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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觀點|孫勝忠:霍桑的《紅字》:傳奇面紗后的歷史小說

摘要霍桑自稱“傳奇”的《紅字》向來以“含混”著稱。但若從故事背景和“生產(chǎn)語境”兩個方面考察,就會發(fā)現(xiàn)《紅字》是一部與多重語境交織在一起的歷史小說,它不僅再現(xiàn)了殖民時期的新英格蘭和內(nèi)戰(zhàn)前的美國社會現(xiàn)實,還相應地指涉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的“清教革命”和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革命。遭遇免職的霍桑對海絲特受到迫害和孤立的境遇感同身受,借助她的叛逆和最終妥協(xié),揭露黨爭的危害性,表達對暴力革命和國家分裂的擔憂,主張以漸進主義代替激進主義、以妥協(xié)代替暴力,等待“更光明時期”的到來。
關鍵詞:霍桑; 《紅字》; 歷史小說; 多維性; 傳奇;

作者簡介: 孫勝忠,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英美文學。

納撒尼爾·霍桑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1850)是“一本把解釋者引入迷宮的書,撲朔迷離”,“在批評的術語中沒有一個詞比含混跟《紅字》關系更密切的了”(1)。這部作品自問世以來,一直得到歷代評論家眾說紛紜的闡釋,但有一點幾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研究者們歷來都十分重視霍桑的家族史對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直至最近還有學者認為,霍桑的許多故事和像《紅字》這樣的小說都在“質(zhì)疑,有時候批判他祖先的思想和行為”(2)。
這與霍桑為《紅字》寫的序言《海關》有關。在序言中,霍桑提到他家最早移民到新英格蘭的祖先威廉·赫桑是個“殘忍的迫害狂”,威廉的兒子約翰·赫桑——霍桑的曾祖父,1692年塞勒姆驅(qū)巫案法官之一——“繼承了他這種迫害精神,在女巫的殉道案中他臭名昭彰”(3)。為此,霍桑宣稱,“我,一名作家,作為他們的代表,卻為他們深感羞愧。我祈求,這些由他們招來的詛咒……從此以后消除殆盡”(《前》:22)。后來的評論家據(jù)此認為霍桑創(chuàng)作《紅字》以及其他類似的作品都是在為他祖上所犯的罪孽贖罪?;羯6畮讱q時在他家族的姓氏赫桑(Hathorne)中加了一個字母“w”,改為霍桑(Hawthorne)(4),這幾乎被認為是上述觀點的有力證據(jù)——說明霍桑旨在與有不光彩歷史的家族撇清關系。實際上,霍桑改姓的真正動機至今并無案可稽。
持上述觀點的人可能忽視了霍桑在《海關》中的另一點聲明:即便在與朋友“侃侃而談”之時,他“仍然要把內(nèi)心深處的'我’(the inmost Me)置于面紗后面”(《前》:16)。這說明從霍桑家世來研究《紅字》未必可靠,因為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并不希望把內(nèi)心深處的“我”展示給讀者。這倒有可能是造成他作品“含混”的原因之一。海絲特最終回歸的不僅是清教新英格蘭,更是內(nèi)戰(zhàn)前的新英格蘭,因此,正如薩克凡·伯克維奇所說,“霍?;氐礁瓷婕暗倪h非只是私人家譜”(5)
更多學者認為《紅字》反映的是十七世紀美國的清教社會圖景,他們將小說中的人物、事件乃至具體地名視為“鐵證”,以此說明它與十七世紀美國社會和歷史之間的關系。例如,弗里德里克·紐伯里就通過詳細對比十七世紀的文獻記載與《紅字》中的人物和情節(jié),挖掘出紅字的來源以及海絲特和丁梅斯代爾等人物的原型,認為霍桑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把我們帶回到歷史記載(the record books)中去搜尋人物和事件,通過其藝術力量,讓我們體驗到了歷史的真實”(6)。這里所說的“歷史的真實”顯然指的是故事發(fā)生時的十七世紀新英格蘭的歷史語境。
對《紅字》的這種“文學歷史”研究確能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文本,回到故事發(fā)生時的歷史和社會,也頗有闡釋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學闡釋并非只能有一種“歷史語境”,而是會有多種。一種是作品中的故事背景,即作者倚重的故事素材的源頭,這是作者借以表情達意的場域,或可稱為源發(fā)性歷史語境。另一種是作者所處的歷史語境,這一語境觸發(fā)作者的表達欲,由于種種原因,他利用上述所稱的源發(fā)性歷史語境來反映作品創(chuàng)作時的社會狀況、表達他的觀點,類似“借古喻今”。后一語境通常被稱為“生產(chǎn)語境”,即作品生成時的歷史語境。第三種語境則是讀者解讀文本時的歷史語境,被稱為作品的“再生產(chǎn)語境”,它是讀者反應批評和闡釋學重點關注的語境。當我們在討論“歷史語境”時,至少應有上述三種,而任何這三種語境中又會涉及多重史實。由上觀之,迄今對《紅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種,即大量研究試圖說明霍桑是如何真實而生動地再現(xiàn)了十七世紀波士頓的社會情境。(7)
本文在伯克維奇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雖然《紅字》顯性再現(xiàn)的是殖民時期新英格蘭的人文景觀,但小說的重點關切是霍桑生活的時代,作品旨在迂回曲折地反映十九世紀中葉的新英格蘭。為達到這一目的,小說還對外指涉兩個歷史語境——十七世紀中葉的英國清教革命和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革命。本文從分析作為“傳奇”的《紅字》入手,詳細剖析它與多重歷史和文化事件之間的復雜關系,力圖厘清文本的“含混”所指,進而挖掘霍桑內(nèi)心深處的那個“我”,以揭示小說多重指涉的內(nèi)在動因。

一、《紅字》:以傳奇為“調(diào)味品”的歷史小說

