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竹簡與儒學研究（2000年）
楊朝明
按：本文是為中國孔子基金會編輯的《2000年中國儒學年鑒》所撰寫的稿件，今征得有關(guān)先生同意，在《簡帛研究》網(wǎng)上發(fā)表。
1993年10月，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一處墓地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竹簡，學術(shù)界稱之為“郭店楚墓竹簡”。這批竹簡共804枚，其中有字竹簡730枚，這是建國以來簡帛佚籍的重大發(fā)現(xiàn)。經(jīng)過整理，這批竹簡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以《郭店楚墓竹簡》為名正式出版，其中包括該墓出土全部竹簡的圖版、釋文和注釋。竹簡的內(nèi)容分屬道家和儒家，除了道家的《老子》和一篇《太一生水》外，其余文獻全部屬于儒家。儒家著作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有《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和《六德》6篇；第二組有《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2篇。此外還有《唐虞之道》、《忠信之道》2篇、《語叢》4篇。這些著作為學術(shù)研究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對儒學各個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后，立即引發(fā)了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巨大震動，人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討，取得了可觀的成績。繼1998年和1999年后，郭店竹簡的研究繼續(xù)成為2000年學術(shù)界的熱點。1月份，日本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輯出版了《郭店楚簡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卷，遼寧教育出版社的《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出版了專號《郭店簡與儒學研究》，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則召開了西安30余位學者參加的“郭店楚簡學術(shù)座談會”（下稱“西安座談會”），這次會議的基本情況也已經(jīng)在《西北大學學報》第2期和《孔子研究》第5期進行了報道；5月份，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輯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以《人文論叢》特輯的形式，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去年10月中旬在武漢大學舉行的學術(shù)研討會（下稱“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的成果匯編；8月份，由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廖名春編輯的《清華簡帛研究》第一輯刊出，這是清華大學“出土簡帛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項目的成果匯編。該項目由李學勤先生主持，清華大學相關(guān)單位的學者參加，于1999年秋季列入清華大學基礎研究項目，已經(jīng)正式啟動。該項目的內(nèi)容包括出土簡帛的整理、考釋及其相關(guān)研究；定期舉辦簡帛與文獻講讀班；邀請學者至清華訪問；召開學術(shù)會議；出版簡帛研究叢書等方面。其中的“簡帛講讀班”每兩周舉辦一次，2000年共舉辦了十余次，在郭店楚簡的研究方面影響較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辦的“簡帛研究”網(wǎng)站的建立，對推動簡帛特別是郭店楚簡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該網(wǎng)站設立學術(shù)爭鳴、簡帛檔案、論著索引、網(wǎng)上首發(fā)、簡帛論壇等等欄目，受到了郭店楚簡研究者的普遍關(guān)注。
丁四新的《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東方出版社10月出版）是專門研究楚簡的學術(shù)專著，該書是作者在個人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對郭店楚簡各篇的思想源流、學派歸屬、撰著作者、寫作年代、哲學意蘊以及學術(shù)史上的地位等作出了自己的考訂和闡釋。
此外，國內(nèi)不少學術(shù)期刊如《孔子研究》、《中國哲學史》、《人文雜志》以及不少高校學報刊發(fā)了學者們的文章，研究涉及到文字、文獻、考古、簡牘以及古代哲學、文學、歷史等等許多方面，其中尤以從儒學角度的研究引人注目。
一、對于儒學研究的價值與意義
