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大文明的早期宗教、哲學中，都不約而同地有中道思想，并且以不同的形式——神話、格言、教義、哲學論著等表達出來。如中國《周易》、孔子及《中庸》的中和（中庸）思想，古代希臘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觀，古印度奧義書、吠檀多“不二”哲學及后來大乘佛教龍樹的中觀（空觀）哲學，還有伊斯蘭《古蘭經》中的中道思想等。這些中道觀在各文明的早期哲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差不多成為一個共同的思想文化現象，對后來的文明發(fā)展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除了中國而外，其他文明都沒有走“中道”，而是各有偏向，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性格和文化形態(tài)，構成了今天世界文明的格局。
中和之道在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中有著其它民族不可比擬的重要性，相對于世界上許多民族，中華民族最具有貴和尚中精神的民族。中和之道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的綿延之久也是其它民族無與倫比的，這主要是儒家的功勞。從堯舜禹的“允執(zhí)厥中”，湯之“執(zhí)中”而政平，文、武、周公的治中以施仁，直到孔子出以“中庸”之言，發(fā)以“中和”之德。后儒對中和思想進行了許多發(fā)揮，最有代表性的是子思，他在《中庸》中一開始就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本褪钦f，“中”是天下的本根，“和”是天下的歸宿，達到中和是天地萬物的根本目的，天地各得其所，萬物順利生長。孟軻又補以“權”變，明其應用。宋代理學家尤其崇尚“中和”，認為“中和”是“理”的極致。儒家的“中和”思想，經過歷代儒者的努力弘揚，滲透到了中國古代政治、法律、哲學、藝術、倫理等各個方面，成為大至國家政治，小到個人生活的基本態(tài)度、方法甚至理想，并由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成為中國人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的行為準則，使中和之道成了治國安民的根本哲學與根本法則。同時，對中國文化、中國哲學影響很大，構造了中國文化、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
但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開始越來越激烈地偏離了中和之道，走上偏激、片面之路。但是，中和之道的影響根深蒂固，即使在被人們普遍認為的20世紀許多激進的革命家那里，實際上也在“大偏”中走的是小“中”，這應該就是“偏為正用”。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偏向重新不是中和之道本身之過，是沒有走中道之過，這只是一種轉變時期的特殊情況，是一種歷史的過渡狀態(tài)，是中國歷史曲折前進的一個必要環(huán)節(jié)。經過“曲為正用”，中國文化一定會走上大中至正之道。然而任重道遠，思而治之，我覺得惟有先從思想學術上把問題的癥結找到，把思想的混亂理清，把學術的偏失擺正，才有可能談到實際上扭轉歷史的偏向。所以，我將以儒家“中和之道”為基本理念，守中道而能兼容，以儒家“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基本品格，弘揚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奠定學術的基礎，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竭盡思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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