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學派的由來
梁濤
（一）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學派這樣既有著顯赫的地位，又產(chǎn)生不斷的爭議。說它地位顯赫，是因為至少從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zhèn)?，居儒學大宗；說它爭議不斷，乃是因為對于“思孟學派”具體何指，其特色為何，甚或在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個存有爭議的問題。歷史學家說，我們所知道的只能是流傳下來的歷史。這句話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獻（廣義的）在歷史傳播中的重要性，歸根結(jié)底，歷史上發(fā)生的事件、出現(xiàn)的思想總是要以各種文獻記錄為載體才能被后人認識、了解，而一旦因為某種原因，這些作為載體的典籍文獻意外失傳，那么，不管你的事跡如何轟轟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高明深刻，都只能成為一個遙遠的記憶而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之中……而這一切正不幸發(fā)生在思孟學派身上。當然，我們說思孟學派在歷史上爭議不斷，決不僅僅是因為《漢書?藝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經(jīng)失傳，[1]更重要的，乃是因為后代學者在爭論中往往攙雜了自己的意志、觀念，他們真正關注的也許并不是思孟學派的真實面貌，而是思孟到底從夫子那里傳下了什么樣的“道”。在這種情況下，典籍的遺失、缺乏固然會影響到人們的理解、判斷，但又何嘗不會為后人的借題發(fā)揮、“六經(jīng)注我”提供了便利；而這種借題發(fā)揮、“六經(jīng)注我”雖然不無其自身價值，但它終歸已不是思孟學派的原貌。所以，要想揭開思孟學派身上的神秘面紗，還其本來面目，除了依賴新發(fā)現(xiàn)的材料外，一種客觀、歷史的態(tài)度同樣顯得十分重要。這就要求我們首先要從春秋戰(zhàn)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學派的演變、發(fā)展；同時更要將其原有的內(nèi)容與后人的發(fā)揮區(qū)別開來，終歸我們探討的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思孟學派，而不是作為“道統(tǒng)”化身的思孟學派。
那么，思孟學派是如何提出來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經(jīng)歷了怎樣的演變？讓我們首先對這些問題作一番探討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確把思、孟作為學派看待的應該是戰(zhàn)國后期的韓非子，他在《顯學》篇說：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這里雖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們看作“儒分為八”中的兩派，對于二者關系如何，則根本沒有提到。不過韓非子“儒分為八”的說法也有一些讓人費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說的八派并不處于同一時期，最早的子張、漆雕氏（漆雕開）等屬于孔門的七十二子，約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孫氏(荀子)則已到了戰(zhàn)國后期，前后相差約二百余年，所以韓非所說的“儒分為八”顯然不能僅僅作為并列的學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顏氏之儒”，孔門弟子中除顏回外，還有顏無繇、顏幸、顏高、顏祖、顏之仆、顏何、顏濁鄒等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孔子世家》），但多數(shù)學者還是傾向認為是指顏回一派。如果是這樣，那么顏氏之儒就應該是由顏回弟子創(chuàng)立，但又尊奉顏回；因顏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樂正氏之儒”，先秦儒家為樂正氏者有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和孟子弟子樂正克，前人考訂樂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為八”中有曾子弟子創(chuàng)立的樂正氏之儒，卻沒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則孟子與其弟子分別創(chuàng)立了兩個學派。此外，韓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門后學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賤儒”共有“子張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韓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張氏”一家；還有，《孟子?離婁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所提到的“從弟子百人，設取予去就”的澹臺滅明等，顯然也都是開宗立派的大師，但均沒有被韓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這些都讓人感到費解，搞不清韓非分派的根據(jù)是什么。與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將則思、孟前后相續(xù)，認為二者具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統(tǒng)，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铀汲?，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說法，子思、孟軻不僅前唱后和，主張一種五行說，而且在當時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擁護。荀子是戰(zhàn)國后期儒學的代表人物，他的說法自然有一定根據(jù)，所以后世所謂的思孟學派實際也就是由這條材料而來。那么，如何看待韓非與荀子不同的說法呢？我們認為這可能同二者的著眼點不同有關，韓非所說的可能是歷史上產(chǎn)生的具體學派，而荀子強調(diào)的則是學派間的歸屬和聯(lián)系。
我們知道，孔子創(chuàng)立儒家學派主要是通過收徒設教的形式，據(jù)劉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歲，始教于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笔强鬃拥谝淮问胀皆O教，后不斷通過這種形式，孔子在其門下匯聚了龐大的弟子徒眾，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學派。從《論語》、《禮記》等典籍來看，孔子與其弟子的關系往往是寬松、自由的，弟子由于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來到孔子門下；也可能由于某種原因離孔子而去，[2]儒家內(nèi)部似乎始終沒有形成嚴格的組織系統(tǒng)，更沒有對學派的傳授作出明確規(guī)定，體現(xiàn)了儒家不同于一般宗教的特點。所以孔子以后，儒家內(nèi)部雖然出現(xiàn)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過收徒設教的形式。當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門下聚集了一定數(shù)量的弟子，在社會上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張，便形成所謂的“派”。這種“派”的數(shù)量自然會是很多，遠遠不止于八家，韓非的“儒分為八”只是后人一種籠統(tǒng)、模糊的印象，并不能以此為據(jù)。同時，由于韓非乃法家人物，對儒家情況不可能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從旁觀者的立場將其分為兩派，至于二者關系如何，自然不是他所關心的了。荀子的情況則不同，他主要是從儒家內(nèi)部的派別劃分來看待思、孟的關系，認為二者在儒家內(nèi)部處于同一思想路線。在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稱贊其為“總方略，齊言行，壹統(tǒng)類，而群天下之英杰”，是“是圣人之不得執(zhí)者也”，認為自己即是出于仲尼、子弓之后。因此，子思、孟軻與仲尼、子弓實際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內(nèi)部的兩條不同路線，他將思、孟聯(lián)系在一起，并給予批判，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就荀子而言，他也并沒有肯定思、孟就是一個學派。[3]因此嚴格說來，思孟學派應該是子思學派和孟子學派的通稱，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人們往往將其聯(lián)系在一起，稱為思孟學派；但在歷史上二者則可能是分別獨立的，當“孟氏之儒”出現(xiàn)時，“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于只是在墨守師說，缺乏創(chuàng)造，所以真正發(fā)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學派。
