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源詞典的
徐文堪 黃河清
對近現(xiàn)代漢語新詞詞源的研究，在漢語詞匯史 、西學東漸史 、中日歐文化交流史和中國科技史等諸學術領域，都是極有意義的工作。最近十年以來，這方面的探索有了一定進展，但總的來說還比較薄弱，有待深入開展。另一方面，近年來各種類型的漢語詞典的編纂和詞典學（lexicography）研究都很活躍，但各類漢語詞典對近現(xiàn)代漢語新詞的詞源都還缺乏詳細的描述和說明。有鑒于此，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上海）合作，計劃在現(xiàn)已搜集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寫一部中型的《近現(xiàn)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 (初編) 》，現(xiàn)在已經著手進行。
這部詞典主要收錄 19 世紀初至 20 世紀中期所出現(xiàn)的一部分漢語新詞。其中有些詞條，要上溯到明末清初傳教士入華時代。這些詞語中有相當大一部分至今仍在使用，但也有一部分現(xiàn)在已經不再使用了，不過仍有其歷史價值。這一時期的新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當時創(chuàng)造的 、代表新概念的詞或短語；另一種是舊詞增添新義的詞。前者是詞匯性新詞，后者是語義性新詞。本詞典詞目釋義力求準確、簡潔；對于語義性新詞，先說明其原義，然后給出新義。例證是本詞典的重要部分，我們的主要目的是進行詞源考證，因此必須盡可能給出早期書證，甚至是首見書證，并力求標出相應的年份。
不了解一個詞語的發(fā)展歷史，就不能全面 、準確地掌握其意義和用法。希望本詞典能對從歷史學、語言學和社會學角度闡述從外語譯成漢語的學術用語的沿革和變化，也能作出應有的貢獻。
語言詞典的編纂，有賴于對詞匯的深入研究。關于漢語詞匯的發(fā)展歷史，中國語言學的一代宗師呂叔湘 (1904 —1998) 先生曾經精辟地指出：
兩千多年以來，從有書面記載的漢語歷史看，漢語詞匯各個時代發(fā)展很不平衡。有時幾百年發(fā)展很快，有時又較慢。好像隋唐時代發(fā)展快，宋朝就慢些，晚近發(fā)展又快了。什么時候發(fā)展快，為什么快；什么時候發(fā)展慢，為什么慢，應該好好研究。其中有外來文化的影響，如佛教對漢語詞匯發(fā)展的影響就很大，也需要專門研究。
呂先生所說的“晚近”，從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來看，我們以為可以指19世紀初至本世紀末。在這兩百年中，特別是 1840 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社會經歷急劇的變革，各種新事物、新概念層出不窮。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的深刻而巨大的變化推動漢語詞匯不斷更新 、發(fā)展，從而為現(xiàn)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關于這一方 面的探索，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博士的專著《現(xiàn)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1993年）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原著書名是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6 , 1993 。中譯本由黃河清翻譯，1997 年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這個譯本由原著作者馬西尼博士作過修訂。
這本書的重點，是研究大量借詞、譯詞、新詞的引進與創(chuàng)造對于現(xiàn)代漢語詞匯形成的影響。書中還附錄了一個包含 500 個左右詞目的詞表，每個條目都給出了英語對應詞和一些相關資料，包括詞源以及分類等等。在此之前，高名凱和劉正先生出版了《現(xiàn)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并與麥永乾、史有為先生一起編纂了《漢語外來詞詞典》，于 1984 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90年，岑麒祥先生編著的《漢語外來語詞典》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91年，史有為先生的專書《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由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上這些著作和詞典，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世紀以來中國學者的漢語外來詞研究所達到的水平。
特別應該提到的，是近年來一些日本和中國 、歐洲學者所倡導的中日歐語言文化交流的研究，如荒川清秀 、內田慶市 、沈國威 、高柏（Koos Kuiper）和周振鶴等諸位先生的論著。
