學人的發(fā)現(xiàn)?？蠢畎椎摹跋蓺狻辈浑y，難的是看他的“人氣”，那些沉默在角落的隱秘被張煒一一打撈。過去看李白煉丹，多以迷信論之。李白與哈姆萊特都有個難題，那就是生存還是毀滅（或譯活著還是死去）。李白想成為超人，向往永恒，這顯然是一切生命的“通病”和局限，是每個生命體至今都萬難破解的謎題。但張煒把李白煉丹看作是對靈魂永生的追求，這是人生的大目標、大思維，即“終極關懷”，且與科學并不相悖。
　　習慣上對李白與杜甫的理解有“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之說。這是怎樣的誤讀？張煒對李白的“浪漫”并不否認，但對杜甫的“現(xiàn)實”就很是懷疑。杜甫不僅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有“漫卷詩書喜與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xiāng)”，更有《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一向被認為低調之人，怎會酒后這樣自吹自擂？“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睆垷槍λ^“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命題多有質疑：藝術創(chuàng)作也許沒有什么“現(xiàn)實主義”，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有強烈的浪漫性格。為了區(qū)分兩種創(chuàng)作類型，可以臨時貼標簽命名，但給兩個大詩人如此定性，就顯出這兩個概念的極大局限了。
　　對李杜詩的分析和研究是《也說李白與杜甫》的重心。這種分析和研究在最大程度上還原李杜，尋找其本來面目。尋找之難可以想象，畢竟時間逾千年，其生命跡象多淡逝于歷史煙塵；這種尋找又是痛苦的，因為尋找到的并非我們愿意接受的，兩個光耀千秋、“曠百世而一遇”的偉大詩人怎么會有《與韓荊州書》《為宋中丞自薦表》這樣的文字？怎會利用盛名為一些富商豪吏寫墓志銘？怎能做出讓人臉紅的“干謁”？這是我們不愿觸碰的痛點，這會“令我們忍不住合篇而思，良久不語”。這就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李杜當時所處的社會政治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諒解他們并能感受他們的無奈和痛。這種痛是深重持久的，因為這是人性之痛，文化之痛。
　　張煒作為一個清醒的知識分子，既在很大程度上寬宥李杜的“干謁”，又對造成這種令人痛心和不堪的文化背景給予深刻的批判：“我們的文化長期以來不過是‘主子’和‘奴隸’的文化，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對李白和杜甫的認識——無論是寬容還是苛刻，都會不由自主地從這種頑固的文化劣根上出發(fā)和生長?！蔽幕钪苯拥漠a(chǎn)物就是價值觀，這不僅影響社會的發(fā)展走向，也從根本上決定了人的命運。張煒說：“國人的價值觀十分簡單和粗陋，許多時候其實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做官，其他竟然可以一概忽略不計。”生活在這樣的文化和價值觀下的李杜，除了“干謁”還能有更好的辦法嗎？這樣的價值觀在今天又有了變種，官錢互喻，一個官場、一個“民間”，其意義是差不多的。
　　《也說李白與杜甫》循著兩個偉人的思想脈絡、情感里程，繪制了一幅意趣橫生、文思豐盈的人物圖。沒有線性、平面，只有望不盡的遙遠和看不到頂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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