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衍庸在篆刻史上或許夠不上流派開創(chuàng)者或發(fā)展大家的資格，但作為開創(chuàng)新穎風格的先進者，則不必多讓。由于印名被畫名所掩，加之他的篆刻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是在1949年移居香港之后，故丁衍庸的篆刻長期以來被內(nèi)陸篆刻界忽視，對他的篆刻展開的研究亦較少。
“衍庸信璽”
丁衍庸（1902—1978），又名丁鴻，字叔旦，號肖虎、丁虎，廣東省茂名縣（今高州市）謝雞鎮(zhèn)茂坡村人。日本川端畫學校、東京美術學校畢業(yè)。擅長西畫、中國畫、書法。為中國現(xiàn)代美術重要倡導者之一，現(xiàn)代著名中國畫家、油畫家、篆刻家、美術教育家。
在傳世的中國古代印章中，有一類印章的印面內(nèi)容并非是文字，而是一些簡單質(zhì)樸的圖案，這類印章就是印章史上所稱的肖形印。肖形印，又稱形肖印、蠟封印，元明時稱圖像印，后來有人稱圖章或是蟲鳥印。
“鵝” 肖形印
古肖形印起于商代，盛于兩漢，現(xiàn)存作品多為兩漢之物，漢以后便逐漸走向衰落。魏晉至明清，肖形印亦不多見。當石頭在明代成為最重要的印材之后，篆刻發(fā)展成為文人藝術的一個重要類別。在明清時期，肖形印已非民間藝人?？?，篆刻家將圖像與文字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了有文人審美趣味的肖形印，成為文人篆刻藝術中的一個重要品種。至清代，篆刻家如鄧石如、沈鳳、吳熙載、陳鴻壽、錢松、趙之琛等，都曾刻過肖形印作閑章。
“霸王別姬” 肖形印
清代在中國學術史上是金石學最鼎盛的時期。受金石學的影響，清代書法出現(xiàn)了碑學變革思潮。由于當時的碑派書家多也是篆刻家，因此在碑學審美視野下的文人篆刻，到晚清便逐漸呈現(xiàn)出擴大取法范圍的趨勢。如趙之謙堪稱“印外求印”的典范。
“丁鴻” 圖文相間印
他廣泛吸取當時出土的漢畫像石、北朝造像等古代刊刻圖像刻印款，或作肖形印。后來的吳昌碩、黃士陵，以及20世紀上半葉的篆刻家，并不排斥圖像入款入印，似乎在觀念上逐漸擺脫了肖形印非正宗的束縛。
丁衍庸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并不刻印，但常用所藏古璽印鈐蓋在自己的書畫作品上，后來覺得老用古璽印甚受限制，遂開始操刀治印，以求所治印章和自己的畫風相吻合。
“叔旦”
“叔” 圖文相間印
中國文人畫發(fā)展到成熟階段，有一個特點便是強調(diào)畫面上的詩、書、畫、印在審美上和諧統(tǒng)一。一件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繪畫作品，尤其要求畫家以自作詩文并自題，且所鈐印章亦為自刻。對于傳統(tǒng)繪畫的鑒賞品評也是以“四絕”為佳的。如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等畫家的作品無不如此。他們的繪畫能在畫面形式及審美趣味上取得完美的統(tǒng)一，故其品格高于不能“四全”的畫家，因此影響也頗為深遠。此四種藝術門類，雖技巧形式不一，但其作為中國傳統(tǒng)藝術，內(nèi)理皆可互證而相通。
“馬” 生肖印
丁衍庸意識到，即使作為高古渾樸之源的先秦古璽，亦不能與自己的畫風相配，遂于58歲始治印。很顯然，這樣的治印目的不同于專業(yè)篆刻家，其治印起步晚，時間也并不長，但是由于他閱歷廣，對古璽印體悟深，加之多方面的印外修養(yǎng)，他的篆刻，特別是肖形印，一出手便不同凡響。
“龍” 生肖印
對于丁衍庸的文字印與肖形印，馬國權有一段全面的述評。他說：