郭店竹簡之于儒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學者們都有充分的認識。1998年5月，即《郭店楚墓竹簡》出版的當月，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便召集北京的一批學者就其中的早期儒家思想進行首次討論研究。在這方面，李學勤的《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fā)現(xiàn)》、《郭店楚簡與儒家經(jīng)籍》、《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均收入《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郭店楚簡研究》專號）等文章，對于推進郭店楚簡與儒學的結(jié)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武漢大學舉辦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除了出版會議論文集外，多篇會議綜述也在《光明日報》
郭齊勇在《從‘疑古’到‘釋古’》（《文匯報》
江林昌在《中國先秦儒道文獻的重大發(fā)現(xiàn)與深遠意義》（《煙臺大學學報》第4期）中談論了郭店楚簡出土的學術(shù)價值，認為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見的佚書，彌補了有關(guān)學術(shù)研究的缺環(huán)；它的有關(guān)記載為學術(shù)史上一些久懸未決的疑案提供了答案；它提供了一些傳世古籍的最早版本，對于我們認識古書的成書年代及其流傳情況具有積極意義；它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帶來了新的契機。在武漢的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陳來的論文《儒家系譜之重建與史料困境之突破》強調(diào)了郭店楚簡對于先秦儒學研究的意義，其中提到竹簡雖以“孔孟之間”為主，但也包括對孔子本人的新的理解的可能性。
另外，1999年12月11—12日在北京廣播學院舉行了“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shù)研討會”，姚小鷗主編的本次會議論文集《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已于8月份由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出版，《中州學刊》第2期也以筆談的形式發(fā)表了其中的幾篇文章。據(jù)說，此次會議就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的關(guān)系、20世紀中國出土文獻研究的歷史、出土文獻與21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前景，以及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的重要個案等進行探討，有的會議論文談到了郭店出土的竹簡，論述了出土佚書的貢獻、竹簡、帛書與先秦文獻研究、疑古與資料審查等問題，對儒學研究同樣具有重要價值。
二、郭店楚簡的考古學研究
郭店楚簡的考古學研究與儒學研究是密切相連的，西安座談會上，與會者一致認為對郭店楚簡墓做考古學的研究是研究郭店楚簡的基礎。因此，不少學者也在這一方面傾注了自己的注意力。
關(guān)于墓葬時間與墓主身份，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多數(shù)學者接受了郭店一號楚墓下葬時間在戰(zhàn)國中期偏晚，約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論斷，此即這批竹簡抄寫的年代下限。李學勤甚至認定這一時間的誤差不會超過正負25年。王葆玹則推測郭店楚簡的抄寫與郭店楚墓的下葬都在秦將白起攻拔郢地之后，約在齊襄王末年以前，即公元前278至前227年之間。
郭店一號墓中出土的器物中有兩根鳩杖，同出的漆耳杯上又銘刻有“東宮之幣”字樣，李學勤認為“幣”應當釋為“師”，從而推知墓主可能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他可能曾經(jīng)擔任楚國太子的老師，李學勤曾經(jīng)幽默地稱其為“老教授”。江林昌《中國先秦儒道文獻的重大發(fā)現(xiàn)與深遠意義》也說他可能是一位楚國貴族知識分子。羅運環(huán)在《論郭店一號楚墓所出漆耳杯文及墓主和竹簡的年代》（《考古》第1期）中探討后認為，杯文應為“東宮之師”，東宮為太子宮，東宮之師即為太子的老師，當與墓主人有關(guān)。學術(shù)界不少人接受了這一看法。在武漢國際會議上，周風五也同意這種觀點，不過，他認為墓主應當是鄒齊一帶思孟學派的儒者，后仕于楚，并教授太子。李零則認為，“東宮之幣”應該釋為“東宮之杯”，但無論杯銘釋作“東宮之師”還是“東宮之杯”，對判斷墓主人的身份都沒有多大幫助。張正明認為以墓主為楚國太子老師的看法，證據(jù)過于單薄。