例如：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學術用語の形成と 播──地理學用語を中心に》，白帝社，1997；內田慶市〈“西學東漸”與近代日中歐語言文化交流 ──以伊索寓言的譯介為 例〉，《詞庫建設通訊》第20期，1999年，第1－9頁；沈國威《近代日中語匯交流史》，笠間書院，1994年；高柏〈經由日本進入漢語的荷蘭語借詞和譯詞〉（徐文堪譯），《學術集林》卷 ７，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204－243頁；周振鶴《逸言殊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8年。對近現(xiàn)代漢語新詞研究的綜合述評，可參看：沈國威〈新漢語研究に關すゐ思考〉，神戶松蔭女子學院大學國文學研究室編《文林》第32 號，1998年3月，第 37－61頁。近年出版的引起廣泛關注的專著還應提到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社，1994年。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于 1993 年創(chuàng)刊的《詞庫建設通訊》至今已出版 20 期，這是以探討近現(xiàn)代漢語詞匯為主要任務的專門刊物。關于近現(xiàn)代漢語詞匯中從外語譯成漢語的專業(yè)術語（學術用語）的產生 、沿革和變化，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工業(yè)大學共同從事的“近現(xiàn)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fic Terminologies，簡稱 MCST）是迄今規(guī)模最大的研究項目，將對從歷史學 、語言學和社會學等角度闡明現(xiàn)代漢語學術用語的發(fā)展歷史作出重大的貢獻。
本文作者之一曾長期從事《漢語大詞典》的編纂工作。作為一部大型的歷史性語文詞典，《漢語大詞典》的編纂方針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理應對所收詞語的詞源盡可能作出詳盡的描述。但是由于漢語古今著作浩如煙海，許多詞語的源流一時難以弄清，《大詞典》中還有相當部分的詞語，特別是近現(xiàn)代漢語詞語，沒能做到源流分明，這是有待繼續(xù)努力的。有鑒于此，1997-1998年，多位學者曾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舉行幾次會談。出席會談的除了本文作者外，還有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的幾位領導、美國費城賓州大學的梅維恒教授、上海復旦大學周振鶴教授和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姚德懷先生。會談的共識是：盡管編纂詞源詞典在許多方面還尚未成熟，但是，這還是一件值得嘗試的工作，它可以填補目前的空白。于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合作，計劃在現(xiàn)已搜集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寫一部中型的《近現(xiàn)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初編）》，現(xiàn)正著手進行，希望在 2000 年或 2001年內出版。需要稍作說明的是，我們使用“近現(xiàn)代漢語”這種說法，只是略指近現(xiàn)代歷史時期，與中國語言學家所說的“近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這種語言史的概念有些不同。
關于“近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請參閱蔣冀騁〈二十世紀的近代漢語研究〉，載劉堅主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第 182－184 頁。
追尋 19 世紀初至 20 世紀中期之前所出現(xiàn)的漢語新詞的詞源，往往要上溯到明末清初傳教士入華時代。例如，“地球 ”、“南極”、“北極”、“赤道”等這些詞，利瑪竇（M . Ricci ）和艾儒略（G . Aleni ）在《坤輿萬國全圖》(1602年)與《職方外紀》（1623年）中先后使用過，并且沿用至今。當然，更多的當時的譯名逐漸被后來產生的新譯名所取代，而且有的現(xiàn)在已很難考索。下面想舉出一個人名的例子略予說明。
《職方外紀》卷之二有一節(jié)講到西班牙（以西把尼亞）：“國人極好學，有共學，在撒辣蔓加與亞而加辣二所，遠近學者聚焉，高人輩出，著作甚富，而陡祿日亞與天文之學尤精。古一名賢曰多斯達篤者，居俾斯玻之位，著書最多，壽僅五旬有二，所著書籍就始生至卒計之，每日當?shù)萌拢空露в嘌?，盡屬奧理。后人繪彼像，兩手各持一筆，章其勤敏也?！边@里說的兩所“共學”，指 Salamanca 和 Alcala 兩所大學；“ 陡祿日亞 ”是神學（teologia）的譯音；“俾斯玻 ”是主教（obispo）的譯音。至于“多斯達篤”，謝方先生的校釋本注曰：“人名，生平不詳?！?/span>
