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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訪談錄》，王水照/口述，侯體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 68.00元
此書由十二次訪談結集而成，時間跨度從2008到2020，是王先生年在桑榆的口述。范圍大致有三：一是憶往事，二是思故人，三是論學術，但主題實際上只有學術。他進入學術之門的時間，如果從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算起，經歷了中國現(xiàn)代史上種種正常的、異常的、反常的事件，一個學者如何在異常、反常的環(huán)境中盡量保持正常，雖然王先生未多談及，且出語平和，但還是可以給人以啟示和幫助。我很欣賞克萊夫·詹姆斯的一句話：“如果不能記住所有的事情，我們至少應該知道自己忘記了什么。”（《文化失憶》）讀此書，可以幫助我們抵抗遺忘，并讓自己和一段段逝去的歲月重新建立聯(lián)系，從而更好地面對當下。
六年前，周勛初師出版了《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一書，我曾經組織門下生學習討論。當時就有學生說，讀此書與讀程千帆先生《桑榆憶往》的感覺大為不同。如果從后學者步趨前輩的角度來說，勛初師接受的教育屬于現(xiàn)代教育，與先師千帆先生曾在“有恒齋”接受過傳統(tǒng)教育的路徑不同，所以，如果有意“復制”前賢的成功道路，那么，前者可復制，后者則難以復制。六年后的今天讀到王先生的書，我想說，這又一次提供了可供復制的學術道路。雖然各人的資質不同，復制出的產品也會有不同色彩和不同質量，但只要愿意，就有復制的可能。王先生說到他與上一輩如錢鍾書先生的差別：“老先生的童子功是十三經等古代經典……他們學問的底子就是從大量的、經典的文本著手，量非常大……我們的學術起點就是大學教學，真正的入門就是文學史。”（第40-41頁）反忖自己，我的學術起點也只能從進入大學開始，雖然晚了王先生二十二年，講授文學史劃分的段落也還是一樣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現(xiàn)代。畢業(yè)留校工作，忝為人師，也仍然這樣講文學史課?？上е恢v過前三段，所以文學史知識就不夠均衡。我總是覺得，因為教育體制、學術體制的關系，向勛初師、王先生這一輩學者學習，其直接效用要優(yōu)于向更老一輩學者學習，更不用說向古人學習。幾年前南大古代文學專業(yè)博士生開題，有好幾位同學以宋代文章為研究對象，其中一位提出：不知道該怎樣研究古人文章。老友本棟教授脫口而出：“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從那位同學一臉茫然的樣子觀察，估計還是不得要領。這雖然是一句古人常說的話，卻未必是一句普遍有用的話，尤其是對于“自中人以還”者。此話出自《三國志》中的董遇，后面跟著這樣兩句實錄：“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笨梢娖湫Ч芳?。在現(xiàn)代教育中，如何指導博士生撰寫文章學論文，王先生就強調“帶著一些比較宏觀的理論觀照去做這些具體的研究”，并且指示以朱剛的同類文章為參照（第206頁）。既有方法又有樣板，堪稱循循善誘。
在對社科院文學所前輩學人的回憶中，本書集中在兩位——何其芳和錢鍾書，根據(jù)王先生的自述：“文學所對我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一位是錢鍾書先生，一位是何其芳先生。在具體寫作能力的培養(yǎng)和鍛煉上，我還是受何其芳先生的影響大一些?！保ǖ?5頁）老友蔣寅教授曾經有個比喻，他說文學所高手云集，就像國家乒乓球隊。用來對照王先生所在的文學所狀況，倒是相當貼切。盡管如此，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這兩位。而從能夠“復制”的角度看，何先生的實際作用更大。何先生的特點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強調文學研究工作中理論、歷史、現(xiàn)狀的結合”（第10頁），他“每年對新進所的同志都要講話，都要講研究方法，每年他都要強調'三基’——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但每年講法不一樣，用的例子不一樣”，并且總結道：“他這個方法對我們比較合適，我們不可能像錢先生那樣，原來的學術積累深厚無比?！保ǖ?6-47頁）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任何一位稱得上成績卓著的學者，沒有一個是不重視理論和方法的。錢先生、何先生是如此，王先生也是如此，雖然各自的理論資源未必相同。如果讓我舉出王先生受錢、何影響最重要的一點，我想說的就是這一點。
