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有很多相似點，但仍以不同點居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差異之一，就是我們的石刻文化。西方的石刻，多半集中在經院時代之前的古希臘、古羅馬與拜占庭時期。而在中國，石刻卻是從先秦、兩漢一直延續(xù)至今的一種文化形態(tài)，酒店開張、公園落成、文人唱酬、要事記載等等，皆刻在石碑上。石刻，成為東方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
西安的碑林，就是東方石刻文化的集大成之處。
在中國，碑林并不罕見。西安碑林，之所以名氣大，我認為關鍵原因在于，它以一種歷史旁觀者的姿態(tài)，見證了絲綢之路上的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
我最早對西安碑林有深刻的印象，是因為那塊放在碑林陳列室里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據說，這是早年西方宗教流傳到中國的證據。在盛唐時期，絲綢之路不但帶來了大雁塔這樣極具異域風情的建筑，同樣也有景教這樣看似有些奇特的宗教。
現(xiàn)在談景教，大多數(shù)人或許都不熟悉。但一說基督教，恐怕就覺得沒那么神秘了。哥特式教堂、嚴肅的洗禮、莊嚴的神父等，都是基督教的元素，而景教，則是基督教早年的一個分支。
公元5世紀，基督教君士坦丁主教涅斯托利，提出基督的“二性論”，認為耶穌不但有神性，而且有人性。這一點為當時嚴酷的羅馬教廷所不容，涅斯托利因此被視作異端。在歐洲，涅斯托利的觀點沒有存身之地，受到教廷排擠的他，只好到東方來傳教。
這一西一東，相去何止以道里計。但景教就在駱駝、客商、絲綢、胡樂與葡萄美酒的傳遞中飄然而至，幾乎沒有任何阻礙地到達了已被孔老夫子訓教近千年的中原。
現(xiàn)在看來，這個過程有些傳奇。更傳奇的還在于，景教傳入東土之后，本沒有指望它能受到重視，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阿羅本、羅含、普論這幾位傳教士一來到長安，立刻受到了禮遇。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記載著，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唐肅宗李亨、唐代宗李豫等皇帝，都對景教的傳播予以最直接的關心，而房玄齡、郭子儀等高級官員，更是對其倍加扶持。涅斯托利在中國享受到了在歐洲、中亞簡直不可想象的禮遇。為了報答這份厚愛，景教寺里甚至還供奉著唐朝皇帝的畫像。
在唐朝，宗教與政府的關系就是這樣曖昧，連穿越絲綢之路的景教也不例外，這也成為了基督教與中華文化交融之后的果實。但是，“會昌法難”卻讓景教消失了千余年，這塊字跡斑駁的石碑，亦幾乎長眠于地下。
但是，仍有兩件事情不得不提——
一是明末天啟五年（1625年），沉寂千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現(xiàn)身。就在這時，意大利傳教士湯若望在其前輩利瑪竇的指引下，到達中國并進入紫禁城，制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架望遠鏡。
二是清末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丹麥記者何爾謨來到西安，拿出三千兩黃金，買通了當?shù)鼗鶎庸賳T，竟然購下此碑，準備運往倫敦，結果被時任陜西巡撫曹鴻勛攔下。這個樸實的山東漢子，不但保護了這塊國寶，還在其任期內打下了中國第一口石油井，是中國石油工業(yè)的奠基人。
明末與清末，恰逢基督教兩番傳入中國的時代，雖然與唐代景教的傳入大不一樣，卻都不約而同地打上了基督教中國化的烙印，并將現(xiàn)代科學帶給了這片古老的土地。這大概既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結果，也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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