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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2月《新青年》發(fā)表胡適的八篇白話詩至今，中國新詩踏著蹣跚的步履走過百年，以其豐富的文史景觀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習中，新詩是繞不開的話題；在中文名校歷年考研真題中，對中國現當代詩歌的考察更占有不小比重。

為幫助考研學生深入學習中國新詩，掌握相關考點，文研青年于2019年暑期在武漢大學文學考研會員群內開展新詩專題研習活動，并進行全程跟蹤指導。 作為專題研習的一部分，文研青年邀請專人進行新詩賞讀并撰稿發(fā)布。本文是2019年文研青年中國新詩賞讀第十三期成果，文章版權歸文研青年所有。

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詩壇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第三代詩潮”在80年代消歇以后，詩人隊伍分化，詩歌創(chuàng)作受挫。90年代初文學被卷入市場，商品化潮流泛濫，詩歌也深受影響。這期間有汪國真式的通俗詩歌出現，填補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短暫“真空”。到90年代中期前后，詩壇才恢復常態(tài)，逐漸形成了“知識分子寫作”（西川、王家新等）和“民間寫作”（于堅、韓東等）雙峰對峙的局面。

作為“朦朧詩”后最重要、最有影響的詩人之一，當代詩歌中“知識分子寫作”的主要代表性詩人，王家新的寫作風格經歷了由探索到確立到成熟的發(fā)展過程。

1978年，王家新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大學期間開始發(fā)表詩作。1983年，王家新受邀參加了《詩刊》組織的青春詩會，并在1984年寫出《中國畫》《長江組詩》，廣受關注。1995年，他借調北京《詩刊》從事編輯工作，出版詩集《告別》《紀念》。因深受朦朧詩歌的影響，這一時期的王家新曾被列入朦朧詩人的行列。

1986年始，王家新的寫作風格有所轉變，逐漸告別青春寫作，詩風轉為凝重。

其詩歌個人風格的確立并產生較大影響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這個時期，他發(fā)表了《瓦雷金諾敘事曲》《帕斯捷爾納克》等作品。雖然王家新也表達了對詩歌技藝，對如“刀鋒深入，到達，抵及”的語言的傾慕，但他不是一個“技巧性”的詩人，他靠“生命本色”寫作，其基本特征是“樸拙，笨重，內向”。

命運，時代，靈魂，承擔……這些詞語是他的詩的情感、觀念支架，他將自己的文學目標定位在對時代歷史的反思與批評的基點上。這個“時代的主題”常依獨白、傾訴等略顯單純的方式實現，在詩中形成一種來自內心的沉重、隱痛的講述基調。

寫社會“轉向”作用于個人生命體驗的詩作，大多與他所心儀的作家（葉芝，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卡夫卡）的溝通對話來展開。當大師的文學經驗能夠包容、轉化他的生活經驗的時候，王家新似乎更能找到合適的詩歌方式。

除了詩歌寫作外，王家新還有數量不少的詩學論文發(fā)表，對當代詩歌現象和詩歌問題進行思考，并積極參與當代詩歌批評與歷史建構的活動。

本期詩歌賞讀將以《帕斯捷爾納克》《卡夫卡》走近王家新的“知識分子寫作”。

正如王家新自己所言，他心目中的“詩人”與“詩歌精神” 正是與帕斯捷爾納克這個名字聯系在一起的，“這個名字所代表的詩歌品質及其命運”，對他“幾乎具有某種神話般的力量”?！八耐昝懒钊私^望”。 帕斯捷爾納克是全詩的核心意象，在這首獻給帕氏的安魂曲中，王家新不僅深刻領會著帕氏的詩歌、帕氏的精神，更通過與偶像的靈魂對話和情感共鳴認識自己。

與俄羅斯文學的苦難特質相通，“苦難”與“承擔”是這首詩歌的一個關鍵詞。“牲畜眼中的淚光”、“風中燃燒的楓葉”、“人民胃中的黑暗、饑餓”、“廣闊大地裸現的黑色”，這些語言以凝重而堅硬的質地使得全詩回旋著苦難的音調。然而，這些交織著血淚的場景并不給人以灰暗的感受，卻通過宗教的受難氣質，通過“承擔”這一行為樹立了偉大的詩人形象，滌蕩著讀者的靈魂，給人以崇高的心靈感受。