關(guān)于郭店楚墓的墓主，曾經(jīng)分別有人提出是陳良、環(huán)淵的主張，李裕民在《郭店楚墓的年代與墓主新探》（《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第3期）中不同意楚墓下葬年代為戰(zhàn)國中期的看法，他認為，從器物形制特征等方面考察，應在戰(zhàn)國晚期前段，即公元前299年至前278年之間。所以，墓主人決非陳良或者環(huán)淵，從身份、下葬年代、竹簡中反映的某些思想等角度看，他很可能是楚國太子橫之師慎到。
《新華文摘》第3期則轉(zhuǎn)載了《光明日報》的兩篇文章，其中高正認為屈原完全符合墓主的基本情況，而紀健生則持明確的反對態(tài)度，他從人物的年齡、身份、死因、屈原自沉的背景、屈原絕命的時間、屈原墓葬之有無等角度逐一進行了反駁。周建中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墓主考論》（《歷史研究》第5期）中對楚系墓葬的槨室葬品進行研究，認定墓主的身份為“下大夫”；據(jù)金文、簡牘、帛書對“不”、“幣”二字有不同寫法，漆耳杯銘文應為“東宮之杯”；據(jù)《周禮》、《禮記》、《呂氏春秋》，“八十九十，加賜鳩杖”之禮始于漢代，而楚系墓葬中出土的各種“杖”的形制特點，可證明此墓“鳩杖”不是手杖。屈原未曾擔任過太子之傅，郭店一號楚墓與屈原無關(guān)。
三、郭店儒簡的簡冊與文字考釋
郭店楚墓竹簡各部分有一定的規(guī)制，根據(jù)竹簡的長度、簡端削修形式、編線道數(shù)、編線間距等因素先行分成若干組，以使竹簡的整理更加準確，竹簡的整理一般遵循這樣的原則。在武漢國際會議上，周風五探討了竹簡的簡冊制度，他認為簡長者、簡端削成梯形者為經(jīng)，簡短者、簡端平齊者為傳。他還將郭店竹簡的字體分為4種，認為文字字體與竹簡形制一樣是研究的基礎。他指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有齊文字的特色，而其它各簡則為楚國當?shù)爻炙鶠?。李零指出，要注意“楚書秦讀”、“形近混用”的書寫習慣和閱讀習慣。裘錫圭認為文字的考釋是非常具體而細微的工作，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和方法。這次會議上，陳偉、林素清、王博、劉昕嵐、劉釗、黃錫全、劉信芳、李天虹、劉國勝、顏世鉉等學者也分別提交論文，就楚簡中字詞的考釋和文句的理解談了自己的看法。
清華大學舉辦的“簡帛講讀班”上，不少學者就楚簡文字的訓讀與解釋談了自己的見解，《清華簡帛研究》（第一輯）中就此進行了報道，并收錄了幾篇關(guān)于文字訓讀與編聯(lián)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李學勤對《成之聞之》中兩章新的綴聯(lián)、釋讀和理解，廖名春對《性自命出》、《六德》、《成之聞之》三篇的校釋，有崔永東對《成之聞之》的字義零釋，王志平對《窮達以時》的簡釋，李天虹對《性自命出》的編聯(lián)及分篇，以及趙平安、王子今文字解讀的文章。
白于藍的《郭店楚簡拾遺》（《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第3期）也就郭店楚簡中的部分字句進行了新的解釋。吳辛丑的《簡帛異文的類型及其價值》（《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主要談論了簡帛典籍與傳世文獻相異文字的特點及二者進行比較的重要性，這對于楚簡研究和儒家典籍的認識都有意義。
張守中等出版了《郭店楚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頗便于文字的考釋研究。關(guān)于字句篇章的釋讀，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討論熱烈，個別地方存在較大分歧。鑒于此，一些學者提議整理出版《郭店楚墓竹簡》的集注本或修訂本，以反映該書出版以來新的研究成果，為學界提供更加全面準確的文本。
四、郭店儒簡的學派性質(zhì)
關(guān)于郭店楚墓儒簡的學派歸屬，以前學者們已經(jīng)發(fā)表過不少好的見解，一般認為，郭店儒簡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孫子思一系的作品，有的則說其中的絕大部分儒簡都屬于子思學派。總起來說，很多學者都認為它與思孟學派有重要的關(guān)系。也有學者具體探討過楚簡中的篇章，認為其中有孔子著作的佚篇；有的認為個別篇章分別屬于孔子弟子縣成、子游、子張，屬于《公孫尼子》，屬于子思弟子等等。
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李景林考察了《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四篇的德目形式與思想內(nèi)容，認為這四篇作為郭店竹簡的核心部分，均包含“性與天道”論內(nèi)容，與《中庸》思想相通；至于《性自命出》中的重“樂”思想，雖與子游“樂教”主張相同，但子游與子思之間實存在思想上的承轉(zhuǎn)脈絡；其余諸篇或接近于孔子，當為子思紹述孔子思想之作或接近于孟子，當為與孟子相先后的子思后學所述，因此，郭店儒家簡應屬思孟一系的作品。他的《關(guān)于郭店簡〈唐虞之道〉的學派歸屬問題》（《社會科學戰(zhàn)線》第3期）在考察了禪讓說的理論內(nèi)涵后，認定《唐虞之道》應該屬于思孟一系的作品。