將《紅字》視為傳奇或寓言來解讀其內(nèi)涵的傳統(tǒng)由來已久。小說出版于1850年,當年5月,《紐約人》(Knickerbocker)就把《紅字》稱為“一部心理傳奇”(a psychological romance)。(8)此后,圍繞著《紅字》到底是傳奇還是小說的爭論一直沒有間斷。(9)這首先與霍桑本人有關,因為他給《紅字》加了一個副標題:“一部傳奇”(“A Romance”);其次,這又與作為《紅字》前言的《海關》有關,霍桑在這個前言中說:他的藝術世界是“一塊中立區(qū),介于現(xiàn)實世界和神話世界之間,實際的東西和想象中的東西可以在那里相會,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前》:45)。這個位于“中立區(qū)”的藝術世界就是霍桑眼中的“傳奇”。那么,他的“傳奇”與小說到底有什么區(qū)別呢?霍桑對此語焉不詳,只是認為他的作品更傾向于“想象中的東西”(the Imaginary),而小說則更關注“實際的東西”(the Actual)。因此,對他而言,傳奇就像在鏡中看到的事物,“它們似乎離實際的世界更遠了一步,與想象的世界則靠得更近了”(《前》:45)。在《紅字》面世次年出版的《七個尖角頂?shù)姆孔印?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的《前言》中,霍桑對“傳奇”做了進一步闡釋:

當一個作家把他的作品稱作傳奇的時候,那幾乎不用說,他是希望謀求某種自由度,既是形式上的,也是素材上的;而假如他聲稱是在寫一部小說,就不會覺得自己有權擁有這種自由度。因為人們假定,后一種作品形式的目的在于非常精細的忠實性,不僅僅是忠實于可能發(fā)生的事情,而且要忠實于人的經(jīng)驗中那可信而尋常的做法。(10)
霍桑如此強調(diào)小說的忠實性,幾乎把小說與文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畫上了等號,其實,小說未必如此追求“非常精細的忠實性”?;羯V赃@么說,無非是為了強調(diào)他希望擁有的那種“自由度”,欲以超然的姿態(tài)掩蓋他內(nèi)心深處的那個“我”以及文本中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tài),實際上他意在曲折地再現(xiàn)歷史,藝術地為社會變革指明方向。正如伯克維奇所說:“沒有哪一位美國作家比霍桑感到更超然于政黨政治;很少有人[比他]更多地參與政治管理的事務;沒有人對美國政治歷史有如此深的學問。這么說并沒有什么奇怪的。霍桑不是試圖通過逃避歷史來超越政治,而是通過反諷的方式來再現(xiàn)歷史?!?Office: 107)如此看來,霍桑人如其文,同樣含混而矛盾,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小說旨在“再現(xiàn)歷史”,只不過是采用了“反諷的方式”而已。
霍桑其人其作往往擺出一副遠離政治的姿態(tài),但其實都難掩對政治和歷史的真切關懷?;羯B暦Q自己創(chuàng)作的是傳奇,而且他小說中也確實不乏傳奇的成分,比如《紅字》前言就提前為小說中的“A”字營造了一種神秘的氛圍:“我拿起它放在自己胸口試了一試……我當時似乎經(jīng)受了一種不完全是肉體上的感覺,而是像有一股滾燙的熱流襲上身來;仿佛那個字母不是紅布做的,而是一塊燒紅的烙鐵?!?《前》:41)這種神奇的情景也多次出現(xiàn)在小說中。在小說正文中間部分的第十二章,當丁梅斯代爾牧師與海絲特母女夜間站在刑臺上時,天頂上突然出現(xiàn)了“一個用暗紅色的光線勾勒而成的巨大的字母'A’”(11);當海絲特與女兒一起在林中散步時,陽光就“悄然不見了”,珠兒說那是陽光不喜歡海絲特,“躲藏起來了”,聲稱自己能逮住它,結果離開母親的珠兒“果真逮住了陽光,并站在陽光里歡笑”(詳見《紅》:128)。更神奇的是,丁梅斯代爾死后,大多數(shù)在場的人都聲稱在牧師胸口看到了一個與海絲特“戴的極其相似”的紅字(詳見《紅》:199)。
凡此種種表明,霍桑試圖給自己的小說營造某種奇妙而神秘的氛圍,使之看起來像一部“傳奇”。但正如他在《紅字》出版次年所承認的,他本人其實“非常節(jié)制地行使”傳奇作家的“那些特權”——“背離人類心靈的真相”,他在作品中“摻雜奇妙的東西”(the Marvelous)只是“作為少許、清淡而味道容易消散的調(diào)味品(flavor),而不是作為獻給大眾的一道菜中的任何一份真正的食料”(12)??梢?他的作品中至多添加了少許“傳奇”的“調(diào)味品”,而非真材實料。他創(chuàng)作的其實是小說,而非傳奇,因為“讀者總是期待一部傳奇源于華麗而夸張的處理以及聚焦于情節(jié)而含有緊張、激情、激動和恐懼(thrill)。霍桑并沒有傳遞這些”(13)。
霍桑突出傳奇的想象以及他小說中含混和反諷手段的運用帶來了兩種結果:一是導致論者把他的小說當作傳奇或寓言來讀;二是把他的作品置于遙遠的十七世紀清教語境下來解讀。這兩種方法雖然也有效,但都把《紅字》與霍桑所處時代的現(xiàn)實割裂開來,從而失去了在“生產(chǎn)語境”中讀解小說、理解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現(xiàn)實的機會。在筆者看來,揭示所處時代的社會矛盾,進而藝術地為社會建言獻策,才是作者創(chuàng)作《紅字》的真正目的。實際上,正是“小說形式而不是傳奇”造就了霍桑這位“更偉大的藝術家”,把《紅字》“作為小說而非傳奇”來探討能讓我們對其“藝術性”(artistry)做出更“有益”而“準確”的“判斷”,而《紅字》之所以能成為“十九世紀美國小說中的經(jīng)典”,恰恰得益于這種藝術性。(14)
進而察之,《紅字》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稱為歷史小說。M.H.艾布拉姆斯等人編撰的《文學術語詞典》為“歷史小說”下了一個定義:“我們通常定義的歷史小說始于十九世紀沃爾特·司各特爵士的作品。歷史小說不僅以歷史上的一些人物及事件為素材,而且使歷史事件和問題對主要人物……和敘述具有重大意義?!?/span>(15)根據(jù)這一定義和上文提到的紐伯里的研究以及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如貝靈漢總督等)和事件(如安妮·哈欽遜因異教遭審判和放逐一案等),《紅字》完全符合歷史小說的判斷標準。那么,霍桑緣何自稱傳奇作家,且在其小說中不時地添加一些傳奇的“調(diào)味品”呢?
