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對董毓老師的采訪。采訪中，董老師說：“美國的自由式精英教育有個好處，那就是能鼓勵有興趣學習的25%變成世界頂級人才，但是由于自由放任，后面那些不想學習的75%連基本技能都沒有學到。中國則是基礎教育很不錯，學生的數(shù)學基礎大多很好。但是不自由的應試教育消磨了許多孩子的學習興趣，扼殺了他們的自學能力。所以，針對中國的孩子，最理想的情況則是讓最優(yōu)秀的孩子接受自由發(fā)展的精英教育，他們自己會去學習思維方法的技能。對缺乏自主學習興趣的孩子，則繼續(xù)保持有強制性考試的教育方式?！?/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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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8日上午時，董毓在給第八屆全國批判性思維教師研習班的教師學員們上課時，闡釋了高素質(zhì)批判性思維教師的三種角色：
1.對學生循循善誘，激發(fā)學生更全面、深入、嚴密地思考問題的蘇格拉底式教師。
2.能組織安排好課程流程，以便讓學生將思考、練習和運用有機結合的教練式教師。
3.能營造自主和合作的環(huán)境，通過探究式學習活動，讓學生創(chuàng)造出多樣思想的主持人式教師。
當時，我就坐在臺下靜靜地聽著，心里想：同時具備這三種角色的教師，只是鳳毛麟角。哪怕有這樣的老師，教小班或者1對1的課程容易，教大班課，相當難。當董老師需要選一位班長來分擔組織工作時，我便自告奮勇地承擔了這一任務，目的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董老師會怎么展開這三種角色。
7月13日上午，課程進入尾聲，6組學員開始演示作業(yè)，顯示這6天的學習成績。我一邊拿著話筒主持，一邊看到各位老師在臺上演講時表現(xiàn)出的自豪與興奮感，內(nèi)心又喜又煩。喜的是，老師們對于批判性思維的熱情引起了我的共鳴。煩的是，老師們總是超時，給我在時間調(diào)控上帶來了不小的壓力。
不開玩笑了。這幾天的學習、采訪、同行交流、演講等各種行程走下來，我最深的感觸，一個是探究式學習的方法，另一個是對內(nèi)在動機的重視。真正表現(xiàn)出色的人，往往由內(nèi)在動機驅(qū)使。他們不為身外之名利，只為做好事情本身。
很早就約了董毓老師的采訪，為了不干擾教師培訓的效果，就把時間定在了培訓結束之后。到了14日下午，我倆沒去參加旅游活動，終于擠出了幾個小時的獨處時間，了解一下董老師做批判性思維教育的內(nèi)在動機。
他開門見山地說，自己之所以想做批判性思維教育的推廣工作，主要動力，就是看到很多中國學生不會學習，不會思考。許多到了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不管是讀本科還讀研，其閱讀、寫作、表達、探究等能力，與歐美優(yōu)秀學生相比，其差別不是程度，而是有無，這樣的孩子根本不能承受復興中國的重擔。少年不強，這是中國發(fā)展的最大短板。
董老師的理工科和科學哲學背景，讓他清晰地意識到，先進的科學和技術來自理性的文化，而批判性思維就是理性文化的中軸，它是中國留學生必須像學會外語一樣掌握的“理性語言”，這個理性語言是構造知識、技術和文化所必須的“代碼”。
說到“理性語言”這個關鍵詞，董老師先停了下來，沒有接著講理性思維方法，而是配合我的再三請求，講起了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人生故事和經(jīng)歷。
董毓出生在湖北武漢。父親是中學語文老師，不管是遺傳還是熏陶，總之將少年董毓往文藝青年的方向上拐了不少。年少的他就喜歡琴棋書畫，散文詩和格律詩都是他的迷戀。
而且，用今天的話說，董老師當年還是個好奇寶寶，看了物理小實驗、化學小實驗的書，就想在家里找東西試，可惜家徒四壁，只好作罷。到了中學，因為是在文革期間，沒有什么考試壓力，學習全靠好奇心和興趣。論學習成績，是全校有名的好學生。不過，時而也會被老師批評，說董毓這個學生太驕傲了。
