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詞匯學與辭書學研究70年
第三節(jié) 熟語研究
一 綜論性研究
熟語一般指成語、諺語、慣用語、歇后語等語言單位。20世紀50年代，已有一定數(shù)量的熟語研究論文發(fā)表。1980年前后，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熟語叢書，包括馬國凡、高歌東、武占坤等的《成語》《歇后語》《諺語》《慣用語》4種。198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漢語知識叢書中的詞匯部分4種，包括郭良夫《詞匯》、溫端政《歇后語》《諺語》、劉潔修《成語》，后3種為介紹熟語問題的。1989年，劉廣和《熟語淺說》（中國物資出版社）和孫維張《漢語熟語學》（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把熟語看作一個整體并試圖建立漢語熟語學。
由于人們對熟語的性質和范圍有不同認識，有不同的分類系統(tǒng)。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匯學》（商務印書館1990年）把熟語分為“言語的”和“語言的”兩類，前者包括諺語、名言（含格言、警語）、套語、成句子的俚語，后者包括成語、慣用語、歇后語、專門用語、專名詞、準固定語。周薦《熟語分類論》（見《詞匯學詞典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把熟語分為“雅言”和“俗語”兩類，前者包括成語、專名語、專門用語，后者包括諺語、歇后語、慣用語。2005年，溫端政《漢語語匯學》（商務印書館）建議用“語匯”來代替“熟語”這一術語，按照形式上的特點，先分出歇后語，剩下的按照內容上有沒有知識性分為表述語和描述語，接著按照形式上是否“二二相承”進行劃分：非“二二相承”的表述語為諺語，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語為慣用語，“二二相承”的表述語和描述語為成語。溫端政把自己的語匯學觀點運用于《新華語典》（商務印書館2014年）及相關詞典的編纂實踐中。
熟語是否包括在詞匯范圍之內，學界看法不一致。武占坤、王勤《現(xiàn)代漢語詞匯概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書認為熟語是詞的等價物，是結構上大于詞的整體性的造句部件，不能排斥在詞匯體系之外。劉叔新《固定語及其類別》（《語言研究論叢》第2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指出：所謂“固定語”，指的是成語、慣用語、歇后語等詞匯性單位，而諺語、名言、成句的俚語等則是常語，屬于非詞匯性單位。2002年，溫端政《論語詞分立》（《辭書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認為“語”和“詞”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語言單位，把“語”和“詞”分別從“詞匯”和“語匯”中分立出來。2010年，溫端政《再論語詞分立》（《辭書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提出在“語詞分立”的基礎上實現(xiàn)“語詞合一”的主張，認為語和詞、語匯和詞匯，是漢語里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密不可分的“孿生”單位。2019年，溫端政《語詞學基礎》（商務印書館）一書初步構建了漢語語詞學的理論體系。
二 成語
馬國凡《成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1978年）一書把成語的性質概括為定型性、習用性、歷史性和民族性4點，并分析了成語與一般詞組和固定詞組中其他單位的區(qū)別。劉叔新《固定語及其類別》一文把表意的雙層性作為成語有別于其他固定語的重要特征，但以此為標準來劃定成語似乎過于寬泛，如“穿小鞋、解剖麻雀、碰一鼻子灰”被看作成語，很難被大家接受。周薦《熟語的經典性和非經典性》（《語文研究》1994年第3期）一文根據(jù)經典性的有無，提出成語和其他熟語相區(qū)別的一系列特征。劉潔修《成語》一書論述了成語的源流問題，結合豐富的例證論述了從語言的意義的角度溯源、從字面角度溯源、盡量避免以流為源等問題。劉潔修《漢語成語考釋詞典》（商務印書館1989年）、《成語源流大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漢語成語源流大辭典》（開明出版社2009年）等在成語考源上狠下功夫，很有價值。
三 慣用語
馬國凡、高歌東《慣用語》（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說：“慣用語是一種定型化的詞組，它的結構是詞組，意義是整體化了的”，“與一般詞組不同，慣用語的字面意義是虛指，一般詞組是實指”。慣用語的核心部分是三音節(jié)動賓關系的固定詞組，如“唱雙簧、戴高帽、敲竹杠、抱粗腿、隨大流兒”，也有如“鬼畫符、空架子”等少數(shù)非動賓結構的?！墩Z言學百科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從三個方面區(qū)分了慣用語和成語：在構成形式上，成語一般是四字格，慣用語多數(shù)由3個字組成；在結構定型上，成語一般不能拆開，慣用語一般可以拆開；在使用特色上，成語的書面語性質較強，慣用語的口語性質較強。我們從中可以了解慣用語結構及使用上的特點。
四 諺語
