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寫作《中國比較文學二十年》——兼論學術史研究的原則與方法
日期：2003-01-1712:11:51來源:未知
王向遠（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底出版）是一本中國比較文學學術史述評性質(zhì)的書。在此之前，我國已公開出版的這類專書至少有四種了。最早的是劉獻彪先生的《比較文學及其在中國的興起》（廣西教育出版社1986），簡要評述了國內(nèi)外比較文學的歷史和現(xiàn)狀，對中國的重要的比較文學學者做了簡介。第二本是徐志嘯先生的《中國比較文學簡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以二十余萬字的篇幅，對我國從先秦到1985年的比較文學學術史做了大體的勾勒和描述，對1985～1990年的比較文學動態(tài)略有介紹。第三本書是徐揚尚先生的《中國比較文學源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以三十六萬字的篇幅論述了從古代到1995年中國比較文學的源流。以上三種書（特別是后兩書）對中國比較文學的淵源、發(fā)展歷程做了系統(tǒng)的梳理，其特點是注重比較文學學科史上的外部史實的記述，包括學科的時代背景，學科建設、學術會議、學術組織、學科教學等學術活動的記錄。但對學術史的最核心的部分——學術研究成果的評論、評價還只是抽樣性的、表層的。第四本書是楊義、陳圣生合著的《中國比較文學批評史綱》（臺北業(yè)強出版社1998），研究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比較文學批評”，即用世界文學的眼光和比較文學的觀念方法所進行的文學批評，該書專章專節(jié)論述的比較文學批評家有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周作人和梁實秋、茅盾和郭沫若、吳宓和朱自清、梁宗岱和朱光潛、李健吾和李廣田、錢鐘書等。這部書是嚴格意義上的、有深度的“學術史”，即以評述、評價和研究學術成果為核心內(nèi)容。由于作者的研究重點在80年代以前，故將研究對象界定為“比較文學批評”——這是一個寬泛的但又是很高明的界定，因為80年代以前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大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自覺的“比較文學”研究，而是“比較文學批評”。該書的最后一章（第十一章）是《中國近期的比較文學批評》，簡要評述了80～90年代初的傳播學、主題學、文體學、比較詩學的研究，可惜很簡略、很不全面。此外，關于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史的重要的評述文章還有樂黛云先生的《中國比較文學的現(xiàn)狀與前景》、《中西跨文化研究五十年》和樂黛云與陳惇教授合寫的《邁向新世紀——中國比較文學復興二十年》等。
可見，由于寫作、出版時間、書的體例等方面的原因，以上四種學科史對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均很少涉及，或有所涉及但沒有展開。而這二十年卻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科意識真正自覺、研究真正全面展開、成果層出不窮的二十年。據(jù)我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一書的統(tǒng)計，二十年間，我國學術期刊上公開發(fā)表的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論文就有一萬多篇，正式出版的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著作就有近三百余部。單從數(shù)量上看，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成果如果不是最多的，恐怕也屬于最多的之一。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學術文化的發(fā)達與繁榮。在二十世紀剛剛結束、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處于承前啟后的轉(zhuǎn)折時期，對這二十年的學術成果做一系統(tǒng)的展示、評介和評價，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應該指出:長期以來，社會上乃至文化界一直存在著看重文學寫作、輕視學術研究，重文學史研究、輕學術史研究的偏向。