荀子在批判思、孟時，特別說到“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認為出于仲尼、子游之后。對于這個子游，有學者認為可能是子弓之誤，理由是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譏，則此子游必子弓之誤”（王先謙《荀子集解》引）。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說，“別處之所以屢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師承；本處之所以獨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統(tǒng)。這是絲毫也不足怪的?！盵4]所以按照荀子的記載，子游應該是對思、孟產(chǎn)生過影響的重要人物。子思與孔子年齡相差較大，不可能接受孔子的教誨，子思的父親孔鯉也早卒，說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響，完全符合情理。不過從思、孟的言論來看，他們似乎較少談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談到孔子的另一個弟子曾子。如在《禮記》中，子思常與曾子討論孝親執(zhí)喪；孟子也常將曾子、子思并舉：“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蛟唬骸苤?，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子思居於衛(wèi)，有齊寇?；蛟唬骸苤?，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献釉唬骸?、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ā睹献?離婁下》）這里的“同道”是說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并不是說在傳授“道統(tǒng)”，但也說明在孟子眼里，二人確實具有某種聯(lián)系。此外，《孟子》一書提到曾子九次，對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筆下，曾子常常被描繪成剛強、弘毅，具有獨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謂子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泵鲜┥嶂貧?，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ā豆珜O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孫丑下》）
這里的曾子顯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響，“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保ā侗M心上》）與曾子以“忠恕”釋“一以貫之”相同。正因為如此，所以后人往往認為思、孟實際是出于曾子一派。不過仔細分析，以上兩種觀點其實也并不矛盾。前面說過，子思雖為孔子之后，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經(jīng)幼年喪父的變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這樣一來，與其發(fā)生聯(lián)系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數(shù)，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較為重要者，子思與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種一致性。所以荀子說思、孟一系曾經(jīng)推崇子游，應該是有根據(jù)的。至于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則較為復雜，除了對思、孟產(chǎn)生影響外，可能與荀子也具有某種聯(lián)系。據(jù)筆者統(tǒng)計，《荀子》一書多引曾子的言論，對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視（詳見第三章）；而據(jù)《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吳起者，衛(wèi)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吳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學于曾子門下，這樣看來，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從曾子的思想來看，孟子雖然稱其“守約”，突出了其重視內(nèi)在精神的一面，但史書也不乏曾子有關論禮的記載，說明他對于外在禮儀同樣十分關注，這樣以后的孟、荀實際都有可能與他發(fā)生聯(lián)系，產(chǎn)生共鳴。而可能正是這個原因，當荀子在對儒家各派進行批判總結(jié)時，便從自身的立場出發(fā)，只將子游劃歸思、孟一系而不談及曾子，但就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對思、孟產(chǎn)生過影響。
及至漢代，思、孟一系的說法得到當時學者的進一步確認。《史記?孟軻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yè)于子思之門人?！彼抉R遷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據(jù)學者考證，子思約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認為約生于周烈王4年，公元前372年左右，[5]所以孟子一生實際并沒有見到過子思。但孟子雖然不及見子思，卻受業(yè)于子思弟子，仍然間接受到子思的影響，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種一致性，后人所謂的思孟學派也應該主要是對此而言。不過當時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師事子思的說法，如劉向《列女傳》：“（孟軻）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卑喙獭稘h書?藝文志》：“名軻，鄒人，子思弟子?！壁w歧《孟子題辭》：“孟子生有淑質(zhì)，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shù)之道，通五經(jīng)，尤長于《詩》《書》。”應劭《風俗通義?窮通》：“孟子受業(yè)于子思?！薄犊讌沧印飞踔炼抛雒献影菀娮铀嫉囊荒唬骸懊献榆嚿杏祝堃娮铀?。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保ā峨s訓第六》）這里似乎在暗示人們，孟子之所以能有后來的影響，乃是因為得到子思的提攜、欣賞。《孔叢子》還編造出孟子請教子思的內(nèi)容：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痹唬骸熬又越堂褚嗳柿x，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私岳笳咭病！保ㄍ希?
