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出生于英國倫敦，著名漢學專家，費正清的得意門生。曾擔任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明系主任、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主任，以研究晚清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而蜚聲國際學術界。
孔飛力被認為是美國第二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在學術思想上強調“中國中心觀”，希望通過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顛覆了西方學術界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的傳統(tǒng)。
關于本書
本書是孔飛力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之一，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超越了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其采用了典型的以小見大的寫作手法：從乾隆年間一場小小的“叫魂案”入手，提出疑問，掃描焦點，繼而逐步開拓視野，最終將整個“康乾盛世”的中國社會眾生相、官場運作套路以及清朝官僚體制特色一一描繪到位。
在本書中，孔飛力將其秉承的“中國中心觀”學術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微觀史料選用清晰得當，宏觀總結分析大氣磅礴。不僅展示了其扎實的治學功底，而且綜合運用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種研究方法，做出了精彩的跨學科社會歷史研究。
核心內容
本書通過“叫魂案”入手，對乾隆時期社會、經濟、司法和官僚系統(tǒng)運行機制進行了分析。作者認為：當時經濟發(fā)展但貧富差距擴大，帶來人與人之間關系緊張，人們疑心加重并易于沖動；官場腐敗，特別是司法系統(tǒng)的混亂，加劇了社會矛盾。表面盛世繁華之下危機四伏，一個小小的治安案件就可能引發(fā)激烈的社會動蕩。依靠高層官員與皇帝的博弈，暫時維持了一時的局面安穩(wěn)，但無法解決封建統(tǒng)治的根本問題。
一、1768年“叫魂案”的開端和升級
乾隆33年1月下旬，浙江德清鄉(xiāng)下修建石橋。一個沈姓農夫，要求修橋石匠將一張寫有人名的符粘在橋樁上，用錘子砸這張符，以便幫其發(fā)泄私憤。石匠跑到縣里揭發(fā)檢舉了沈農夫。沈農夫以涉嫌尋釁滋事、擾亂社會治安罪名被縣衙逮捕。
這是清政府官方史料正式記錄的第一例“叫魂案”。
從1月末至11月初，各地陸續(xù)出現一系列涉及“叫魂”案件。案發(fā)地點從浙江蔓延至全國，涉及十來個省市。作案嫌疑人以流動人員為主，作案手段千奇百怪。由于案件過多，最終被上報中央。
乾隆皇帝發(fā)現有“叫魂案”的作案手段是偷剪別人頭發(fā)，這引發(fā)了他的高度警覺。他擔心“叫魂案”一旦跟剪頭發(fā)掛上了鉤，可能引發(fā)漢人對“留頭不留發(fā)”的痛苦記憶，進而動搖滿族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對中原統(tǒng)治合理性，因此龍顏大怒。“叫魂案”被最終定性為“反叛政治案件”。
二、孔飛力對當時三個社會階層的分析
1. 社會底層百姓
乾隆年間江浙地區(qū)百姓生活水平較高，但也必須通過勤奮勞作、精打細算才能維持，萬一遇上天災人禍，就很有可能跌至貧困線以下。
這些百姓世代生活在自己家鄉(xiāng)，非常珍惜自己家園的安全穩(wěn)定。而當時中國其它落后地區(qū)的“流民”，不斷向江浙地區(qū)涌入，激發(fā)了當地居民的警惕。
