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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窗品藝錄(42)由百家聚訟李白之“床”說解詩之難及多有附會之誤



    馬年春節(jié),本應在緬甸瞻仰佛光,不意因粗心而未給內子辦理旅游簽證,國內航空公司硬是不給登機,結果半途而廢。于是那七天假期便只在廣州周邊走走,日子也溜得很快。也當是節(jié)氣之緣故,手頭好幾篇沒寫完的文稿也懶得續(xù)筆。期間見百家論壇的眾多辯家在熱情洋溢地為李白的一張“床”大費口舌,有時也不免踮起腳跟圍觀一下。筆者不大喜歡湊熱鬧,但見持不同見解的幾大派別誰也說服不了誰,最終也就只好各存己見卻不肯偃旗息鼓,一時甚覺有趣。按例,正常的辯論說服不了對方,性子一急者容易把非理性的話語也帶出來,最終還可能由爭吵升級到相互辱罵乃至怒目相向的地步。然后版主為息事寧人,只好行使刪帖的權力。但這次沒有,當也是一種進步。
    其實,辯論者不肯輕易改變自己的看法,這也是正常的。做人做學問,一定要有堅定而執(zhí)著的信念。爭辯而不能說服別人,其實也不要緊。不一定是自己水平不夠,更多的時候除了各方水平相當之外,還是缺乏足夠的權威地位的緣故。當年郭沫若在許多學術爭論中最終能一錘定音也多半因了特殊的身份。學術權威除了實力,更多的時候是地位決定的。但有了權威,便口無遮攔,或者肆意雌黃,那也是令人難以信服的。最可笑的是當年為了揚李抑杜,竟說出老杜住上“三重茅”的房子便屬于豪宅富有之類的話來。把詩詞當信史,隨意穿鑿附會,可說是評詩解詩最易鬧出的一大笑話。
   但爭辯者互不服輸,爭辯沒有結果,并不影響旁觀者的深入思考。比如,筆者便由此想到,一個“床”字的解釋,爭辯了三十幾年,還繼續(xù)在睡床、井欄、馬扎(胡床)三者之間轉圈子,一輪又一輪,永不停息,委實讓人稱奇不已。辯者各執(zhí)其理,翻箱倒柜地引經據典,不可謂不花氣力,一遍又一遍訴說自己的思維邏輯,更是不厭其煩。而且,看起來每一方都能自圓其說,但卻又絲毫不能改變三說鼎立的局面。這是怎么回事?難道果然是一個沒有大師的年代使然?
   解詩難。難在作者所以然而讀者不一定能知其所以然。尤其是解讀那些距離我們年代較為久遠的詩,更難。時代不一樣,環(huán)境不一樣,風尚不一樣,心靈更難溝通。
   但這個難,除了時代的變遷、環(huán)境的改變、風尚的轉換阻隔著心靈的溝通之外,也多半出在解詩的方法不對頭上。
   詩,尤其是漢詩,漢民族的傳統(tǒng)詩詞,最講究精煉、簡約、含蓄、委婉、雋永,因此,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的情形。古人說,“可解,非以訓詁通其意也。不可解,非以聲牙隱僻亂其法也。不必解,非不求要領,仿佛規(guī)模也。可以神會,不可以言傳。此先輩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旨耳?!保髻M經虞《雅倫》卷二十二)這是說,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不同情形,不能用考古訓詁的方法,不能用穿鑿附會的手段,不能用等量替換的語言明白曉諭。為什么呢?這是因為,詩家語并不等同于日常的語言和普通的文字。比喻,借代,象征,無中生有,憑空想象,微言大義,尺水興波,片言百意,正言若反,樂景寫哀,取類不常,尺幅萬里,時空交織,手法技巧繁多,不一而足。詩的一字一詞,承載著太多的信息量和寄托物,蘊含著太多的情感和靈氣,用訓一是一、考二是二、看山是山、說海是海的嚴謹解剖,或者捕風捉影、穿鑿附會、任意發(fā)揮的我注六經,都不可能還原出作者的寫作初衷,無法觸摸到作者的復雜心緒。
   這里,我們不妨以李白《靜夜思》“床”字釋義為例,說說解詩的難處及由此而來的某些附會現象。
沙發(fā)
 樓主|發(fā)表于 2014-3-11 00:11:21|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夢欣 于 2014-3-11 00:20 編輯

 ?。?)
  