1961年，楊欣安《成語和諺語的區(qū)別》一文談了四個方面的區(qū)別：（1）諺語是流傳在人民群眾口頭上的語言，而成語多用在書面語言上；（2）成語表示一般的概念，一種客觀的現(xiàn)象，人或事物的特點狀態(tài)等；諺語表示判斷和推理，概括地反映出深刻的道理或總結斗爭的經驗；（3）成語在句子中當作詞來運用，諺語一般是個獨立的句子；（4）成語有些只憑字面不能了解它的意義，而諺語在人民群眾口頭流傳，是現(xiàn)代人所能理解和接受的。
20世紀80年代后，研究諺語的專著多起來，主要有武占坤、馬國凡《諺語》，王勤《諺語、歇后語概說》，溫端政《諺語》，都從內容、結構、語體、功用等方面論及諺語和成語的區(qū)別，表述不盡相同，實際差異不大。
五 歇后語
20世紀50年代初，曾有一場關于歇后語性質的討論。茅盾在《新的現(xiàn)實和新的任務》（《人民文學》195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歇后語不過是語言游戲，并不是文學語言”，《中國語文》發(fā)表了幾篇文章，認為不應該把歇后語一概摒棄于文學語言之外，而降低到“語言游戲”的地位。茅盾回應贊同歇后語經過加工可以作為文學語言，但認為歇后語在本質上和起源上仍是語言游戲。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對歇后語的研究逐步深入。溫端政《歇后語》一書認為歇后語前后兩部分的關系是引子和注釋的關系，歇后語意義的重點在后一部分，表示整個歇后語的基本意義；歇后語是介于固定結構和自由結構之間的一種特殊結構。
王曉娜《歇后語和漢文化》（商務印書館2001年）把歇后語分為藏詞式和說明式兩類，前者如“燕爾（新婚）”“牛頭馬（面）”，后者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扁擔吹火——一竅不通”，指出兩者都源于古代隱語，具有文化傳統(tǒng)的共同淵源，“都有一個從修辭格變成熟語的過程……當它們具有了定型性時，便轉成了熟語”（第16頁）。以前人們對歇后語的研究主要從語言的角度進行，而該書關注歇后語的前半部分所呈現(xiàn)的文化內涵，對學界研究歇后語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第四節(jié) 語義分析與釋義
語言學的諸多分支學科中，詞匯學與辭書學的聯(lián)系最為緊密。詞匯學研究的許多課題，都是在語文辭書編纂的實踐中提出的，并能在辭書編纂的實踐中發(fā)揮作用。
一 詞義與義項
1981年，符淮青《詞義和構成詞的語素義的關系》（《辭書研究》第1期）揭示了詞義與語素義關系的類型。1982年，胡明揚、謝自立等的《詞典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書提出“原則上應當在意義聯(lián)系最薄弱的地方劃分義項”，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以“打”字為例，《現(xiàn)代漢語詞典》立了24個實詞義項，《新華字典》只列3個實詞義項，其中“表示各種動作”的義項下列出16個變義作為子義項。劉半農稱它為“意義含混的‘混蛋字’”，胡明揚把“打”的動詞義分析為四大類98義，符淮青歸為29義，俞敏析為七大類32義（陳望道：《關于劉半農先生的所謂混蛋字》，《太白》1935年第1卷第9期；符淮青：《“打”義分析》，見《詞典和詞典編纂的學問》，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版；胡明揚：《說“打”》，見胡明揚《語言學論文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俞敏：《“打”雅》，《語言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1期等）。曹先擢《“打”字的語義分析——為慶賀〈辭書研究〉百期作》（《辭書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重點考察了“打＋×”和“×＋打”兩種復合詞類型，把“打”的實詞語義概括為本義、變義、泛指義／使動義／發(fā)生義3個方面，是語義分析的經典之作。陶原柯《詞位與釋義》（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在全面比照《現(xiàn)代漢語詞典》與《牛津簡明英語詞典》的基礎上歸納出釋義關系類型，探索了漢語詞位的衍生方式。近年來，隨著語法學、詞匯學研究的深入，人們認識到語義與語法、詞的意義與功能很難截然分開。蘇寶榮《詞義研究與辭書釋義》（商務印書館2000年）和《詞的結構功能與語文辭書釋義》（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年）研究了詞義與釋義、詞（語素）義與結構義、功能對詞義的影響與詞的功能義等內容。譚景春《關于由名詞轉變成的形容詞的釋義問題》（《辭書研究》2001年第1期）、《名名偏正結構的語義關系及其在詞典釋義中的作用》（《中國語文》2010年第4期）等論文綜合語義和語法因素討論詞典釋義問題。
二 語義場理論與義素分析法
