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不同于其他先秦子書，有個很怪的名字，后世學者因此很費腦筋。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說：“論語者，孔子應(yīng)答弟子，時人及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文選辯命論注引傅子也說：“昔仲尼既歿，仲尼之徒追夫子之言，謂之論語?！睆倪@兩段話里，可以得到兩點概念 +（1）“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論語”的“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于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2）“論語”的名字是當時就有的，不是后來別人給它的。
不過，對此論述最為詳細的是鄭玄。北宋初年，刑昺受詔為魏人何晏的《論語集解》作疏，他在序中引鄭玄說“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次書可以經(jīng)綸世務(wù)，故曰綸也；圓轉(zhuǎn)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也?！编嵭谧ⅰ吨芏Y》中也談及《論語》的名稱，他說：“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yīng)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jīng)論撰，然后載之，以示非妄謬也。以其口相傳授，故經(jīng)焚書而獨存也”。
關(guān)于“論語”命名的意義，還有些不同的說法，譬如東漢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說：“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也?！痹萎悓O在《十一經(jīng)問對》中主張“論語”，是“討論文義的書”。東漢王充在《論衡·正說篇》則說：“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似乎是論語之名要到漢武帝時才由孔安國、扶卿給它的，這一說法未必與事實相合。
今人徐中舒通過對《左傳》、《國語》等先秦文獻的研究提出：一直到春秋時代，歷史記載仍有靠瞽蒙（盲人）背誦，口耳相授的。瞽蒙傳誦而經(jīng)由后人書于簡牘的就叫做“語”。這種傳習方式恐怕不止于春秋戰(zhàn)國。秦漢之間，很多典籍可能還是靠著這種方式在這個學術(shù)流派中流傳。這正應(yīng)了鄭玄的“口耳相授”的說法。我比較相信鄭玄的注釋。
（二）《論語》一書結(jié)成的時間和作者
最早提到“論語”兩個字，并將其當作書名或篇名來引用的，是《禮記》中的《坊記》有這樣一段話：“子云，君子馳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庇纱丝芍骸墩撜Z》一書的得名必須早于《坊記》的成篇。雖然《禮記》諸篇的年代問題，歷來都很聚訟。唐朝初年成書的《隋書·經(jīng)籍志》說《禮記》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河間獻王所得孔子弟子與其后學所記；二是西漢未年的大學者劉向考核經(jīng)籍整理出來的。后經(jīng)戴德、戴圣相繼整理刪減，成為今天的樣子。所以，今本《禮記》又稱“小戴禮”。還有，1993年在湖北郭店出土的戰(zhàn)國中期文獻中，有一篇顯然就是今本《禮記》中的《淄衣》。郭沂先生考察了郭店出土的文獻后認為：《子思子》一書原來就叫做《中庸》，就是《史記·孔子世家》中“子思子作中庸”的“中庸”，而今本《禮記》中的相關(guān)篇章原來都是《中庸》一書的篇章（見郭沂“《論語》·《論語》類文獻·孔子史料——從郭店簡談起”）。由此推測，《論語》成書時間約在戰(zhàn)國初期。持此種觀點的還有清代學者劉寶楠（《論語正義》），近代學者楊伯峻（《論語譯注》）。
另外，近代學者錢穆認為《論語》成書于戰(zhàn)國未年（“則論語之編輯，或在周未秦時？今考書中多有戰(zhàn)國未年人串亂之跡”《論語要略》第一章序說）；日本學者山下寅次認為《論語》成書于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至公元前400年（子思卒年）之間。
論語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而且這些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xiàn)了不少次重復的章節(jié)。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于文”一章，先見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顏淵篇第十二。另外還有基本上是重復，只是詳略不同；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個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睉梿柶谑挠终f：“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毙l(wèi)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比绻由蠈W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復四次。這種現(xiàn)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后來才匯集成書。所以論語一書絕不能看成某一個人的著作。（楊伯峻《論語譯注》）