特別是流民當中有一些游蕩和尚、道士和乞丐等，不愿意也沒能力融入江浙地區(qū)勞動生產環(huán)節(jié)中，有時會以所謂“妖術”混吃騙喝，更增加了當地居民對流民的恐懼和敵意，最終形成了群體意識，產生了集體暴力對抗行為。
2. 清朝政府各級官僚
“叫魂案”剛出現時，江浙地方官員大多選擇了簡單處罰、息事寧人。但隨著此類案件越來越多，不得不向上級匯報，沒想到居然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視。在上級壓力之下，地方官員為了迎合上峰指示，大肆縱容甚至鼓勵部下制造冤假錯案，以顯示忠于職守、政績斐然。
而乾隆皇帝身邊幾個軍機大臣們，深受儒家學說教育，生活閱歷豐富。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叫魂”這種小兒科把戲，另一方面，憑借其豐富的政治閱歷，他們也不相信真出現了所謂實力強大的敵對勢力。他們不愿意搞得社會動蕩混亂、朝廷血雨腥風，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配合皇帝的指揮。所以他們的選擇是：表面上裝出積極配合姿態(tài)，實際上絞盡腦汁規(guī)勸皇帝收手。
3. 乾隆皇帝
“叫魂案”發(fā)生時正值所謂的“康乾盛世”的鼎盛期。雖天下太平，但乾隆居安思危，內心有兩大擔心：一是漢人是否真的接受了滿人統(tǒng)治，二是滿朝大臣們到底有沒有合伙糊弄他。
所以當“叫魂案”跟剪頭發(fā)掛上鉤，引起了乾隆皇帝高度警覺，特別是這些“叫魂案”最初出現在浙江、江蘇，那里是以前“反清復明”老根據地。他最害怕有人重新點燃漢人對滿人的仇恨，因此決定將“叫魂案”定性為“政治事件”。
另一方面，乾隆皇帝擔心臣子們長期沉浸于奢靡生活、習慣了為官自保的套路，他害怕自己在一片唯唯諾諾中被蒙騙、被架空，四處蔓延的“叫魂案”正好給了他一個整肅朝綱的好機會。因此他決定直接督導辦案，找理由斥責乃至罷免他不喜歡的官員，從而強化個人權威。
三、“叫魂”事件的和平終結
這場風波的平息，兩個軍機大臣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傅恒和劉統(tǒng)勛。
大學士傅恒對“叫魂”風波憂心忡忡，雖心知肚明，但他不好在乾隆皇帝面前直接戳破。思來想去，搞了個“曲線救國”：一邊進一步提升中央對案件的重視程度，另一邊要求地方把涉案嫌犯押解至京城，由軍機大臣直接會審。
而至于劉統(tǒng)勛，玩的也是“曲線救國”。他堅持把軍機處審問紀要塞給乾隆皇帝看，并且刻意塞進大量前后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案情，希望皇帝自己看出破綻。
鋪墊了一段時間后，劉統(tǒng)勛拉上傅恒，跑到承德給乾隆皇帝做思想工作。當年11月初乾隆皇帝回京后，低調叫停了對“叫魂”案的追查，鬧騰了十來個月的所謂“叫魂案”，最終徹底平息。
孔飛力認為，這些軍機大臣們?yōu)榱顺捕?，不惜設法規(guī)勸皇帝，不僅要攔住皇帝，還要給他留足面子，絞盡腦汁使用各種套路，可謂左右為難，煞費苦心。這種“柔性約束”是非常不同于西方的一面。
金句：
1. 整個“叫魂案”所謂的幕后黑手，其實正是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的兩種群體性心理：一個是恐懼，全社會各階級層里不斷蔓延的恐懼；另一個是欺騙，滲透了從上到下整個清朝官場、一種心照不宣的欺騙。
2. “叫魂案”本來不過是民間普通的社會治安案件，可大家各懷心思，在三個社會層面的相互作用影響下，逐漸發(fā)酵，愈演愈烈，結果造成大范圍的社會混亂。
3. 中國封建官僚體制有著不同于當時西方的柔性約束機制。表面上看皇帝絕對集權，但背后整個官僚體系與皇帝間還存在微妙關系，這種均衡使得統(tǒng)治保持穩(wěn)定。
4. 依靠幾位臣子的責任感，能夠維持一時安穩(wěn)，但無法改變封建統(tǒng)治的根本問題。到了慈禧太后當權時代，滿朝文武連愿意或者敢于站出來規(guī)勸她的人都沒了，封建王朝只能走向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