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或以后，對杜甫行蹤詳加考證的文章還有王重九的《杜甫弱冠西游考》、沈元林的《唐寶應(yīng)元年杜甫行跡考》、孫士信的《杜甫客秦州赴兩當(dāng)縣考――關(guān)于杜甫由秦隴入蜀路線的質(zhì)疑》、陶瑞芝的《杜甫自齊赴“西歸到咸陽”時間考》、陳鐵民的《由新發(fā)現(xiàn)的韋濟墓志看杜甫天寶中的行止》、喬長阜的《杜甫的應(yīng)進士試和壯游齊趙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吳越的時間》等。
另外，還有一些學(xué)者通過實地考察來研究杜甫的行蹤，此種研究法以張忠綱的《杜甫在山東行蹤遺跡考辨》開其先河，此后有林家英等的《評蹤辨跡學(xué)杜詩》、張忠的《杜甫隴右紀念遺跡》、杜甫紀念館的《杜甫川北行蹤遺跡考察記》、丁浩的《杜甫兩川行蹤遺跡初考》、《杜甫兩川行蹤遺跡資料輯錄》等。不過，運用這種研究方法最突出的成果還是山東大學(xué)《杜甫全集》校注組集體實地考察后所編寫的《訪古學(xué)詩萬里行》一書，該書不僅糾正了歷代杜詩注家的不少地名錯誤，還發(fā)現(xiàn)了許多新的蹤跡和新的地望，不少成果為陳貽焮《杜甫評傳（中、下卷）》等新的論杜著作所直接援引采用。
杜甫一些重要行止的原因杜甫后期先后漂泊西北、西南，都是在一地生活一段時間后即離去，對于杜甫離開這些地方的原因的探討，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1、離開華州去秦州的原由。關(guān)于杜甫由華州去秦州的原由，舊說認為，屬“關(guān)輔饑，輒棄官而去，至秦州”。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亦主此說。首先提出新說的是馮至的《杜甫傳》,該書認為，杜甫至秦州乃是因為此地有其從侄兒杜佐與友人贊公。朱東潤的《杜甫敘論》則認為，杜甫之所以去秦州，是因為他想去蜀中投靠房琯、劉秩、嚴武等朋友，而秦州是當(dāng)時由關(guān)中至蜀中較為安全的線路上的必經(jīng)之地，故有秦州之行。此后還出現(xiàn)了一些研究杜甫棄官去秦州的緣由的論文，如馮鐘蕓的《關(guān)于杜甫棄官往秦州緣由新探》、王抗敵的《從棄官西游看杜甫思想的復(fù)雜性》等，陸續(xù)提出了避亂說，歸隱說等。
2、離蜀的原因。舊說認為，嚴武病卒成都，杜甫無從依靠，故而離去，聞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馮至的《杜甫傳》、朱東潤的《杜甫敘論》皆從之。陳尚君的《杜甫為郎離蜀考》、《杜甫離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則認為，杜甫離蜀的真正原因，乃是入京為郎，時間在永泰元年嚴武未卒之時。陳文還認為，杜甫之被任命為郎官，乃是嚴武向朝廷奏請所致，與入?yún)牢淠粸閮苫厥?。后來陳貽焮在《杜甫評傳》中吸收了陳尚君這一新說。
但是張忠綱在《論嚴杜交誼與杜甫之去蜀》中不同意陳尚君的為郎離蜀說，他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商榷，最后認為杜甫離蜀仍然是因為嚴武死后，無所依從所致，舊說不誤。
3、離開夔州南下湖湘的動機。杜甫南下湖湘的動機，舊說以為是投靠親友，王輝斌《杜甫出峽后兩改初衷探究》則從多方面對之進行了辯駁，認為杜甫南下的真正目的是受功名的驅(qū)使與欲解民于倒懸。
交游杜甫一生交游甚廣，詩文中所及時人很多，對于杜甫與這些人的交往情況的考證，也是杜甫生平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本世紀除了一些年譜、評傳、傳等專門著作中涉及到杜甫的交游問題，還產(chǎn)生了相當(dāng)多的研究杜甫交游問題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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