隨著更多語言學理論的提出，語義場理論與認知語言學、功能語言學、語用學等理論的結合問題也日益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語義場理論分析詞匯的方法是義素分析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義素分析法被應用到漢語詞義的分析和描寫中來。1982年，劉叔新《論同義詞詞典的編纂原則》（《辭書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把義素進行細致分類，并運用于當時他正在主持編寫的《現(xiàn)代漢語同義詞詞典》中。1986年和1992年，賈彥德在《語義學導論》和《漢語語義學》（均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結合漢語實際，介紹了義素分析法。符淮青運用義素分析法分析漢語詞義，寫了多篇論文。1996年，符淮青《詞義的分析和描寫》（語文出版社）一書介紹了國外學者關于詞匯場、語義場研究的概況，并以漢語為例探討了詞群的各種類型。2001年，張志毅《詞匯語義學》（商務印書館）多角度分析漢語詞義之間的關系，在義位微觀結構中，列出公式：義位＝義值＋義域，義值＝基義＋陪義，基義又分出5層義素。張斌為該書作序時指出該書“是漢語詞匯學和語義學園地中新的碩果”。
1999年，蔣紹愚《兩次分類——再談詞匯系統(tǒng)及其變化》（《中國語文》第5期）一文提出“兩次分類”觀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概念場和概念要素分析法的概念，通過“投”的詞義和“打擊”義動詞的研究（蔣紹愚：《漢語詞義和詞匯系統(tǒng)的歷史演變初探——以“投”為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打擊義動詞的詞義分析》，《中國語文》2007年第5期）在實踐上為我們提供了利用概念場研究語義的范例。
三 親屬詞顏色詞的語義分析
親屬詞研究是語義成分分析法的重要應用領域。石安石的《親屬詞的語義成分分析》（《語言學論叢》第9輯，商務印書館1982年）一文采用語義成分分析法分別分析了英語、漢語和黎語的親屬詞系統(tǒng)，通過圖示簡單明了地說明了詞義的區(qū)別性特征。劉丹青《親屬關系名詞的綜合研究》（《語文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用語義和語法、交際功能結合，語言內部結構和社會特點結合的方法，對親屬關系名詞進行全面綜合的考察分析。賈彥德《現(xiàn)代漢語常用親屬詞的語義特點》（《世界漢語教學》1994年第1期）一文利用現(xiàn)代語義學手段，通過與印歐語系幾種有代表性的現(xiàn)代語言比較，找出現(xiàn)代漢語常用親屬詞的語義特點。
1969年，美國的伯林和凱通過對近百種語言的顏色詞的比較研究，提出任何語言的基本顏色詞都不出11個詞的范圍，為語言普遍主義提供了有力論據(jù)，而當時的一些學者正在以顏色詞和親屬詞為證據(jù)強調語言相對主義。劉丹青《現(xiàn)代漢語基本顏色詞的數(shù)量及序列》（《南京師大學報》1990年第3期）一文從詞性、語義、派生義項、詞形等不同角度逐一分析了確立基本顏色詞的方法，認為現(xiàn)代漢語基本顏色詞為白、黑、紅、黃、綠、藍、灰、紫8種，驗證了伯林和凱關于基本顏色的經典理論。李紅印《漢語色彩范疇的表達方式》（《語言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6期）通過大量例句從詞匯和句法兩個層面分析了漢語色彩范疇的表達方式和規(guī)則，認為漢民族的色彩認知圖式經歷了“辨色”“指色”“描色”3種色彩認知過程。顏色詞的研究專著有葉軍《現(xiàn)代漢語色彩詞研究》（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李紅印《現(xiàn)代漢語顏色詞語義分析》（商務印書館2007年）等。
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心理學研究者從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利用實驗數(shù)據(jù)探討漢語親屬詞和顏色詞在人們認知結構中的分類情況，如：張積家等《語言和顏色文化對蒙、漢大學生顏色認知的影響》，王丹等《英語親屬詞的概念表征——歷史文化和思維方式的雙重作用》（以上均發(fā)表于《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謝書書等《顏色類別知覺效應的機制：語言的作用》（《心理科學進展》2019年第6期）。
四 釋義元語言
釋義元語言是一種語言中對其他的詞匯成分進行解詞釋義時所使用的用詞用語系統(tǒng)?！霸Z言”最早由哲學界提出，后來成為很多人文科學所接受的一個底層理論的概念術語。2002年，李葆嘉《漢語元語言系統(tǒng)研究的理論建構及其應用價值》（《南京師大學報》第4期）提出元語言系統(tǒng)研究是“語言基因圖譜分析工程”，在完成了這一工程后建立語義結構網(wǎng)絡，才有可能實現(xiàn)“自然語言能力模擬工程”。2005年，蘇新春《漢語釋義元語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和安華林《現(xiàn)代漢語釋義基元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同年出版，它們以《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工具書的釋義語言為研究對象，提取現(xiàn)代漢語釋義元語言詞匯集，展示了現(xiàn)代漢語釋義元語言面貌。2009年，安華林等《漢語釋義元語言理論與應用研究》（學林出版社）側重研究漢語語文辭書的編寫實踐，為辭書的編纂和修訂提供了直接參考。
與內向型語文詞典相比，外向型學習詞典更有必要研究釋義元語言，把釋義用詞限定在學習者能理解的范圍之內。如何把元語言理論很好地運用于漢語辭書編纂目前仍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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