那么，論語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劉向說，《論語》“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何晏《論語集解序》引）；劉歆說：“《論語》者，孔子應(yīng)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匡衡說：“《論語》，《孝經(jīng)》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保ā稘h書·匡衡傳》）；王充說：“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言行”（《論衡·正說篇》）；鄭玄說：“論語乃仲弓，子夏等所撰定”（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引，該書《論語音義》
又稱：“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增加了子游）；《論語崇爵讖》說“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趙歧說：“七十子之疇，匯集夫子之言，以為《論語》”兩漢學者去孔子未遠，其說應(yīng)該有相當?shù)母鶕?jù)。
不過，由于《論語》是儒學最主要的經(jīng)典，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這場筆墨官司也就隨著中國歷史的發(fā)展而繼續(xù)吸引著后來的探索者。唐代柳宗元的《論語辯》認為：“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也?！保ā读訓|集》卷四），宋代的程頤在曾子弟子之外，又加上又子弟子，以為“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書獨二子以子稱”（朱熹《論語集注序說》引程子語）。沿著這條稱謂不同的線索，宋永亨因《論語》對閔損稱字不稱名，認為出于閔氏（見《經(jīng)義考》卷二百十一引）。這些說法也不無道理。近代學者郭沂先生認為《論語》的編撰者主要是孔門中“德行”與“文學”兩科的學生和他們的門人，即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等等。（郭沂“《論語》·《論語》類文獻·孔子史料―――從郭店簡談起”），郭沂先生主要通過對郭店楚簡，今本《禮記》等的相關(guān)章節(jié)，與《論語》的內(nèi)容進行了比較，而得出這個結(jié)論的。他的結(jié)論與鄭玄的說法比較接近，論證也很令人信服。
各家的具體說法雖然不同，但認為,《論語》為孔子弟子編撰卻是非常一致的。不過成書時間則眾說紛紜。
（四）《論語》的版本和真?zhèn)?br>和許多先秦古籍一樣，《論語》經(jīng)過秦火和戰(zhàn)亂曾一度失傳，至漢代復出現(xiàn)若干個傳本，最著名的就是《故論語》，《齊論語》，《魯論語》三大流派，它們在文字，篇名及篇數(shù)上互相都有差異。
《魯論語》有二十篇，漢代的龔奮，夏厚生，夏后建，蕭望之，韋賢，宣城，扶卿等人傳授之。由于主要在魯?shù)氐膶W者中傳習，故謂之《魯論語》，漢時還有《論語解》十九篇，均已亡佚?，F(xiàn)有清于鬯撰《新定魯論語述》二十卷，鐘文丞撰《魯論語》一卷，徐養(yǎng)原撰《魯論語續(xù)考》一卷可作參考。
《齊論語》則主要在齊地的學者中傳習，全書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只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古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于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語》，《魯論語》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所談的多是玄學，有漢代的王卿，庸生，王吉，朱畸，貢禹等人傳授。由于是齊人傳授之學，故謂之《齊論語》，此書也已亡佚，現(xiàn)有清馬國翰輯《齊論語》一卷，清王少蘭輯《齊論語問王知道逸文補》一卷。
《魯論語》和《齊論語》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候張禹先學了《魯論語》，后來又講習《齊論語》，于是他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仍以《魯論語》為根據(jù)，“采獲所安”，號為《張候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后世也皆用此本，于是《齊論語》，《古論語》大半都失傳了。后漢靈帝時所刻的《嘉平石經(jīng)》就是用的《張候論》。
《古論語》是在漢景帝時由魯恭王劉余在孔子舊宅中發(fā)現(xiàn)的，且其字為蝌蚪文，故謂之《古論語》，當時并沒有傳授，僅孔安國為之訓解。何晏《論語集解·序》說：“《古論語》，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薄墩撜Z集解》并經(jīng)常引用了孔安國的《注》。（但孔安國是否曾為《論語》作訓解，《集解》中的孔安國說是否是偽作，陳鳣的《論語古訓·自序》已有懷疑，沈濤的《論語孔注辨?zhèn)巍氛J為就是何晏自己的偽照品，丁晏的《論語孔注證偽》尤認為出于王肅之手。這已筆墨官司我們且不去管它。）此書已亡佚，現(xiàn)有清馬國翰輯《古論語》六卷。
直到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以《魯論語》為基礎(chǔ)，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論語注》（簡稱：鄭玄本），并加以注釋。這樣三家的差別就被泯滅了。