當然，由于今天坐在我對面的是董老師而不是他的中學老師，所以董老師對我說，那叫“較真”，不叫“驕傲”。
高中畢業(yè)后下農(nóng)村當知青。后來，1977年恢復高考，董老師志向本是報考離家較近的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綜合性大學，讀中文或歷史等專業(yè)。結果等錄取通知送到在稻場的他的手上后，發(fā)現(xiàn)是華中工學院的自然辯證法專業(yè)。這對他是個打擊，報考文史哲的他怎么錄取到了工學院？還以為是搞錯了。后來才知道，自然辯證法專業(yè)是特別設立的專業(yè)，20個名額，專門培養(yǎng)科學哲學方向的老師，所以這個班叫“師資班”。
師資班的四年是三加一的結構，前三年分到各個理工專業(yè)中學習，第四年學邏輯學和哲學。董老師當年分到了無線電專業(yè)，學起來相當痛苦，主要原因是數(shù)學太差了。董老師高考時數(shù)學也就20多分，和理工科的學生沒法比，自己擅長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在無線電專業(yè)里也沒有用武之地。放假了也沒法回家，只好日日夜夜沉在圖書館里做數(shù)學題，一步一個腳印地把數(shù)學基礎補好。
回憶起這段艱苦經(jīng)歷，董老師現(xiàn)在卻感到慶幸，因為它奠定了自己的跨學科的能力?，F(xiàn)在教批判性思維或者科學哲學，就算臺下全是理工科學生，董老師也不虛，因為他當年也翻過同樣難度的山，熟悉理工科的學習和思維。
本科到了最后一年學習哲學和邏輯時，董老師的文科優(yōu)勢就體現(xiàn)出來了，考試常是第一名。從武漢大學聘來講課的一位老師很賞識他，畢業(yè)時特地要求把他分配到武漢大學哲學系，在自然辨證法教研室當教師。1985年，他以哲學系各專業(yè)全部考生的總分第一和英語第一的成績，考上江天驥先生的在職研究生。那時的董老師30歲不到，堪稱意氣風發(fā)，數(shù)理邏輯和英文都很好，學術上也小有成就，87年就作為訪問學者派往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在波普爾和拉卡托斯創(chuàng)立學派的地方繼續(xù)學習科學哲學。
然而，到了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一貫成績優(yōu)異信心十足的董老師覺得自己簡直成了傻子，上課聽不懂，討論沒法深度參與。直接導師和間接導師都是師承自波普爾和拉卡托斯的頂級專家，但在office hour里，和老師們的談話都很困難。
他最深的印象之一，是拿了早已寫好的一篇文章給導師看，導師說“你有很長的路要走”。這評價很委婉，實際上就是說那文章根本就不行。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落差，原因很簡單。在國內(nèi)做科學哲學研究，說清楚波普爾怎么想，艾耶爾怎么想，拉卡托斯怎么想，那就很好了。但到了倫敦，這里的人不關心你認為別人怎么想，他們更關心：自己怎么想？你的分析是什么樣？你的論證是什么？你考慮的反例是什么？你這個問題怎么理解？你的概念怎么界定？你的結論有什么根據(jù)？你所限定的條件是什么？你的結論適用范圍是什么？
董老師當時還以為自己不行只是因為英語水平還不夠高，后來才意識到，問題并不僅僅出在英語上，而是因為根本就不懂另一種語言：“理性語言”，也就是批判性思維。這導致自己課堂討論很難參與進去，學生之間展開的學術社團活動也很難參加。在英國的兩年，經(jīng)常有無法和老師與同學們充分交往的落寞。
在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的第一年，董老師的身份是訪問學者。第二年，導師幫助從拉卡托斯基金會里申請到了一筆特許獎學金，讓他進行碩士學位的學習。董老師的碩士考試分數(shù)很高，但論文只有B，表明其缺乏自主見解和創(chuàng)造的痼疾。