有分析認為,十九世紀的評論家一方面要“根據(jù)其道德準則(moral code)來判斷一部小說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日趨責備那些直白表達這種道德的作家”,所以霍桑采用含混的敘事來“保持這種艱難的平衡”,這是“取悅”當時評論家的“需要”。(16)霍桑在小說中添加“調(diào)味品”——傳奇成分,并運用含混和反諷手段,其目的是想含蓄地表達他的政治立場,以避免有可能招致評論家“責備”的那種“直白表達”。
霍桑本人作為政黨政治的受害者——因所屬的民主黨下臺而被免去海關職位,在遭遇社會排斥方面與海絲特有相似之處。因此,面對國內(nèi)外的政治和社會動蕩局勢,懷著對時局的擔憂和對個人遭際的怨憤,他帶著主人公重返新英格蘭,回顧“新世界”的殖民史和與此同時發(fā)生在“舊世界”英國的清教革命,對他所處時代歐洲的動蕩局面、新大陸的政黨紛爭及山雨欲來的內(nèi)戰(zhàn)前南北雙方的沖突等做了隱晦而全面的反思。由于既要避免直白地表達“道德”,又要隱藏內(nèi)心深處的那個“我”,因此,霍桑以海絲特遭到清教制裁為依托,審視十七世紀中葉的清教神權政治,多方位影射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國內(nèi)外的政治現(xiàn)實。所以說,《紅字》可以說是一部戴著傳奇面紗的歷史小說。
誠如伯克維奇所言,尚未受到質(zhì)疑的是“霍桑寫作技巧中貫徹始終的針對性,幾乎每一件事物都有所指”(《慣》:194)。在1993年版的文集中,伯克維奇討論了《紅字》與文化之間的關系,但他實際上是在強調(diào)小說與歷史語境之間的聯(lián)系,認為《紅字》中海絲特回歸新英格蘭將兩個“歷史上的時間框架”聯(lián)系了起來:“一是小說的時間框架,1642—1649……二是作者的時間框架,1848—1852”(《慣》:204-205)。2013年伯克維奇又進一步將《紅字》的“語境”界定為1848至1850年的“美國內(nèi)戰(zhàn)前的危機”(Office: xiv)。盡管伯克維奇的上述論斷十分深刻,但并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鮮有人對此做深入探究。如果從小說背景和“生產(chǎn)語境”兩端來解讀《紅字》,那么,我們會發(fā)現(xiàn)它原來是一部生動而內(nèi)涵豐富的歷史小說,不僅將讀者帶回清教神權統(tǒng)治的新英格蘭和清教革命時期的“舊英格蘭”,還曲折反映了霍桑所處時代的國內(nèi)外社會現(xiàn)實及其本人的政治觀點和立場。

二、回望“老英格蘭”:《紅字》與英國的“清教革命

與情節(jié)和冒險經(jīng)歷相比,“霍桑對其人物的態(tài)度和內(nèi)心生活更感興趣”,因此,他更傾向于創(chuàng)作“歷史小說”,“因為這使他能夠描述沖突中的兩種文化,或與較舊的情感隔離開來的一種新的文化價值體系”;《紅字》實際上探討的就是這種處于沖突中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一種“日益顯現(xiàn)的新英格蘭清教情感”,這種情感“正在與其英國前身,尤其是與英國國教會高教會派傳統(tǒng)(the Anglo-Catholic traditions)分離”(see Historian's: 18)。具體而言,《紅字》顯性呈現(xiàn)的是殖民時期的清教文化,而隱性指涉的則是霍桑生活其中的十九世紀中葉的文化與政治。前者與老英格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小說中的主人公不斷回望老英格蘭;后者則涉及霍桑那個時代輝格黨與民主黨之間的斗爭、內(nèi)戰(zhàn)前南北雙方的沖突,乃至歐洲的暴力革命等。
《紅字》中的關鍵意象——字母“A”與新英格蘭的殖民史相關,但故事中海絲特佩戴“A”字的時間與史實略有出入,顯然,霍桑在這點上“有節(jié)制地”利用了他所說的“自由度”。他在1838年發(fā)表《恩迪科特與紅十字》(“Endicott and the Red Cross”)時就已知道:根據(jù)1649年在塞勒姆生效的法律規(guī)定,犯有通奸罪的婦女必須在衣服上縫上一個醒目的大寫“A”字。1649年這一時間點與《恩迪科特與紅十字》的背景1694年顯然不吻合,與《紅字》的背景1642—1649年也不甚相符,因為海絲特被罰戴“A”字的時間是1642年,但霍桑有可能受到十九世紀早期門戴姆太太(Goodwife Mendame)一案的影響——當時她被判在袖子上戴上字母“AD”,或者霍桑一反常態(tài),隨意利用了歷史的記載。(17)
在確立了這個時間點之后,霍桑在小說中不斷將讀者拉回到當時的老英格蘭。例如,小說交代,海絲特原本來自家道中落的英國貴族家庭;當她在刑臺上示眾時,她仿佛“再一次看到了她在古老英格蘭故鄉(xiāng)的小村子以及她父母的家園”(《紅》:11);貝靈漢總督也來自英國,他依然希望過他在英國的莊園生活,所以總督府是“按照他故鄉(xiāng)大莊園主的住宅樣式來設計”的,室內(nèi)大椅子上擺放著《英格蘭編年史》,大廳墻上掛的那副鎧甲還是來新英格蘭那年請倫敦的工匠制造的(詳見《紅》:52-53);連威爾遜牧師也經(jīng)常談起“留在快樂的老英格蘭”(《紅》:58)的那些東西;前往歐洲的珠兒給海絲特寄來“印有紋章”的信件以及奢侈品等(詳見《紅》:202),這顯示她又回歸了母親所屬的上流社會。
