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官方出面打擊佛教的事件。
比較嚴重的有四次，分別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史，以及后周世宗柴榮在位的時期。由于前三位的謚號、廟號都有個“武”字，史稱“三武一宗滅佛”或“三武一宗之厄”。
在權(quán)利意識沒那么發(fā)達的古代，由國家出面禁止或打擊一個宗教、焚毀經(jīng)書、沒收寺產(chǎn)、勒令還俗，依據(jù)常識，在實踐中必定會發(fā)生沖突、傷殺僧人的事件。這本應是不言自明的事。
但是楊鵬先生認為“武宗滅佛，沒殺一個人，只是限制了合法佛寺和僧人數(shù)量”，并引《資治通鑒》相關條目證明之。
我不能同意這種觀點。當時便隨手搜了幾條文獻反駁?？上r間倉促，未能細證。今天遂將此問題，略作考證，并與楊鵬先生商榷。
【二、會昌法難】
根據(jù)當時的交流，楊鵬先生所指的“武宗”，當特指唐武宗李炎。
唐武宗李炎，是唐朝第16位皇帝，他在位的時候，大唐已經(jīng)日薄西山。他在位時間很短，只有六年（840-846），年號會昌。所以，一般也把唐武宗滅佛，稱做“會昌滅佛”。但是“滅佛”這個說法感情色彩太重，所以我傾向選用“會昌法難”這個名稱。
【三、會昌法難的原因】
會昌法難，波及甚廣。如此大規(guī)模運動，一定不會是突然發(fā)生的。那么，導致會昌法難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1、首先和經(jīng)濟有關。由于僧道可以不繳納賦稅、廣擁田產(chǎn)，很多人為了躲避徭役、賦稅，就會選擇出家。但以往朝廷管的比較嚴，會嚴格控制度牒（官方頒布的出家證明）的數(shù)量，所以時有偽造的“假度牒”。安史之亂之時，為了籌集軍費，朝廷遂允許寺廟出售僧道度牒，以補軍餉。這下好了，不用作假了，直接購買就是！此例一開，勢若洪水，僧道數(shù)量激增。安史之亂（755-763）前，僅有僧尼20多萬；但到了830年，僧尼數(shù)量便激增至70萬！這在農(nóng)業(yè)社會，必然會對國家的勞動力資源，形成事實上的“搶奪”。
此外，僧尼本身不納稅不服徭役，還會蓄養(yǎng)奴仆、廣置廟宇田產(chǎn)，庇護大量農(nóng)民佃戶在寺院名下耕種，還會收香火供養(yǎng)，放貸收租、經(jīng)營商業(yè)……獲得各種利潤，這都對國家的稅收財政形成嚴重挑戰(zhàn)。因此，沒收寺院財產(chǎn)、遣僧還俗從事勞作，是朝廷排佛最重要的原因。
2、和文化斗爭有關。在道教、儒家看來，佛教是外來宗教，因此儒、道兩家一直不乏排佛的聲音。加之唐武宗本人信道，迷戀長生丹藥，所以面對同為不事生產(chǎn)的出家人，唐武宗選擇了“滅佛”而“崇道”。
3、還有zz原因，這個一般容易被忽略。寺廟是個有共同信仰、聚集大量人員的社會組織，如果反抗起來，就是不容小覷的一股力量。事實上，歷史中無數(shù)次的民間起義，都和佛道旗號有關。要么起義旗號就是宗教——比如漢末太平道、清代白蓮教；要么草莽英雄、反對派藏匿于寺觀僧人隊伍之中——比如朱元璋就當過和尚；甚至僧道直接起兵反抗的，也十分常見。這在朝廷看來，是絕對的不安定因素，必欲除之而后快。
……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這里不多說了，以這三個為主。尤其第三點zz原因，才往往是帝王要搞“滅佛運動”的最核心動機——比如“會昌法難”之中，把普通排佛、排斥外來宗教，升級為巨大法難的導火索，就和殘酷的zz斗爭有關。
【四、會昌法難的開始】
本來是輪不到唐武宗李炎當天子的。
但是大臣之間為了均衡勢力，他便被推上了歷史舞臺。當了皇帝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競爭對手——李炎即位之初，就殺了陳王李成美、安王李溶等幾位潛在對手。他還有個叔叔叫李怡，為了避難，出家為僧（這就是后來的唐宣宗）。
然而很快就流傳了一條讖語：“李氏十八子，昌運未盡，便有黑衣人登位理國”。
昌運——暗指武宗的年號“會昌”，黑衣人——黑衣，是僧人的衣服，黑衣人，可以指代僧人。于是，這條讖語就被道士解釋為——未來取代李炎會昌國運的，現(xiàn)在就藏在僧人隊伍中。
如果一個東西可以威脅到皇權(quán)安定，那必須盡最大的力量破除之。
于是，在宰相李德裕、道士趙歸真等人的推波助瀾下，會昌法難拉開帷幕。
于縛任先生《唐武宗滅佛原因初探》一文中，則直接認為，唐武宗滅佛的初衷，就是為了尋找出家為僧的叔叔李怡。這雖然有點言過其實，但是也提供了一個很不錯的視角。
唐武宗是喜歡道教長生之術(shù)的。所以他從即位開始，就有排佛的傾向。
或許一開始的“排佛”，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對佛教的整肅；但是運動的趨勢一旦造起來，很快，就演變成了一場嚴重的“滅佛災難”。