在訪談中，王先生多次對宋代文學研究的前景作出展望，并且對“理論”的重要言之再三：“如果說對文學史或者對于某一段文學的研究，我們沒有大的理論觀照，那么我們的文學研究整體水平就很難提高?！保ǖ?5頁）“我一直在考慮，宋代文學研究應該要有'理論性建構’，如果我們的研究完全是瑣碎的'創(chuàng)新’，陶醉在'碎片化’的研究中，毫無重要的理論關懷，那是沒有出路的。”（第163-164頁）“我雖然年紀大了，但對新的學問非常向往，希望能夠從新的視角，用新的思維推進相關研究?！保ǖ?00頁）這是一位八十歲的老學者講的話，但這種意氣風發(fā)、充滿進取的精神狀態(tài)，說是一個青春的狀態(tài)，也完全可以。
在今天，見慣了而立之齡的“躺平”者，我們更有理由說，青春不是僅以年齡來衡量的。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會想起先師千帆先生，其學術青春的“爆發(fā)”正是在65歲之后的二十年中。訪談錄中也曾提到先師：“你們南大不是流傳一句話么，說只要是程先生指出的地方，挖下去就有金礦?！保ǖ?57頁）很慚愧，我雖然人在南大，卻從未聽過這句流傳的類似“胡人識寶”的話，但先師“識寶”則是事實。其招收的碩士生、博士生中，就有好幾篇學位論文題目是他給定的，如《唐代婦女生活與詩》（徐有富）、《黃庭堅詩研究》（莫礪鋒）、《宋詩宋注纂例》（張三夕）、《宋元之際作家的心靈活動》（張宏生，以上碩士論文）、《江西詩派研究》（莫礪鋒）、《大歷詩風》（蔣寅）、《江湖詩派研究》（張宏生）、《北宋黨爭與文學》（鞏本棟，以上博士論文）等，都取得了豐碩的收獲，即為明證。王先生對先師很尊重，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大學的程千帆先生”，并且強調“他的理論素養(yǎng)深厚，所以他看問題就很深入”（第257頁）。
他也關注學界新進的研究，即便不予茍同，語氣也非常謙和，正如《詩·大雅》所謂“尚有典刑”。他還留意到南大兩古專業(yè)的后輩學者如徐雁平、金程宇的論著，且不吝夸贊（第199、205頁）。作為南大退休在即的老叟，我為王先生的這番學術公心而感動。
王先生重視理論在研究工作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也非常強調文獻基礎。他說：“'大判斷’必須從實證開始，從'小結裹’開始。”（第17頁）又說：“我在思考、探尋學理性建構的'大判斷’時，也始終強調文獻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保ǖ?1頁）其皇皇巨編《歷代文話》的編纂就是一例。但即便是文獻的收羅整理，王先生也有明確的編纂理念，而非重復“謝客集詩，逢詩輒??；張隲《文士》，逢文即書”（借用鐘嶸《詩品序》語）的呆板思路，崇尚“應有盡有，應無盡無”的標準，這是一則文獻整理工作中較為高超的標準。做文獻工作的學者，廣搜博取是其長，細大不捐就未必是長。王先生的這一編纂理念，想必受到錢鍾書先生的影響，他在接受有關《歷代文話》編纂的訪談時，曾引用錢先生給他信箋中的話：“學問有非資料詳備不可者，也有不必待資料詳備而已可立說悟理，以后資料加添不過是弟所謂'有除不盡的小數(shù)多添幾位’者?！彼栽趶氖逻@項工作的時候，他“時常告誡自己，不要貪多，要體現(xiàn)出選者眼光”（第220-221頁）。這樣的“告誡”，在今天互聯(lián)網發(fā)達、資料容易入手的情形下，是尤其值得我們引以為惕的。
魯迅曾說：“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保ㄔS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一部好書實在可以將“啟人思”與“增人感”融為一爐，讀此書就常能獲得這種快樂。作為錢鍾書先生的學生，王先生對錢先生非常敬重，前年專門出版了一部《錢鍾書的學術人生》，訪談中也有兩篇是專談錢先生的，其他訪談也有涉及。在我看來，錢先生是當代世界學術史上偉大的天才，“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韓愈《原毀》）是一件無可奈何之事。所以，錢先生既得到不虞之譽，也遭遇求全之毀，就屬無法避免。王先生在訪談中對一些非議或誤解有所澄清，既感人情懷，又能引人深思。比如對于惡劣政治環(huán)境下學者的操守，王先生舉出了帶有“私密性”意味的《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中對章士釗《柳文指要》的批評：“此書與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同意相類，均為逢迎主意之作?！