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動機，來自這樣一件事實：1801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窮苦農(nóng)民，因饑餓偷了一塊面包而被判五年苦役，刑滿釋放后，手持黃色身份證討生活，又處處碰壁。到1828年，雨果又開始搜集有關(guān)米奧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資料，醞釀寫一個釋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棄惡從善的故事。
在1829年和1830年間，他還大量搜集有關(guān)黑玻璃制造業(yè)的材料，這便是冉阿讓到海濱蒙特伊，化名為馬德蘭先生，從苦役犯變成企業(yè)家，開辦工廠并發(fā)跡的由來。此外，他還參觀了布雷斯特和土倫的苦役犯監(jiān)獄，在街頭目睹了類似芳汀受辱的場面。
到了1832年，這部小說的構(gòu)思已相當(dāng)明確，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礎(chǔ)上，寫了《死囚末日記》（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長篇小說，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會現(xiàn)實，并嚴(yán)厲譴責(zé)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還發(fā)表了紀(jì)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我昨天已寫過），以及許多詩歌與戲劇，獨獨沒有動手寫壓在他心頭的這部作品。醞釀了二十年之久，直到1845年11月，雨果才終于開始創(chuàng)作，同時還繼續(xù)增加材料，豐富內(nèi)容，順利寫完第一部，定名為《苦難》，書稿已寫出將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進了政治漩渦，于1848年2月21日停止創(chuàng)作，一擱置又是十二年。《苦難》一書遭逢苦難的命運，在胎兒中也要隨作者流亡了。
流亡，不僅意味著離開祖國，而且離開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壇領(lǐng)袖的頭銜、參議員的地位等等；流亡，不僅意味著同他的本階級決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價值觀念、文學(xué)主張決裂；流亡，給他一個孤獨者的自由：從此他再也無所顧忌了，不再顧忌社會、法律、權(quán)威、信仰，也不再顧忌虛假的民主、人權(quán)和公民權(quán)了，甚至不再顧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藝術(shù)追求。流亡，把他置于這一切之外，給他一個大解脫，給他取消了一切禁區(qū)，從而也就給了他全方位的活動空間，使他達到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所有視聽的聲音。
雨果在蓋納西島過流亡生活期間，就是從這種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審視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礎(chǔ)上，他不僅對《苦難》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調(diào)整，還大量增添新內(nèi)容，終于續(xù)寫完全書，定名為《悲慘世界》。
由于悲慘世界這部小說對法國而言簡直就像中國人對《三國演義》那樣熟悉，所以在改編時，許多枝枝節(jié)節(jié)都已刪除，采重要片段串成一個帶狀故事，起自冉阿讓的假釋和領(lǐng)悟，終于充滿希望地追尋光明，十分動人。以下是按著時間的順序來介紹這部巨作:
1815年 笛涅(Digne)
冉阿讓，罪犯番號24601，身陷牢獄與手銬腳鐐相伴十九年之后，終于獲得一紙假釋令，得以離開不見天日的牢獄生活，然而這張黃色的自由狀紙，并未讓他在社會上取自由，反而處處引來歧視，使他流浪街頭，只有笛涅的主教米里哀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時分，多年來窮困的習(xí)慣讓他故態(tài)復(fù)萌，偷走了主教家的一只銀燭臺，不料半途被抓到，警方把他帶到主教的面前對質(zhì)，令他驚訝的是主教非但沒有揭發(fā)，反倒為他撒謊說是他贈送的，警方悻悻然走后，冉阿讓跪求原諒，主教只要他宣誓將靈魂交付上帝，自此重新做人，并且把另外一只燭臺也送給他。冉阿讓感受到慈悲的力量，撕毀假釋令，決心再創(chuàng)新生。
1823年 近海的蒙特里(Montreuil-sur-mer)
八年過去了，冉阿讓的確履行了當(dāng)年的誓言，徹底改頭換面，不但易名為麥道臨，并且成了蒙特里受人愛戴的市長兼工廠廠長，以慈善聞名。這時，在他工廠里的一名女工芳汀正遭受著凄慘的際遇，她年輕的時候，因一時熱情沖動，懷了個女孩，豈知負心郎一走了之，留下她們母女，為了小小珂賽特，只有把她寄養(yǎng)一途了；把女兒安頓在德納第家之后，芳汀放心的上巴黎去做女工，對珂賽特的思念給了她無盡的力量，掙來的錢都寄回德家，只盼女兒生活過得寬裕，那兒知道德家在信上所說生病一事都是假的，所有的錢都進了德家的口袋和他們的艾潘妮嘴里，現(xiàn)在芳汀又再次接到這樣一封討錢信，一不小心落入同事手里，人人鄙夷她，聯(lián)合工頭將她趕走，不知情的冉阿讓簽下公文，芳汀就此流浪街頭。
芳汀一心只想到女兒的藥錢，在賣了項上的項煉盒和一頭長發(fā)之后，走投無路的困境下，她加入了碼頭區(qū)的妓女行列，痛苦地販賣靈肉，直到有一天她因拒絕一位無禮的客人，和他發(fā)生拉扯，恰好新上任的警長沙威到任，不分青紅皂白就定她的罪，目睹此景的市長出言制止，命沙威放走了芳汀，并送她到醫(yī)院休養(yǎng)。
當(dāng)沙威打算和市長爭論職責(zé)時，街上有位老人被松脫的馬車壓住，冉阿讓立即沖上前頂起了車子，異常的力氣勾起沙威對編號24601罪犯強烈的記憶，他已經(jīng)追緝24601多年始終無功，但懷疑一位人見人愛的市長顯然不正當(dāng)，這使他非常困惑，想不到警方不知去哪兒，抓了一位無辜的鐵匠來定罪，沙威以為自己錯怪市長還向冉阿讓致歉，正直的冉阿讓不能容忍自己的懦弱造成平民的委屈，于是來到法庭坦承自己的身份——犯人24601。沙威立刻就想逮捕他，但冉阿讓心系芳汀的病體，情急之下打昏沙威逃逸。 在病榻上，芳汀充滿感激的將珂賽特的未來交給冉阿讓，他也一一允諾，芳汀悲哀的一生在對珂賽特的思念中結(jié)束之后，身負責(zé)任的冉阿讓即刻馬不停蹄趕向芳汀所說的小鎮(zhèn)蒙佛梅，去解救她可憐的遺孤。
1823年 蒙佛梅(Monfermei)
小珂賽特已經(jīng)在經(jīng)營酒館的德納第家寄養(yǎng)了五年，她一直以來不斷受到可怕的虐待，成天像女傭般被來去差使，同年的酒館老板女兒艾潘妮，卻受盡寵愛，兩個女孩的生活如天淵之別，但珂賽特并未養(yǎng)成怨天尤人的個性，她只默默期待夢中的母親有一天能來接她回家。冉阿讓來到德家時，她正吃力地在黑暗中打水，他當(dāng)下決定帶走珂賽特；德納第夫婦使出拿手的狡猾嘴臉，狠狠敲詐了一番，珂賽特終于能脫離苦痛，真正享受起一個孩子應(yīng)享的快樂生活。冉阿讓把她帶回巴黎，以父愛呵護她長大，天倫之樂帶給這兩個曾受命運折磨的人莫大的滿足，然而沙威的陰影依舊籠罩在冉阿讓身上，揮之不去。
1832年 巴黎(Paris)
九年過后的巴黎，充滿著動蕩的氣氛，以往的首善之都已然和地獄無異，政府里唯一關(guān)懷窮人的將軍拉馬克(Lamarque)又病危了，人民的前途堪虞，社會涌動著一股革命的暗潮。小加夫羅契是一群妓女和市區(qū)乞丐中的中堅分子，連德納第夫婦也淪入丐幫生活，有一回還搶上冉阿讓父女，因此還讓沙威和冉阿讓見上一面，只不過沙威當(dāng)時沒有認出來，發(fā)現(xiàn)之后氣憤極了，再度立誓拘捕冉阿讓。