楊儒賓的《子思學派新探》認為郭店儒簡可以分成甲乙兩組，甲組如《緇衣》、《尊德義》、《語叢一》等等從思想角度來看應當屬于思孟學派的作品。但《性自命出》整篇架構(gòu)很像《樂記》，而《樂記》言喜怒哀樂又切近《中庸》理論。王葆玹認為郭店儒簡除《唐虞之道》、《六德》篇晚出外，其他尚有8篇是《子思子》一書的資料來源，由長期延續(xù)的子思學派陸續(xù)完成。饒宗頤也認為郭店竹簡中有不少應當出于子思的著作。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認為應當充分注意到戰(zhàn)國早中期儒家學派的復雜性。王博說竹簡也許是不同來源文獻的一種匯編，主張重視儒家在南方的發(fā)展，如子張、子游等，子思與南方的關(guān)系也不疏遠。儒家不僅在齊魯，也在宋、楚發(fā)展?，F(xiàn)有文獻及考古也許只是冰山一角，不可據(jù)此匆匆作出結(jié)論。劉信芳的《郭店簡〈緇衣〉解詁》認為該篇可能出于南方學者之手。美國加州大學Jeffrey K.Riegei（王安國）對《緇衣》簡是否可以歸入子思學派持保留態(tài)度，這是因為他一向懷疑《禮記》中的《緇衣》、《中庸》諸篇與子思相關(guān)，只是郭店簡的發(fā)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他的懷疑。李存山則認為，《六德》篇所構(gòu)建的倫理體系，明顯不同于《五行》篇，與《忠信之道》也不類；但他講的“圣、智、仁、義、忠、信”，在內(nèi)容上與《五行》和《忠信之道》等篇又有相當?shù)穆?lián)系，因此郭店儒簡可能是“仲良氏之儒”的作品。
西安的座談會上，林樂昌認為子思之學遠承孔子中期仁學和晚期易學中的一部分觀念，近承曾子和子游之學，并明顯受《易傳》的影響；《中庸》和《五行》似乎是子思前后不同時期思想演變的結(jié)果，《中庸》可能是其前期著作，《五行》則可能是其后期作品。兩書的主要差異在于核心范疇不同，《中庸》是“誠”，而《五行》則是“德”。
五、郭店儒簡的思想研究
關(guān)于郭店楚簡思想的研究，有的學者從整體上進行論述，涉及到哲學、政治、道德的諸多方面，討論了天人關(guān)系、心性論、禮樂思想等等；不少學者對具體的篇章進行討論，除了《魯穆公問子思》，學者們的研究幾乎涉及到所有的篇章，認識也從而更加深刻。這是郭店楚簡研究中最為突出的方面。
儒家的天道觀和人性論方面。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丁四新對簡書的天人觀進行了論述，認為《老子》以“道法自然”把天人二者融通、連貫起來；而儒簡的天人觀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天人相通、相入的思想，二是以心性或德性為本位，加深了對天人關(guān)系的理解，三是天人相分的思想在竹簡中被凸顯出來。龐樸認為《五行》中的“圣”、“德”等天地境界，是絕對的終極層面；而人道之善指向相對的社會道德；三倫六位指示血緣親情關(guān)系的人倫道德。他又通過對簡書天人關(guān)系的分析，提出了“天人三式說”，并認為郭店儒簡特重“心”的文化。龐樸在《三重道德論》（《歷史研究》第5期）一文中繼續(xù)探討后認為，郭店楚簡中《六德》、《五行》等篇列有儒學的三重道德規(guī)范，他們組成了完整的儒家道德學說體系，那就是：人倫道德（六德）、社會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這個體系始于對人自然親情的確認、尊重和人文化，即所謂的“男女辨”、“父子親”、“君臣義”；然后乃由“親親而仁民”，提升為以尊尊為標幟、以善行為指歸的理性的社會道德；更后再由“仁民而愛物”超越具體的社會歷史情景，復歸于大自然的懷抱，民胞物與，參贊化育。郭齊勇考察了郭店簡《性自命出》、《五行》等篇的身心與性情關(guān)系的論說，指出《性自命出》和《五行》等篇所揭橥的人的“喜怒哀悲之氣”及“好惡”之情實即仁義天命之性，天人之間，情為樞紐，此種性情稟賦自天?！缎宰悦觥?、《五行》中的天命、性情說，是由《詩》、《書》、孔子走向孟子道德形上學的橋梁。
韓星在《郭店楚簡儒家天道觀述略》（《西北大學學報》第2期）中說，郭店楚簡儒家著作繼承并發(fā)展了孔子的思想，在以探討人道為主的同時，有許多關(guān)于天道觀的論述，如天命、天道、天常、天德、知天、效天等，楚簡的天道觀是在天人關(guān)系的互動中尋求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的。
儒家的禮樂思想方面。韓星的《郭店楚簡儒家禮樂文化精義辨析》（《人文雜志》第5期）對郭店楚簡儒家著作中有關(guān)禮樂文化的論述作了梳理和闡釋，并與先秦其它儒家著作進行比較，以揭示這些思想觀點的價值與意義。清華大學的“出土簡帛與中國思想史研究”項目中，彭林承擔了《郭店楚簡與先秦禮學》的研究專題。在武漢國際會議上，彭林對《五行》、《六德》、《成之聞之》、《尊德義》以及《語叢》諸篇涉及的禮容進行了研究，指出禮容與禮法、禮器、禮義等同為古禮的四要素之一，郭店簡關(guān)于禮容的人文意義的論述主要涉及禮容與人性、德義、治國安邦、君子修養(yǎng)的關(guān)系。郭店竹簡把禮容的緣起、意義等問題置于道德倫理體系大背景下來認識與闡發(fā)，對于今人認識先秦禮學的思想面貌具有重要作用。邢文通過對楚簡與今本《緇衣》的比較，認為孔子傳《禮》，七十子后學傳《記》，這是先秦禮學的基本線索。饒宗頤從郭店楚簡論述了古代的樂教，他著重闡明了《五行》中有關(guān)“金聲玉振”的解說，指出儒家特別提倡樂教，在儒家思想中，“樂”是興善進德的工具，可使人浸潤于天德化育之中。蔡仲德的《郭店楚簡儒家樂論試探》（《孔子研究》第3期）認為儒家著作的《性自命出》等篇論樂的文字不僅數(shù)量可觀，而且為他書所未見，從中可見郭店竹簡中的儒家樂論重視音樂的社會功用，強調(diào)音樂教德養(yǎng)心的作用，強調(diào)禮樂配合治人治國的作用，反映了儒家樂論共有的特性。這些樂論在儒家樂論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就所論及的方面而言，其思想是孔孟思想的發(fā)揮和補充，但不如《中庸》、《荀子·樂論》、《樂記》那樣深入。