就文學領域而言，以小說家、戲劇家、詩人等為研究對象的各種各樣的“文學史”寫得太多、出版得太濫，而以文學研究的學者和專家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史”類的著作寫得太少，出版得太少。在我看來，文學院、中文系的學科本質(zhì)就是以語言文學為入口的關于“人”與“文化”的研究，重在以語言文學的研究為切入點，培養(yǎng)學生的科學思維和理論思維。要在文學院或中文系實現(xiàn)這一培養(yǎng)目標，就要重視和加強學術史的研究。如果說，通過以作家作品為主的文學史的學習，可以培養(yǎng)學生的形象思維和文學創(chuàng)作及文學鑒賞的能力，那么，通過對學者的學術成果的學習、品味與研究，就可以培養(yǎng)學生的科學思維、理論思維和科學研究的能力。因此看來，“學術史”的課程與教學，應該與“文學史”同等重要；對學者和學術論著的研究，應該與作家作品的研究同等重要。寫小說、詩歌、劇本的有成就的人，與從事文學學術研究有成就的人，都應稱之為“著作家”、“作家”或“文學家”；真正完整的“文學史”，應當包含文學學術史在內(nèi)。本書的寫作，直接的目的就是為了適應研究生培養(yǎng)及研究生課程建設的需要，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加強比較文學學術史的課程建設，并希望能夠?qū)χ形南甸L期以來所形成的重“文學史”、輕“學術史”的傾向產(chǎn)生一點糾偏作用。
《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所涉及到的時限范圍是1980～2000這二十年（實際上是二十一年）。作為中國比較文學而言，這是相對完整的一段歷史時期。為什么不從改革開放后的1978年寫起，而要從1980年寫起呢？一般公認1979年錢鐘書先生的的《管錐編》是中國比較文學復興的開端，但它在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史上是承前啟后的，故也可以視為上一時期中國比較文學的總結。再者，對于錢先生的研究已經(jīng)形成了“錢學”，別人說了很多了。1978～1979年，中國比較文學基本上是錢先生的研究成果一花獨放。比較文學真正的繁榮實開始于1980年，所以本書從1980年說起。下限原則上定在2000年，但有時為了論題的完整，或因為有些成果較為重要，也延伸至2001年。
本書的主要任務是對近二十年的我國（含臺灣香港地區(qū)，不含外籍華人）比較文學研究成果——主要是指專著與論文——的介紹、評論和評價。要言之，就是對學術成果的“述”與“評”。所謂“述”，就是對評述對象的主要內(nèi)容、主要學術觀點做出概括敘述,鉤玄提要，明其要旨；“述”不能是面面俱到的綜述或摘抄，應該是對原作理解之后的提煉，應當抓住原作的要領和特色。它首先是文獻學上的操作，要符合文獻學的學術要求，那就是全面占有和充分消化原始材料。所謂“評”，就是對研究對象做出我的解讀、鑒賞和學術上的價值判斷，其性質(zhì)就是“文本學”的闡釋。文獻學要求客觀性，文本學容許主觀性。不能“述而不作”、引而不評。“評”與“述”的統(tǒng)一，就是主觀性與客觀性、個人趣味與學術原則的統(tǒng)一，是評論者的趣味、見解和學術觀念的集中反映，其總體原則是在全面占有和消化材料的基礎上，甄別輕重、去粗取精、科學定性、恰當定位。根據(jù)不同著作的不同特點，本書注意到了“評”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切入點、不同的側重點；有時注重對全書的理論構架或理論體系的分析，有時側重于對某一觀點的解剖；有時只談總體印象，有時對全書的大部分內(nèi)容都做評析，有時主要談一部著作的如何成功，有時則主要分析其缺點和缺憾。
在評述中國比較文學二十年的成果時，我認為應該處理好以下三種關系：
第一，是正確看待學術成果與學術活動、學術性身份之間的關系。學術活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切學術活動的根本目的應該是服務于學術研究，是為了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評價一個學者必須堅持“學術成果本位”的原則，以他的學術成果為主要依據(jù)。有的學者在學科建設、學術組織等方面做出了貢獻，雖然這也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但它并不能代替學術成果本身。有的學者學術成績平平,但走出書齋成為“社會人”，或從政做官后，依靠其學術身份、社交活動和媒體宣傳而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是學術本身的影響。