這時的艾潘妮已是青春少女，她暗自喜歡著同學(xué)馬利尤斯，可是馬利尤斯的心思已經(jīng)全部放在街上撞見的珂賽特身上了，無奈的艾潘妮答應(yīng)要去打聽珂賽特的消息。革命青年們，包括馬利尤斯，經(jīng)常在一家ABC咖啡館集會，他們的理想高昂，計劃在拉馬克將軍過世那一天爆發(fā)革命，人人都在為這一天而興奮著，陷入戀愛的馬利尤斯卻格外的迷失、脆弱，畢竟在動亂中的每一個明天都是希望，也都是迷惑。
這一天，很快的來臨了。加夫羅契沖進店里，宣布將軍的死訊，青年一齊涌上街頭，尋求大眾的支持。亭亭玉立的珂賽特也為了對馬利尤斯的相思而苦，冉阿讓逐漸能感受到女兒的轉(zhuǎn)變，但他依然不愿透露她的身世，珂賽特對此不甚諒解；另一方面，由于馬利尤斯為情所苦，艾潘妮不忍心只好帶他來找珂賽特，兩人終于能互訴衷曲，艾潘妮在旁邊忍受著悲傷，還阻止了丐幫的搶劫，著實是個堅強的女孩。
此時冉阿讓考量革命的亂象和沙威的威脅，決心帶珂賽特離開巴黎，這對戀人就生生地分離了，對他們而言，這革命的前夕顯得多么晦暗哪！情人害怕永別，暗戀者痛失希望，逃亡者冀求安全，唯一能有一絲絲愉快的，大概只有像德納第這種等著撿死人便宜的人吧。 革命的工作一步步的進展，學(xué)生開始建筑防御工事，艾潘妮決心陪伴馬利尤斯到底，所以加入了青年們的工作，馬利尤斯看到她喜出望外，派她送信給珂賽特，卻落入為父的手里，為了女兒的幸福，他想要去勸阻馬利尤斯參加起義，卻發(fā)現(xiàn)冒充同志的沙威被加夫羅契認出，而捆綁在地，他自愿料理沙威，其實是故意的放走他。
革命爆發(fā)了，領(lǐng)袖恩佐拉在槍林彈雨中喪命，加夫羅契為收集彈藥中彈而亡，他們的同志也大都犧牲殆盡，馬利尤斯也受傷昏厥，幸而有強壯的冉阿讓救了他。在下水道里，冉阿讓先后遇見湯乃第和沙威，他懇求沙威放他走，受了他高尚人格的感動，沙威讓出路來，可是一生的堅持并不容易扭轉(zhuǎn)，他內(nèi)心受到極度的煎熬，終于無法自解，投河自盡。馬利尤斯逐漸康復(fù)，他并不了解是誰救了他一命，只好把一切歸功于珂賽特的照料，冉阿讓吧他的過去對馬利尤斯坦白，并表示為了不妨礙他們的未來，他寧愿獨居終老。
在婚禮上，德納第夫婦帶來一項他們自認是丑聞的消息：冉阿讓在下水道盜過尸。并取出一只金戒指，馬利尤斯立刻認出是他的，隨即了解到自己一向誤解的岳父就是神秘的救命恩人，夫妻倆趕到冉阿讓處時，只剩下那一對銀燭臺陪伴著他，兩個年輕人在微光中了解了自己的身世。老人終于走了，他的靈魂和芳汀、艾潘妮、和所有在革命中死去的人相聚，庇護著一對愛人，迎向光明的明天。
1861年6月30日，維克多·雨果，法蘭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
這是一軸輝煌的畫卷。畫幅的卷首可上溯到卞福汝主教經(jīng)歷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卷末直延伸到馬呂斯所參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在這里，整整將近半個世紀(jì)歷史過程中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都一一展現(xiàn)了出來：外省偏僻的小城，濱海的新興工業(yè)城鎮(zhèn)，可怕的法庭，黑暗的監(jiān)獄，巴黎悲慘的貧民窟，陰暗的修道院。這一漫長浩大的畫軸中每一個場景，無不栩栩如生，其細部也真切入微，而畫幅的形象又是那么鮮明突出，色彩是那么濃重瑰麗，氣勢是那么磅礴浩大，堪稱文學(xué)史上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結(jié)合的典范。
小說中的畫面描繪，遠遠超出了表現(xiàn)歷史背景與敘述人物故事經(jīng)歷的需要，雨果有意識要為后世留下史筆，他所描繪的兩大歷史事件滑鐵盧戰(zhàn)役與1832 年巴黎起義，就是極為輝煌的兩例。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說里寫出“本世紀(jì)”的歷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變，并且在全部歷史景象與過程的中心，安置一個觸目驚心的社會現(xiàn)實，就是下層人民悲慘的命運。在他看來，大革命后的半個世紀(jì)的不同階段，下層人民的處境同樣都悲慘艱難，并無變化，他以冉阿讓、芳汀與珂賽特的故事說明了這一點。他在小說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紀(jì)”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