大略說一下過程。
據(jù)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書記載，大約在會昌元年（841）六月，即位不久的唐武宗設齋請僧道說法，但是只賜紫衣給道士，冷落僧人。這是新皇帝崇道抑佛、將要排佛的標志性信號。
緊接著，排佛將作為詔令和國家政策，強制推行。
會昌二年（842），下詔發(fā)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并令原是“雜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還俗；
會昌三年（843），著重防范外籍僧人，唐武宗下“殺沙門令”，摩尼教、景教、祆教等“三夷”教眾并受牽連，摩尼教眾受害尤深；同時對官方檔案里沒有記錄的僧人，“盡勒還俗，遞歸本貫”。
會昌四年（844），敕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凡所拆毀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還俗；
會昌五年（845），法難規(guī)模達至頂峰。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節(jié)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從5~30人不等。其它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
這五年的會昌法難，最終取得什么結(jié)果呢？《資治通鑒》載：
“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余區(qū)，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余人，毀招提、蘭若四萬余區(qū)?！保ā顿Y治通鑒》248卷“唐武宗會昌五年”條，《唐會要》亦有相同數(shù)據(jù)）
也就是說，強拆城市大寺廟4600余座，鄉(xiāng)間山野寺院4萬座個，26萬僧尼被迫還俗。至于焚燒經(jīng)書、砸毀塑像、融化銅鐘銅像等等行為到底有多少，更是可想而知了。
了解了會昌法難的起因、經(jīng)過及其“結(jié)果”，我們笨想也能知道，26萬的僧尼，朝廷要求還俗，大家就二話不說都還俗么？抗爭是肯定會有的，殺一儆百、流血犧牲也是必然會發(fā)生的事。怎么可能“沒有殺一個僧侶”呢？
即便拋開這些常識性分析，我們再來看看文獻里各種“殺僧侶”的證明：
“會昌三年九月，聞潞府奸人匿京城寺中，敕令兩街功德使疏理城中僧人，公案無名者盡勒還俗，遞歸本貫。諸道州府皆同斯例。近住寺僧，不委來由者，盡捉按問。投新裹頭僧于府中，打殺至三百余人。”（《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這是因為，聽說有潞府（約今山西長治）奸人藏到京城寺廟之中，于是詳細搜查城中僧人。出家久的、但是在官方僧籍檔案中沒有名字的，就勒令還俗；新出家的，不問來由，一律抓起來逼問，打殺三百余人。
這雖然是為緝拿奸人，但是由此可見在具體執(zhí)法中，對僧人的態(tài)度。奸人只有一個，即便他的確委身于這300個新僧人中，那，其余被打死的299個也是冤枉的。然而死就死了，這些僧人的性命，在朝廷看來，如同草芥；在會昌法難的大背景中，就更不值一提。
另外要補充一句，唐武宗時期，昭義鎮(zhèn)節(jié)度使劉稹欲割據(jù)自立、舉兵抵抗朝廷。劉稹所治就在山西澤（晉城）、潞（長治）等地。因此，唐武宗對“潞府奸人”，非常重視。包括會昌四年三月下詔：不允許山西五臺山、陜西法門寺等地供奉佛舍利，也是怕潞府派人潛伏在寺院僧侶之中，趁機作亂。
因此，在會昌四年的詔書中，明確有“準敕：勘責彼處僧人無公驗者，并當處打殺，具姓名奏聞”的嚴厲措辭。
這里的“公驗”，指當時官府發(fā)給僧人的通行證。這個詔書說的是：如果查出來某個僧人沒有通行證、而私自跑去五臺山等地參拜供養(yǎng)佛舍利，那可以當場打殺，然后把名字報上來就可以。
可想而知，又會因此打殺多少僧人。
更由此可見，“會昌法難”絕不僅僅是表面的經(jīng)濟原因，政治因素恐怕起到了更為直接的作用。
【七、會昌法難殺僧尼的文獻證據(jù)·之二】
《資治通鑒》載:（會昌五年）……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于人口！……”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會昌法難中，宰相李德裕是十分有力的貫徹執(zhí)行者。他本人素來力主排佛，早在任地方官的時候，就本著儒家的政治理念，極力反對濫度人口為僧尼，打擊民間妖僧迷信斂財?shù)氖侄?。后來與唐武宗一拍即合，積極打擊佛教。???????????????????
