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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永前《從傳教士漢學到“新漢學”——西班牙漢學發(fā)展與流變述略》（原刊于《國際漢學》2020年第3期）一文對西班牙漢學發(fā)展與流變進行爬梳，將西班牙漢學的發(fā)展流變歷程劃分為五個階段：西班牙漢學的創(chuàng)立（16世紀中葉）、西班牙漢學的黃金時代（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西班牙漢學的衰退與停滯（18—19世紀）、西班牙漢學的復蘇（20世紀）、西班牙“新漢學”的興起（21世紀至今）。

西班牙漢學發(fā)軔于十六世紀中葉，是西班牙向中國傳播天主教，推行殖民擴張政策的產(chǎn)物。

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是西班牙漢學的創(chuàng)始人，其突出貢獻在于倡導并推行以文化調和主義為主要內(nèi)容的“適應”策略，開啟了西班牙乃至整個西方漢學研究的先河。

奧古斯丁會修士馬力陳（Martin de Rada, 1535-1579）是一位博學之士，1565 年他來到菲律賓后， 喜獲中國明末刊刻的《古今形勝之圖》， 由此西方人第一次通過中國的地理圖像來認知中國。后在旅菲華人幫助下， 馬力陳將該地圖上5000 余字的中文說明譯成了西班牙文。馬力陳對《古今形勝之圖》的研究可以視為西班牙漢學研究的正式起步。1574年，馬力陳曾花兩個月時間在福建旅行，并得到上百本中國古籍。回到菲律賓后，他利用中國古籍，著成《菲律賓群島奧古斯丁會神甫馬力陳與其同伴赫羅尼莫·馬林以及與他們隨行的士兵在中國觀察與體驗到的事物》（簡稱《中國紀行》），成為其后西方人認識中國的一個起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力陳被稱作“西方第一位漢學家”。

在沙勿略榜樣力量的鼓舞下，前來東方的西班牙傳教士刻苦學習中文，親身體察中國國情，在西方漢學發(fā)展史上創(chuàng)造了多個“第一”，迎來了西班牙漢學的黃金時代。

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代表著16世紀西班牙漢學的最高成就”。

多明我會修士高母羨將范立本編于1393年的《明心寶鑒》譯成西班牙文，成為第一位把中文文本翻譯成西方語言的人，也是第一位把漢字“拉丁字母化”或“羅馬字母化”的人。高母羨的《天主教教義》是繼羅明堅于1584年用中文寫出《圣教實錄》后第二部由西方人寫出的中文著作，也是在中國境外第一部用中文刊刻的宣教之作。高母羨的《辯證教真?zhèn)鲗嶄洝繁环Q為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寫作的介紹西方科學與技術知識的著作。高母羨的歷史功績主要表現(xiàn)在促進東西方兩種異質文明的交流。

在晚明來華西班牙傳教士當中真正融入中國社會并被中國知識界以“西儒”相稱的，只有耶穌會會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龐迪我用中文寫成的《龐子遺詮》《七克》等著作為中國士大夫所喜讀，一時被稱作“龐子”“龐公”。龐迪我也是將西方科學介紹到中國來的主要人物之一，尤其是在世界地理學的研究中，龐迪我寫出一部世界地理概述，其手稿不久便在社會上開始流傳。龐迪我故去后，這部手稿由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加以整理補充，并以《職方外紀》為書名付梓。可以說，龐迪我即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也是造詣很高的漢學家，標志著西班牙早期漢學研究進入了成熟期。

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 1597-1664）是一位多產(chǎn)的漢學家，他曾編寫過一部《西班牙－ 漢語官話語法》（Grammatica Espanola mandalina） 和幾種漢語－西班牙語雙解合璧字典，在中國方言研究方面，黎玉范是一位先行者。