孟子十分重視仁義，曾批評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這里的“子思”卻似乎對孟子已有所不滿，教導他要“先利之”，并講了一番“利”與“仁義”的大道理。這里內(nèi)容雖然是虛構(gòu)，卻表露了這樣一種信息，即編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對孟子的某些言論作出修正，把子思說得比孟子更高明。此外，編造者還有意將孟子的言論套在子思頭上，讓子思以此對孟子進行訓導：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nóng)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居衛(wèi)第七》）
《孟子?告子下》有曹交向孟子請教“人皆可以為堯舜”，問“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孟子回答：“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辈浑y發(fā)現(xiàn)《孔叢子》的這一段文字實即來自于《孟子》，只不過對原話作了改動，孟子也由教導者變成了受教導者。
“《孔叢子》一書可以說是孔氏家學的學案。”[6]全書共二十一篇，其中前四篇記孔子事，第五至第十篇記子思事，第十二至十四篇記子高（子思玄孫）事，第十五至第十七篇記子順（子高子）事，第十九篇至二十一篇子魚（子順子）事。除了第十一篇《小爾雅》、第十八篇《詰墨》性質(zhì)較特殊外，全書可分為五大段，記錄前后二三百年之事。據(jù)黃懷信先生的研究，書中“記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屬于采輯舊材料或據(jù)舊材料加工而成”。[7]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上述文字就有可能是出自子思后學之手，由子思后學加工而成。而他們這樣作，顯然是要借孟子來抬高自己，屬于思、孟一系的內(nèi)部紛爭。據(jù)史料記載，秦代以后孟氏之儒已經(jīng)不傳，“孟子既沒之后，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jīng)術(shù)，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保ā睹献宇}辭》）而子思之儒卻因為孔氏家族的緣故流傳下來。據(j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子思以下的世系為：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順——子魚。其中子思是孔氏家族中僅次于孔子的人物，在家族內(nèi)占有顯赫的地位，其思想不可能不對以后的孔氏家學產(chǎn)生影響，并被后者繼承下來，這樣子思之儒便融合在孔氏家學之中，“子思學派的思想也就是孔氏家學所主張的”。[8]但孟氏之儒雖然已不傳，孟子的思想在漢代仍有較大影響?！皾h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jīng)》、《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后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jīng)而已。”（同上）不僅《孟子》一書在文帝時曾一度立于學官，設置傳記博士，孟子的仁政說更是影響到包括賈誼、賢良文學等在內(nèi)的眾多人士，成為總結(jié)歷史、評論現(xiàn)實的重要理論依據(jù)。可能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子思后學故意篡改了思、孟二人的關系，將孟子說成是子思的弟子，編造出子思訓導孟子的具體情節(jié)，將孟氏之儒歸入子思之儒，將歷史上曾經(jīng)相對獨立的兩個學派說成是同門的師徒相傳，這本來不過是子思之儒的宣傳手段，卻逐漸被人們所接受，并影響到對思孟學派的理解和判斷。[9]
唐宋以后，思孟學派的面貌又有新的變化，這一時期隨著道統(tǒng)論的出現(xiàn)，思孟學派開始與道統(tǒng)結(jié)合在一起，成為道統(tǒng)的傳遞者，與此相應，其地位也不斷提高，幾乎成為儒學正統(tǒng)的代名詞。漢魏以降，佛老流行，儒學衰微，逮至唐代，韓愈崇儒學，批佛老，首倡道統(tǒng)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之傳之舜，舜以之傳之禹，禹以之傳之湯，湯以之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保ā俄n愈集?原道》）儒學之道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傳授系統(tǒng)，它從堯舜時代就已經(jīng)開始，遠比佛老要久遠的多，這一傳授系統(tǒng)后經(jīng)孔子傳與孟子，孟子以后卻不傳。在另一個地方又說：“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于曾子。”（《送王秀才序》）這實際是將思孟學派置于堯舜以來儒學道統(tǒng)傳人的位置，而這個思孟學派在韓愈的眼里是指：曾子——子思——孟子。韓愈的道統(tǒng)說得到宋明理學家的普遍認可，二程、朱熹都對此作了進一步發(fā)揮：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鬃記]，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
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tǒng)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個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zhì)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后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朱子語類》卷十三）
