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詞在《論語》中共出現(xiàn)107次，并且在所有二十篇中都有出現(xiàn)，在開篇第一章和最后一篇最后一章中都提到了“君子”，是《論語》中唯一一個貫穿始終的概念，可見其地位之重要。實際上，孔子當年辦學，所創(chuàng)辦的學校就是培養(yǎng)“君子”的學校，孔子就是“君子之師”，孔子之學就是“君子之學”。而在近百年的儒學研究中，學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禮學”和“仁學”。本文不避淺陋，提出孔子“君子學”的概念，拋磚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所謂“君子”，從字面上看，由“君”和“子”兩個單字組成?！熬?，按《說文解字》：“君，尊也。從尹，發(fā)號，故從口。古文象君坐形?！倍斡癫米⒃疲骸耙?，治也”；下面的“口”，表示發(fā)布命令。因此，“君”的本義應為發(fā)號施令的統(tǒng)治者，包括“國君”以及“家君”等?！白印?，在古代是對男子的尊稱。其本義是“初生”，故后來借用為陽氣初生時的時間單位——“子時”?！白印焙髞硪卜褐负蟠▋鹤?、子女和子孫等?！熬印焙掀饋碇浮熬钡暮蟠敃r是一種尊稱，意為居于社會上層的貴族階層成員，突出的是其“位”，是當時的“在位者”即統(tǒng)治階層成員的通稱。
孔子的貢獻，在于對“君子”內(nèi)涵進行了重新的界定，使之成為既有地位又有品位的專業(yè)管理者?？鬃又鲝垼骸熬又\道不謀食。耕者，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wèi)靈公》)因此，當他的學生樊遲請求學種莊稼，孔子回答說：“我不如老農(nóng)民?！狈t又請求學種蔬菜，孔子說：“我不如老菜農(nóng)?！狈t出門以后，孔子評論道：“樊須真是個‘小人’！在上位者重視禮制，民眾就不會不敬上；在上位者重視公義，民眾就不會不服從；在上位者重視誠信，民眾就不會不動真情。如果是這樣，那么四方的民眾就會背著子女前來投奔，哪里用得著自己種莊稼？”這里的在上位者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民老百姓，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低區(qū)分，而只有地位上的上下差別。
那么，居于上位的“君子”，應該具備什么樣的品位呢？據(jù)《論語·憲問》記載：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耕稼，而有天下?！狈蜃硬淮稹Ｄ蠈m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子這里在對南宮適的稱贊中，明確把“君子”與“尚德”聯(lián)系起來?！熬印闭弑亍吧械隆?，“尚德”者必“君子”，“尚德”就是君子應該具備的內(nèi)在本質(zhì)，應該擁有的高尚品位。
因此，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必須具備“尚德”的品格，做到“德位一致”，這就是孔子界定的新型“君子”。據(jù)《論語·先進》記載：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這里透露了一個歷史事實：在孔子辦學初期，跟從他學習的實際上是那些并沒有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郊野平民；只是到后來，孔子名氣大了，那些天生具有“君子”地位的貴族子弟們，才投到孔子門下。而孔子本人是“有教無類”，他的理想就是，既要使“有其德者有其位”，也要使“有其位者有其德”。二者之中，孔子更重視前者。正如蕭公權(quán)先生指出：“（君子）舊義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則側(cè)重修德以取位”。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論語》中，孔子提出了四個可以稱之為“君子”的榜樣。第一個是尚德遵道的南宮適（南容）：“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參見《論語·公冶長》)第二個是推行道德教化的宓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論語·公冶長》)第三個是實行德政的子產(chǎn)：“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yǎng)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四個是遵道而行的蘧伯玉：“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wèi)靈公》)在這四位被孔子所敬重的“君子”中，前兩位是孔子的學生，屬于“修德以取位”的一類；后兩位則是在位的官員，屬于“就位以修德”的一類。這些人，為孔子所致力于培養(yǎng)的“君子”的目標，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典型。
至此，我們可以歸納孔子對“君子”概念的創(chuàng)新及其價值所在：第一，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其基本含義是有位有德的管理者，包括“先進于禮樂”的先有德而后有位者，以及“后進于禮樂”的先有位而后有德者。第二，孔子把“尚德”引進“君子”的內(nèi)涵，打破了傳統(tǒng)貴族依賴宗法血緣關(guān)系對國家管理職位的壟斷，為平民參政大開方便之門，是孔子的偉大創(chuàng)建，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一樣，都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成果，具有現(xiàn)代性。后來荀子則提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保ā盾髯印ば詯骸罚┰谌寮宜枷胗绊懴拢袊缭谒逄茣r期就建立了“科舉制度”，后經(jīng)英國借鑒，建立“文官制度”——而后者正是現(xiàn)代“公務員制度”的濫觴。第三，孔子所界定的“君子”，具有兩重屬性：一方面，“君子”是社會的管理者，必須承擔起社會管理的職責；另一方面，“君子”又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應該成為社會大眾的道德楷模。經(jīng)過千百年的演繹，第二重屬性逐漸被強化，直至成為“君子”的唯一內(nèi)涵。今天，我們在用“君子”人格進行道德建設的同時，適當回歸“君子”的原本內(nèi)涵，特別是其中的第一重屬性，這對于提升社會管理者的道德水準，建設更高水平的現(xiàn)代政治文明，依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作者為中山大學哲學系系主任、中山大學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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