（五）略談古今“論語”注釋書籍
古今中外關(guān)于論語的著作，真是舉不勝舉，可謂“汗牛充棟”。僅日本學者林泰輔博士在論語年譜中所著錄的便達三千種之多，此外還有他所不曾著錄和不及著錄的，又還有散見于別的書籍中的大量零星考證材料，更是不計其數(shù)了。筆者愚笨，在此僅略舉下列一二。
東漢末年，鄭玄（127－200）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古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論語注》（簡稱：鄭注本），并加以注釋。鄭注本在唐代以后就不傳了，有敦煌遺書本殘卷。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有以下幾種版本：第一，唐卷子本，卷子起源于簡策。在現(xiàn)有殘存的唐卷子中，《論語》注釋只有三種：（1）《論語鄭玄注》殘卷，內(nèi)容是《為政》的后半部分和《八佾》、《里仁》、《公治長》三整篇。（2）《論語·子路篇殘卷》，只存九行。（3）《論語鄭注述而至鄉(xiāng)黨殘卷》四篇。第二，輯佚本，有：宋王應(yīng)麟輯《古文論語》二卷附錄一卷、清王謨輯《論語注》一卷、清袁均輯《論語注》十卷、清孔廣林輯《論語注》十卷、清宋翔鳳輯《論語鄭氏注》十卷、清馬國翰輯《論語鄭氏注》十卷、清黃奭輯《論語》一卷、清王仁駿輯《論語鄭氏注》一卷、民國龍璋輯《鄭玄論語》一卷等九種。
魏國時，何晏（190－249）等五人著《論語集解》，十卷，此為漢以來《論語》的集大成著作，為現(xiàn)傳最古的《論語》完整注本。
南朝時，梁代皇侃（488－545）編纂《論語義疏》，十卷，它是在《論語集解》基礎(chǔ)上作疏，也是南北朝義疏之作完整流傳至今的惟一的一部書，對于研究義疏體著作有重要意義。
唐朝時，賈公彥《論語疏》，今不見傳，見《舊唐書·經(jīng)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著錄。
宋朝時，邢昺（932－1010）等人編纂的《論語注疏》（又稱《論語正義》），原為十卷，后人析為二十卷。其單疏本現(xiàn)已不傳，只傳有注疏合刻本，以阮元南昌府學本為最佳，并附有校勘記?！妒?jīng)注疏》所收為此本。此外，朱熹的《論語集注》也是一個重要注本?！墩撜Z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1130－1200）編纂。是宋代《論語》注釋的集大成者?，F(xiàn)傳最早的《論語集注》刻本是馬光祖刊印的《四書集注》本，后又有與《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為《四書集注》和刻本。
元朝時，皆以朱熹的《論語集注》為本，沒有什么代表著作。
清代時，考據(jù)學興起，開始批評宋學，毛奇齡（1627－1713）著《四書改錯》，便是針對朱熹四書注中的錯誤。創(chuàng)見之中，不乏有主觀之處。黃式三（1789－1862）著《論語后案》。劉寶楠（1791－1855）著《論語正義》，二十四卷，有各種《四書》本和《清經(jīng)續(xù)解續(xù)編》本。《論語正義》是清朝《論語》的集大成者，堪稱《論語》整理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
近代時，《論語集釋》，四十卷，近代人程樹德（1872－1944）編纂。又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
《論語疏證》，二十卷，楊樹達（1855－1956）編纂。是一部很有叢刊價值的書，其強調(diào)以《論語》證《論語》的方法尤為可貴。
《論語譯注》，楊伯峻（1909－1990）著。在《論語》新注中，此書有開創(chuàng)之功，作者作了大量考證性的簡明注釋，而且對全書做了今譯，書后并附有《論語詞典》。此書對《論語》的研究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論語新解》，錢穆（1895－1990）著。前十篇為上編、后十篇為下編。有重要參考價值。
《論語注譯》，孫欽善（1934－）著。有重要參考價值。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四十四號漢墓中出土的竹簡中也發(fā)現(xiàn)有《論語》殘簡，不過篇幅不到今本《論語》的一半，今人整理后得《定州漢墓竹簡論語釋文》，其底本是漢代《論語》的隸書抄本（殘本）,為最早的《論語》白文版本，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目前較有影響的《論語》專著是2005年9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的《儒藏》·《論語》專集。這次出版的不是零散的幾本書的拼湊，而是一套合起來成為有機整體的叢書，構(gòu)成了《論語》流傳及整理史上一根比較完整的鏈條。其中有三種在底本的選擇上超越了前人。如何晏的《論語集解》，是以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所藏正平版雙跋本影印件為底本；又如皇侃的《論語義疏》，是以1923年日本大阪懷德堂的排印本為底本，以鮑廷博所刻《知不足齋叢書》本為校本，同時還吸收了日本學者武內(nèi)義雄的?？背晒?；再如刑昺的《論語注疏》，沒有采用習見的阮元?？钡摹妒?jīng)注疏》本，而是采用線裝局影印的日本宮內(nèi)廳書陵部所藏宋蜀大字本為底本，同時吸收阮元校勘記的成果。因此該套叢書具有較高的學術(shù)研究和收藏價值。
（六）目前的研究情況和存在的問題