保ǖ?43頁）如果再結合其《管錐編》論“文德”所謂“竟陵王子良、梁武帝篤信輪回，而范縝無鬼，不改神滅之論；昭明太子、簡文帝特賞陶潛，而劉勰、鐘嶸談藝，未嘗異目相視；皆'不賂貴人之權勢’，可謂'文德’”；又《容安館札記》比較紀昀《眼鏡》之用典工切，錢曾《秋夜宿破山寺絕句》中“莫取琉璃籠眼界，舉頭爭忍見山河”之家國破碎，感嘆“詩人不可無懷抱也”；以及對“約束整齊，俾才皆就范，思不出位，乃曰開詩書之禁，廣言論之路，冀熊魚之兼得，昧矛盾之相攻，充其量只是Die geordnete Meinungsfreiheit（案：譯為中文即'守秩序之言論自由’）耳”的譏刺，就更能看清其立場。
至于在學術上是否有體系，是否下大判斷，學術界的誤解就更甚。王先生在訪談中已經作了一些澄清（第16，294-295頁），因為這還牽涉到宋代文學研究中“唐宋變革論”的“大判斷”，所以我再談些自己的想法。錢先生自己多次說過不追求理論體系，多談具體問題，但他的話實在很難處處作死于句下的理解。他曾在給周振甫的一封信中說：“讀拙著如'鱉廝踢’，則參禪之死句矣。故拙著不易讀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戲貫穿潛伏耳?！彼^“鱉廝踢”，見載于《蘇長公外紀》，蘇東坡與司馬光開玩笑，后者不明戲語，死于句下，東坡乃云“是之謂鱉廝踢”。不追求理論體系，未見得沒有內在體系；好談具體作品，未見得沒有大判斷?！疤扑巫兏镎摗笔菤v史學界的“大判斷”，對于文學研究不能說無用，卻未必貼切。恰恰在這一方面，錢先生是有“大判斷”的?！墩勊囦洝返谝粍t“詩分唐宋”條云：“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本褪且粍t“大判斷”，而這一“大判斷”，乃立足于“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吻合”。“體格性分”是傳統(tǒng)術語，用現(xiàn)代文學理論的說法近似風格。為什么是唐宋而不是其他什么朝代？這需要一大判斷；為什么根據(jù)“體格性分”為別，而不是以朝代區(qū)分，又涉及文學與時代的關系，也需要一大判斷。如果結合錢先生《中國文學小史序論》《旁觀者》等文，就可以看到他曾經反復宣揚這種“大判斷”。又如關于文體嬗變，《談藝錄》說：“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謂為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為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痹偃缙涓镜奈幕^念，就是《談藝錄序》中揭橥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其說雖出自宋儒，但在文學/文化批評的實踐中，國人視西方為一團，東西各有其文化本位；西人視中國作家為一律，全然失卻其本來面目。所以錢先生一方面打通東西，從“異”中見“同”（因為講“異”的人太多）；一方面辨析古代詩人作品，從“同”中見“異”（因為看不出“異”的人太多）。上述感想容或與王先生稍有異同，但也都是從其訪談中激發(fā)出來的“啟人思”的結果，若幸而不以為謬，也要歸功于其書。
王先生的這部訪談錄精彩處甚多，有時只言片語，也能一語中的。比如在談到《四庫全書》的時候說，“收錄的書籍在未涉及民族問題、國家問題的時候，它選用的本子都是當時最精善的本子，特別是在'詩文評’這一類文獻中”（第27頁）。這是他編《歷代文話》的體會，絕非信口開合。我在這里可以再進一例，趙與虤的《娛書堂詩話》二卷收在丁福?！稓v代詩話續(xù)編》中，廣為人知。郭紹虞根據(jù)書目著錄，另有四卷本和一卷本，他說“今傳二卷本亦非足本矣，惜不得四卷本一證之也”（《宋詩話考》卷上），頗以為憾。十五年前，我看到了一明抄本，正為四卷，但與《四庫全書》一卷本對校，則內容完全一致，所謂“一卷”實則未分卷，較《歷代詩話續(xù)編》多出將近一半內容。今年鳳凰出版社約我重新增訂《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娛書堂詩話》也在增收之列，就擬以明抄四卷本為底本，以《四庫》本參校。由此可見，《四庫全書》“詩文評類”的版本，乃善本而非劣本，證明王先生之說堅卓不可移。
我讀《王水照訪談錄》，收獲甚多，感想甚多，惟見仁見智，恐生誤解。疫情未息，病毒多變，無法東游滬上，面聆雅教。爰草成小文，聊表敬意。
（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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