二程、朱熹不僅肯定了曾子、子思、孟子的傳授系統(tǒng)，還將《大學》、《中庸》從《禮記》中獨立出來，與《論語》、《孟子》一起合為四書，并將《大學》定為孔子之傳而“曾子作為傳義以發(fā)其意”。這樣理學家所推崇的四書便成為思孟學派的傳世文獻，是了解思孟學派道統(tǒng)的依據(jù)，而理學家則成為道統(tǒng)的承繼者，一部宋明理學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思孟學派重新理解、闡釋的歷史。由于理學家是用道統(tǒng)論看問題，而道統(tǒng)論并非一種歷史觀，而是一種文化觀，它所關注的不是歷史的具體發(fā)展過程，而是一脈相承的文化精神，所以他們不是將思孟學派看作一個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不注重其內(nèi)部思想的分歧和差別，而是認為孔、曾、思、孟“一以貫之”，傳遞著相同的“道”。這個“道”他們認為主要是“性與天道”的問題，是心性的問題，并以各自的理論形式對此作了重新闡釋和發(fā)揮，形成理學、心學的不同派別?？梢哉f經(jīng)過理學家之手，思孟學派呈現(xiàn)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清晰的面貌，其每一個概念、命題都得到細致的分析和梳理，并深深影響著后人的理解，不過由于理學家主要是在“六經(jīng)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經(jīng)”，這種分析和梳理越是細致，越是可能偏離了本來的面貌。
理學家將思孟學派說成是道統(tǒng)的傳遞者，而這個道統(tǒng)又主要是指內(nèi)在的心性問題，這一看法在當時已受到學者的非議，如南宋學者葉適認為曾子以“忠恕”解“一以貫之”，并沒有得到孔子的認可，未必符合原義，只能算是個人的理解?！耙詾樵幼詡髌渌弥绖t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鬃右越唐渫剑芨鞑煌?。以為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保ā读晫W記言》卷十三）說孔子傳道于曾子，并無事實根據(jù)。葉適還非常重視孔子“克己復禮為仁”一語，認為它才真正是孔子所傳之道：
孔子曾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為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思阂员M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為是，以人為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保ㄍ希?
“克己復禮”是以外在的禮儀為實踐原則，“蓋欲此身常行于度數(shù)折旋之中”。而曾子臨終前告訴孟敬子的僅有“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見《論語?泰伯》），對于“度數(shù)折旋”等外在禮儀則有所忽略。所以“曾子之學，以身為本，容色辭氣之外不暇問，于大道多遺略，未可謂至”。既然曾子并不曾得道，那么，說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自然就沒有了根據(jù)?？梢?，即使在宋明理學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候，對于思孟學派也是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清代以降，考據(jù)學盛行，宋儒推崇的四書自然成為人們考證的對象。據(jù)說戴震十歲入塾讀《大學》章句，便向塾師質(zhì)疑說：周朝、宋朝相去二千年，《大學》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朱子何以知其然？（見洪榜《初堂遺稿?戴先生行狀》）在清代考據(jù)學者看來，宋儒將《大學》歸于曾子，本身根據(jù)不足，是個需要證明的問題。以后陳灃、陸奎勛等清代學者通過考證認為《大學》成書較晚，不可能為曾子所作；而袁枚、葉酉、俞樾等人根據(jù)《中庸》“車同軌、書同文”等語，斷定《中庸》一書晚出，同樣非子思所作。既然理學家據(jù)以立論的經(jīng)典并不可靠，那么，他們所宣揚的道統(tǒng)自然也就有了疑問。為了反對宋儒空談心性，清代學者提倡躬行踐履，對于禮學尤為重視，一度出現(xiàn)禮學復興，于是有學者主張孔門真?zhèn)鲗嶋H是禮，如黃以周說：
圣門之學者重約禮，禮者理也。曾子之學尤湛深于禮，本末兼澈，經(jīng)權(quán)并明，故卒能得孔圣一貫之傳。《大戴記》錄《曾子》十篇立言制事，悒悒勿勿，深有得于禮教者，其受學孔圣也。內(nèi)驗身心，外究事理，于禮之大本大經(jīng)，聆之，審體之，退而與游、夏諸子互商節(jié)目，吊之裼襲，奠之東鹵，祖之反宿，一一講明，必求禮義之安而后已。初未嘗偏執(zhí)己見，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氣象乃爾?！又F理，本末兼澈，經(jīng)權(quán)并明，故卒能得見孔圣一貫之傳，又何閑焉？（《儆學雜著?曾子論禮說》）