利安當專門研究中國儒家典籍，《天儒印》是其代表作。以利安當為標志，西班牙漢學有了進一步深化。

萬濟國（Francisco Varo, 1627-1687）的貢獻在于，在漢語語言學的具體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他曾編寫《華語官話語法》《西班牙語與漢語官話雙解語法》《通俗漢語官話辭典》，其中《華語官話語法》是西方第一部系統(tǒng)研究中國語法結構和規(guī)律的專著。

西班牙漢學研究的一代宗師閔明我最主要的著作是《中華帝國、政治、倫理及宗教論集》，這本著作對中國的認識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是前述西班牙傳教士無法企及的。

十八至十九世紀，西班牙漢學受到消極歷史環(huán)境的影響，陷入衰退與停滯時期。一方面，在西方國家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斗爭中，西班牙日益處于劣勢地位，致使西班牙的教會勢力不斷萎縮；另一方面，在羅馬教廷與耶穌會的權力爭奪中，為了抑制耶穌會勢力膨脹，教皇克萊門特十四世于1773年取締了耶穌會，使西班牙耶穌會士難有作為。從另一角度來看，晚明時期發(fā)生的“南京教案”使在華天主教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在后來的“禮儀之爭”中，西班牙傳教士對儒家學說的批判，遭到中國社會的抵制，清王朝與羅馬教廷之間出現(xiàn)嚴重沖突，西班牙來華教士大多被迫轉移到福建邊遠地區(qū)傳教，失去了接觸中國主流社會的機遇和深入研究漢學的條件。在這個階段，西班牙漢學由多明我和方濟各會主導，出現(xiàn)了一些具有傳教士特色的語言類著作。

西班牙漢學在二十世紀出現(xiàn)復蘇。在漢語研究方面，20世紀初一批新的漢語語言學著作相繼問世，如拉蒙·克摟美爾的《漢西注音辭典》和路易斯·瑪利亞·尼埃托的《中西實用辭典》等。20世紀上半葉，在福建一帶傳教的西班牙傳教士格外重視當?shù)胤窖匝芯?。如孟塞諾爾·特奧多羅·拉布拉多爾與拉伊蒙多·吉哈諾出版了《西中福州方言辭典》，皮裊爾·安德來武發(fā)表了其名著《華班辭典》，即《中西廈門方言辭典》，布拉斯·克爾內(nèi)霍編寫了《西中福安方言辭典》。在中國典籍研究與翻譯方面，西班牙漢學家杜善牧的漢學研究最受推崇，他于1961年翻譯完成《道德經(jīng)》，1967年發(fā)表《莊子：道家的文學家、哲學家和神秘主義者》，1968年出版《東方政治中的人道主義》，1972年發(fā)表《道家思想中的六十四個概念》，1974年翻譯出版《中國浪漫詩歌中頌歌選粹》，這是中國《詩經(jīng)》的選譯本。1973年中國與西班牙建交后，西班牙漢學日趨活躍，不斷取得新進展。與此同時，西班牙漢學界還擴大了對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的譯介。

自21世紀至今，西班牙“新漢學”興起，呈現(xiàn)出不同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且逐步完成從古典漢學研究向當代“中國學”研究的轉化。在中國歷史文化綜合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勞爾·米雷斯·魯伊斯與路易斯·帕拉西奧斯合寫的《中國：歷史、思想、藝術與文化》一書。在中國與西班牙關系史研究方面，涌現(xiàn)出許多佼佼者，如歐陽安、胡安·吉爾、安東尼奧·加西亞-巴索羅、鮑曉鷗等。在西班牙來華傳教士研究方面，何塞·安東尼奧·塞維拉曾對高母羨的《辯證教真?zhèn)鲗嶄洝愤M行過深入研究，并于2001年完成了《東方傳教士》一書。有關龐迪我的專題研究也有新進展。在當代西班牙有關中國政治研究方面，最有影響力的著作是歐亨尼奧·布雷戈拉特所著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此外，西班牙的漢語教學也在快速發(fā)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