郭店楚墓中的儒簡，學術(shù)界基本認定主要屬于子思一派，所以，可以通過這些竹簡觀察儒學在孔孟之間的演變過程。羅新慧的《從郭店楚簡看孔、孟之間的儒學變遷》（《中國哲學史》第2期）一文將楚簡中的儒學理論與孔、孟的相關(guān)思想比較，可以看出郭店楚簡中仁、圣兩概念較孔子所設定的意義、內(nèi)涵有所變化，且高遠性有所降低；而關(guān)于“禮”的論述，則沿著孔子所提出的注重內(nèi)心情感的軌跡繼續(xù)發(fā)展，簡文關(guān)于內(nèi)省修心的闡述是思孟學派修身的基石，它突顯了孔子到孟子修心理論的思想線索。但就仁學理論及理想人格的闡述看，簡文似乎并不代表儒家思想的主流，儒家學說的發(fā)展在孔子之后直至孟子，實經(jīng)歷了一個“出于幽谷，遷于喬木”的階段。
關(guān)于楚簡思想的研究，學者們多是就具體的篇章進行探討，以下我們逐篇進行介紹：
1、《緇衣》
由于竹簡《緇衣》見于今本的《禮記》，這為竹簡《緇衣》的文本研究提供了條件，學者們的一致意見是，簡本《緇衣》的章次優(yōu)于傳本。武漢國際會議上，除了邢文對楚簡《緇衣》與先秦禮學的關(guān)系進行了研究外，劉信芳的《郭店簡〈緇衣〉解詁》和涂宗流、劉祖信的《郭店楚簡〈緇衣〉通釋》有助于《緇衣》篇思想的探討，如劉信芳解詁《緇衣》、討論其文章結(jié)構(gòu)后，又說《緇衣》可能是當時南方學者的作品。
2、《五行》
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五行》篇是學者們較為矚目的篇章之一。除了饒宗頤、龐樸、彭林外，郭齊勇的討論也多涉《五行》，他指出《五行》的主題是“德之行”，而“德”的本字即“心之行”，他認為竹書《五行》尚沒有發(fā)展成帛書《五行》的“仁、義、禮、智、圣”五種德氣之說，是孟子有關(guān)“氣”論、“體”論才使這種道德的身心觀得以圓成。如此，似乎證明《孟子》介乎竹、帛《五行》之間。李存山梳理了簡本《五行》、《中庸》、《孟子》、帛書《五行》的思想脈絡，指出簡本的特色是近乎曲折地論述了“圣智”尤其是“圣”的重要性，《中庸》中還可見“圣”之“聰明睿智”含義，到《孟子》則更強調(diào)“仁義禮智”并且突出仁義對于禮智的統(tǒng)率地位，帛書則有意無意削弱了圣智的重要性而提升了仁義的地位，由此可見“思孟學派”的思想變化。臺灣學者郭梨華認為，《五行》中提出仁義禮智“四行”，雖然未如孟子所言乃人心之四善端，但卻是諭示了四行之為善心的可能，由此開啟了孟子的“心善論”。丁四新的《略論郭店楚簡〈五行〉思想》（《孔子研究》第3期）對該篇的內(nèi)在思路進行了分析，發(fā)現(xiàn)簡書認為仁義禮智圣五行是與心之用密不可分的，而且突出了圣智的作用，認為是仁義禮樂之本源。
3、《成之聞之》
《成之聞之》一章簡文古奧，學者們已經(jīng)有所注意，但仍然在綴聯(lián)、釋讀和理解上有可以商榷之處?！肚迦A簡帛研究》（第一輯）上除了廖名春的校釋外，還有李學勤的《試說〈成之聞之〉兩章》（又載《煙臺大學學報》第4期），文章首先對圣人之性章進行了重新訓釋和解讀，概括了此章的大意，并將其與孔子論性的話進行比較，指出這一章的性質(zhì)屬于性論，其目的是對孔子的性論給予進一步的闡釋。文章又對天常章進行了討論，李學勤認為，這一章包括《郭店楚墓竹簡》中三一至三三、三七至四○，共七支簡，第四○簡系全篇之末。章文始于“天降大常”，終于“以已天常”，一氣呵成，故暫稱為天常章。文章依然是對其中的文字重新進行訓釋，如“天降大?！敝敖怠睉尀椤搬纭保司浼刺烀鞔蟪?，就是天常。天常表現(xiàn)為人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六位。小人亂天常也即違背人倫，君子治人倫也即上順天德；“以已天常”之“已”疑讀為“似”，即《說文》所說“象也”。君子慎六位，處好君臣、父子、夫婦的關(guān)系，使天常獲得體現(xiàn)，這也就是以象天常。李學勤說，如果將上述兩章與《大學》、《中庸》合讀，可能會得出有興趣的結(jié)果。如章文“民皆有性”參照《中庸》“天命之謂性”，章文“慎求之于己”參照《大學》的“慎獨”，都不難窺見其間的脈絡。郭店簡《六德》申論六位，當在此篇之后，屬同一著作。
4、《尊德義》
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李景林、楊儒賓的探討涉及到了《尊德義》一篇，李景林認為《尊德義》與《成之聞之》、《性自命出》、《六德》一樣是郭店儒家簡的核心部分。楊儒賓說《尊德義》中有見于《緇衣》的語句，這也是郭店簡出于子思學派的證據(jù)。陳明在《民本政治的新論證》中認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為主要代表的儒學主流所致力者，在于“法先王”以著道，進行理論思考與闡釋，促使民本主義的理念與原則重新成為現(xiàn)實政治運作的基礎，在這樣的思想脈絡中，他對《尊德義》一文進行了解讀。
5、《性自命出》
在郭店楚墓儒簡中，《性自命出》是十分重要的一篇，也是十分引人矚目的一篇，李天虹的《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研究工作報告）從整體上對該篇進行了深入研究。《中國哲學史》第4期則設立“《性自命出》研究”專欄，發(fā)表陳偉、廖名春等學者的文章6篇，集中研究該篇。