這些文本細節(jié)表明,霍桑依然把這些早期的英國移民看作英國人,或者說,這些殖民者與英國有著難以割舍的聯(lián)系,因為他認為英國的“文化傳統(tǒng)和情感塑造了他們移民前的生活方式”,“新世界”和這里的“社會和政治關系”以及“情感”方面的變化“不是一夜間或通過一次漂洋過海就發(fā)生的”(see Historian's: 29)。由此可見,要理解《紅字》不僅要了解當時新英格蘭清教徒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還要將它們與英國的歷史文化,尤其是故事發(fā)生期間英國爆發(fā)的內(nèi)戰(zhàn)這個背景聯(lián)系起來。
《紅字》顯然與新英格蘭神權體制有關,后者就如同清教本身一樣,既是一種宗教教義,也是一種政治理論。因此,小說不僅如上述列舉的細節(jié)那樣,不斷回望老英格蘭,還隱性地回指舊世界那一時期的政治和歷史。具體來說,它涉及十七世紀早期的“兩次清教革命”。一次是“清教徒出走新世界”,這是一次“爭取自由的革命”,它“把激進主義的精神用于殖民、鞏固和擴張的過程,從而提供了一個進步的范例”;另一次是1642至1649年期間發(fā)生在英國的清教革命(see Office: 33),即由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領導的兩次英國內(nèi)戰(zhàn)。這次革命雖然最終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成立了共和國,但克倫威爾成了實際上的軍事獨裁者。
《紅字》的主要情節(jié)正是發(fā)生在1642至1649年期間?;羯R援敃r英國所發(fā)生的暴力事件為背景,旨在暗示大西洋彼岸的這些事件是如何對《紅字》中的人物和社會產(chǎn)生影響的。英國清教革命中的重大事件與小說情節(jié)的幾個重要關節(jié)點幾乎一一對應。海絲特第一次出現(xiàn)在刑臺上的時間大約是1642年6月,當時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與議會之間的矛盾已不可調(diào)和,兩個月后,內(nèi)戰(zhàn)爆發(fā)。小說中第三次刑臺上的一幕發(fā)生在1649年5月,而查理一世就在四個月前的1月30日被斬首。
可以想見,英國發(fā)生的激烈動蕩不免令那些移民到馬薩諸塞灣的殖民者感到揪心,當時他們中許多人依然把英國視為“家鄉(xiāng)”。不過與其說他們是在關心英國的時局,不如說他們在擔憂殖民地的穩(wěn)定和可能遭遇的類似威脅。霍桑雖然沒有點明小說最后一章——海絲特回到馬薩諸塞灣的具體時間,但它顯然超出了故事主要情節(jié)的時間范圍(1642—1649)。不難推斷,它很可能發(fā)生在十七世紀六十年代,因為“當年那些愛說閑話的人”、后來的皮尤先生及接替他職位的人都相信珠兒已經(jīng)“結了婚”(《紅》:203),而她在故事開始時的1642年還是個抱在海絲特懷中的“三個月大的女嬰”(《紅》:6)。也就是說,海絲特回到新英格蘭應該是與1642年相隔十幾年或二十幾年之后的事。如果屬實,那就已是王政復辟(the Restoration, 1660)之后的事情了(see Historian's: 29)。在英國清教革命失敗、王朝復辟的大背景下,我們更容易理解海絲特為什么在這樣的年代放棄激進立場、走向妥協(xié)。
《紅字》對英國清教革命的呼應不僅僅表現(xiàn)在時間節(jié)點上的吻合上,敘述者在小說文本中也不斷地對此有所指涉或暗示。小說與英國內(nèi)戰(zhàn)這段歷史最明顯的關聯(lián)出現(xiàn)在小說中間的第十三章,即海絲特處于“從情感和情欲轉(zhuǎn)向思想”的階段,此時,
世上的法律對她的思想來說不是法律。當時正處于人類思想解放的時代,比起以前的許多世紀,思想更活躍,更開闊。軍人推翻了貴族和帝王,比軍人更勇敢的人則推翻和重新安排了——在理論范圍之內(nèi),而非實際上——舊偏見的完整體系,這個體系與舊的原則密切相關,也正是貴族和帝王的真正藏身之地。海絲特·白蘭汲取了這種精神。她采取了一種思想自由的態(tài)度,這在當年的大西洋彼岸本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但是我們的先民們,要是他們知道這種態(tài)度,一定會認為那比紅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惡還要致命。在她那獨處海邊的茅舍里,光顧她的那些思想是不敢進入新英格蘭的其他居家屋舍的。幽靈似的客人要是被看見竟然前去敲叩她的門,那么就會把開門接待他們的主人看成如同魔鬼一樣危險。(《紅》:109-110)
在這里,“軍人推翻貴族和帝王”明顯指大西洋彼岸英國的克倫威爾推翻查理一世。而更為重要的變化發(fā)生在思想領域,即推翻“舊偏見的完整體系”——貴族和帝王們的立身之本,這在霍桑的“先民們”——清教殖民者——看來比通奸之類的“罪惡”更為嚴重?;羯⑿麓箨懴鄬ΡJ氐乃枷肱c英國的清教革命思想做了對比,繼承或感染了老英格蘭自由和開放思想的海絲特對新大陸的先民們來說就“如同魔鬼一樣危險”。
可見,霍桑將小說的時間設定在1642至1649年之間顯然不是隨意為之,它恰好與英國內(nèi)戰(zhàn)——查理一世國王與清教議會之間的戰(zhàn)爭——相吻合。這一時間設置表明,霍桑意在將新英格蘭當時的社會狀況,尤其是海絲特的激進思想與英國的清教革命聯(lián)系起來,既通過描寫海絲特的人生際遇和人物性格曲折地反映舊世界的社會和思想動蕩,又讓其為海絲特的思想變化及對她的形象塑造提供遠景和依據(jù),二者互為依托。

三、“丟了腦袋的稽查官”:《紅字》與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輝格黨和民主黨之爭

