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啟一種有“物性”的寫作

2018年06月09日   06： 讀書周刊/讀書    

　　■唐小祥
　　
　　在我的記憶里，胡桑一直是以詩人的身份儲存著的。事實確也如此，從2014年以來，他先后出版過詩集《賦形者》，詩論集《隔淵望著人們》，譯詩集《我曾這樣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詩選》《鮑勃·迪倫詩歌集》。而這次他奉獻給讀者的卻不是詩，而是關(guān)于他的故鄉(xiāng)德清縣新市鎮(zhèn)孟溪村的散文集。
　　詩人寫散文，由于天然攜帶著對語言的敏感，對感性的熱愛，所以一般都不會差到哪里去，而且在中外文學史上也形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傳統(tǒng)。歌德、普希金、愛倫坡、波德萊爾、艾略特、葉芝等，都有自己的名世散文，尤其是里爾克的《布里格隨筆》和布羅茨基的《小于一》，更是被視為散文經(jīng)典；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則有冰心、馮至、朱自清、卞之琳、北島、王家新、于堅、王小妮等。
　　拿一個村做文章，在近年來的散文寫作，尤其是“非虛構(gòu)”文類寫作中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時尚。從高暉的《康家村紀事》到陳慶港的《十四家》，從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到黃燈的《大地上的親人》，都是這個路數(shù)。區(qū)別在于，胡桑不是要拿村莊來“說事”，不是要通過對一個村莊的解剖，來揭示一種不同于“大歷史”的“小歷史”，他是要通過文字的書寫，來重新認識記憶中的事物，來抵達那個記憶中的故鄉(xiāng)。
　　那么，胡桑是通過什么途徑抵達那個令他魂牽夢繞的故鄉(xiāng)的呢？在自序《索引故鄉(xiāng)的異鄉(xiāng)人》中，他說，我試圖通過一種普魯斯特式的記憶顯現(xiàn)形式去回歸內(nèi)心深處的原初故鄉(xiāng)。在胡?？磥?，記憶不僅僅是自我的往昔，更是事物曾經(jīng)的存在方式，它們的氣味、顏色、形狀、質(zhì)地，和這些面貌之外的虛無?？墒裁词恰捌蒸斔固厥降挠洃涳@現(xiàn)方式”？我們都知道時光一去不復(fù)返，可普魯斯特硬是把他的“似水年華”給“追憶”了回來。在《駁圣伯夫》這本書中，他認為我們生命中每一小時一經(jīng)逝去，立即寄寓并隱匿在某種物質(zhì)對象之中，就像民間傳說所說死者的靈魂的那種情形一樣。既然生命的一小時被拘禁于一定物質(zhì)對象之中，這一對象如果我們沒有發(fā)現(xiàn)，它就永遠寄存其中。我們是通過那個對象來認識生命的那個時刻的，我們把它從中召喚出來，它才能從那里得到解放。因此問題的關(guān)鍵就在于，如何重新回到寄存著那一時刻的事物之中，也就是真正達到事物本身，取得藝術(shù)的唯一內(nèi)容。
　　這就是胡桑的“問題與方法”。他通過書寫記憶中的孟溪的具體事物，比如水、桃花、桑樹、河魚、煙花、白雪、水田、河流等來召喚出那已然消逝的童年，并且小心翼翼地保存好，以此來捍衛(wèi)自我的歷史與心靈。我想把這種寫作稱為一種回到事物本身的寫作，或者叫有“物性”的寫作。請注意，不是玄之又玄的“悟性”，而是“言之有物”兼及“人情物理”的“物性”。初唐詩人陳子昂在　《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說：“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從文學寫作對“物性”的開啟這個維度來看，是不是也可以講文章道弊一百年？自文藝復(fù)興把人從神的光環(huán)下解放以來，“人是萬物之靈”、“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觀念就變得天經(jīng)地義，“物”始終處于次一級、低一等的地位。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中，“人的文學觀”也是最具合法性、最有感召力的文學觀念。文學竟然可以不寫人嗎？這幾乎是一個偽問題。但是，站在今天的思想視點往回看，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文學觀。文學當然是人學，它當然要書寫普遍的永恒的人性，要把是否塑造出了杰出而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作為區(qū)分高下的衡量尺度，但這遠遠沒有窮盡文學的全部。文學寫作不光要圍繞“人性”來展開想象，也要聚焦“物性”來興發(fā)感奮。人性和物性，構(gòu)成文學書寫的兩大課題，恰似人道和天道，構(gòu)成世界運行的兩大規(guī)律。光有人性缺乏物性的寫作，也可以達到某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甚至是道德境界，但絕不可能上升到一個天地境界。所謂的“天地境界”，就是對天地間萬事萬物的關(guān)注，表現(xiàn)為一種天地情懷和天地大道。換言之，只寫人性不寫物性的文學，它也能獲得某種“充實”，也可以看起來很“美”，但卻難以獲得那種“光輝”，難以抵達一種孟子所說的“大”。
　　重啟文學寫作中的物性，并不是要提倡一種神秘主義式的“萬物有靈論”，更不是要削弱文學表現(xiàn)人性的力度和深度，而是強調(diào)物的尊嚴和尺度，學習福樓拜那種觀察事物的縝密精神。文學作品中的物性書寫，并不是單純地為了渲染氛圍，也不是出于草蛇灰線的考慮，而是有它自身特殊的審美能量。以作品為例，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如果沒有結(jié)尾對庭院中那棵亭亭如蓋的枇杷樹的深情回憶，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如果沒有起首對伏蓋公寓的精雕細刻，李佩甫的《羊的門》如果沒有開頭對豫中平原上呼家堡地理環(huán)境的全面勾勒，那么它們還會產(chǎn)生那樣歷久彌新的審美效果嗎，還會在文學史上占據(jù)那樣不可替代的位置嗎？
　　回到事物本身，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傳統(tǒng)，也是一種歷史研究的趨向。?？略凇吨R考古學》第一章的“引言”里寫道：“過去的歷史從事于記錄重大的遺跡，把它們轉(zhuǎn)變?yōu)槲墨I，并使這些印跡說話，而這些印跡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東西的，或者它們無聲地講述著與它們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歷史則將文獻轉(zhuǎn)變成重大遺跡，并且在那些人們曾辨別前人遺留印跡的地方，在人們試圖辨認這些印跡曾經(jīng)是什么的地方，歷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們區(qū)分、組合，尋找合理性，建立聯(lián)系，構(gòu)成整體。”重啟一種有“物性”的寫作，是為了打碎觀念和概念的機器，激發(fā)“詞”與“物”的相遇，從而創(chuàng)造一種不斷更新的陌生化的文學言語，并用這言語來“照明”我們所生活和熱愛的世界。

　　《在孟溪那邊》
　　胡?！≈?br data-filtered="filtered">　　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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