“據(jù)聞其治印一如作畫，不論大小，皆頃刻而就，意有不愜，磨礱重鐫，盡意而止。其印有雄渾潑辣、魄力無匹者，亦有草率稍欠雅純、文字略嫌失考者，然皆不涉元明印家一筆，神游太古，魅力沵滿。李潤桓兄譽為‘入古出新，以膽識勝’，可謂的評。所作肖形印，盡托古人藩籬，冥心造化，既具東方氣息，復蘊西土風華，尤覺一新耳目也?！?/p>
“豬” 生肖印
由于丁衍庸并未在篆書和文字學上下過太多功夫，故其文字印偶有字法實考者。在以篆法為首重，章法、刀法次之的文人篆刻觀念下，這是絕不能容忍的。因此，雖然丁衍庸的文字印雄渾有力，但終因其未能繼承鄧石如以來的“印從書出”傳統(tǒng)，即以印人自己練就的有個性的篆書入印，因此他的文字印在印史上的開創(chuàng)性意義并不大。
丁衍庸似乎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取甲骨文、金文之高古意趣，在選字上刻意以象形意味更強的先秦文字入印，或以圖像配文字入印，既避開了清代以來“印從書出”對印人的苛刻要求，也發(fā)揮了自己的繪畫之長。故其所作印章中，肖形印占據(jù)了相當數(shù)量，也是其篆刻之最妙者。他在篆刻上的成就最終體現(xiàn)在肖形印上，看來實非偶然。
“田文”
“丁庸” 古璽印
20世紀篆刻界的肖形印創(chuàng)作領域，數(shù)量最多且成就最高者當推上海書畫家來楚生。丁衍庸的肖形印創(chuàng)作與來楚生基本同步，但他的篆刻創(chuàng)作是在1949年移居香港若干年后才起步的。由于政治格局的變化，海內(nèi)外藝術交流在當時幾乎中斷，加之丁衍庸畫名太甚，印名被掩，大陸印壇對其了解甚少。
客觀地看，丁衍庸與來楚生一樣，均為20世紀肖形印領域的銳意出新者，可稱一時瑜亮。相比較，來楚生肖形印主要取法秦漢肖形印、漢畫像磚和北朝造像，得貞石之趣；丁衍庸則取法三代以上古璽、圖像印，并吸收西方現(xiàn)代繪畫造型簡練質(zhì)樸的特點，熔先秦之古趣與西方美術之新態(tài)于一爐。
“鴻之璽” 象形文字印
肖形印雖非文字印，對書法筆意的表達或許不如文字印明顯，但它也屬于中國印章的范疇之一。它不是器物附屬圖案，更不是民間藝人設計的花邊。明清文人對印章篆法及書法筆意的重視，方使篆刻作為文人藝術之一與詩、書、畫并列而稱“四絕”。
肖形印的創(chuàng)作唯有加強書法韻味的表達，才能與文字印一樣，體現(xiàn)出文人藝術的高品味和雅馴的美學品格，否則專肆于圖像的設計與雕刻，那就是工匠雕琢，是不足為道的。丁衍庸肖形印的價值也體現(xiàn)在此。
“丁鴻” 象形文字印
中國的文人藝術家常以書畫為余事，即使主事于藝術，也非專事一門而不及其他。文人繪畫史上的畫家大都為書家或篆刻家，書家同時又兼事繪畫或治印。學習多種藝術門類，其作用在于可使各種技巧形式之間能互證互悟，相互變通，并創(chuàng)造出更多樣的風格。
比如對畫家兼擅書法的現(xiàn)象，徐利明先生就這樣評述到：
“凡卓有建樹的畫家，其畫不拘成法、程式，能自成風格，成獨到境界，其書法往往亦如是。這一類書畫兼擅的畫家，因其治藝強調(diào)個性精神，注重表現(xiàn)自我，對生活與藝術有與一般文人不同的視角，富有形象思維能力，故對書法的字形以至章法意象的理解與創(chuàng)造，對書法用筆、用墨的把握與變通，有對自然的寫生所得認識與繪畫形式技巧為參照，當然地與一般書家顯然有異，故其書法往往多新意，多變化，不恪守程式，不斤斤計較成法，在傳統(tǒng)基礎上能‘我用我法’?！?/p>
“牛君” 象形文字印
丁衍庸的肖形印具有強烈的現(xiàn)代感，正是得力于他長期以來對西方現(xiàn)代派繪畫與中國文人畫的長期體悟，一旦找到與印章之相通處，將其繪畫修養(yǎng)移入肖形印的創(chuàng)作，便創(chuàng)立了新風格，取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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