“北方”和“冰雪”是這首詩歌的另一個關鍵詞。王家新承認，環(huán)境和氣候影響著他的寫作，“北方性”是他的很多詩歌的共有屬性。帕氏的詩歌以北方的俄羅斯民族為書寫對象，雪花飄滿了他的詩行，“從雪到雪”，詩人王家新在“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在轟然泥濘的公共汽車上”閱讀帕氏的詩，不僅還原了帕氏人生的、藝術的“冰雪語境”，也為找到了一個可以與之對話的偉大靈魂。

這種苦難的精神、冰雪的特質是王家新詩歌的典型特征，在悲劇性的流溢中，詩人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抒發(fā)和靈魂的凈化。

王家新筆下的這首《卡夫卡》有著濃厚的學院味道，從中不難看出其以（西方）知識為美的風格。全詩的話語素材、意義資源、意象無不源自于西方知識，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種“景觀的平移”，也就是說詩人把一整套源自西方的故事和經驗整體性地搬遷至我們的閱讀視野之中?！犊ǚ蚩ā匪枥L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人類境遇，所表達的關懷也一樣是普世性的，要引起讀者的共鳴和同情，激發(fā)共通的審美體驗并不困難。就細節(jié)而論，要更加深入地觸及詩歌本身的精微之處，必須充分結合卡夫卡的人生和他的創(chuàng)作。

卡夫卡的私人生活同他的創(chuàng)作具有驚人的相似性，無論從其人出發(fā)理解其作品還是從作品出發(fā)理解其人都是可行的。本詩幾乎直接地連綴了卡夫卡所有的重要創(chuàng)作，而由于作品的名目本身早已經成為某種復雜意義的載體，這樣詩歌中對這些名目的鑲嵌和運用就具有了更加特別的意味。

在詩的第一節(jié)，詩人運用“我建筑了一個城堡”、“我經歷著審判”、“我的鄉(xiāng)村之夜”等詞句暗示著卡夫卡的《城堡》、《審判》、《鄉(xiāng)村醫(yī)生》等名作，并且將卡夫卡的人生與其作品疊合起來，處理為直接對應的關系，這也是《卡夫卡》一詩的基本結構，全詩的敘述都是圍繞這一結構進行的。因此，不難看出在詩中“卡夫卡的作品”與“卡夫卡的人生”不斷交替出現，在繼第一節(jié)之后，詩的第三節(jié)出現了《饑餓藝術家》，第五節(jié)出現了《變形記》和《在流放地》，而在詩的第二、四、六節(jié)中，則分別描述了卡夫卡不幸人生的戲劇化場景——父親的強力、致命的肺結核、絕望的遺囑。

除了在第二節(jié)中出現了《萬里長城建造時》以外，詩的章節(jié)安排基本是遵照“單數小節(jié)利用作品，雙數小節(jié)利用人生”這一原則進行的。于是，在“人生”和“作品”之間就產生了巨大的張力，王家新巧妙地讓詩人和詩歌進行搏斗，產生了一種頗具對抗性的審美效果。同時，這種設置也將卡夫卡的人生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使讀者得以拋棄卡夫卡身上的那種戲劇性和傳奇性，拋棄作品的雕章琢句，非消費、非娛樂地審視人生的痛苦。這種人文情懷顯然是必要的，畢竟，每一個人都有可能遭遇強權和暴政。

在詩中，王家新描繪了一個傷痕累累的卡夫卡，卡夫卡的不幸并不在于他遭遇了多少摧殘，而是在于他吞咽了這種摧殘。他讓暴政戰(zhàn)勝了自己，面對強權，詩人寫道“我一生的罪？我已無力再問/我已不能從我的失敗中再次開始”，卡夫卡悲哀于自己的命運，但也僅限于悲哀而已。在臨終的歲月，他懇求好友布勞德燒毀自己的所有著作。后來的人們往往慶幸于布勞德違反這一遺囑，為人類保存了杰出的作品，但他們卻忽視了，寫下這些作品的卡夫卡本人不會為此感到任何愉快。甚至于，這些作品本身即是他不幸的證明，它們的存在不過是說明了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戕害自己，人的卑微程度可以多么的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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