一些學人受到政界、商界的某些感染，熱衷于學術上的夸張的宣傳包裝；有的學術會議與學術活動與學術本身相游離，帶上了過多的交際風甚至官場氣；總的看來，當今高度媒體化、廣告化、宣傳化的社會環(huán)境，與學術研究所應具備的基本心境——甘坐冷板凳埋頭苦干——之間的反差越來越大了。學術史就必須排除非學術因素對學術本身的遮蔽，不能盲從已有的媒體宣傳，從而對其學術成果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要對勤奮研究、不事張揚的學者給予高度關注，從而倡導一種扎實、沉穩(wěn)、埋頭苦干的學術風氣，為科學研究吁請一種良好的輿論環(huán)境，這也是學術史的寫作重要目的之一。這樣說來，本書所評述的實際上就是學術成果本身，評述的對象與其說是“人”，不如說首先是“書”。換言之，看一個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貢獻，主要是以他（她）所寫的書和文章為依據(jù)，而不應顧慮所涉及到的人是什么身份、什么職稱、什么地位。
第二，是正確認識學術成果的數(shù)量與質(zhì)量的關系。我認為，評價一個人的學術貢獻和地位，既有軟性的標準，也有一個硬性的標準。硬性標準就是他的學術成果的數(shù)量?，F(xiàn)在有些人對強調(diào)學術成果的數(shù)量頗不以為然，對不少大學目前采取的“量化”的科研管理辦法十分不滿，認為強調(diào)數(shù)量就會鼓勵粗制濫造，數(shù)量多了必然是質(zhì)量差。顯然，這種看法是將數(shù)量與質(zhì)量機械地對立起來了，它與那些把“量化”加以絕對化的作法一樣，都是不科學的。從學術史上看，幾乎所有學術大家，都是著作等身的。例如我國比較文學界公認的朱光潛、季羨林等老一輩大學者，其文集均在二十卷以上。靠幾十篇文章、幾本書而躋身于學術大家行列的，非常少見。因為倘若數(shù)量太少，就無法形成系統(tǒng)的學術思想，無法體現(xiàn)出一個學者學術研究上的體系性、廣度和深度。作為一個人文科學研究者而言，很高的學術水平往往要從大量的學術成果中體現(xiàn)出來。誠然，數(shù)量多未必質(zhì)量好，如果一個人的學術成果只是一些無原創(chuàng)性的教科書、通俗讀物或拼湊抄襲之作，那么數(shù)量再多也沒有質(zhì)量可言。但如果不是這樣，他的“量”就值得我們重視。歸根到底，質(zhì)量要從數(shù)量中體現(xiàn)出來。沒有數(shù)量，質(zhì)量又從何談起！以近二十年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還是六十歲以下的中青年。他們的學術研究生涯，或剛嶄露頭角，或已碩果累累，但不管怎樣，學術成果多的，往往是學術水平高的。本書充分注意到了這一事實，并把這一點作為綜合評價一個學者的學術貢獻的重要依據(jù)。
第三，處理好學術成果的兩種基本形式——論著與論文的關系。本書面對的是二十年間問世的三百部書，一萬多篇文章，對這些成果都做一一的評述，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本書的目的就是在近二十年間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領域里、在形形色色的成果中，披沙揀金、采珠集玉，努力把學術精品凸顯出來，把它們的價值昭示出來，把它們在學術上的特色和貢獻講出來。當然，與此同時，也要把存在的缺陷與問題找出來。在專著和論文（文章）這兩種成果形式中，本書總體上以專門論著的評述為主，單篇論文為輔。在一個學者既有許多單篇論文，也有論著情況下，也主要是評述其論著；在某些研究領域里缺少論著但有若干論文時，則以論文為評述對象。這里必須強調(diào)專著（含論文集）的重要性。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比較文學研究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以論文為首要的成果形式，專著則常常被認為是普及性的、教科書式的。而以我國比較文學的實際情況而言，大凡學術水平高的、有一定影響的、或?qū)W有所成的人，都有專門著作或論文集出版，比起單篇論文來，這些專著或論文集更能集中地體現(xiàn)他的研究實績與水平。專著或論文集的出版一般可以表明他的學術積累已經(jīng)達到了一定程度，其研究已經(jīng)趨于系統(tǒng)化。而且，單篇論文中的觀點和材料，常常也會體現(xiàn)在專著中?？梢?，以專著和論文集為主要依據(jù)來評述其學術成績，是可行的、可靠的。因此，本書對一個研究者的學術成就的定位，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專著或論文集為依據(jù)的。