在美國早期歷史上,輝格黨和民主黨都是從安德魯·杰斐遜創(chuàng)立的民主共和黨中分裂出來的。1824年之后,安德魯·杰克遜率先脫離民主共和黨,成立民主黨,剩下的民主共和黨改稱國家共和黨。民主黨自稱人民的代表,維護小農(nóng)和小業(yè)主的利益,是杰克遜民主,即大眾政治的體現(xiàn)。后來,國家共和黨為了對付“安德魯國王”,即以杰克遜為代表的民主黨,更名為“輝格黨”,但其隨后的施政策略和行動屢遭失敗。失敗的原因是他們身居社會上層,不愿聯(lián)合民眾,反而視之為“暴民”,直到1840年他們才意識到,為了贏得政權,必須向人民靠近。(18)美國內(nèi)戰(zhàn)前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民主和輝格兩黨的斗爭日趨激烈,二者輪番執(zhí)政。

霍桑就是在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紅字》的,小說通過描寫清教徒殖民者的保守和對異教徒的迫害以影射霍桑同時代人對異己人士的偏見和固執(zhí),曲折地反映了輝格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爭斗。霍桑在描寫海絲特示眾受辱場景時不無反諷地這樣說道:“目睹海絲特·白蘭受辱示眾的人們尚未完全喪失他們純樸的天性。要是她被判處死刑,他們會十分嚴峻地看待她的死,而不會抱怨說什么判刑過于嚴苛?!?《紅》:9)這種“純樸的天性”(simplicity)的固執(zhí)乃至殘忍與霍桑那個時代的黨爭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海關》中,霍桑揭露了人性丑惡的一面——因“握有了加害他人的權力而變得更為殘忍的傾向”,即在黨爭中獲勝的一方為了懲罰對手,會“在刀刃上涂上惡意的毒藥”(《前》:49),甚至會“卑鄙地把他們砍下的頭再踢上一腳”(《前》:50)。
這只是霍桑的一種比喻和夸張,未必是實情,但堅定支持民主黨的霍桑旨在暗諷輝格黨的狹隘、偏執(zhí)乃至殘忍報復的心理和行為卻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在十九世紀兩黨的論爭中,民主黨常常稱輝格黨為“清教徒”。此等令霍桑這樣的民主黨人士厭惡的性格特征和價值觀正是《紅字》中描寫十七世紀清教徒時所凸顯的秉性。像十七世紀的清教徒一樣,輝格黨也致力于政教合一以及宗教和法律的結合。為了監(jiān)視人們的道德狀況,他們有窺探別人內(nèi)心的惡習,而這正是小說中齊靈渥斯所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紅字》是一部關于十七世紀美國的小說,不如說它講述的是十九世紀美國的故事。(19)
霍桑創(chuàng)作《紅字》的動因之一就是抨擊爭奪政治權力的黨爭及其造成的惡果。這與他的個人遭際有關,因為輝格黨在競選中擊敗民主黨,忠于民主黨的他受牽連失去了塞勒姆海關的職位。1846年霍桑所屬的民主黨在選舉中獲勝,他的同學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當選為總統(tǒng)。為了感謝霍桑為他競選總統(tǒng)撰寫傳記,皮爾斯上任后任命霍桑為塞勒姆海關的督察員,暫時緩解了霍桑的經(jīng)濟壓力。但不久輝格黨重新上臺,札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于1849—1850年任總統(tǒng),霍桑因此失去了海關的工作,他對此耿耿于懷,正是在此背景下,賦閑的他得以全身心投入《紅字》的創(chuàng)作?!逗jP》一文也是在出版商的建議下作為序言加在《紅字》前面的?;羯=琛逗jP》抒發(fā)了自己對海關工作、民主黨和輝格黨的看法。首先,他認為海關工作“并非是一件值得稱贊的或可尊敬的工作”,因為這種工作使人喪失了自身的能力:對每個在海關工作的人來說,“在他靠在共和國強大的臂膀上時……他喪失了他自立自助的能力”(詳見《前》:47)。不僅如此,霍桑認為政府的俸祿會毀了人的優(yōu)良品質(zhì):“凡是觸摸政府餉銀的人”會發(fā)現(xiàn)那家伙“如果不是把他整個靈魂勾去,也要搞掉他的許多好的品性”(詳見《前》:48)。其次,他認為輝格黨是個“敵對政府”,“充滿刻毒的惡意和殘忍的復仇精神”,而民主黨由于“長期的勝利使他們養(yǎng)成了寬宏大量”的品質(zhì),因此,他為自己被輝格黨免職而感到慶幸:“感謝老天爺給了他們這么個機會!”(詳見《前》:49)結果,“壞事變成好事”(《前》:50),霍桑被逐出海關后,重操創(chuàng)作舊業(yè),拾起其前任稽查官皮尤先生寫下的那點東西,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紅字》的創(chuàng)作中。
對黨爭尤其是對輝格黨殘酷本性的揭露,形象地體現(xiàn)在《海關》中那個血淋淋的意象——“丟了腦袋的稽查官”上。由于霍桑原打算將紅字的故事與其他幾個短篇小說和隨筆放在一起結集出版,所以他說,“為了繼續(xù)沿用政治斷頭臺的比喻,整個集子可以視為《一個丟了腦袋的稽查官的遺作》”(《前》:52)?;羯0演x格黨的“泰勒將軍當選總統(tǒng)”以及他排斥民主黨成員的行為比作“把公務員送上斷頭臺”,并聲稱“我的頭竟是第一個掉地的”(詳見《前》:49-50)。
