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吳國開挖邗溝算起,大運河已流淌了2503年。在漫長的歲月里,它早已不僅僅是溝通南北的交通動脈,更是一部厚厚的“百科全書”。文學(xué)、戲曲、曲藝、民俗、非遺……大運河塑造了豐富多樣的璀璨文化。很多我們熟悉的詩詞歌賦、小說散文,正是誕生于大運河之上。無怪乎有人將大運河比作一條流光溢彩的“文學(xué)之河”。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代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很多中國人都會背誦。在日本,《楓橋夜泊》也享有極高的知名度,100多年前就被編入了教科書,清代國學(xué)大師俞樾在《新修寒山寺記》中說:“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廬來見,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國三尺之童,無不能誦是詩者”,可見3歲的日本孩童都能將《楓橋夜泊》倒背如流。
《楓橋夜泊》詩碑
《楓橋夜泊》正是作于大運河上。唐天寶十四年(755),安史之亂爆發(fā),剛剛進士及第的張繼隨著驚慌失措的逃難人群來到江南。客居蘇州的日子里,無法排遣鄉(xiāng)愁的他,僵臥在運河的孤舟上,對著江楓漁火,寫下了這首惆悵的詩。
如今,來到蘇州的楓橋景區(qū),你能看到,古老的楓橋就毗鄰著寒山寺。鐘聲流連,已不見當(dāng)初的夜晚,但濤聲依舊,楓橋下的運河水汨汨流淌,訴說千年的風(fēng)霜。
中國大運河河道總長度約2700公里,江蘇段大運河總計達到690公里,大運河申遺確定的58處遺產(chǎn)點分布在27座城市,江蘇省以6個城市擁有7個遺產(chǎn)區(qū)、28處遺產(chǎn)點入選,成為運河遺產(chǎn)資源最密集的省份。
古往今來,大運河上誕生的詩篇何止“船載斗量”,其中很多就與江蘇有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
隋煬帝
2013年4月,隋煬帝陵在揚州市邗江區(qū)西湖鎮(zhèn)一處房地產(chǎn)項目工地上重見天日。這位富有爭議的帝王,一生都與大運河牽扯:他決策了大運河的開鑿,最終死在了隋唐時期大運河的交通中心——江都(揚州)。傳說,隋煬帝也是位文學(xué)愛好者,“煬帝鑿汴河,自制水調(diào)歌”,在“三幸江都”的過程中,他寫下了著名的《水調(diào)》,在運河龍舟上留下了“步緩知無力,臉曼動余嬌”、“輕身趙皇后,歌曲李夫人”等詩句,從詩風(fēng)上看,隋煬帝深受南朝浮艷文風(fēng)影響。
歷史上的隋煬帝是暴虐昏君的代表,開通大運河、到江都看瓊花,是其“罪狀”之一。唐代,眾多詩人對隋煬帝“開河”之舉提出批評。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寫道:“海內(nèi)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認為隋煬帝開鑿運河,是最終導(dǎo)致其亡國的重要原因。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大運河在溝通南北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管其原始動機如何,客觀上隋煬帝做出了一個使后世長久受益的戰(zhàn)略決策。詩人皮日休用詩詞為隋煬帝“抱不平”:“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給功不較多”(《汴河懷古》),他認為如果沒有大規(guī)模乘龍舟巡幸江都的擾民之舉,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功績,簡直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論。
隋唐時期是中國大運河的第一次溝通階段,相繼開通、疏浚的汴河、通濟渠、山陽瀆、江南運河,在相距遙遠的江南地區(qū)和唐朝政治中心洛陽、長安之間,架起了快捷的交通網(wǎng)絡(luò)。唐宋人往來兩地,更愿意選擇便利的水路。
往來于運河上的,有躊躇滿志的趕考舉子,有春風(fēng)得意的上任官員,有行走四方的商賈巨富,也有落拓寂寥的失意文人。他們追逐自己的理想,希冀改變命運。身邊攜帶的,除了行李,還有一份鄉(xiāng)愁。這可能是遠離故土親朋的異地之愁,可能是居無定所的漂泊之愁,也可能是近鄉(xiāng)情怯的忐忑之愁。
