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周汝昌先生，一直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學者。盡管生前身后是非不斷，敦厚如俞平伯晚年都公開說“對這種人不要理他算了”，可比較而論，他確實還算得上真正直有學問的“君子人也”。
他是津門出身，喝海河水長大的學界名角。在世時，就被同行們眾星拱月為“紅學大師”，幾成紅學會的旗幟、代言人、形象大使。他自己也沒客氣，宣稱“拙著出版以后，紅學才成為全國乃至世界性的一門學問”。對于《紅樓夢》，自以為寸寸積功，一一發(fā)覆，足以百代留名。
有人說他是紅學界的無冕之王。而老實說，與此同時，他也稱得上是紅學史上最具爭議的學者，既令人欽佩，又讓人拒斥。比如各種曲解，比如各種剛愎自用，比如自年輕時就開始的各種材料造假，得失心太重了。
年輕時的周汝昌，因胡適賞識與提攜，偶然走上了紅學之路
當代紅學圈，他與無錫馮其庸，素來并稱南北——盡管幾十年來二人爭長競短，雅不相能。
可在我認識中，他最值得稱道的學問，還不是賈語甄言、林歌薛舞那套紅學，而是詩詞文章。他真是一位更具才子風華的學者。當年，他用曹雪芹兩句殘詩補作一首詩，幾乎所有專家都誤認為是老曹原作，還引發(fā)一番大辯論，可見底子之強。
胡適至死，都很關心周汝昌的學術進展
他在世時，與同學葉嘉瑩，本就算國內最諳詩詞的學者，只是曲高和寡，到“百家講壇”開講，群眾竟不歡迎，心情是落寞的。1960年，胡適給高陽信中，說“汝昌的書”很多可批評，可他“功力真可佩服，可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這里面的“好”，絕不僅僅單指紅學吧。
這位胡適高弟、顧隨愛徒、黃裳密友、紅壇獨行俠，論學識、詩詞、書評、文章，在當代都是翹其秀髦的一時之選。我讀中學時，舊書攤偶然買到一部《唐詩鑒賞辭典》，名流作者百號人，獨獨偏愛他的賞析。至今，他選釋的《白居易詩選》、《楊萬里選集》諸書都還是我案頭常備書，俯首降心，甘愿瓣香。
晚年馮其庸
他的這等才情，質之民國及以前，與錢鐘書陳寅恪等比較，自然是相形見絀的，可在稍可弄筆已足標異的當代，足稱風雨一燈。
紅學圈那些人，我其實最喜歡他。甚至，我常常為他遺憾，覺得他一生成就僅限于此，絕非《紅樓夢》成全，而是被莫名其妙到無聊的紅學所誤。
《紅樓夢》本無非一部小說，文學性才是它最重要的價值，可建國以來的那些紅學家，從一開始就走在錯謬的路上，非得把一“烏托邦的世界”句句坐實，好好的一部文學作品也被解析的七零八落，而派系門戶之間為了點細枝末節(jié)上的差異還爭個你死我活，世間大煞風景與無聊透頂之事，莫此為甚。
紅學的根本問題，在于揄揚過侈，牽扯過甚，故作高深，為“一個奴才家族的家事”，靠著幾個荒唐的猜想，不僅讓真正光輝而有生命力的東西被埋沒和忽視，也將極致的意淫誤作是考證與科學，更把學術徹底弄成“斷爛朝報”了。百年紅學，浪費多少一流人才，妄拋多少心力?。∪巳私灾t學出自《紅樓夢》，可紅學實是最反《紅樓夢》的，以至于紅學愈昌，《紅樓》愈隱。儒生是孔子之罪人，說紅學家是曹公罪人也不算刻薄吧！