對《性自命出》的“身以為主心”的理解及身心觀問題是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劉釗、丁四新提出《性自命出》篇最后一句“君子身以為主心”的讀法與意義問題引起了與會者的關(guān)注，如讀為“身以心為主”則意味著以心態(tài)主身形；若是“以身為心主”則是以身形端正內(nèi)心之意。龐樸與臺灣大學的陳昭瑛認為應作“身主心”理解，陳昭瑛認為郭店楚簡有重身傾向，這與楚人的精神特質(zhì)有關(guān)。劉昕嵐認為這里是說君子注重自己的儀容以正心。郭齊勇認為，按照上下文理解應偏重于后者，但此篇前文強調(diào)了以心志主身形。他還把《性自命出》與《五行》比較，認為二者的主題皆為“心術(shù)”，但二者在討論“心”體認“道”的方法取徑、養(yǎng)心用心之方上側(cè)重點和層次不同，進而解釋了對身心分化與身心互動的看法。在《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的心術(shù)觀》（《安徽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中，他認為該篇是以儒家身心觀為內(nèi)容，以探討“心術(shù)”、“性命”為中心的論文。
在這次會議上，探討《性自命出》的文章還有很多。東方朔以先秦心性論為背景，探討了《性自命出》中性、心、情諸范疇的特定內(nèi)涵及其相互關(guān)系，認為該篇合情而言的性論不同與孔子兼才而言的性論，亦不同于孟、荀分別善惡而言的性論，但其“四海性一”、“聞道反己”說則與孔子“性相近”、“求諸己”的思想顯然相承，其習性、養(yǎng)情的主張具有相當開放的性質(zhì)，蘊含著開啟以后諸性論的可能性。李維武的《〈性自命出〉的哲學意蘊初探》以及余治平、高華平的文章也是對《性自命出》一篇的專門探討。歐陽禎人的文章探討了《性自命出》的認識論，該文與后來發(fā)表的《論〈性自命出〉對儒家人學思想的轉(zhuǎn)進》（《孔子研究》第3期）一文，認為《性自命出》它的認識論和它的人學是糅合、互滲在一起的，突出了人的性情，弘揚了人的主體性?！缎宰悦觥芬庠谡{(diào)和心志與性情的矛盾，解決心無定志的問題，是孔子心志之學的自然延伸，它超越了孔子“與命與仁”的理論架構(gòu)，而以以性情為基礎，以天命為歸依的“反善復始”思想，刷新了儒家心志之學的風貌，發(fā)展了儒家的仁學理論，為思孟學派的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西安座談會上，趙馥潔認為《性自命出》論述的是儒家的心性說，其突出特點是高揚“情”的價值。它以“情”為核心，建構(gòu)了由天—命—性—情—道的范疇系列所呈現(xiàn)的價值意識系統(tǒng)。丁為祥立足于《性自命出》，探尋了從孔子到《中庸》、《孟子》人性論的發(fā)展理路。
關(guān)于《性自命出》與儒家人性學說的思想來源，楊朝明追溯到《逸周書》的《度訓》、《命訓》、《常訓》等篇，在《周訓：儒家人性學說的重要來源——從〈逸周書·度訓〉等篇到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載東日本國際大學儒學文化研究所編：《21世紀儒學文化に關(guān)する國際會議報告論文集》，日本ぃゎき市，2000年6月22～23日）一文中，作者將《周訓》的觀點初步歸納，找出與《性自命出》相聯(lián)系的內(nèi)容，認為將二者初步比較，則不難隱隱看出《性自命出》中《周訓》的影子。
6、《六德》
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劉樂賢認為《六德》之中“為父絕君”、“為昆弟絕妻”、“為宗族殺朋友”、“門內(nèi)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斬恩”等罕見于傳世文獻中的文字，確實證明儒家把血緣宗族關(guān)系看得重于社會政治關(guān)系，這正是儒家由家而國、家國同構(gòu)主張的體現(xiàn)；而該篇將父子、夫婦、君臣之間規(guī)定為生、率、使的關(guān)系的說法，當是以后三綱說的濫觴。徐少華認為《六德》中“位”、“職”、“德”皆以“六”為制并互相對應，與《易》、《書》、《詩》、《禮》等文獻以及漢代子書中大量存在的以“六”為制的范疇類似，反映了先秦兩漢的學術(shù)風格；《六德》中所討論的“位”、“職”、“德”及其相互關(guān)系是先秦儒家各派出于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而經(jīng)常探討的一些核心話題，其主要思想大多上承孔門而加以系統(tǒng)發(fā)揮，并為漢儒的有關(guān)思想和理論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統(tǒng)的資源和依據(jù)。
7、《窮達以時》
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丁四新從《窮達以時》、《唐虞之道》諸篇勾稽出郭店儒家簡中天人既相同又相分、個人既順天又自為、修養(yǎng)成德既系于時世又在乎德才的辯證互補思想，指出郭店儒簡更加強調(diào)德性的修養(yǎng)，宣揚以德立命，這一思想上承孔老，下啟先秦諸子天人之辨的序幕。
8、《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是目前所見到的儒家論述禪讓制度最為完整的文獻。在西安的座談會上，劉寶才說這篇文章屬于儒家，但與孔、孟、荀思想不太相同，這與戰(zhàn)國中期特殊的時代背景有關(guān)。這種思想作為歷史的理念積淀下來，代表著人類的一種崇高理想，具有永恒價值?？梢哉f此篇是中國政治思想史、更是儒家思想史上的珍貴文獻。錢遜的《對堯舜禪讓意義的認識》（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編：《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一文也就此談了個人的看法。