以《黃鶴樓》聞名的詩人崔顥是汴梁(開封)人,早年到長安趕考,中進士后漫游大江南北近20年。有一次,他坐船回鄉(xiāng),由今江蘇境內(nèi)的淮河轉(zhuǎn)入汴河,距離故鄉(xiāng)越近,思鄉(xiāng)之情越濃,心情也越暢快,他在《晚入汴水》中寫道:“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幾日?鄉(xiāng)路漸無多。晴景搖津樹,春風(fēng)起棹歌。長淮亦已盡,寧復(fù)畏潮波”,長長的淮河終于走到了盡頭,不定的波濤也不再讓人畏懼,因為故鄉(xiāng)就在眼前。
另一位唐代詩人韋建只留下兩首詩傳世,其中之一的《泊舟盱眙》描繪大運河畔江蘇小城盱眙的景色,詩中寄寓的“羈旅情”與《楓橋夜泊》有異曲同工之妙:“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候館聽雞鳴。鄉(xiāng)國云霄外,誰堪羈旅情?!?/p>
王安石
宋代文學(xué)家王安石七言絕句的《泊船瓜洲》膾炙人口,這也是一首作于運河之上的思鄉(xiāng)詩。王安石生于江西臨川,但早在景祐四年(1037年),17歲的他就隨父親王益定居江寧(南京),金陵遂成他的第二故鄉(xiāng)。
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再次被朝廷起用。當(dāng)時,從江寧前往汴京(開封),可以渡長江由陸路北去。但王安石卻選擇乘船。他先沿長江東去,在京口(鎮(zhèn)江)渡江至瓜洲,再轉(zhuǎn)入四通八達的運河水系,一路風(fēng)帆直抵汴京。如果宋代也有高德地圖,導(dǎo)航會提示這條路雖然路程更多,但速度最快,用時最少,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也最舒適。
在停留瓜洲即將進入運河前,王安石寫到:“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詩句中,有對自己政治命運出現(xiàn)轉(zhuǎn)機的興奮和期望,也有對故土南京的留戀和不舍。
一瓢濁酒盡余歡,今宵別夢寒?!八蛣e”是古詩詞中的重要題材。折柳長亭,古人會在“長亭外,古道邊”送別親友,也會在大運河邊與乘船遠行的好友揮別,寫下滿含離別之情的詩作。在運河邊,崔顥寫下《維揚送友還蘇州》:“長安南下幾程途,得到邗溝吊綠蕪。渚畔鱸魚舟上釣,羨君歸老向東吳”,這位老友乘船,由揚州回蘇州終老,崔顥對他“渚畔鱸魚舟上釣”的退居生活好生羨慕。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由于烏臺詩案的牽扯,蘇轍遭貶為監(jiān)筠州(江西高安)鹽酒稅。他順運河南下,途徑老友秦觀的故鄉(xiāng)高郵。秦觀早已等候在運河邊。盤桓數(shù)日,兩位詩人依依惜別。細雨中,蘇轍贈給友人三首《高郵別秦觀》,“蒙蒙春雨濕邗溝,蓬底安眠畫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詩卷洗閑愁”,水上流淌出的詩句,負載著詩人的蕭索離愁和對友人的眷戀。
古代的大運河是怎樣的面貌?漕運如何高速運轉(zhuǎn)?運河兩岸的人們過著什么樣的生活?這些問題,可以從枯燥的史料中尋找答案,也可由古人的詩歌來還原。
北宋詩人王禹偁出生于運河邊,他的很多詩篇是宋代運河生活的真實寫照。他這樣描繪自己沿運河前往蘇州上任的情形:“移任長洲縣,扁舟興有余。篷高時見月,棹穩(wěn)不妨?xí)?。雨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疏。此行紆墨綬,不是為鱸魚”;他看到了運河上漕船往來,舳艫相接的景象:“江南江北連王畿,漕船帆檣去似飛”。
詩人們還用大量筆墨記錄了船行運河的親眼所見,以及古運河兩岸的美麗風(fēng)景。
明代詩人錢允治在《茱萸灣》中寫道:“茱萸灣頭雨乍晴,廣陵城北田方耕。小艇出港白衣濕,高樓開窗玉腕橫。細草漠漠天際遠,一水漾漾船邊清??蛠砜张e舊時話,岸上垂楊蟬忽鳴”,展開了一幅靜美動人的水鄉(xiāng)畫卷。
明代楊士奇《發(fā)淮安》:“岸蓼疏紅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萍,雙鬟短袖慚人見,背立船頭自采菱”,蓼草淡紅,荇草青青,運河女兒羞澀可人,船頭采菱,清新靜謐的蘇北運河生活圖景躍然紙上。