紅學開山之一的俞平伯，晚年追悔，說“躬耕其盛，參與此役，謬種流傳，貽誤后生，十分悲愧，必須懺悔”，而周老臨終前又何嘗不是倍感沮喪與無趣？
俞平伯
如此一來，不僅紅學被誤讀，連紅學家也往往被偶像化。比如周汝昌的書法，我看時賢不少議論，都急不可耐要捧為“泰斗”了。
這些年，學界不僅給他立祠建館，其書法也跟著被頂禮膜拜，無限拔高。比如，前年的“紀念周汝昌誕辰一百周年活動”，那些學界名流們，紛紛稱什么“周先生不僅在紅學上造詣豐厚,其書法水平也堪稱一代大師”云云；比如，“當代歐楷大師”田蘊章先生，鼓吹最起勁，節(jié)目中反復頌為“一流的瘦金體”，五體投地，贊不絕口。
而周老本人，對自身書法也很自負，每自矜書學“解味道人”，予人莫測高深之狀?？晌乙恢倍紱]想明白，為啥沒人愿意說個實話：就周汝昌先生存世墨跡而論，不吹不黑，不虛美不隱惡，不要說能否巋然稱“大師”了，連是否算得上正經(jīng)“書法家”，還是個疑問哩。
總結來說，周先生的書法，現(xiàn)在看來不算差，可與其同時人比，絕對算“足用”而已，壓根說不上如何“大師”。周先生生于1918年，大半輩子活在“民國”時期，可稱民國學人。對于當時的中國讀書人而言，“書法一道，固分內事耳”，寫的像模像樣不值得自夸，而是基本素養(yǎng)。
這就是說，周老先生的書作，畢竟老輩人的功底在那，如今比較也算出色，可終究還談不上什么“書壇大師”，實不過往昔文士能漫然以筆墨自娛的層次罷了。如果他的字也硬扯為“書法大家”，那民國叫得上名的文人，幾乎紛然皆是。有很多朋友，或紅學圈中人，或有人情因素，或因利益關聯(lián)，或不免震于盛名，或習慣跟風法螺亂吹，捧法不免離譜。
富貴可以從眾為，名聲豈當虛嘩獲。我們敬愛人，不是給他吹彩虹屁到全能才算護惜，那實際是敷衍讀者，也唐突逝者，委實連善意都談不上的。
23歲時與小他6歲的妻子毛淑仁結婚照
從現(xiàn)存部分書作，例如《周汝昌師友書札手跡》上的遺墨來看，周老的書法功底確實可說是深的。
他這一輩子，興趣很廣，又極用功，說涉略雜、體悟深，是毋庸置疑的。從筆法看，歐楷、魏碑、米字，都著意甚多。尤其是二王，他淫浸最深最久，一部《十七帖》他年輕時就能背臨。也所以，一般公論很有道理，即說他的字“瘦金體”是一種誤解，其實質根底是二王的，是其變種。
這種字，若不嫌套話，總體用“文人字、學者書”6字足概?？此齐S心所欲實筆筆有其用心，拙樸意趣中又不乏創(chuàng)意，精神內里是很具文化品位的。倘挑剔其字缺點，核心當在臨池功夫還是不夠，甚至因為自滿，不免師心自用。看似字體瘦細而勁健，可勻衡的遒勁豐潤極缺，風流蘊藉感不足，結體的嚴緊性也疏，顯得張牙舞爪，如一排夜叉挺尸，屢屢胡來，時多浮躁，毋庸諱言。
不為賢諱，其書法文化浸潤是早入血液，挺在意來歷淵源，可功底委實不夠。這委實也是文人書法通病，氣韻上靈動神足，可細節(jié)上有失浮泛。是以，看似字字飛動，行行鼓立，筆筆到位，可內中的滑、浮、松、蔫、塌、走、敗之狀，是好丑自彰的，根本不足為訓。
在我看來，比起書法，周老先生的書論，實際更為優(yōu)秀的多。這與他資質好、涉略廣、讀書多有關。他這個人，豈只紅學家而已，博雅多面，橫通諸學，外語、戲曲、詩詞、繪畫，實皆行家里手，是真正的雜家。他與眼下只知練字的書法不同，書學素養(yǎng)非同一般，是以論學談字，觀點往往迥出時流，令人耳目一新。