孔子的“一以貫之”并非是忠恕，而是禮，曾子得孔子之傳也主要是禮，這里曾子又被說成“本末兼澈，經(jīng)權(quán)并明”，“深有得于禮教者”。不過到了晚清，隨著維新運動的興起，早期啟蒙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等均力排曾子，認為傳道統(tǒng)者實為子游。如康有為說：“著《禮運》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顏子之外，子游第一?！保ā犊的虾Ｏ壬谡f?禮運》）“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傳之子思，而孟子受業(yè)于子思之門?！保ā睹献游?序》）梁啟超說：“《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后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為荀派所奪，至秦而絕?！保ā吨袊糯鷮W術(shù)思想變遷史》）康、梁之所以重新提出子游，除了學術(shù)的原因外，恐怕還是因為從子游那里找到他們所需要的“大同”說吧。看來思孟學派已不僅僅是個學術(shù)問題，還往往被賦予了不同時代的社會、政治內(nèi)容，由此呈現(xiàn)出一幅幅不同的面貌。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響和資料的缺乏，當代以來的思孟學派研究難以取得較大突破，不過仍有學者作出了有益的探討，如郭沫若先生考察了儒家八派，認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應該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軻，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樂正氏當即孟子弟子樂正克。但這一系，事實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郭氏還對思孟五行進行了考證，認為可能是指仁義禮智誠。[10]
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中專門列有思孟學派一章，并對其作了重新評價?！拔覀冋J為，曾子與思、孟的思想確是在一條線上發(fā)展的，然而曾子為孔子正傳之說，則絕非事實。因為，曾子思想本來是思、孟學派的理論來源或其萌芽形態(tài)，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zhèn)?。這就是說，曾子雖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稱師’，而在思想實質(zhì)上，則拋棄了孔學的積極成分，而片面地承繼了并且擴大了孔學的消極的成分。我們在第六章里，所以將曾子列為孔學優(yōu)良傳統(tǒng)萎縮階段的一個支派的開端，正指此事?！盵11]
1973年馬王堆帛書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附錄古佚書四種，龐樸先生經(jīng)過研究，將佚書之一命名為《五行篇》，認為其中談到的“仁義禮智圣”五行即是人們爭論不休的思孟五行說，由此揭開了思孟五行之謎，同時將思孟學派研究向前推進一步。[12]不過由于帛書的年代較晚，當時學者一般傾向?qū)⑵淇醋魉济虾髮W的作品，這多少使帛書的學術(shù)價值打了折扣，加之在《五行》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問題，所以思孟學派的研究雖出現(xiàn)一縷曙光，但并沒有得到真正的改觀，有學者甚至針鋒相對，提出不同意見，根本否定帛書的“五行”說。[13]
曾紹煊,2005-11-18 23:18:48
思孟學派的由來
（二）
王國維云：“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現(xiàn)?！惫曛窈喌某鐾粒o思孟學派研究帶來新的轉(zhuǎn)機。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一批竹簡，經(jīng)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釋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一經(jīng)公布，立即引起海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關注，掀起研究的熱潮。郭店竹簡的內(nèi)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經(jīng)整理者編連后，屬于儒家的著作有《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二、三等十四篇。目前的編連結(jié)果可能不是最佳的，研究者已提出一些不同意見，其中尤集中在《成之聞之》一篇，類似的調(diào)整還可以進行，不過總體來看，各篇的內(nèi)容基本是清楚的。由于郭店竹簡的形制不完全一致，十四篇儒家簡的形制可分為三類：（1）簡長三二?五厘米左右，兩端修成梯形，編線兩道：有《緇衣》、《五行》、《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等五篇。（2）簡長二六?五——三○?六厘米，編線兩道：有《窮達以時》、《魯穆公問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四篇。其中《窮達以時》、《魯穆公問子思》簡長二六?四厘米，兩端修成梯形；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簡長二八?一至二八?三之間，兩端平齊。（3）簡長一五——一七?五厘米，編線三道：有《語叢》一、二、三等三篇。
據(jù)發(fā)掘報告，[14]郭店一號墓屬于戰(zhàn)國中期后段，約當公元前四世紀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紀初。從考古學角度來看，該墓位于楚國郢都外墓地的范圍之內(nèi)，經(jīng)過多年的考古工作，這一帶楚墓的時代序列已經(jīng)排定，因此整理者對墓葬年代的推斷應該是可信的。通過對相鄰楚墓的分析，李學勤先生進一步斷定郭店一號墓的年代，約在公元前四世紀末，不晚于公元前三○○年；竹簡的書寫應早于墓的下葬，至于竹簡著作的年代自然還要早些，均在《孟子》成書之前。而從竹簡的內(nèi)容看，其中有據(jù)記載原屬于《子思子》的《緇衣》一篇，有曾經(jīng)在馬王堆出土，記錄思孟“五行”說的《五行》一篇，更有明確提及子思的《子思見魯穆公》一篇，所有這些都在告訴人們一個信息：這批竹簡會不會屬于已遺失的《子思子》中的一個部分？有沒有可能早已失傳的《子思子》不經(jīng)意間被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如果是這樣，透過這批竹簡我們將看到思孟學派怎樣一副面孔？圍繞這些問題，學者展開了激烈討論，一時間思孟學派重新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