在武漢的國際會議上，彭邦本聯(lián)系先秦儒家禪讓思想的學術(shù)流變，對《唐虞之道》的成書年代和禪讓觀進行了探討。在《儒墨舉賢禪讓觀平議》（《四川大學學報》第5期）中，他又考察了儒墨的舉賢禪讓思想，在揭示其相似主張及其共同歷史背景的同時，重點探討了兩家思想的分歧及其流變影響。
《唐虞之道》中載有“六帝”之說，那么，“六帝”何指？子思稱引“六帝”依據(jù)何在？鄧建鵬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的論文中作了考釋。
9、《忠信之道》
李剛在《郭店楚簡〈忠信之道〉的思想傾向》（《人文雜志》第4期）中認為該篇總的傾向?qū)儆谌寮?，但卻是儒家文獻中比較獨特的篇章，它標舉忠信，重視民生，有無為而治的傾向，似有道家的影響，它為進一步理解先秦儒家思想的演變以及儒道關(guān)系提供了線索。
10、《語叢》各篇
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語叢四》受到了幾位學者的關(guān)注。為了便于理解全篇的主旨，正確認識該篇的性質(zhì)，臺灣學者林素清重新考釋了簡文，并對若干疑難字加以箋注。有的學者認為《語叢四》與前三篇很不一樣，并要將其從《語叢》中劃出去，羅運環(huán)對郭店楚簡有關(guān)君臣關(guān)系及君對臣任用原則的變化進行考察后，認為此言值得商榷。據(jù)《國語·楚語》，楚莊王時，太子教科書中有一種叫做《語》的教本，韋昭曰：“語，治國之善語?！睉獙儆诟裱?、警句之類，楚簡中的《語叢》即屬此類。關(guān)于《語叢四》的學派性質(zhì)，有的認為既非儒家，又非道家，而可能是法家、縱橫家的思想，有的認為應為道家文獻，朱喆的考察結(jié)果同意后說。
六、郭店楚簡與儒家文獻研究
確定了郭店楚簡的年代，便可以之與其他文獻比照，在這方面，儒家經(jīng)書的研究條件得天獨厚。如先秦時期有無“六經(jīng)”？如果有，“六經(jīng)”并稱始于何時？一般認為先秦只有五經(jīng)，并無《樂經(jīng)》，鄧安生的《論“六藝”與“六經(jīng)”》（《南開學報》第2期）仍持這種看法，認為孔子講授禮、樂主要根據(jù)《詩》、《書》。但現(xiàn)在不少學者認為《樂》是與其它各經(jīng)并稱的，不僅如此，廖名春的《論六經(jīng)并稱的時代兼及疑古說的方法問題》（《孔子研究》第1期）一文依據(jù)馬王堆帛書《易傳》和郭店楚簡《六德》等篇都有《易》、《春秋》與《詩》、《書》、《禮》、《樂》并稱的例子，將這些新材料與《論語》、《莊子》、《禮記》、《史記》等文獻結(jié)合起來進行分析，證明“六經(jīng)”的形成源于孔子。認為早在先秦時期，《周易》就與其它經(jīng)書并列，進入到儒家群經(jīng)當中，說孔子乃至先秦儒家與《周易》無關(guān)，否定先秦有“六經(jīng)”并稱的事實，是方法論的錯誤。廖名春的《“六經(jīng)”次序探源》（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編：《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還結(jié)合楚簡就“六經(jīng)”的次序進行了研究。他的《郭店楚簡與〈詩經(jīng)〉》（姚小鷗主編：《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8月）則就郭店楚簡各篇引《詩》論《詩》的材料進行了探討，認為這對于研究先秦《詩經(jīng)》，研究先秦儒家的《詩》學和《詩》教都有重要意義。
郭店楚簡中《緇衣》、《成之聞之》多引《尚書》，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耶魯大學的安金平認為《成之聞之》是《尚書》的傳。廖名春就郭店簡引《書》論《書》的文句進行了考察，認為后人的《尚書》研究在斷句與理解上都存在一些誤讀，所謂“晚書 ”實屬后出，先秦《尚書》有多篇今傳《尚書》失收。他的《郭店楚簡〈緇衣〉引〈書〉考》（《西北大學學報》第1期）認為楚簡《緇衣》所引《書》更接近于原本、原義，“晚書”《君牙》《君陳》當系后出，《祭公之顧命》原屬先秦《尚書》，進而論及以《祭公》等為代表的《逸周書》并非“仲尼刪《書》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編《尚書》之余；它們許多本來就是先秦《尚書》里的一部分。李學勤先生說郭店楚墓竹簡出土，讓我們真正看見了古文經(jīng)，呂紹綱在《〈郭店楚墓竹簡〉辨疑兩題》（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編：《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際學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6月版）中分析了《緇衣》征引的《咸有一德》、《君牙》、《君陳》三篇4條古文《尚書》，認為“閻若璩的結(jié)論從此不是那么板上釘釘，不可以討論了”，“李學勤先生說真古文面世，意義重大，其蘊義即在于此”。
西安座談會上，王暉也認為郭店楚簡為早期儒家經(jīng)學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資料，證明“六經(jīng)”之學在孟子以前就已存在，《成之聞之》顯示了儒家章句之學的具體內(nèi)容，西漢的今文學家攻擊“古文經(jīng)” 不可靠，從郭店楚簡所見《大禹》等篇來看，今文學家才是“抱殘守缺”。