當然，對于少數(shù)有重要學術價值和學術反響的論文，也不可忽略。但總的看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遭人詬病的弊端和問題，如生拉硬扯的庸俗的比附，缺乏可比性的無聊的瞎比、濫比，在單篇文章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相比而言，比較文學專著的成功率比單篇論文高得多。甚至可以說，一部不太成功的專著至少還給讀者提供了某些系統(tǒng)的知識，而寫得不好的單篇文章則常常一無可取。因此，對于二十年間中國比較文學所有的專著和論文集，除由于我不可避免的無知而遺漏的外，本書都提到了。但評述的文字有多有少。有的只是提及，有的稍加評介，有的評述較多，有的在篇幅允許的范圍內(nèi)予以細致評述。在字數(shù)上少則三言兩語，多則兩千言以上。而評述文字的多寡，一方面與被評述對象的學術信息含量的多寡有關，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對評述對象的學術評價。這種學術評價的主要標準就是一個學者在學術上的獨特的貢獻。要發(fā)現(xiàn)這種獨特的東西，就必須上下左右地、橫向縱向地做比較，也就是與歷史上的學術成果比較，與同時期的研究成果比較。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對每一個研究者——即使是重要的研究者做詳細、全面、充分的評述，而只能是抓他的特色?？此麑χ袊容^文學貢獻了什么獨特的、新鮮的東西。其中，選題上的獨創(chuàng)性是本書特別注意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學術研究而言，選題的過程就是發(fā)現(xiàn)問題的過程，選題的好壞決定了研究的難易程度、研究價值的大小和研究質(zhì)量的高低。正是基于這一認識，本書對填補空白的、拓荒性的選題一般都給以高度重視和積極評價。而對那些平庸、重復、或大而無當?shù)倪x題，不管書寫得多厚，作者層次多高，都無法有高的估價。
由于學術界對比較文學學科內(nèi)容與范圍的看法與界定并不統(tǒng)一，本書在這方面必須有明確的立場，而不能取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總體上，本書對“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的認定，是以拙著《比較文學學科新論》一書中的看法為依據(jù)的。與時下流行的見解的最大不同，就是我主張對“比較文學”學科范圍的認定采取嚴格的標準和謹慎的態(tài)度。例如，我不同意將“美國學派”提倡的所謂“跨學科研究”（有人也稱為“科際整合”或“超學科研究”）看成是比較文學研究；認為“跨學科研究”是當今各門學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學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較文學的專屬的方法。因此，一般的文學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研究”，是交叉學科的研究，不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而只有當“跨學科”的同時也“跨文化”，才屬于比較文學。比較文學學術史上曾有過影響學科健康發(fā)展的“危機”。如果說當代中國比較文學也存在“危機”，那么這個“危機”恐怕首先就是學科的無所不包所造成的學科邊界的失控。如果一個學科膨脹到?jīng)]有邊界的地步，沒有特定的研究對象，沒有明確的學科界限，那就不能算是一個獨立的學科。根據(jù)這一看法，沒有跨越文化界限的“跨學科研究”不能看作是比較文學研究，如文學與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文學與本土宗教、文學與本土哲學、文學，與本國歷史、與本國藝術之類的研究，均不在本書的論述范圍內(nèi)。而文學與國際政治、世界經(jīng)濟、跨國戰(zhàn)爭、與外來宗教、外來哲學思想等方面的研究——為了與“跨學科研究”的概念相區(qū)分，我稱之為“超文學”研究——由于它們都屬于“跨文化”的文學研究，所以是比較文學研究，本書理所當然的把這一類研究納入評述的范圍。另外，由于比較文學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在近二十年中對其他領域的文學研究有所影響和有所滲透，如有的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著作運用了比較文學的某些方法，有的著作的部分章節(jié)涉及到中外文學比較的內(nèi)容，有的著作由于具備了世界文學的眼光而具有一定的比較文學色彩，但本書在一般情況下都沒有把這些著作看成是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的成果，也沒有納入評述的范圍。