會昌五年——這就是這場法難最巔峰的時期，武宗又下了一道嚴厲“滅佛”詔書之后，逼迫大量僧侶無處藏身，只能四處流亡。當聽說山西的很多僧人逃往幽州（河北、北京一帶）的時候，李德裕給幽州節(jié)度使傳話：“五臺僧人打仗不行、當將領不行，收留他們干什么？”
節(jié)度使張仲武于是封了兩柄刀給居庸關守關將領：“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主客郎中韋博，認為李德裕滅佛做的太絕、以為不宜太過。李德裕惡之，就把他出調(diào)為靈武節(jié)度副使。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官場場景。能貫徹我命令的，我重用；有異議的，出局。
那么，剩下的官員，只會越來越極端、越來越“出格”。這樣的官場邏輯，今天也沒有變，我們看得再熟悉不過了。
在會昌法難運動中，李德裕雷霆手段、絕無手軟，類似兩頭逼迫的“被斬之僧尼”，必然不在少數(shù)。
如果在這種政策、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之下，一場全國性的排佛運動，還能“沒有殺一個僧尼”，那絕對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不由想起近代，一些年份，人們從河南逃荒幾百上千里到鄰省，結(jié)果被鄰省守衛(wèi)把關拒絕，射殺一批難民。人們又只能返回等死。在絕對的皇權(quán)面前，老百姓和底層僧侶，絲毫沒有談判、選擇的籌碼。??
【八、宋徽宗的荒唐“排佛”】????
以上所說，僅僅算的是會昌法難中“殺僧侶”的情況。
所謂“殺僧侶”，應指官方為了執(zhí)行自己的命令，或授意、或默許具體執(zhí)行人員傷害、殺死僧尼居士的行徑——而那些因為會昌法難而“間接致死”的，比如凍死餓死的、逃難病死的、無處可歸被強盜殺了的、年老無人照料而死的……這里也都不算；
也僅僅明確有文獻記載的——那些文獻沒記載的，或者文獻記載了但卻丟了的、沒有被我們看到的……我也都不算；
僅以以上材料，即可明確知道：會昌法難之中，一定殺死了不少僧尼。
其實，何止是“三武一宗”這樣“重量級的法難”會殺僧尼，歷史上那些“輕量級的法難”（小范圍、短時間惡強制還俗毀寺等），就必然會引起抗爭，必然會殺死僧人，發(fā)生流血事件。
我這舉一個例子。
宋徽宗時期，也有一次“崇道、排佛”的運動。據(jù)南宋王稱《東都事略·徽宗本紀》記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改佛為大覺金仙，余為仙人、大士，僧稱德士，尼為女德士。寺為宮，院為觀，禁銅鈸塔像。佛賜天尊服，德士依道流戴冠?！?/span>
宋徽宗崇奉道教。但他崇道抑佛的方法很有趣——在道士林靈素的鼓動下，宋徽宗下詔讓“佛教改名”。因為“道德、道德”，“道”在前、“德”在后，而道家是道士，所以要把僧人改稱為“德士”，以示將佛教排在道教之后。此外，有佛教色彩的詞語，全部都改為道教用語；然后就是和尚也得穿道裝……
這種“排佛”的形式，不但不會有效、而且很滑稽很荒唐。因此這場鬧劇僅持續(xù)了一年，第二年九月，就下詔“大復天下僧尼”。
即便就這樣一個輕微的、小小的鬧劇，和三武一宗比起來，簡直啥都不算的“排佛運動”，也給僧侶帶來巨大的麻煩和社會問題，進而激起了許多僧侶的反抗。據(jù)《佛祖統(tǒng)紀》卷四十五記載，僧徒“投牒于蔡京，求辯論。開封府尹盛章捕其首七人杖殺之。永道法師上書抗辯，徽宗大怒，敕流道州?！?span>
在以寬仁著名的北宋，僧人不滿排佛政策而要求辯論，就會被官府“杖殺七人”，可想而知，在會昌法難那樣大規(guī)模的排佛時期，僧人能夠全身而退、官府“沒有殺一個僧人”。
【九、被波及的摩尼教、景教、祆教】
會昌法難所針對的，不僅是佛教，還有摩尼教（即金庸小說中著名的明教）、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和祆教（瑣羅亞斯德教、即拜火教）等“三夷教”。尤其摩尼教，受害尤甚。為什么會如此？???????????????