李學勤先生率先著文，根據(jù)墓葬的年代以及竹簡的內(nèi)容，認為“簡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孫孔伋一系的作品，這些簡的發(fā)現(xiàn)對于學術(shù)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于《子思子》，李先生認為“同其他子書一樣，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筆。《韓非子》說‘儒分為八’，有‘子思氏之儒’，是子思的徒裔頗多。子思卒于公元前五世紀末，到郭店墓下葬不過百年，估計竹簡《子思子》不會晚于子思的再傳弟子”。至于竹簡哪些屬于《子思子》，李先生認為有《緇衣》、《五行》、《魯穆公》三篇。[15]在另一文中，李先生肯定《成之聞之》、《性自命出》、《尊德義》與《子思子》也有一定關系，并指出郭店竹簡對于理解《大學》、《中庸》等傳世文獻具有重要意義：“這些儒書的發(fā)現(xiàn)，不僅證實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論《大學》確可能與曾子有關?！洞髮W》中提出的許多范疇，如修身、慎獨、新民等等，在竹簡里都有反復的論述引申?！纱丝梢姡我詠韺W者推崇《大學》、《中庸》，認為《學》《庸》體現(xiàn)了孔門的理論理想，不是沒有根據(jù)的。”[16]
姜廣輝先生進一步推斷郭店竹簡多數(shù)應屬于《子思子》，他提出四條判斷標準：（1）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語為參照，（2）以《中庸》為參照，（3）從子思“求己”的學術(shù)主旨出發(fā)，（4）透過子思的思想性格。通過以上標準的審查，他認為竹簡中《唐虞之道》、《緇衣》、《五行》、《性自命出》、《窮達以時》、《成之聞之》前半部分、《魯穆公問子思》、《六德》諸篇應為子思所作。姜廣輝先生還對孔門后學進行了重新劃分，以此來確定思孟學派的傳承。他認為所謂的思孟學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這一派人民性、主體性、抗議精神最強，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堅?！倍右幌祵儆谥匦⒌赖摹佰`履派”，“這一派重孝道的踐履，其基點在家庭父子關系上。這一派所講的孝道是廣義的?！闭J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是朱熹等理學家出于建構(gòu)道統(tǒng)論的需要，并無事實根據(jù)。此外還有子夏一系的“傳經(jīng)派”和子張一系的“表現(xiàn)派”。姜廣輝先生根據(jù)新出土的竹簡資料，對儒家道統(tǒng)進行了重新界定，認為它并非是由理學家所宣揚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的十六字真?zhèn)?，而是“由‘大同’說的社會理想、‘禪讓’說的政治思想和貴‘情’說的人生哲學所構(gòu)成的思想體系?！盵17]這一思想體系主要由思孟學派所倡導、發(fā)揚，并在今日依舊顯示出積極的意義。
龐樸先生則著眼于儒家思想的發(fā)展線索，將郭店竹簡定位為“孔孟之間”，對思孟一系的心性說作了有益探討。他認為孔門后學“在解釋為什么人的性情會是仁的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上，大體上分為向內(nèi)求索與向外探尋兩種致思的路數(shù)。向內(nèi)求索，抓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明心見性；向外探尋的，則從宇宙本體到社會功利，推天及人。向內(nèi)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尋的，由《易傳》而《大學》而荀子”。郭店竹簡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內(nèi)求索的方向，“它也談天，甚至很有可能是從天開始構(gòu)筑自己體系的。但它著眼之點不是天道，而是天命；不是天以其外在于人的姿態(tài)為人立則，向人示范，而是天進入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給人以命令和命運?！辈⒂纱苏归_為性與命、性與情、性與心三方面的問題。[18]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李澤厚先生認為郭店簡“雖有《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諸篇，卻并未顯示出所謂‘思孟學派’的特色（究竟何謂‘思孟學派’，其特色為何，并不清楚）。相反，竹簡明確認為‘仁內(nèi)義外’，與告子同，與孟子反。因之斷定竹簡屬‘思孟學派’，似嫌匆忙，未必準確。相反，竹簡給我的總體印象，毋寧更接近《禮記》及《荀子》?！涂傮w說，竹簡重視外物對‘心’‘性’‘情’的作用，強調(diào)陶冶、教育的人為造作，分析、論述具體細密，而不是孟子那種模糊、籠統(tǒng)而神秘的‘擴而充之’‘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之類的說法。此外，竹簡專注于‘人道’，‘知天’處于次要位置，……凡此種種，其基本傾向似更近荀而不近孟；更可能是當時派系分化尚不鮮明，只是處于某種差異中，因此不能判其屬于某派某子”[19]。此外，還有學者反對將郭店竹簡多數(shù)歸于《子思子》，而是認為應將其看作類似于《禮記》的儒家總集。[20]
