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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林語堂，讀者應該不會陌生，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史上大致具有三重身份，首當其沖的自然是作家兼翻譯家，在小說、小品文、劇本的著譯上均有所建樹。其次，也可以稱之為博學多聞的教授學者，他曾供職于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單位，關心語言及歷史方面的學術研究。以上兩種為人所熟知的職事以外，林氏其實還是一位頗具個性稟賦的出版人。而談到編輯這一身份，就不得不提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主持《論語》的經(jīng)歷，尤其是他與魯迅關于“幽默”論爭的一樁文壇公案，幾乎可以透視彼時社會文化心態(tài)。

1932年9月16日，《論語》半月刊問世，作為主編的林語堂“以提倡幽默文字為主要目標”，主張刊載輕快的小品文來記述評論各種社會現(xiàn)象，他不僅親力親為帶頭寫作，還廣邀周作人、俞平伯、劉半農(nóng)等文化名流撰稿，由是此刊之幽默小品蔚成一時之風氣，有“論語派”之稱。其實早在1924年，林語堂就曾在北京《晨報副刊》發(fā)表《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漢語“幽默”一詞即是來源于林氏的翻譯，此時專辟一陣地，實乃延續(xù)了多年以來有關文學的思考。不過在《論語》的作者群中，有一個人的身份是較為特殊的，那就是魯迅。之所以將魯迅單獨拉將出來，主要指的是《論語》曾經(jīng)一度成為了魯迅與主編林語堂之間筆談“爭鋒”的場域所在，好友之間在其中一人編輯的雜志上相互暗自較量，這著實能夠反映出一些饒有意味的內(nèi)涵。

說到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真可用跌宕起伏一詞來形容。二人最早相識于女子師范大學共事之時，而語絲社成立前后，林語堂與魯迅的關系逐漸熟絡起來，查魯迅日記，林語堂的名字從1925年12月以后開始頻繁出現(xiàn)，而在此前后他常在《語絲》《莽原》《國民新報副刊》撰文，文風潑辣，應該可以算得上是魯迅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的親密戰(zhàn)友。南下廈門以后，兩人一度過從甚密，后移滬定居，林語堂又與魯迅來往密切。按理說林魯二人應當能成為一路扶持的好友，可偏偏在1929年的一次宴會上，兩人因不恰當?shù)难赞o發(fā)生誤會，從此后疏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1932年底成立，林語堂擔任臨時執(zhí)委會的宣傳主任，而魯迅也積極參加同盟的籌備工作，昔日好友又獲得了重新照面的機會，林語堂為《論語》向魯迅約稿，正是處在這一二人關系的解凍期。

從1933年1月1日第8期的《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始，魯迅的作品就開始陸續(xù)現(xiàn)身于《論語》上，《學生與玉佛》《誰的矛盾》《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王化》《踢》等文章立意深刻，架構嚴密，又頗有“幽默”之格調(diào)，確實可以說是魯迅雜文中的上品。但若細細咀嚼，便不難發(fā)現(xiàn)魯迅在《論語》上發(fā)表的文章與同類別的作品還是存有細微的差別，魯迅的“幽默”上承“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語絲體”而來，偏向的是“諷刺”與“冷嘲”，顯得粗糲尖銳，而非溫柔敦厚博人會心一笑，這隱隱表明一向“認真嚴肅”慣了的魯迅其實很不適應《論語》的文體風格。更為緊要的是，魯迅從根本上就不認同林語堂的辦刊理念，他認為幽默在今日中國斷無生存之空間，他之寫稿也應該被視作人情敦促下的“勉力為之”，而其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對林語堂進行“批評”。

1933年3月，魯迅連續(xù)寫了《從諷刺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jīng)》兩篇文章，對林語堂進行規(guī)勸。魯迅認為諷刺家是跟社會作對的，“諷刺的是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著存在。”而“幽默”則是有些人“肚子里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吐出來?！啊哪确菄a(chǎn)，中國人也不是長于‘幽默’的人民，而現(xiàn)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彼袁F(xiàn)今的幽默容易脫離對于社會的諷刺，而常常墮落于“說笑話”與“討便宜”之中，魯迅在此可以說否定了“幽默”存在的現(xiàn)實可能性。及至6月，林語堂又來信邀請魯迅寫打油詩，魯迅在6月20日的回信中如此寫到：“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外，能有他乎？”并認為《論語》雖與政治無涉，卻也“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執(zhí)著求稿的林語堂又在《論語》創(chuàng)刊一周年之際約請魯迅寫紀念文章，這一回魯迅撰《“論語一年”》一文，直言不諱地針對林語堂寫到：“老實說吧，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于‘費厄潑賴’，現(xiàn)在呢，就是‘幽默’?！濒斞敢廊徽J為在中國，“幽默”的《論語》是不會有前途的。不僅如此，魯迅事后又繼續(xù)寫作《小品文的危機》一文，將林氏提倡的小品文比作士大夫賞玩的“小擺設”。