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劉樂賢從大、小戴《禮記》及《說苑》等文獻中找出了與《六德》之“六德”等文字內(nèi)容可資對照的辭例，從而肯定了這些傳世文獻的史料價值。邢文認為簡本《緇衣》早于今本《緇衣》，他指出今本《緇衣》有引《詩》增句的現(xiàn)象，其篇首的“子言之曰”章并非《緇衣》之本文，《緇衣》等篇的“子曰”當系孔子曰。通過比照《服傳》以傳文入經(jīng)，成為《禮》經(jīng)文的一部分的現(xiàn)象，認為今本《禮記》的成書也是《緇衣》以記入經(jīng)的結(jié)果。
李學勤以前有《郭店簡與〈禮記〉》一文，指出郭店竹簡之于《禮記》研究的意義，以后，學者也有人結(jié)合郭店竹簡對《禮記》中的篇章進行研究，如梁濤的《〈大學〉早出新證》（《中國哲學史》第3期）和《郭店楚簡與〈中庸〉公案》（《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二十五卷，2000年7月）等即是。
實際上，郭店楚簡的文獻學價值可以發(fā)掘處尚多，李學勤的《郭店楚簡〈六德〉的文獻學意義》（見于武漢國際會議論文集和《清華簡帛研究》第一輯）認為，《六德》篇有許多地方可與傳世的儒學典籍互相比較，以之為標準從而推證一些傳世文獻的年代，由較晚的傳世文獻引據(jù)《六德》，又可以印證對《六德》年代的判斷。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六德》和《五行》一樣曾經(jīng)為賈誼的《新書》所引據(jù)；《六德》與《禮記·喪服四制》等篇有直接關(guān)系，《喪服四制》之作應早于《六德》，而《大戴禮記》的《本命》只能襲用《喪服四制》，年代較晚。但其形成可能仍在先秦；《六德》又依據(jù)了《儀禮·喪服》而且是假定其讀者了解《喪服》的規(guī)定?！秵史啡薪?jīng)有記，又有傳（或稱《服傳》），《六德》的作者肯定見過《喪服》經(jīng)、記，至于是否見過《服傳》，沒有直接的證據(jù)?！秱鳌凡粌H解經(jīng)，而且解記，其最后寫定可能較遲，如說乃子夏及其門徒陸續(xù)撰作改訂，要更合理一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服傳》至少有一部分早于《喪服四制》，也即早于《六德》。
七、郭店楚簡與儒、道關(guān)系
郭店楚簡中儒、道文獻同出一墓，引發(fā)了人們對先秦時期儒、道關(guān)系的新的思考。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學者們曾就儒、道、墨是否同源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有學者認為郭店竹簡的道家文獻被儒家化了，而儒家文獻也被道家化了，更多的學者認為在《莊子》以前學派并未分化。
羅熾的《郭店楚墓竹簡的援儒特征及斷代問題》認為，從內(nèi)容上看，郭店竹簡反映了戰(zhàn)國孟、荀之間，抑或莊、文之間，荊楚地區(qū)思想上援儒入道的學術(shù)思潮。從荊楚地區(qū)的特色文化而言，它恰好構(gòu)成了由莊子和稷下道家到秦漢黃老道家之間的一個重要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形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史鏈。這股援儒入道的思潮，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秦漢之際政治變革的先導，為漢初儒表道里的思想政治路線起到了濫觴作用。劉澤亮則就郭店《老子》簡中所見的儒道關(guān)系及其意義進行論述，認為先秦儒道關(guān)系并不緊張，直到簡本《老子》出現(xiàn)并且流傳的年代，老子道家的思想與孔子儒家的思想也并非勢同水火，而是互有涵化、兼容并包。儒道互黜最早可以追溯到今本《老子》成書的時代其時已經(jīng)是戰(zhàn)國中晚期。認為隨著郭店竹簡的重光，應當更新觀念，深入研究儒道文獻同出與相互印證現(xiàn)象的深層內(nèi)涵。
八、郭店楚簡與儒學傳播
位于楚地的郭店戰(zhàn)國墓葬發(fā)現(xiàn)儒學典籍十分值得注意，《郭店楚墓竹簡》出版之初，李學勤就強調(diào)了這一點，在武漢國際學術(shù)會議上，李學勤認為儒學是當時列國教育、政治的核心內(nèi)容。任繼愈的《郭店楚簡與楚文化》則重申楚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認為楚文化既有自己的個性，也有華夏文化的共性；楚墓竹簡以老子學派為主導，同時也吸收了黃河流域的文化，特別是鄒魯文化。張正明也談到楚國自成王時起就重視研究北方典籍，對各家學說敞開大門，郭店楚簡的面世正好表明楚國在學術(shù)上不存在門戶之見。胡治洪則認為，楚簡的面世以及其中儒道兩家文獻并存、兩家文獻中都含有人們未曾見過的內(nèi)容的基本史實，對于楚文化史學界形成的楚與中原文化分流對立的強勢觀點提出了挑戰(zhàn)，他引述《左傳》、《史記》等文獻關(guān)于楚與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記載，試圖論證楚與中原文化同源異流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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