前輩學者也多有分析。簡而述之，大概有三個原因。????????
1、唐武宗排佛動機之一，是“夷夏之別”。
會昌五年八月，唐武宗發(fā)了一份詔書。其中說：“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zhí)此二柄，足以經(jīng)邦，豈可以區(qū)區(qū)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舊唐書·武宗本紀》）在他看來，道教、儒家是華夏正統(tǒng)，佛教是西來外教，不足與華夏抗衡。連帶著摩尼教、景教、祆教，也都算為“西來外教”了——這在今天看，頗有點民族主義的意思。????
2、摩尼教和回紇關系密切。
回紇即回鶻，是唐朝緊鄰的西域國家，奉摩尼教為國教。在回紇的支持下，摩尼教在唐朝的影響很大。?
但是在840年?；丶v被黠戛斯（突厥的一支）所滅，回紇的摩尼教就被連根拔除。 隨著回紇被滅，摩尼教失去了根本支持，唐朝這邊便借著“排佛”之機，一并打壓摩尼教，徹底消除回鶻的勢力。
《僧史略》記載：會昌三年，敕天下摩尼寺并廢入官。京城女摩尼十二人皆死（一作七十二人）。及在此國回紇諸摩尼等配流諸道，死者大半。
唐武宗對待佛教徒是“勒其還俗”，而對待摩尼教徒，顯然更為嚴酷。不僅如此，《入唐求法行記》還記載：“會昌三年四月中旬，敕下，令殺天下摩尼師，剃發(fā)、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span>
這里簡直就是要把摩尼教徒趕盡殺絕。
但是有個細節(jié)很有意思——就是敕令中明確說明：殺摩尼教徒的時候，要讓他們“剃發(fā)、穿袈裟、打扮成佛教徒的樣子”，然后再殺之。
為何會這樣做呢？具體原因不太清楚。可以試著猜測下：或是為了殺雞儆猴恐嚇其他僧人、或是為了掩人耳目、或是為了避免激起暴亂，又或者是對摩尼教徒會借用佛教概念來傳教的“懲罰”（唐玄宗曾禁摩尼教，理由是“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
總之，不管原因是什么，這條記載從側(cè)面反映了，當時“殺僧尼”應該是比較常見的事。
會昌法難，歷史影響巨大——因其為全國性的排佛運動，政策貫徹之深、波及之廣，是遠超古代其他幾次“法難”的。期間，大量經(jīng)書典籍被毀，僧人還俗，以致嚴重影響到后來漢傳佛教的思想格局。
我覺得，影響最壞的一點，是使得天臺、華嚴等強調(diào)義理的佛學宗派衰微，相對重視義理的禪宗北宗、也一蹶不振；而在客觀上，卻為禪宗南宗、凈土宗的興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此后，佛學中理性邏輯、義理玄思、哲學思辨的一面，在漢地越來越衰微；而反智愚昧、狂禪妄語之風，逐步盛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唐武宗滅佛”，雖不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那般屠殺式滅佛，但是也依舊殺死了大量僧尼。在前現(xiàn)代文明的古代，在缺乏人權(quán)意識的古代，在皇權(quán)集中的古代、在教育普及度及低的古代……哪怕是承平盛世，也時有草菅人命的事發(fā)生，更何況是在政策性的、“舉國滅佛”的“會昌法難”之中呢？怎么可能不殺一個僧人呢？
對待歷史問題，固然要依靠文獻，畢竟文獻是學問的基石——但是，恐怕我們更需要基于常識、去合理的分析文獻。
我一直以為，很多時候，讀歷史并不會讓我們更理解現(xiàn)實；恰恰相反，只有對現(xiàn)實的運作更了解，才會更加洞悉那些文獻信息和記錄技巧。
如果只是死板地恪守文獻記錄，而漠視常識、漠視事件的實際運作過程……那么，一百年后的人們，看到我們今天的官方報道、官方新聞、官方記載，一定會認為“20世紀某幾年的中國人，是最安全、最幸福的！”
但是，實際情況呢？
哪怕沒有相關文獻，只要有常識和良知，就會得出結(jié)論：在高度專制的權(quán)力體系下，遇到某類事件，一定會產(chǎn)生嚴重的社會災難。
不過，最怕的是只愿意呆板理解“文獻證據(jù)”的那些人——假如我穿越到一百年后，去告訴他們真相，他們也會聽而不聞，并反問我一句：“你的文獻證據(jù)呢？
謹以此文，紀念在歷次法難中喪生的僧侶，并致敬在一切社會災難中，努力抗爭的教徒和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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