我認為，判斷某一成果是否屬于比較文學，第一是對象論的標準，第二是方法論的標準。從“對象論”的標準看，就是看它的研究對象是不是比較文學的特有的研究對象——如涉外文學研究、翻譯文學研究、區(qū)域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等；從“方法論的標準”看，就是看它是否主要運用了比較文學的學科方法。假如其研究對象雖是文學研究的一般對象，但作者在總體上運用了跨文化的比較的方法，又在具體的操作中運用了傳播研究、影響研究、平行貫通研究和“超文學”研究的方法，那么，這部著作就是比較文學的著作。
根據(jù)上述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二十年》的研究時限、研究宗旨與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范圍的界定與看法，我設計了本書的框架結構。本書共分十八章。各章相對完整獨立，而又互有內(nèi)在的邏輯聯(lián)系。第一章是對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評述。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既是學科研究實踐的反映，又影響著研究實踐。本書將這一內(nèi)容列為首章，可以視為籠蓋全書的“帽子”。在這里，我分專題評述了近二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的學術爭鳴，肯定了孫景堯、樂黛云、陳惇等教授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上的貢獻。第二至第十章，分別論述了中國文學與若干國別文學關系的研究成果，這屬于以文獻實證為主要方法的“傳播研究”與以文本分析為主要方法的“影響研究”的范疇，解決了我國與世界各國文學之間的傳播與接受、影響與超影響的互動關系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靠著這些成果，讀者對可以對中外文學關系的主要問題有較為系統(tǒng)、深入的了解。錢鐘書先生在80年代初曾提出：“要發(fā)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倍曛蟮慕裉?，面對這些成果，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這個任務我們雖沒有全部完成，但我們的學者做得很出色。在這些研究成果中的確體現(xiàn)了“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的特色和成就。涌現(xiàn)是一批學術精品，如季羨林、趙國華等的中印文學關系研究，嚴紹璗、王曉平等的中日文學關系研究，韋旭升的中朝文學關系研究，李明濱、陳建華、汪介之、吳澤霖等的中俄文學關系研究，錢林森等的中法文學關系研究，范存忠、趙毅衡、張宏等的中英、中美文學關系研究，衛(wèi)茂平等的中德文學文學關系研究等，都體現(xiàn)了嚴謹扎實的科學學風，反映了二十年來我國比較文學的特色、實力與水平。本書的第十一至十五章，是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專題的、橫向的比較研究。它與上述的中國與國別之間的比較研究不同，是中國文學與“西方”這樣一個大的區(qū)域文學的比較研究。這類研究的特點就是把“西方文學”作為一個文化與文學的整體拿來與“中國”對舉。實際上，正如所謂“東方”一樣，“西方”也是由不同的多元文化構成的，不同民族與國家之間存在較大的、有時是深刻的差異。但自晚清時期以來，西方文化是作為一個綜合體輸入中國、影響中國的，中國人習慣上有意無意地忽略西方內(nèi)部的差異。這一習慣在近二十年來的“中西文學比較”中更充分的體現(xiàn)出來。雖然在比較研究中“西方”及“西方文學”這個籠統(tǒng)的概念會妨礙結論的細密性和準確性，但在總體上是可操作的、可行的。本書在“中西文學比較”這一部分的評述中，按文學類型與形態(tài)，將這些研究劃分為民間文學、詩歌、小說、戲劇、文論（詩學）共五種不同的文學類型與形態(tài)，分為五章分別予以評述。在中西比較文學的這些研究成果中，有的是中國與西方文學的交流關系的傳播與影響的研究，有的是沒有事實關系的“平行研究”，有的是傳播、影響與平行相結合的研究。比起國別文學關系史與交流史的研究來，這些研究更有可能注重宏觀的概括，注重規(guī)律的總結和理論的提升，出現(xiàn)了一系列學術精品。