其實，著名翻譯家楊絳先生早已對此作了考釋。楊絳先生翻譯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時，在第二冊第三章找到一位el Tostado，考出其人即阿維拉（Avila）主教堂阿朗索·李貝拉·臺·馬德里加爾（Don Alonso Ribera de Madrigal，1400──1455）。Tostado 則是他的綽號，意為“焦黃臉兒”，這是因為這位主教有吉普賽人的血統(tǒng)，面色焦黃，所以有此異稱。這位著作等身的“多斯達篤 ”是漢文文獻里最早出現(xiàn)的西班牙作家。
楊絳〈《堂吉訶德》譯余瑣掇〉，收入散文集《雜憶與雜寫》，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第208－210頁。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明末清初各派教士所寫的中外文著作和編制的地圖 、詞典等等資料價值極高，可惜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能充分地予以利用。但是，只要有可能，我們在考察 19 世紀至 20 世紀出現(xiàn)的漢語新詞的詞源時，還是要盡量往上追溯。
我們所說的新詞，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土生土長的，另一種是受外來影響產生的。本書的重點放在后者。以下所說的“新詞”，也多屬此類。
我們使用“新詞”這一術語，而盡量少用“借詞”“外來詞”等術語，原因是關于漢語外來詞語的歸屬和分類等問題，語言學界還存在較大的爭議，而“新詞”的涵蓋面可以更廣一些。香港《詞庫建設通訊》創(chuàng)刊后，曾圍繞漢語外來詞的名稱展開討論，提出了“漢 語外來概念詞”、“漢語外來影響詞”等名稱。參閱：吳傳飛〈論漢語外來詞分類的層級 性〉，《語文建設》1999年第4期，第12-15頁。關于現(xiàn)代漢語中的借詞和譯詞的類型，參閱 Zdenka Novotna，“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Loanwords and Hybri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Archiv Orientalni.35(1967)，613-649；36(1968)，295-325；37( 1969)，48-75。
近現(xiàn)代產生的新詞散見于各類文獻，這些文獻包括漢譯《圣經》，英語課本和詞匯集 、會話集，早期出版的各種英漢 、漢英詞典，當時的報刊 、游記 、出使記 、條約集和文學作品等等。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對數(shù)量如此龐大的資料自然不可能一一窮盡，因此我們選擇了一些新詞比較集中的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這些文獻主要是：
一 、來華傳教士撰寫或翻譯的西學書，以及這些人在中國創(chuàng)辦的各種刊物；
二 、中國人寫的使西日記 、西學著作，以及甲午戰(zhàn)爭前后由日文譯成中文的各類書籍。
對這些語料，我們逐一仔細閱讀，并予以摘錄，輸入計算機數(shù)據(jù)庫，然后進行分析 、比較，確定詞目，現(xiàn)已收詞約 7,000 條。這些詞語大部分現(xiàn)在仍在使用，也有一部分在當時出現(xiàn)過，現(xiàn)在已經不用了，但仍有其歷史價值。
本詞典收錄的詞語，主要有兩種：一是當時創(chuàng)造的新詞；二是在舊詞的基礎上添加了新義的詞。前者是詞匯性新詞，后者是語義性新詞。從所收詞語的詞類來看，以名詞 、動詞等居多。對于專科詞（學術用語），近年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本詞典也作了適當?shù)氖珍?；但對一般語詞（日常用語）的探源工作還顯得相當薄弱，因此我們特別希望能把一部分這類語詞的產生 、發(fā)展和變化過程弄清楚。對于外國人名、地名，我們未予收錄。
在研究這些漢語新詞時，我們注意到：對于某些事物，開始時的命名并不是很恰當?shù)?，?/span> duckbill 曾被叫做“ 鴨嘴 ”，理哲（Richard Quanterman，1819－1895）在《地球說略》里說：“澳大利亞……有一物居水中名鴨嘴，嘴以首與足皆如鴨形，身似鼠而尾短，卵生而能哺以乳，亦異物也?！钡@種動物實際上并不是禽類，而是哺乳動物，所以后來就在“ 鴨嘴 ”后面加了一個作為類名的“獸”字，變成“ 鴨嘴獸 ”（1903年已見此名），這就比較妥當了，并且沿用至今。對于“ 鴨嘴 ”這類“過渡詞”，雖然現(xiàn)在已經不用了，但對它的歷史作用應該予以肯定，因此，這類“過渡詞”我們也酌予收列。對這類詞的考察，不僅有助于漢語詞匯史的研究，而且有時對某些學科（包括自然科學 、技術科學 、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與演變也能提供一些旁證。
正如著名語言學家胡明揚先生指出的：“就現(xiàn)代漢語而言，什么是'詞’一直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詞’和小于'詞’的'語素’的界限,'詞’和大于'詞’的'短語’的界限，在很多場合是誰也說不清楚的?！?/span>
胡明揚〈說“詞語”〉，《語言文字應用》，1999年第3期，第 3－9頁。