霍桑的這一比喻有據(jù)可考。札卡里·泰勒于1849年春夏開始執(zhí)政,在當時民主黨的報紙上,這確實是作為一種“革命行動”來報道的,并被視為“對民主黨成員斬首”的象征。這年的五六月期間,《波士頓郵報》(Boston Post)大約七次刊載了有關政治任免的公告,而緊挨在每次公告邊上的就是素描畫。據(jù)推測,畫上的人物就是泰勒將軍——他站在斷頭臺旁,抽著雪茄,雙腳四周被據(jù)稱是民主黨黨員的頭顱包圍著。其中有一幅畫是6月11日刊登的,第二天該報登載了一份致編輯的讀者來信,信中反對免去霍桑塞勒姆海關的職位。匿名讀者宣稱“這是這個無情的政府最無情的行為之一。這個詩人和學者的頭顱被砍掉,以滿足和獎賞某個貪婪的黨徒……斷頭臺那里站著的就是札卡里·泰勒將軍,現(xiàn)在的總統(tǒng),而旁邊那個無頭的軀干就是思想純潔、忠誠、很值得賞識的官員,他卻成了政黨排斥的犧牲品”(20)。這封信被認為是霍桑那個“掉腦袋”暗喻的來源。
身為受害者的霍桑對黨爭的破壞性深有體會,因此,他不僅在小說的前言中對此給予辛辣的諷刺,還將自己復雜的情緒融入小說的人物刻畫中。但霍?;蛐≌f的敘述者是矛盾的,尤其是對海絲特和丁梅斯代爾這兩個主要人物:當他們表現(xiàn)出激進姿態(tài),試圖顛覆現(xiàn)存體制時,霍桑持批判的態(tài)度,而當他們在維護自己的尊嚴或爭取自己在社會中的正當?shù)匚粫r,他對他們則充滿了同情。前文說到,這一點也與霍桑自己的處境有關,霍桑與海絲特有類似的境遇——都遭到主流社會的排斥。他在《海關》中對部分塞勒姆人的攻擊也是為了發(fā)泄他遭到免職的憤懣。(21)正因為如此,盡管他的那個前言在“有識之士”中激起了“狂風怒濤”,他依然認為自己的做法沒錯,并在小說第二版中堅持“一字不動把他的前言再次印出”(22)。
無論是從小說的前言、序和小說的人物描寫來看,還是從歷史和當時的媒體反應考察,《紅字》都與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輝格黨和民主黨的黨爭有關,霍桑借助講述海絲特遭遇清教社會排斥的故事來發(fā)泄他作為一個黨爭受害者的怨氣,揭露黨爭的破壞性。而當時黨爭的焦點之一是奴隸制問題,小說因而間接地表達了霍桑對南北紛爭可能引發(fā)暴力和國家分裂的擔憂。

四、等待“更光明的時期”:《紅字》與美國南北紛爭及歐洲革命

《紅字》的主題之一是個體與社會的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講述的是一個叛逆者如何最終融入社會的故事。但霍桑在海絲特的個人遭際中融入了大量的歷史元素,以個體經(jīng)歷照亮多重社會現(xiàn)實。有論者認為,在小說結尾,海絲特重新加入了歷史,“肩負起歷史的責任”,借此,霍桑將她“加入美國歷史中”(23)。其實,通過講述海絲特的故事,霍桑不僅讓一個叛逆者融入美國十七世紀中葉的殖民史和十九世紀美國內(nèi)戰(zhàn)前的歷史,還將她在時間上分別與十七世紀的英國內(nèi)戰(zhàn)和十九世紀的歐洲革命這兩個歷史時期聯(lián)系起來。

首先,《紅字》是當時美國南北紛爭和妥協(xié)的社會氛圍在文學上的反映。海絲特回歸新英格蘭,以忍耐和懺悔的姿態(tài)面對當時的清教神權政治和在道德問題上依然固執(zhí)和保守的社會,便是內(nèi)戰(zhàn)前歷史語境在小說中的曲折反映?;羯T凇都t字》中暗示要以漸進主義代替激進主義,從而等待“某個更光明的時期”的到來,并認為只要忍耐和寬容,恨遲早都會轉(zhuǎn)變?yōu)閻?“恨,若不是原來的敵意不斷受到新的刺激而阻礙其變化的話,假以時日和耐心,甚至會變成愛?!?《紅》:106)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美國南北雙方圍繞著奴隸制度的疆界問題僵持不下,直至南方各州威脅要脫離聯(lián)邦。為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妥協(xié)的主張逐漸占了上風,結果在輝格黨領袖亨利·克萊(Henry Clay)等人的極力爭取下,雙方于1850年達成了五項妥協(xié)性議案,統(tǒng)稱《妥協(xié)法案》(Compromise Resolutions),其中便包括《逃亡奴隸法》(Fugitive Slave Act)。
《紅字》正是在這一年出版的,霍桑在小說中適時地回應了社會的整體關切,也與社會的主流傾向相吻合,因為他本人對奴隸制的存留問題持“漸進主義的立場”:“他相信奴隸制將會自行消亡,像其他改革的努力一樣,而廢奴主義誤入了歧途?!?Historian's: 10)在他看來,奴隸制不是“天意”(divine Providence)留給人類通過其計謀來“糾正”的“一種罪惡”,它會在適當?shù)臅r候,“通過某種無法預期的方式”,一種“最簡單且最容易的操作”,“像夢一樣地消失”。憑“人的意志和智力完善偉大的道德革新”,這在歷史上還沒有先例。人類進步的每一步都會留下“某種罪惡”,即便最具智慧的人也“從未發(fā)現(xiàn)糾正的辦法”。(24)如此看來,人唯有等待,讓奴隸制這樣的罪惡自行消亡,而這也是海絲特最終給那些前來尋求安慰和指導的“憂傷和困惑”之人提出的忠告(詳見《紅》:203-204)。
霍桑持漸進主義的保守立場是出于對社會動蕩和國家分裂的擔憂,因此,他主張國家穩(wěn)定,維護既定的法律和秩序,這在小說文本之外也可找到依據(jù)。例如,他在為皮爾斯撰寫的競選傳記中認為,僅僅靠“人的智慧和人的努力無法顛覆”奴隸制,“除非把憲法撕得粉碎”,把上帝凝成一體的這個國家“切割成混亂的碎片”。(25)皮爾斯“反對騷動”,認識到其“威脅”和“后果”,“堅定地擁護聯(lián)邦和相互妥協(xié)的措施”,霍桑為此稱其為“務實而睿智的政治家——他熱愛其既然如是的這個國家(his country as it is),從現(xiàn)有的情勢出發(fā)逐漸改善”。(26)在他看來,皮爾斯之所以睿智是因為他務實,樂見國家現(xiàn)有的狀況,并采取漸進主義的方式來改良社會。從對皮爾斯的這些辯護和贊賞中,我們也可以窺見霍桑本人對待奴隸制和社會現(xiàn)狀的看法。