郭店竹簡與《子思子》的關系似難以否定，即使最有懷疑精神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至少竹簡中的幾篇與《子思子》具有一定的關系，那么，對于思孟學派而言，分歧的焦點可能就不僅僅是資料的問題，同時還是理解的問題。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一代一代學者的“六經(jīng)注我”、借題發(fā)揮，使思孟學派被涂上各種色彩，顯得班駁陸離、面貌雜駁，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何謂‘思孟學派’，特色為何”的疑問，應該說并不奇怪；同時，由于道統(tǒng)論根深蒂固的影響，人們在討論思孟學派時，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將思、孟將等量齊觀，而忽略了從子思到孟子乃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發(fā)展過程，既然是發(fā)展過程，其間自然有差別、有變化，當然也有統(tǒng)一；人們往往認為思孟學派突出、發(fā)展了孔子的仁，具有“內(nèi)在性”的特點，卻忽略了在儒學那里，內(nèi)在的仁和外在的禮起初往往是糾纏在一起的，所謂“內(nèi)在性”和“外在性”本來也只是相對而言，就思孟學派來說，其“內(nèi)在性”的一面也是逐步發(fā)展而來，一開始并不可能那么絕對、純粹；人們往往用孟、荀的差別看待早期儒學的歷史，總是要在儒學內(nèi)部劃分出涇渭分明的不同陣營，并由此產(chǎn)生非此即彼的無謂爭論，而忽略了儒學內(nèi)部的分化乃是逐步形成的，不同陣營間也存在著相互影響和滲透。我們認為在思孟學派研究中，歷史的觀念是十分重要的，要想揭開思孟學派的神秘面紗，還其本來面貌，就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出發(fā)，將思孟學派看作一具體的歷史發(fā)展過程，而不應以任何形式的“道統(tǒng)”論先入為主；同時我們堅信，思想、學說的發(fā)展具有內(nèi)在的邏輯性，具有自身的規(guī)律，而不應是雜亂無序的。在儒學的發(fā)展中，思、孟因處于同一思想路線，因而前后相續(xù)，具有某種思想上的一致性。但這種一致性是“具體中的同一”，只能在具體的歷史中表現(xiàn)出來，歷史與邏輯的統(tǒng)一是我們最為強調(diào)的?；谶@種考慮，我們將對以下問題作出討論，以期對思孟學派有一全面、客觀同時是全新認識。
孔子的思想如何？他提出了怎樣的問題？對儒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孔子以后儒學的發(fā)展線索是什么？從這一線索出發(fā)，思孟學派處于何種地位？經(jīng)歷了怎樣的發(fā)展變化？具有哪些特點？
孔子到子思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是誰？是荀子所說的子游？還是孟子經(jīng)常提到的曾子？抑或是他們二者？尤為重要的是，將曾子或子游與思孟看作一系，是基于什么樣的考慮？是因為曾子或子游與子思、孟子有“道統(tǒng)”的一脈傳授？還是因為子思曾經(jīng)從曾子或子游問學，有學術(shù)上的交流、討論、啟發(fā)、影響等等，而子思與他們的思想也具有某種一致性？
《大學》、《禮運》、《大戴禮》“曾子”十篇等傳統(tǒng)文獻的作者、成書如何？《大學》是否是如宋儒所言，經(jīng)“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禮運》與子游氏之儒關系如何？其成書大致是在什么時間？《大戴禮》“曾子”十篇與《漢書?藝文志》儒家類的“《曾子》十八篇”是一種什么關系？它是否即是“十八篇”中的一部分？透過這些文獻，我們能否對曾子、子游的思想有一新的認識？
竹簡《性自命出》的作者和思想如何？它對于理解早期儒家心性論具有何種意義？竹簡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題，與《中庸》“天命之謂性”形式相近，但所談人性有所不同，有學者提出“后儒直到今天的現(xiàn)代新儒家對‘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學的闡釋，似乎值得重新考慮”，那么，早期儒學是如何看待“性命”、“天道”問題，其道德形上學有何特點？具有哪些類型？
子思的作品有哪些？竹簡中哪些可能與子思有關？判斷的標準是什么？《五行》的內(nèi)容如何？它是否即是思孟的五行說？《中庸》的成書又如何？根據(jù)新出土和傳統(tǒng)文獻，子思將會呈現(xiàn)出一幅怎樣的思想面貌？其思想是否也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過程？還有，從子思到孟子經(jīng)歷了怎樣的發(fā)展變化？他們思想具有哪些內(nèi)在聯(lián)系？又具有哪些差別？我們將思孟看作一系，真正根據(jù)是什么？
郭店竹簡有大量“仁內(nèi)義外”的論述，結(jié)合《墨子》、《管子》、《孟子》等文獻，可以看到戰(zhàn)國時期存在一個“仁內(nèi)義外”思潮，那么，這一思潮的社會背景是什么？具體內(nèi)容如何？與思孟學派是什么關系？孟子批判告子的“仁內(nèi)義外”說，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進行的？
與早期儒家重“情”的思想特點相應，孟子的“四端”說似乎更應受到人們的關注，那么，它又是如何產(chǎn)生、提出的呢？在孟子思想中又居于何種地位？孟子對孔子的仁作了哪些發(fā)展？他的“仁義內(nèi)在”說在思想史上具有何種地位？
郭店簡中有大量談“生”的文字，提示我們古代“生之謂性”的傳統(tǒng)曾對當時思想界產(chǎn)生重大影響，儒家人性論包括孟子性善論，均不應與這一傳統(tǒng)對立起來，而應放在這一背景下進行重新考察。那么，從這一新的視角出發(fā)，我們將對儒家人性論將獲得怎樣新的認識？對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又將帶來怎樣革命性的變化？