完成了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的碩士學位后，1989年，董老師去了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讀博士。第一學期就給David Hitchcock教授當助教，學習批判性思維。起初，董老師對于批判性思維還是不太看得上眼的，畢竟科學哲學的理論技術含量更高，而批判性思維更像是思維方法的運用。后來才漸漸明白，批判性思維就是生產(chǎn)知識所必須的理性語言。在博士第二年，在一門關于皮爾士的哲學的小班討論課上，董老師才開始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能給出較充分的理由和嚴謹?shù)耐评?，回應他人提出的反例，挖掘?qū)Ψ降碾[含前提，指出其概念上的模糊之處。這些表明他開始掌握理性語言。
博士讀完后，董老師在麥克馬斯特大學擔任了好幾門的任課教師，包括邏輯，科學方法，知識論，分析推理，當然還有批判性思維。不過，他又遇到了一個困境，那就是學校給任課教師的待遇不高，迫于生活的壓力，他轉(zhuǎn)行到企業(yè)里工作。他前后在咨詢公司、制造業(yè)公司、軟件公司、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金融公司等6個不同的產(chǎn)業(yè)和非贏利組織中搞技術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還主持了一些項目，這里我們沒空細說了，在董老師下一本將要出版的關于商務中的批判性思維的作品中，會有更深入的介紹。
講到這里，董老師感慨地說：許多當年覺得是挫折和困境的情況，實際上都可能是更好的機會和人生的財富。當年要是沒去讀自然辯證法，而是去讀中文，那最多就是個中文教授。如果繼續(xù)留在加拿大的學校里教書，那還是象牙塔里教批判性思維的教授，對于批判性思維在商務和社會實踐活動中的具體應用就沒有這么多一手經(jīng)驗了。這些看似坎坷的經(jīng)歷，反而給了他不少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使他既跨文理哲的學科，又有第一手的實踐經(jīng)驗，了解思維方法在具體實踐中的運用。
從個人成長經(jīng)歷來看，大家不難看出，董毓老師從小就有很強的天賦。那我就問他：從心理學的角度看，人類的許多特征都是呈正態(tài)分布，身高、體重都表現(xiàn)出鐘形曲線，智力也是如此，天才和笨蛋都是少數(shù)人，大多數(shù)人的智商都在平均值附近。從董老師你的學習能力以及對知識的興趣上看，你自己是個高智商者。那你所設計出的這套批判性思維課程，是否更適合高智商的學生呢？平均智力水平的人，對于他們來說，該如何教育呢？
董老師回答我說：這個問題很復雜。簡單地說，美國的自由式精英教育有個好處，那就是能鼓勵有興趣學習的25%變成世界頂級人才，但是由于自由放任，后面那些不想學習的75%連基本技能都沒有學到。中國則是基礎教育很不錯，學生的數(shù)學基礎大多很好。但是不自由的應試教育消磨了許多孩子的學習興趣，扼殺了他們的自學能力。所以，針對中國的孩子，最理想的情況則是讓最優(yōu)秀的孩子接受自由發(fā)展的精英教育，他們自己會去學習思維方法的技能。對缺乏自主學習興趣的孩子，則繼續(xù)保持有強制性考試的教育方式，同時加上學會批判性閱讀、批判性寫作以及探究式學習的教育要求，這三項技能是非常關鍵的。
在采訪過程中，董老師還反復提到自己對弄虛作假現(xiàn)象的反感，具體案例這里不說了。我隨即問了他一個問題：董老師，你說真誠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態(tài)度，是學習、研究以及工作的態(tài)度。但在我看來，真誠也是一種能力。高水平的人更有能力表現(xiàn)出自己真誠的一面，因為他們坦承地表現(xiàn)出來，就已經(jīng)很有魅力。低水平的人一旦真誠了，那就暴露了自己的低水平。這些人總是喜歡把自己包裝一番，顯得自己更加厲害。他們會說你之所以強調(diào)真誠，就是因為你的水平已經(jīng)很高了，所以你站著說話不腰疼。