因此，可以說作者要繪制的就是那個時代中窮人悲慘生活的畫卷。
這是一部雄渾的史詩，是一個人的史詩，但又不限于個人的意義。主人公冉阿讓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幾乎具有了各種非凡的活力，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傳奇性的主人公。這個人物的浪漫主義色彩，更重要的是表現(xiàn)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歷程也像史詩一樣可歌可泣。他本是一個本性善良的勞動者，社會的殘害、法律的懲罰、現(xiàn)實的冷酷使他"逐漸成了猛獸"，盲目向社會進行報復(fù)，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終身悔恨的錯事，而這種悔恨卻又導(dǎo)致一種更深刻的覺悟，成為他精神發(fā)展的起點，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
冉阿讓并不是一個抽象的人。從出身、經(jīng)歷、品德、習(xí)性各方面來說，他都是一個勞動者。他體現(xiàn)了勞動人民各種優(yōu)秀的品質(zhì)，他是被壓迫、被損害、被侮辱的勞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經(jīng)歷與命運，都具有一種崇高的悲愴性，這種有社會代表意義的悲愴性，使得《悲慘世界》成為勞苦大眾在黑暗社會里掙扎與奮斗的悲愴的史詩。
就《悲慘世界》在內(nèi)容上的豐富、深廣與復(fù)雜而言，它無疑在雨果數(shù)量眾多的文學(xué)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中，也只有巴爾扎克的巨著《人間喜劇》可與之比美。對于它厚實的藝術(shù)容積，也許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遼闊的海洋這一類比喻，才能提供一個總體的概念。
關(guān)于《悲慘世界》被改變成各種形式的舞臺劇以及影視劇。
它自1862年問世以來，一直是影視工作者改編的熱點。它曾1十九次被拍攝成電影，四次被拍成電視劇。早在1912年，經(jīng)雨果本人同意，它就由百代公司拍成四段式故事片，當(dāng)時曾被史學(xué)家稱作 “藝術(shù)電影最成功的作品”。美國曾四次把這部小說改編成影片，甚至連埃及也拍過《悲慘世界》。1958年，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悲慘世界》和廣大觀眾見面，法國當(dāng)時的一些大明星都參加了演出。《悲慘世界》被認為是電影電視改編的“永恒的主題”。
作者想告訴我們的是：做一個真正的自己，任何刻意的偽裝都將被識破，虛偽在事實面前只有被革滅。我再一次被人性的巨大力量所震撼。愿我們身邊多一些主教般光明的使者，愿他們像純潔的天使般永遠守護著人們心中那份慈悲為懷的心，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到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隊伍中來。社會需要這樣的人，世界需要這樣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創(chuàng)造我們的生活，創(chuàng)造出一個善良、和睦、光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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