從梁歸智《周汝昌傳》可知，周公自幼就對書法興趣極濃，于書學理論更是研習極深。對于二王筆法，對于書法通禪那些道道，他是很有發(fā)言權的。他晚年，也陸續(xù)寫過很多專談書法的文字，諸如《書法藝術答問》、《蘭亭秋夜錄》等作，真有恢弘丕變之氣度。論點正誤且不談，畢竟藝事評判太主觀，人言言殊，一準為難，可其治學之嚴、眼力之準、沉浸之久、立品之高、發(fā)揮之勇，讀過者想必都犁然于心的吧。
周汝昌子女
老人家的這些層面，現(xiàn)在我們這等人，早就企不可及，真只能宛如《紅樓夢》第17回中的“眾人”，道一聲“領教，妙解”而已?？梢哉f，他是頂牛的書學理論家，只是落在實踐上，成就確實差強人意，不免露餡了。
好在說，他正經(jīng)身份是學者，書法不過“余事”而已，是屬于業(yè)余，是否稱得上“書法家”，又是否當?shù)蒙稀皶ù髱煛?，絲毫不損他的德望。
只是說，妄取虛名應戒，幸致盛名當懼，有些實話還得說開：周老先生自己，于書法一味自夸，是少了點自知之明的；而吹捧周先生字的人，則還不敢有求實之論，導致客觀不足。
這一點，閑扯瞎掰開了，有點像他最傲嬌的紅學，總固執(zhí)為名山偉業(yè)，可自我估量是不足的。是的，他論執(zhí)著程度，可稱真正的紅學“專家”，為了那部才子佳人“情僧錄”，兀兀窮年60載，基本耗費了一生。據(jù)說，他去世前一晚，夜半還喚醒女兒，堅持要起身為著作添補些新論述，真是刳肝瀝血，死而后已。
可實際上，我總覺得，以他為首的現(xiàn)當代紅學家，差不多終生都陷入走火入魔狀態(tài)，猶如絕頂高手歐陽鋒，才情絕世卻練錯功夫，離題千里，謬以萬里，真正可惜。在他們這些考據(jù)索隱家的努力下，作為小說的《紅樓夢》，早已面目全非，連曹雪芹如廁用幾張草紙都要考證出來了，就是半句不及它的文學價值。紅學到如今，說白了，無非就是塊大產(chǎn)業(yè)，是啃飯之具，是名利之場，甚至乃是非之地。如此紅學，早非學術，而是異化。
周老先生論資質、論才情、論儲備、論勤奮度，都本該有更好的成就，可惜就是被紅學牽累為一個二流學者、一個淺嘗輒止的票友、一個未盡其才的詩人、一個不預流的書法家，私心以為最可嘆息。當然，需要補充的是，評論周先生書法，也需多點審慎，多些了解之同情。因我們目前所見，多數(shù)是他步入晚年后的書跡。而他一直視力很差，老來更加惡劣，寫字差不多等同盲寫。既是盲寫，自然怠忽不少，不會太好。
看著自己的銅像
總之，周汝昌先生的一生，時力上困于崎路、荒于疾患、廢于遭際的太多，虛負凌云，襟抱未開。學術也好、書法也罷，實都未盡其才，倘批評過苛、語氣太重，未免原情不夠，也于心不忍。正如開篇所講的，當代紅學家中，我對他其實好感最多，遠超馮其庸諸位。想1986年11月16日的《文匯報》，俞平伯身為前輩，公開稱“不要理他算了”，我也素來覺得是一場誤會。
周汝昌書房
而我在這里說風涼話，難以客觀之外，也囿于本性與學力，隔膜膚廓之論難免，厚誣矜張之責必多，這也是文末需特別告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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