詞典作為一種供讀者查閱的實用的工具書，收錄的條目自然大部分是“詞”，但也不局限于“詞”，小于詞的字或語素 、大于詞的詞組和短語（包括專名 、術語 、慣用語等等），詞典都可以適當收列。本書是一部探源的詞典，我們也收錄了少量短語和詞組，如“語言文字”是個詞組，其中的“語言”和“文字”兩個詞都是古已有之的
關于“語言”一詞的古漢語例證，如《大戴禮記·五帝德》“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滅明（儋臺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于予（宰我）邪改之?！庇秩纭稘h書·西域傳下· 烏孫國》：“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 愁。”至于“文字”，按許慎〈《說文解字》 敘〉的說法，依類象形，即獨體，為文；形聲相益，即合體，為字?！拔淖?”一詞的古漢語例證，可以舉出 《史記·秦始皇本紀》的記載：“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痹偃绫饼R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夫文字者，墳籍根本?！?/p>
但在《職方外紀》中我們發(fā)現(xiàn)了連用的例證，而且其意義與現(xiàn)今所說的“語言文字”相近
《職方外紀》卷一：“耶穌縱天之能，不假學力，即通各國語言文字?！币娭x方校釋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 53頁。
這說明至遲在1623年，“語言”和“文字”這兩個詞已經組合在一起了，而且意義與現(xiàn)代漢語中的詞組“語言文字”接近。收錄這類詞語，我們認為對于研究漢語詞匯發(fā)展史是有用的。
鑒于本詞典的主要任務是進行詞源考證，因此對詞目的釋義力求準確 、簡潔，不作詳細、繁復的詮釋。對語義性新詞，我們先給出其原義，然后說明新義。如“ 癌 ”這個條目，釋文是：“原指痛、疽、疔、瘡之類，后指惡性腫瘤。”
關于“癌”一詞的源流和對其古今義的辨析，最近的論文有：史有為〈“ 癌”疑〉，《詞庫建設通訊》第18期(1998年9月），第6－14頁。何華珍發(fā)表在《辭書研究》1998年1期上的文章〈“癌”字探源〉也可參考。
在釋義過程中，主要參考了能反映當今漢語詞典編纂水平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修訂本）、《漢語大詞典》和《辭?！返?，也參閱了其他多種中外文工具書。為了說明語源，我們在有些詞語中給出了外語對應詞，并在正文后附“本詞典中譯詞的中英文對照表”。對有些詞條，如有必要，還給出拉丁學名。
例證是本詞典的重要部分，我們盡可能給出早期例證，甚至是始見例證，并標示出相應的年代。這些例證在時間上都比《漢語大詞典》相應條目中的例證要早，有的還彌補了《漢語大詞典》某些條目沒有例證的缺憾。下面是一些例子：
引用陳家麟《東槎聞見錄》（1887年）的書證：“動物園在教育博物館南，入門有小魚池數(shù)方?！?/p> 依據(jù)的是香港圣經公會為紀念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牧師來華一百九十年而出版的影印本。見卷一第十三章，第30頁正面。
引用《六合叢談》（1857年）的書證：“近在法京巴黎斯，有鬻畫苑。依西國拍賣之例，買畫者各喝其價，昂者即得?！?/p>
《身見錄》可說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歐洲游記，原稿夾在梵蒂岡圖書館藏板《名理探（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231）書中，大約在本世紀 30 年代走訪羅馬的史學家閻宗臨 （1904－1978）先生將此書抄出，并加箋釋，撰成《身見錄校注》，先刊桂林《掃蕩報》 “文史地副刊”第52－53期（1941年），后列入1948年編輯的《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復發(fā)表于山西師范學院學報》1959年第2期。此外，方豪先生也將《身見錄》全文抄入 其所著《中西交通史》（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重印本，第855－862頁中。參閱：榮新江《梵蒂岡所藏漢籍目錄兩種簡介》，載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編《中西 初識》（The First Stage of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年，139－144頁。
引用葉鐘進《英吉利國夷情記略》（1834年）的書證：“能出一奇物得專利三十年，他人學作有禁?！边@里的“專利”可能仍是“專其利 ”的意思，但明顯地與現(xiàn)代意義上所指的“法律保障創(chuàng)造發(fā)明者在一定時期內由于創(chuàng)造發(fā)明而獨自享有的利益”相聯(lián)系，很可能是現(xiàn)代漢語中“專利”一詞的源頭。
為了說明一些詞語的源流演變和相互關系，本詞典設置了“正條”與“副條”。一般以現(xiàn)在仍在使用的習見的現(xiàn)代漢語詞匯為主條，以現(xiàn)已不用的舊詞為副條。如“動物園”也曾被稱為“動物場 ”、“ 放生院 ”、“ 萬生院 ”等，這幾個詞的產生年代相近，我們以“動物園”為正條，其他詞目作副條，正條與副條注明相互參見。還有些指稱同一事物的不同的詞，如海洋中連接兩塊陸地的狹窄陸地，早期稱為“微地”，后來稱為“地峽”，時間間隔比較長，我們分別釋義 、引證，不作正 、副條處理，但仍相互參見，以表明兩者的關系。