其中，葉舒憲、蕭兵等的比較神話與史詩的研究、劉守華等的比較故事學研究、豐華瞻等的中西詩歌比較、李萬鈞等的中西小說比較研究、饒芃子、藍凡等人的中西傳統(tǒng)戲劇比較、田本相等人中西現(xiàn)代戲劇關系的研究、曹順慶、潘知常等人的中西詩學與文論的比較等，在比較文學的各個領域的研究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第十六章至十八章，所評述的分別是從翻譯文學、文學思潮、中外文學交流史等角度對中外文學和世界文學所做的綜合的、總體的研究。這類研究是在個案研究基礎上的綜合，其特點是在研究中采取全方位的視野，并注意“史”的縱向線索的呈現(xiàn)。由于這類研究具有綜合的、總結的性質(zhì)，所以置于全書的最后來評述，算是對全書整個體系框架的收攏。在最后這三章中，我對郭延禮、謝天振、許鈞等人的翻譯文學研究，范伯群、朱棟霖、李岫、孟昭毅等人的中外文學總體比較研究，周發(fā)祥、王曉平等人的國外漢學的研究等，王寧等人的中西文學思潮研究等，做了重點評述。
面對二十年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豐碩成果，我們不能不對學界的同仁們肅然起敬，為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學術業(yè)績感到自豪。他們的研究從一個側面顯示二十年來中國學術的空前繁榮，顯示了我們中國學者的探索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的能力，顯示了中國比較文學的民族氣派。這些學術成果的取得，首先依賴于高素質(zhì)的學術隊伍。二十年來，已經(jīng)形成了老、中、青三代構成的學術梯隊，老一輩學者錢鐘書、楊周翰、季羨林、樂黛云等先生在實踐上和理論上始終對中國比較文學起著重要的有益的指導和示范作用，六十歲以下的中青年學者則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力量。中國語言文學系和外國語言文學系兩個一級學科的人員共同參與比較文學研究。而在這其中，中文系、或中文系出身者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人數(shù)最多，成果最多。除了中文系的二級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yè)外，該系的其它二級學科，如文藝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等，都有不少人涉足比較文學。此外，哲學、藝術學等學科也有加盟者，雖然有“客串”的色彩，但往往可以拿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高水平、成果豐碩的比較文學中青年學者，絕大多數(shù)都是我國自己培養(yǎng)的“土”博士。他們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堅力量，他們有著寬闊的世界視野、良好的中外文基礎，牢牢立足于本土文化，堅持了鮮明的民族文化立場，保持了健康的學術心態(tài)、嚴謹扎實的優(yōu)良學風。比較文學作為涉外的研究，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眾所周知，在當代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界，一些人食洋不化，以形形色色的西方時髦理論、以洋字眼兒和不土不洋的生造詞招搖于學界、以奇奇怪怪的句子粉飾包裝陳詞濫調(diào)，以夢囈般的語句愚弄讀者，使學術淪為自我炫耀、自我宣泄的無聊把戲。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在比較文學界，這類人、這種文章和書卻并不多見。
當然，比較文學在我國作為一個較新的學科，在研究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首先是學風問題。從研究人員的學術背景上看，在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中，以英語為工作外語的人，占絕大多數(shù)，與英語相關的課題的研究備受重視，其他則相對冷清；而從事中西比較文學的研究的人與從事東方比較文學研究的人，又相差懸殊，東方比較文學的研究人員嚴重不足，有許多重要的課題和領域尚無人問津。有些學人很少對中外比較文學中的具體問題進行個案研究的經(jīng)驗，卻大談比較文學的理論，就不免空泛和隔膜；有些人是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裝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涉獵比較文學的。