在這些回合往來中，魯迅固然表現(xiàn)出一貫以來的真誠與直率，面對舊友的熱情邀約，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標準，不偏不倚，鐵面無私，這還是那個人所稱頌的金剛怒目的“戰(zhàn)士”形象。而從另一面來看，編輯林語堂作為與魯迅相交已久的好友，他明知身為左翼文壇盟主，投身社會革命的魯迅斷不會認同《論語》“以閑適為格調(diào)”的文學趣味，卻又屢次三番地向魯迅求稿，甚至有愈挫愈勇之勢。一片熱忱卻迎來魯迅的“橫眉冷對”，林氏非但不惱羞成怒，反而笑納不敏，這是何等的胸襟與氣度?！稄闹S刺到幽默》與《從幽默到正經(jīng)》兩文本是刊在《申報·自由談》上，文中雖然把“幽默”樹為箭靶，但畢竟還沒有明確說明是針對《論語》，只可視作魯迅對林語堂的“旁敲側擊”。作為編輯的林語堂會意之后本該對這于己不利的“含沙射影”小心處理，可他偏偏將此二文轉載到《論語》第13期上廣而告之。而《“論語一年”》則更是為了紀念創(chuàng)刊一周年而作，此類人情文章本應多寫些歡欣鼓舞之辭，但魯迅卻表露對雜志的悲觀，“滅自己志氣”，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拆臺的”，可想而知當時林語堂將其發(fā)表出來得承受多大的現(xiàn)實壓力。對魯迅的批評意見，林語堂可以說是照單全收，但這其實并不代表他就接受了魯迅的觀點而修正自己，林氏其實自有他的確信所在。1934年1月16日出版的《論語》第33期上，林語堂發(fā)表長文《論幽默》，可以看做是對魯迅“中國沒有幽默”論調(diào)的系統(tǒng)回應，文中認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xiàn)?！倍白钌铣说挠哪笔潜硎尽靶撵`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其實拋開這篇理論文章不講，林語堂本人大寫特寫小品文的實踐本就是對于魯迅無聲的抗辯，二人在《論語》上的互通聲息無形中也滋生了一種爭鳴的氛圍。

歸根結底說來，編輯林語堂對于作者魯迅的復雜態(tài)度并不僅僅關涉人事意氣之爭，而是滲透著自家獨特的文學眼光。私以為，這是林語堂向來信奉的“費厄潑賴”精神的傳承。所謂“費厄潑賴”一詞，最早由周作人在二十年代中期使用，是英語“fair play”的音譯，原來指在競賽中光明正大的比賽，不用不正當?shù)氖侄?，英國有人提倡將這種精神用于社會生活和黨派競爭中，并認為這是紳士風度的內(nèi)涵。周作人早在《語絲》第54期上發(fā)表《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提出應該講究“費厄潑賴”精神：“大家要說什么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边@種說法為林語堂所服膺不已，他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wěn)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中這樣寫到：“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意。”

值得一提的是，“費厄潑賴”的提出有其現(xiàn)實語境，指的是當時對于女師大風潮論爭中已然落敗的章士釗，應放棄對其攻擊，以不失自身的體統(tǒng)與身份。這種觀點隨即遭魯迅否決，他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張。在血的事實面前，周作人與林語堂相繼放棄幻想，改正了自己的表述，林語堂還畫了《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引來廣泛關注。事實上，盡管作為一種政策的“費厄潑賴”沒有現(xiàn)實可行性，但“費厄潑賴”精神原則中自由獨立，真誠寬容的思想品格卻為林語堂所承繼下來，并一直持續(xù)到他本人編輯《論語》的時期，用林氏的原話來說就是“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見充分的誠意的表示都是有價值”。揆諸于這一段發(fā)生在《論語》上的論爭，魯迅“一切文藝固是宣傳”的觀點顯然偏離了林語堂的性靈文學觀，因而其有關“幽默”及小品文的看法對于林語堂來說就必然是一種文學“偏見”，但同時這種“偏見”又不得不說是發(fā)自內(nèi)心之誠意，所以也就有了自身獨立存在的特殊價值。林語堂不惜代價也要將魯迅的“踢館”文章納入到自己的雜志里，正是想維持不同思想與言論多元競逐，眾聲喧嘩的格局，以實現(xiàn)一種編輯原則上的“費厄潑賴”，誠可謂思慮周全，用心良苦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