最新研究進展：其一，1973年河北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由該書的避諱情況可推測《論語》成書年代最晚也是在戰(zhàn)國后期。其二，孔壁《古論語》的抄寫年代雖早于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但其在漢代的流行卻晚于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其三，從考察《魯論語》和《齊論語》的師傳學者的年代可證明：《魯論語》和《齊論語》的出現(xiàn)其實晚于《古論語》。其四，蔡尚思把全部《論語》拆散，改為類編，解決了《論語》的雜亂性問題。其五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郭沂從郭店楚簡的史料入手，考證了中國先秦哲學史，論述了道家的起源與流變，子思學派，《論語》、《論語》類文獻與孔子，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各學派之間的關(guān)系，先秦哲學的特點及其演變。他對先秦哲學史問題的獨到見解，受到學界的關(guān)注。他認為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認識和重新評價。
尚未解決的問題有：其一，《論語》成書年代與書名出現(xiàn)的時間尚無定論。其二，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沒有篇題，篇數(shù)不祥。其三，《論語》的記錄者尚無定論。其四，《論語》傳本的考辨問題尚無定論。其五，《論語》的相關(guān)資料欠缺。其六，《論語》的字句理解無法統(tǒng)一。
（七）與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關(guān)系
孔子曾是一位以治喪，相禮為生的儒者，他熟悉夏，商，周三代文化，對西周初年由周公制禮作樂而正式形成的禮樂文化尤為羨慕。在春秋禮壞樂崩的情況下，孔子以繼承和發(fā)揚禮樂文化傳統(tǒng)自任?！拔耐跫葲]，文不在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出于這種使命感，他一方面廣收弟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一方面對三代文化，特別是對禮樂文化加以反思和總結(jié)，將其根本精神抽象出來，建構(gòu)起以仁為核心，以修己和安仁之道為基本內(nèi)容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對中國古代思想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論語》的思想不僅是孔子個人對社會歷史認知和生命體驗結(jié)果的升華，也是孔子學習廣而精的后果，還是其弟子某些思想綜合的結(jié)果。研究《論語》也就有助于對古代思想史的發(fā)展進行研究。換句話說，研究《論語》是對古代思想史進行研究的基礎(chǔ)工作，沒有對《論語》的研究，也就無從提起對古代思想史的研究；而對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又促進了對《論語》的研究，它使我們更易更好更多地發(fā)現(xiàn)《論語》中的思想，使我們更全面地掌握古代思想史。二者的作用都不可忽視，相輔相成，不可割裂開來?！墩撜Z》它經(jīng)歷了歷代讀書人的集解、集注、正義、別裁、疏證，逐漸成為一套龐大的知識體系。在這些解釋中，或以“六經(jīng)注我”的態(tài)度，以孔子言辭作為自己理論的依據(jù)，或以“我注六經(jīng)”的態(tài)度，專注于言辭考辨，力求達于孔子愿意。在注解《論語》的兩千年歷史上，留下很多有代表性的著作。對同一句話、同一個問題，不同朝代的文化人往往做出不同的解釋。這些解釋的差異和解釋者的語言背景聯(lián)系起來，往往可以折射出那個時代的思想特征。因此，研究某個時代對《論語》的解釋，其實就是研究這個時代的思想狀況，研究歷代對同樣的話的解釋的差異，可以管窺中國古代思想在歷代的發(fā)展。一部《論語》的歷代解釋，構(gòu)成了中國思想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總之，《論語》從多種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學習研究《論語》的過程中，很有必要把《論語》的思想體系化，科學化，更好地理解《論語》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為今用”，就要研究《論語》思想的時代價值，為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服務(wù)。事實上，作為兩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們今人有許多共同之處，其中的許多思想是當代人的精神和楷模。這說明古代的思想家與我們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當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歷史局限性，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華，而不是簡單地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
參考文獻
楊伯峻《論語譯注》
錢穆《論語要略》
劉寶楠《論語正義》
郭沂《從郭店楚簡看孔子史料》
張釗《論語是一本什么書》
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
王鐘翰《經(jīng)史說略》
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識500問》
黃懷信/李景明《儒家文獻研究》
張志哲《中國史籍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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