他們的文章或論著對比較文學做了簡單化的、甚至庸俗化的理解，把“文學比較”等同于“比較文學”，在“平行研究”領域出現(xiàn)了大量缺乏可比性、為比較而比較的、人稱“X比Y”式的比較模式，以致達到了泛濫成災的地步。好在喜歡寫這類文章的人在季羨林先生等的嚴厲批評下，近年來已見收斂。一些作者的著作存在著大量抄襲或該頭換面變相抄襲外國人的現(xiàn)象，或存在著自我重復的“炒剩飯”的現(xiàn)象。有的本來學術研究潛力和勢頭良好的中年學者，或許是由于“雙肩挑”或過分熱衷社會活動等原因，使學術成果的量與質(zhì)每況愈下。一些期刊雜志刊登的比較文學書評文章近于宣傳廣告文字，充斥著溢美和夸大之詞，失去批評標準。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區(qū)域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應該是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和重要領域，這類研究在我國的數(shù)量不謂不多，但除極少數(shù)外，上百種以“外國文學”、“世界文學”或“西方文學”、“東方文學”為書名關鍵詞的書，大都是國別文學的機械的相加或簡單的合成，缺乏比較文學的觀念和方法。甚至有的以《比較文學史》為名稱的書，也擺脫不了僵化的教科書寫作模式，“比較文學”這個詞在那里只是流于點綴。凡此種種，都是中國比較文學二十年來發(fā)展中的問題。其實這些不只是比較文學界特有的個別問題，也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普遍的問題。相信隨著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日益成熟、研究經(jīng)驗的進一步積累、學術研究大環(huán)境進一步改善，中國比較文學在今后必定能夠更健康的發(fā)展，這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嚴格地說，本書只不過是近二十年中國比較文學學術成果的學習和閱讀的較為系統(tǒng)的札記。雖然它有“史”的線索和“史”的意識，可我還是不敢稱它為“學術史”。研究當代的、處在變化中的東西能不能成為“史”，學術界尚有疑問，因而我只能說它是“學術史性質(zhì)的書”。在選題的確立和寫作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要梳理、總結和評價中國比較文學二十年的學術成果，對我來說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要讀幾百本書，翻閱上百種期刊和幾千篇文章，沒有時間和精力的大量投入是不行的。時間和精力投入了，但仍然要面對一些困難和局限。首先是缺乏“資格”。照理說，這樣的書要由本學科中的權威人士才匹配。而以我這樣的年齡上不上不下、學術上不成不就，圈子中不內(nèi)又不外的人，人微言輕，顯然不擁有所謂“話語權力”，本來是沒有資格寫這樣一本書的。第二是缺乏能力。比較文學學科的特點是范圍廣，知識領域多。眾多的知識領域和眾多的論題對我而言都是陌生的。我對它們的閱讀和評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學習的過程，是學生向先生求教的過程。我的“評述”實際上是“學生”評“先生”。學生評先生并非評不得，但就注定會說出一些無知之言、膚淺之見、謬誤之詞、荒唐之論來。第三點是學術之外的。近來讀到北京大學曹文軒教授在《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xiàn)象研究?后記》中的一段話，頗有感觸。他說：“這個專業(yè)面對的基本上都是活人，它沒有辦法不陷在人情的泥淖中。說什么，寫什么，不免要環(huán)顧四周……你可以對杜甫、李白說三道四，卻要在對一個就在你周圍活生生的走動著的當代作家——哪怕是一個二流的作家揭一些短處時，三思又三思……你說人家不愿聽的話，就得有點心理準備?！蔽铱床芟壬倪@些擔憂恐怕不是多余的，并且意識到自己也多少面對著同樣的問題。因為我所做的是當代學術評論，學術評論就得實事求是，我做不了那種“酷評家”，但也認為學術批評要以搔到疼處和癢處為佳，不痛不癢的話等于不說。我相信中國比較文學界的同仁們有接受學術批評的雅量，但我沒有權力要求別人對痛癢不做反應。
上述的困難和局限，我在寫作的中試圖努力地加以克服。但也只是主觀上的“努力”罷了。我意識到本書會有許多的不足和錯誤，例如文獻資料上的掛一漏萬、評述上的以偏概全等。總而言之，書卻是寫完了。是耶非耶，就交讀者去評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