雖然在奴隸制的問題上,霍桑的皮爾斯傳記與《紅字》持類似的立場,但前者畢竟屬于宣傳品,因此政黨意識過于鮮明和直白,后來的歷史事實也證明傳記中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并不可行——妥協(xié)未能避免內(nèi)戰(zhàn)的爆發(fā)。而作為藝術品的《紅字》表達的是“解決危機的一種特別的文化模式”,其“想象形式包含了各種復雜的信念”。基于政黨問題的傳記是在“封閉的選項中取某一立場,提出特定的行動路徑”,而《紅字》是“在一套相互聯(lián)系的思想和表達形式內(nèi)探討各種可用的選項”。因此,傳記呈現(xiàn)的是“某種選擇”,而《紅字》再現(xiàn)的則是“有關選擇的深奧莫測的推理”(metaphysics of choosing),提出的并非是“特定的行動路徑”,而是“一種世界觀”(see Office: 88)。這正應了亞里士多德所言,“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所以“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27),即詩(文學)比歷史更普遍、更真實。這也是《紅字》能成為經(jīng)典的原因之一。但必須強調(diào)的是,《紅字》這部小說的詩性和普遍性有著堅實的歷史基礎,作者引導我們循著海絲特的足跡探訪了兩個新英格蘭——清教時期和內(nèi)戰(zhàn)前的新英格蘭。
其次,《紅字》的創(chuàng)作不僅出于對南北紛爭可能引發(fā)內(nèi)戰(zhàn)的擔憂,還懾于來自遠方的威脅——1848年的歐洲革命。這二者是相互關聯(lián)的,包括霍桑在內(nèi)的許多美國人都對歐洲的暴力革命十分恐懼,他們擔心南北雙方的激烈沖突會帶來相似的血腥后果。因此,霍桑試圖利用美國殖民時期的那段清教歷史來表達他對激進主義的擔憂,旨在通過呼吁南方與北方達成妥協(xié)以避免可能爆發(fā)的內(nèi)戰(zhàn)(see Office: 73)。在《海關》中霍桑就言有所指地說,《紅字》這個故事“顯得太嚴峻,太陰沉”,那是因為“這個故事形成的時間正處于革命尚未完成,社會動蕩不安,一片紊亂的時期”(《前》:51)。這就將小說的指涉延伸到當時的歐洲革命。小說中反復出現(xiàn)的斷頭臺(guillotine)和刑臺(scaffold)的意象影射的便是歐洲的動蕩和暴力。在海絲特受辱那一幕,敘述者說,那個刑臺在當年就“像法國恐怖黨人(the terrorists of France)的斷頭臺一樣,人們把它視為教育人棄惡從善的有效工具”(《紅》:8-9)。這里說的是1789年爆發(fā)的第一次法國革命以及革命的后果之一——路易十六于1793年被處死,因此,霍桑在前言中所呈現(xiàn)的那個“丟了腦袋的稽查官”的意象不僅再現(xiàn)了黨爭的殘酷性,也暗示了歐洲革命的暴力與南北沖突可能帶來的血腥內(nèi)戰(zhàn)。
按照伯克維奇所界定的作者時間框架,《紅字》的背景起于1848年,若如是,則霍桑選擇這個時間點絕非偶然,因為這正是英國在歐洲大陸革命風暴的推動下憲章運動再度高漲之時。當時美國人對這場革命的反應與歐洲人相似,先是異常興奮,緊接著便轉(zhuǎn)為保守,進而反對激進主義?;羯@場運動的態(tài)度與歌德和卡萊爾等歐洲人文學者對法國大革命(1789—1794)的反應如出一轍。歌德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1795—1796)和卡萊爾的《舊衣新裁》(Sartor Resartus, 1833—1834)等作品都對歐洲的暴力革命作出了反思,主張通過“自我教育”(Bildung)化解個體與社會之間的沖突,具體表現(xiàn)為將社會要求內(nèi)化為個體的價值追求。海絲特的轉(zhuǎn)變過程生動地反映了這一主張,她原本是一個反對遵從道德的唯信仰論者(antinomian),擯棄一切現(xiàn)存的社會秩序,這在伯克維奇看來反映的是災難性的1848年歐洲革命,在小說臨近結束時,她全然拋棄紅字,視之為無物,“就像過去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一樣”(《紅》:147),但她最終還是“出于她自己的意志”(《紅》:203)恢復了那個字母(see office: xiv)。
這一結局略顯突兀,因為海絲特在小說中多半以叛逆者形象示人,但在小說結尾卻仿佛突然改變了立場。然而這種突變更能反映霍桑的立場,因為他迫不及待地要讓紅字“完成它的職責”(28)。面對歐洲革命的殘酷現(xiàn)實和國家有可能分裂的可怕前景,他積極主張漸進主義,因此在小說中采取了一種折衷的表現(xiàn)手法:一方面要展示海絲特激進的一面,以她的叛逆行為揭露社會的弊端;另一方面最終又把她拉回到“正常的”軌道,以此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為社會變革指路。自我革新后的海絲特堅信“更光明的時期”必然到來,但她呼吁人們在此之前要耐心地等待,等待“世界為此做好了準備”(《紅》:204)。
