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自2009年10月起發(fā)生的以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為肇始，逐步蔓延到歐元區(qū)乃至整個歐盟范圍內金融、經濟領域的危機，正在各個方面考驗著歐盟的制度運行和領導人的管控水平。同時，對歐盟進行全面反思的思潮，也在知識界逐漸成為時髦的話題。
歐盟今天面臨的經濟危機，是歐盟60多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對一體化進程破壞力最大、對一體化前途信心動搖最為嚴重的危機。更令人擔憂的是，即使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危機將進一步惡化，以至于最終拖垮歐元、拖散歐盟，但至少，目前還看不到短期內結束危機的跡象。
為什么在進入新世紀之初的這個時候，在二戰(zhàn)后60多年以后，在歐盟各國普遍進入政治制度比較成熟、政治生態(tài)持久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水平相對較高、社會環(huán)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yè)、國富民強的階段，發(fā)生如此復雜深刻、震蕩激烈、影響深遠的危機呢？
在地緣政治上，以歐洲為中心的“大西洋世紀”，正在加速被美、中、俄等為中心的“太平洋世紀”代替或超越，這股勢頭越來越明顯。歐洲不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在全球化的舞臺上，重量相對變輕、重要性相對下降。由此帶來的是經濟發(fā)展乏力、增長艱難、失業(yè)率高等。這是這場危機發(fā)生的大背景。
當然，不是所有歐洲國家和地區(qū)都陷入了同樣嚴重的危機。導致這場危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歐盟內部制度上的缺陷或弱點。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跨國家貨幣——歐元的使用、歐盟范圍內金融-貨幣政策的統(tǒng)一，與財政-經濟政策的主導權卻仍然在各個成員國手中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其次，歐盟一體化進程中，政治統(tǒng)一的步伐遠遠落后于經濟統(tǒng)一，在經濟高度一體化的同時卻遲遲沒有實現(xiàn)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一體化，可以說是制度設計或實行上的缺陷；另外，福利社會模式下的“小病大養(yǎng)”、“寧領救濟金也不找工作”等人性中痼疾的泛濫，加上政府管理上的疏忽、腐敗、懶政、墮政，造成國家財政過高的社會福利支出壓力，也是制度性問題。舉例來說，希臘衛(wèi)生部在為該國一個島嶼上的居民進行健康檢查時發(fā)現(xiàn)，申請政府殘疾人補助的失明者中，82%的患者并未失明。來體檢的221人中，182人的檢查結果顯示他們是正常人。另外還有146名“失明者”接到政府的體檢通知但并未前來接受體檢。早在2011年，希臘衛(wèi)生部就已經發(fā)現(xiàn)，在這個僅有4萬人左右的小島上，有600人在享受“失明補助”，這一比例占到該島總人口的1.5%。另外，希臘由政府發(fā)放工資的公務人員，約占全部就業(yè)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希臘長期靠舉債度日，但每年仍把國民收入的26%用于社會福利。還有，希臘政府每年因逃稅損失的收入達200億美元，約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
此外，歐盟東擴后，“新、老”歐洲的矛盾錯綜復雜。經濟基礎深厚、主要為新教文明的北部歐洲，與經濟基礎相對薄弱、主要為天主教文明或東正教文明的南部歐洲，在文化背景、生活習俗、消費傳統(tǒng)、節(jié)儉、勤勉程度等方方面面有天壤之別。例如，歐元區(qū)北部國家傳統(tǒng)上一直是高儲蓄率、低通脹，因為其文化強調長期投資而非消費；但某些南部國家儲蓄率早已是負數，充分體現(xiàn)出他們過度消費的傳統(tǒng)。歐盟東擴后加入歐盟的一些國家需要從歐洲一體化中“少付出多得到”，這與原來的“老歐洲”國家的利益又有了沖突。歐盟成員國單位小時工資的差距是15倍，最高的是瑞典，最低的是保加利亞。這樣的差距下，在很多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上的共同立場就很難協(xié)調。何況作為歐盟“三駕馬車”的法、德、英之間也是矛盾重重，成員國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借機甚囂塵上。這些盤根錯節(jié)的矛盾絕非自今日始，但今天的危機為這些矛盾提供了加劇的催化劑、發(fā)酵劑和表演的舞臺。
歐盟要想真正走出債務危機，根本上還要靠各國自身加大力度進行深度經濟社會結構調整，重建產業(yè)競爭力，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控制公共開支，削減赤字，加強稅收，精簡臃腫膨脹的官僚機構，簡化法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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