注釋：
[1] 除《漢書?藝文志》外，《隋書?經(jīng)籍志》也提到“《子思子》七卷”，但對這個“七卷”的內(nèi)容有學者表示疑義，如宋濂《諸子考》說：“《子思子》七卷，亦后人啜輯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故暫不討論。
[2] 《戰(zhàn)國策?趙策》：“樓緩（對趙王）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之母乎？公甫文伯宦于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者，（《新序?善謀》作“孔子”）賢者也。逐于魯，是子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長者薄而于婦人厚?！薄边@位公甫文伯就曾作過孔子的弟子，后因孔子“逐于魯”，又離開了孔子。
[3]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對象如它囂與魏牟，陳仲與史鰌，墨翟與宋鈃，慎到與田駢，惠施與鄧析等等，往往是由于其思想具有某種一致性，或同屬于某一家，而并沒有肯定它們就是一派，子思、孟軻的情況應該與此相同。
[4] 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4頁，群益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版。
[5]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及《孟子生年考》，第173～175頁、第188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6] 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0～64頁。
[7] 黃懷信：《〈孔叢子〉的時代與作者》，《西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第31～37頁。由于《孔叢子》提到孔子十九代孫孔季彥之死，沒有再下一代，可知其最后的編定者離孔季彥不遠。黃氏推定為“東漢桓帝永康元年（167）至靈帝建寧元年（168）之間”。
[8] 王葆玹：《晚出的“子曰”及其與孔氏家學的關系》，《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際學術(shù)論文會》，第927～931頁，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1999年10月編。
[9] 如《史記?孟軻荀卿列傳》司馬貞索隱云：“王邵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yè)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yè)于子思之弟子也?！狈吹挂院髞淼摹靶麄鳌毙拚龤v史的原貌。
[10] 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3～123頁。
[11] 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64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
[12] 參見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齊魯書社1980年7月版。
[13] 趙光賢：《新五行說商榷》，《文史》第14輯，第341～346頁；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先秦卷》，第290～299頁,人民出版社1983版。
[14]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郭店一號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35～48頁。
[15] 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第28～30頁；又見《中國哲學》第20輯《郭店楚簡研究》，第75～80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6] 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fā)現(xiàn)》，《人民政協(xié)報》1998年6月8日；又見《中國哲學》第20輯《郭店楚簡研究》，第13～17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7] 姜廣輝：《郭店楚簡與〈子思子〉》，《哲學研究》1998年第7期，56～61頁。（又見《中國哲學》2000年第20輯，81～92頁。）及《郭店楚簡與道統(tǒng)攸系——儒學傳統(tǒng)重新詮釋論綱》，《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第13～40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8] 龐樸：《孔孟之間——郭店楚簡的思想史地位》，《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第88～95頁；又見《中國哲學》第二十輯，第22～35頁。
[19] 李澤厚：《初讀郭店竹簡印象記要》，《中國哲學》第二十一輯，第8～9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0] 陳來：《郭店簡可稱“荊門禮記”》，《人民政協(xié)報》1998年8月3日。
（本文選自拙作《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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