《紅字》與多重歷史事件糾纏在一起——殖民時期的驅(qū)巫案、十七世紀中葉的“清教革命”、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革命、美國內(nèi)戰(zhàn)前的黨爭和南北對峙等等,加之霍桑采用了含混的表達方式,確實使小說顯得“撲朔迷離”,但揭開霍桑蒙在《紅字》上的傳奇面紗,將文本置于不同語境中細心考察,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的便是一部多維度的歷史小說?;羯T谛≌f中巧妙而隱晦地將多重歷史和文化事件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些事件雖然在時間和空間上均看起來相隔遙遠——橫跨歐美兩個大陸、穿越十七和十九兩個世紀,但彼此之間卻存在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例如,殖民時期的巫術審判和清教迫害與十九世紀中葉頑固保守派排斥異己、輝格黨與民主黨之間的互相傾軋如出一轍;歐洲的清教革命與美國民主黨遭遇輝格黨清洗(以霍桑將自己遭到革職比作被砍頭為具象)頗為神似;歐洲的暴力革命與美國南北紛爭可能帶來的血腥內(nèi)戰(zhàn)遙相呼應。這一切絕非霍桑及其同時代人杞人憂天,而是現(xiàn)實的威脅,并很快為歷史所證實。凡此種種都說明,小說中所呈現(xiàn)的歷史事件構成了一張彼此交織、互相指涉的關系網(wǎng)。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霍桑將這些歷史和文化事件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動因是什么?這要從內(nèi)外兩個方面來看?;羯V园堰@些看似互不相干的事件迂回曲折地聯(lián)系在一起,是因為前文所述的兩大原因——十九世紀評論界視含蓄表達道德觀為小說評價標準以及霍桑把真實的“我”隱于面紗之后的性格傾向或創(chuàng)作風格,因此,他以傳奇為“調(diào)味品”,以殖民時期的美國為舞臺,展示歐美兩個世紀的多重歷史畫卷,但重點旨在影射自己那個時代的社會現(xiàn)實?!都t字》的多重背景與歷史指涉最終都可歸結為霍桑的一個核心關切——即諸如清教審判、嚴刑威逼、黨派紛爭和彼此傾軋、南北對峙乃至暴力革命這樣的激進方式和極端行為能否清除罪惡、改良社會。上述分析表明,霍桑顯然主張以漸進主義代替激進主義,個體欲望應該服從社會需要。
伯克維奇指出,文化研究通常認為文本與語境之間是“對抗性”(antagonism)的關系,文化研究者眼中的經(jīng)典作家都是“顛覆分子”(subversives),他們浸入文化的方式是“激進的社會批判”,文學揭露社會潛在的矛盾,并為社會變革指明道路。但他同時又認為《紅字》不適合這種分析,這不只是因為霍桑是個“直言不諱的保守派”(outspoken conservative),而且還在于小說本身有力而形象地表現(xiàn)出“對海絲特激進精神的抑制”(see office: xv)。伯克維奇的這種觀點大有商榷的余地,因為既然小說文本在極力抑制海絲特的叛逆精神和激進行為,那么,它表達的就是一種政治觀點,即反對激進,主張與社會妥協(xié),這也是為社會變革指明道路,即放棄極端行為,走漸進主義的改良之路。因此,霍桑及其《紅字》不僅是在揭露社會矛盾,批判社會,也在為社會指明方向。而這一創(chuàng)作動機正是霍桑將多重歷史事件糅合在一起的深層原因,文本的多重指涉蘊含著霍桑的終極關懷——以漸進主義代替激進主義、以妥協(xié)代替暴力,等待“更光明時期”的到來?;羯D@鈨煽珊烷W爍不定的表述背后隱藏的是他對形勢緊迫性的清醒認識和對讀者的深情呼喚。
《紅字》的政治色彩十分濃郁,但霍桑能將小說的美學藝術與歷史事件融為一體,藝術地再現(xiàn)特定時期獨特的美國經(jīng)驗,并隱晦地表達他的思想觀念和政治主張。對研究者來說,把美國文學作為“美國經(jīng)驗的副產(chǎn)品來研究”是“最有啟示意義的”,而展示美國經(jīng)驗的文學“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涉及對民族身份的自覺反思”(29)?!都t字》以歷史小說的形式把我們帶到清教這個美利堅民族的源頭,進而照亮不同時期的美國,反思其民族身份和文化沿革。
其實,霍桑不僅把“歷史小說”看作是“考察文化變化的工具”,還將這種體裁視為“想象性建構的一種機會”,他所講的有關過去的故事雖然“不屬于政府機構的備案材料”,但其中卻包含著“人類經(jīng)驗的真理”(see Historian's: 18)。他的小說是詩性的而非編年史性的,這種詩意寫作確實給未來提供了一種“想象性的建構空間”,《紅字》的結尾就借海絲特的信念構建了一個“更光明的時期”:“男女之間的全部關系將建立在一個雙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礎上?!?《紅》:204)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霍桑的這種詩意建構并非空穴來風,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多半建立在他對歷史事實和細節(jié)考察的基礎之上。(30)這既是我們從多維歷史角度來考察《紅字》的依據(jù),也是這項研究的意義所在。霍桑獨特的創(chuàng)作方法及其衍生的文本特質(zhì)決定了我們對《紅字》的閱讀和研究方法,即讀者和研究者除了要挖掘歷史文獻,還要在小說的字里行間尋找有關的歷史線索,以便更透徹地理解作者意欲表達的政治觀點,欣賞小說的藝術魅力。
參考文獻及注釋省略,原文請見《外國文學評論》2020年第1期,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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