對社會現(xiàn)實有著沉重思考的清代詩人龔自珍,用詩句記錄自己親眼所見的漕運景況:“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除了詩,在宋詞中也有大量描寫運河的內(nèi)容。
宋代詞人柳永生平懷才不遇,將失意寄托在悠游之中。他曾在泗州、揚州、蘇州等運河城市駐足流連?!皳P州曾是追游地,酒臺花徑仍存。鳳簫依舊月中聞”,這是柳永晚年對運河重鎮(zhèn)揚州的追憶;“一葉扁舟輕帆卷。暫泊楚江南岸。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水茫茫,平沙雁、旋驚散。煙斂寒林簇,畫屏展”,這首典型的羈旅行役之詞作于泗州,生動描繪了這座運河城市的景色。
泗州位于今江蘇盱眙境內(nèi),扼守大運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大運河曾給古泗州帶來千年繁華,船舶如流,商賈蟻集??上У氖?,康熙十九年(1680年),黃河奪汴入淮,泗州城遭沒頂之災(zāi),被淹沒在洪澤湖水下330多年。
大運河不僅是中國古代帝王掌控南北的水道樞紐,也是承載普通人尋常生活的“背景舞臺”。翻開古代的話本、雜劇、小說,你能看到大運河頻頻出現(xiàn),推動著故事情節(jié)的演進和發(fā)展。
并稱為四大名著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與大運河都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大運河荀德麟認為,這四部古典名著,其實都是誕生于運河城市。
《三國演義》的羅貫中出生于山西太原,但早年就遠走江南,生活在大運河邊的杭州、蘇州等地,有學(xué)者指出,羅貫中是在大運河邊的淮安完成了《三國演義》。
施耐庵對“運河之都”淮安非常熟悉,他將《水滸傳》的故事完結(jié)于大運河邊,征方臘歸來的宋江被封為“楚州安撫使”,死后葬于楚州城外的“蓼兒洼”。
淮安吳承恩故居
《西游記》作者吳承恩來自運河邊的楚州(楚州是淮安的古稱),有研究者考證,《西游記》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淮安方言。
康熙五十四年(1715),《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于南京。在他很小時,就曾沿京杭大運河往來于北京和南京之間?!都t樓夢》中頻頻出現(xiàn)大運河的身影,全書開篇始于蘇州城外運河邊的閶門,結(jié)束于寶玉出家。穿一件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寶玉在毗陵驛拜別父親賈政,其地點就在常州老西門古運河北岸。
明代白話短篇小說中,也有大量和大運河相關(guān)的故事。馮夢龍的“三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等故事有大量情節(jié)發(fā)生在運河之上。
近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也出現(xiàn)了很多表現(xiàn)大運河生活的優(yōu)秀作品。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反映了江南運河沿岸農(nóng)民“豐收成災(zāi)”的悲慘命運,以及農(nóng)村急遽破產(chǎn)的現(xiàn)實。
出生在運河邊的作家汪曾祺
生于江蘇高郵的汪曾祺是喝著運河水長大的,他在散文《我的家鄉(xiāng)》中回憶:“我的家鄉(xiāng)高郵在京杭大運河的下面,我小時候常常到運河堤上去玩”;“我們看船。運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撐篙。弄船的脫光了上身,使勁把篙子梢頭頂在肩窩處,在船側(cè)窄窄的舷板上,從船頭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大運河塑造了這位著名作家的性格,給他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童年記憶,也給他其后的創(chuàng)作打上深深烙印。
交匯點記者 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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