為了表示例證的來源，我們逐條注明引書書名和頁碼。但為節(jié)省篇幅計，書名在正文中采用漢語拼音縮寫形式。同時，在正文后附“引用文獻”，詳列作者、書名和版本。全書詞目按漢語拼音順序排列。遇有同音同調的字，按《現(xiàn)代漢語詞典》（修訂本）的次序排列。
關于近現(xiàn)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據(jù)對《漢語外來詞詞典》的統(tǒng)計，數(shù)量有800 多個，其中絕大部分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王玨〈漢語中日語借詞散論〉，載廖序東主編《漢語研究論集》，第一輯，北京：語文 出版社，1992年，220－233頁。
但是，實際上這些詞往往并不產生于日本。有學者指出
陳力為〈從英華辭典看漢語中的日語借詞），載陳少峰主編《原學》第三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316－336頁。
19 世紀出版了許多英華詞典
關于 19 世紀的英華 、華英詞典，請參閱：飛田良文 、宮田和子〈一九世紀の英華· 華英辭典目錄〉，《國語研究 6 近代語の 研究》，明治書院，1997年。
這些詞典和其他各種中文著作孕育了一批近代新詞，這些詞隨著英華辭典和各類西學著述被引進到日本，并在使用中得到補充和完善，又經過英和辭典的過濾，然后傳回我國。因此，通常所說的日語借詞有好幾種不同情況，不能簡單化地予以處理。我們在釋文中，對此也作了必要的說明，盡可能避免以訛傳訛。
前面已經提及，有些新詞，特別是日語借詞在翻譯創(chuàng)造時使用的是漢語古典文獻中已有的詞匯。遇到這種情況，出于溯源的需要，有時我們也引出見于漢文古籍的例證。如“革命”一詞，來自日語（Kakumei），日語又來自英語revolution 。但在創(chuàng)制該詞時，采用了《易經》革卦的用語：“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睂Υ藨撚枰哉f明。又如“關系”一詞
沈國威〈辭典的詞源記述及詞源辭典──《日本國語大辭典》的語志欄簡介〉，《詞庫建設通訊》第18期，1998年，第1－10頁。文中所引《鶴林玉露》“關系”例證與原書稍有出入。同書同卷還有一條例證，沈文未檢出，引錄如下：“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系 風教，不可不施行。”
“關系”一詞首見于宋代，如羅大經所作筆記《鶴林玉露》卷二：“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jié)，關系卻大?！币鉃榻o他人帶來影響或后果。也指對有關事物的作用或影響，如陳亮《書職事題名后》：“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習膳雖若碎煩，亦有關系?！边@個詞傳入日本后，在江戶末期語義發(fā)生了變化，1862年問世的《英和對譯袖珍辭書》就把它用作 relation 的譯詞，其后的主要意思是表示兩者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這一演變過程，也可通過引用書證略予說明。此外，我們在釋文中用加按語的形式補充了一些相關資料。如“斑馬”條指出中國古代將斑馬音譯為“福鹿”、“福祿”，來自索馬里語 faro；“魔鬼”的“魔”字原來譯自梵語，是“摩羅”（mara）之省，等等。
本詞典（初編）將從已建成的數(shù)據(jù)庫中選出約 5,000 個條目，由本文作者之一負責編寫，估計正文篇幅約 50 萬字。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理事會主席姚德懷先生為此做了大量工作，提供了種種幫助和便利，并組成了一個由各國學者組成的編輯委員會，以保證本書的學術質量。但是，由于此項工作尚屬首次，我們深感有許多不足之處。例如，副條一般都有書證，有時反而是正條沒有書證，（這是由于正條的書證還沒有找到。）在這種情況下，正條只是起了一個引導副條的作用。又如，正條詞目以及部分副條詞目都配有相應的外文單詞，但這些外文單詞一般多為英語，其實有些詞目可能源自其他語言，而我們一時難以確定，只能以英語單詞配之。另外，限于人力物力，我們的工作未能充分電腦化，這是以后有待進一步提高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初編》完成后，我們將繼續(xù)努力，積極擴充資料，進一步開展研究，我們也希望與各地的學者合作，共同努力，以期對近現(xiàn)代漢語的詞源探索作出一點貢獻。我們相信，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正如朱原先生所說：“不但有助于語言本身的理解和運用，而且是語言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為我國近代史和中外關系史提供重要的佐證?！?/span>
朱原〈外來語和詞典〉，《詞庫建設通訊》第17期，1998年，第 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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