對于這個問題，董老師還是堅持自己的原則，他說：低水平的人一定要藏拙，那就算了。但如果自己實力不行，又要站出來吹牛，混得名利，這就不對了。
結合這幾天的交流和采訪中的談話，我想從心理學的角度，試著分析一下董毓老師的內(nèi)在動機，大家可以參考一下，看是否能復制到自己身上。
董老師身材高大，在正態(tài)分布中很靠右，其智力水平和大五人格量表中的開放性維度也都很靠右。這種類型的人，天生就有很強的好奇心，自學能力極強，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其成就動機也高。
董老師不是很喜歡應酬，更像是個知識宅和技術宅，他提到自己一旦解決了某個復雜問題，內(nèi)心就會成就感爆棚，開車回家的路上有時都會因為過于興奮而開錯了路。由此可見，董老師有點像是Geek，對于精益求精地鉆研復雜問題很感興趣。
從身份認同的角度看，董老師身為加拿大籍的華裔學者，愛國心很強，看到中國學生不成器便會很心痛。而批判性思維能訓練人的理性語言，這套理性語言是不分國籍的，它能普遍地提升人的思維和創(chuàng)新能力。所以，董老師的批判性思維教育工作也是希望走教育強國的道路。
再有就是董老師從小就表現(xiàn)出的較真?zhèn)€性，讓他很難容忍不較真的人做出的弄虛作假行為。大家知道，憤怒也是驅(qū)使人類行動的動力之一，對于虛偽的憤怒很大程度上激發(fā)了董老師對于批判性思維教育的堅持。因為真正的批判性思維者是絕不會做出弄虛作假之事的。
董老師長期住在加拿大，2008年由華中科技大學的劉玉教授的提議，撰寫一本系統(tǒng)性的批判性思維教材，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本《批判性思維原理和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距今已經(jīng)更新到第二版。同時，董老師還作為華中科技大學的客座教授為部分本科生授課，可參考其文章《在中國理工學生中推進批判性思維教育的體會》。
2017年，董老師出版了《明辨力從哪里來》（上海教育出版社），這本書案例豐富，既適合教師作為教學補充材料，普通讀者也可以從案例分析中掌握批判性思維者的思考習慣。
2011年，董老師開始為批判性思維教師研習班授課，到了2018年已經(jīng)是第八屆，在青島大學舉行。預計2019年的第九屆將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舉行。
如果本文引起了你對理性語言的興趣，那恕我無法進一步闡述如何學會理性語言了?！杜行运季S原理和方法》這本教材有40多萬字，不是一時半會能說清楚的。我從課件上摘錄引導批判性思維的三大問題，供入門級的朋友們參考：
1.這是什么問題？(問題的起源和背景是什么？它的構成和關系是什么？它是怎么發(fā)展的？它的原因和本質(zhì)是什么？對它的表達準確嗎？對它的解釋是什么？)
2.有真的理由嗎？(事實可以確證為真嗎？對事實的說明真的準確、清楚嗎 ？有什么關鍵假設嗎？理由的支持充分嗎？)
3.還有別的說法嗎？(還有別的事實或證據(jù)嗎？有別的可能嗎？有別的解釋、原因嗎？有別的角度看問題嗎？有別的論證嗎？有反例嗎？有別的含義和后果嗎？這些說法誰更對？)
最后，我還讓董老師給批判性思維的學習者提出了三個簡單的建議，如下：
1.不弄虛作假。另外，急功近利經(jīng)常是弄虛作假的代名詞。
2.做一個開放理性的人：既頭腦靈活，又腳踏實地。
3.從掌握批判性閱讀、批判性寫作、探究式學習這三組核心技能開始，發(fā)展思維能力。
謝小慶老師說：董毓老師才是“角兒”。關于“邏輯思維”與“批判性（審辯式）思維”的關系，向大家推薦董毓老師的兩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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