  實際上,李白《靜夜思》這首詩,詩意最為淺白。幾乎讀過的人,無論大人或小孩,也都明白是客旅在外抒發(fā)思鄉(xiāng)之情感。因而從唐代以來,除了版本在流傳過程中被后人改動了幾個字之外,一直沒有什么詞義方面的困惑可以引起爭辯。但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人對月光能否照進屋內、抬頭能否看到明月生發(fā)疑問之后,焦點落在“床前”是室內還是室外這一位置點上,于是,主張室外說者就必須尋找“床”之所以會出現在室外的理由。正好詞典中就有“床”的好多種不同解釋,一時間便有許多詩詞評論家、文化學者、考古人員、博物館研究員、中小學教育工作者相繼發(fā)表高見,于是,井欄說,胡床說,馬扎說,臥榻說,幾案說,紛紛出籠,連同原來的睡床說,形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解讀局面。其后,有爭辯者,大體均在此幾種觀點中周旋,時而補充點“有跡可尋”、“有圖可證”的資料,時而重復人家先前說過的話,炒炒冷飯。既沒有直接的證據(想來也不會有,除非出土李白的“日記”或附有寫作說明的“手稿”之類,但這是不可能的)支持自己的觀點,也沒有可以排斥和駁倒其他種種見解可以同時存在的充足理由。所以,即便再爭辯三十年三百年,也可能改變不了睡床、坐具、井欄三者解釋各有持論者各有信服者的現狀。
  先看看三說各自成立的理由。
  A、睡床說。
    這是正統(tǒng)而在井欄說未出籠之前包括古人和近人均未有疑義和異議的唯一解釋。因為歷來都這么認為,所以,存在便是合理,它無須提出更多的理由便自以成立。當井欄、坐具(胡床、馬扎)等“新解”出籠之后,它需要面對挑戰(zhàn)和解釋的是:(1)月光能否照進室內?如果能照進室內但只是一點斑馬線似的光亮,是否可以有“地上霜”的錯覺?(2)躺在床上能否做出抬頭、低頭的動作?(3)如果月光照進室內,人也能抬頭,能看見“山月”嗎(李白原作是“抬頭望山月”)?
  支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及詩友認為:
  (1)月光確實可以照進室內,因為與李白同時代及李白以前的詩詞中都有大量描寫月光照進室內的詩句。比如樂府歌辭《傷歌行》“昭昭素月明,輝光燭我床”;《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曹丕《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元稹《夜閑》“風簾半鉤落,秋月滿床明”;杜牧《秋夜與友人宿》“寒城欲曉聞吹笛,猶臥東軒月滿床”;李白《春怨》“落月低軒窺燭盡,飛花入戶笑床空”;還可以舉出很多,許渾《趨慈和寺移宴》“西樓半床月”,鄭谷《重陽夜旅懷》“半床斜月醉醒后”;杜荀鶴《山中寄友人》“穿屋月侵床”,孟郊《秋懷》“一片月落床”,岑參《宿岐州北郭嚴給事別業(yè)》“片月到床頭”,等等。
  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月光真的不能照進室內,或者照進室內不能引發(fā)“疑是地上霜”的錯覺,李白一樣可以寫,因為詩可“造景”、“移景”、“借景”。如果詩必須字字句句均為實景的話,那還有詩?那還有詩味?鶯啼“千里”誰聽得見?晨鐘“云外濕”誰摸得到?
 ?。?)“床”解為“臥床”,難道作者當時就一定得睡在床上嗎?他不可以坐在床上嗎?不可以在床與窗戶之間溜達嗎?不可以把頭伸出窗外嗎?那些僵化思維的人以“床”釋為“睡床”則無法做出抬頭、低頭的舉動不是太過偏執(zhí)了嗎?要知道,詩句之間是允許有較大的時空范圍的。詩句表達的時空范圍的跳躍性是詩不同于文的特點之一。即使李白吟出“床前看月光”之時人在床上,那么他走到窗邊再吟出“抬頭望山月”也是可以的。沒有人規(guī)定一首詩從頭到尾只能位于同一位置上??梢娰|疑“抬頭”動作的說法有多么幼稚。
     (3)如果詩人站在窗邊,那么抬頭看到窗外的明月是不成問題的。實際上,李白這首詩,床前有月光,抬頭可看明月,詩句都是有出處的,古人講究繼承,講究字有所蹤,講究句有出處,“床前看月光”來自“昭昭素月明,輝光燭我床”、來自“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而“抬頭望山月”則來自《子夜四時歌·秋歌》“秋風入窗里,羅帳起飄揚。仰頭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既然南北朝的詩文可以有室內的“仰頭看明月”,為什么李白就不能說?
  顯而易見,睡床說有充足的理由。
  B、井欄說。
  這一派的觀點基本上是博物館的研究員、考古工作者、古文字訓詁專家提出并得到那些愛鉆牛角尖的詩友們所支持的。他們以詞典為依據,以搜尋到的一些詩句為佐證,以出土“井欄”文物為憑據,以“合理解釋詩意”為辯說,其論證如下:
 ?。?)“床”可釋為“井欄”,詞典如《說文》、《辭?!?、《詞源》、《漢典》、《漢語詞典》等等,都有相關注解。且這些解釋,都有古籍記載為證?!俄崟贩Q“床”為“井干,井上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淮南王篇》有“后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綆汲寒漿”之句,“床”便作“井欄”解;《淮南王篇》以后,詩人們寫到井欄,多用“銀床”或“玉床”。庾丹《夜夢還家詩》“銅瓶素絲綆,綺井白銀床”;李白《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蘇味道《詠井》“玲瓏映玉檻,澄澈瀉銀床”;李商隱的《富平少侯》有:“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床在井頭”; 鄭嵎《津陽門詩》“石魚巖底百尋井,銀床下卷紅綆遲”; 無名氏《河中石刻》:“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納蘭性德《虞美人》“銀床淅瀝秋梧老”。把井欄稱做“床”的情況在歷代詩中很常見。
 ?。?)李白《長干行》中的“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該詩中的床,只能是“井欄”。如果是睡床就沒法“繞”,因為睡床習慣上都是緊貼墻而放。如果把床認作“馬扎”,一碰就倒,怎么可以騎著竹馬繞著追逐。
      (3)在文獻記錄之外,考古發(fā)現了許多“井欄”實物,如清光緒年間出土于河南開封的“東漢陶井欄”(該井欄現藏于遼寧博物館),其高11.3厘米,口長22.3厘米,口寬15.4厘米,其上刻有“戒火、東井”四個字;2001年在浙江東陽市的吳寧鎮(zhèn)都許村發(fā)現南朝陳代的石井欄,上面刻有“陳永定二年(558年)”和“紫金里許氏志”等字樣。既有“井欄”的文獻記錄,又有“井欄”實物,可以斷定李白《靜夜思》中“床前明月光”中的“床”,應是“井欄”,而不是胡床之類的折疊凳,更不是睡覺用的臥具。
     (4)另有李白自己的詩例可作證。如《洗腳亭》“前有吳時井,下有五丈床?!蓖蹒⒃疲骸按玻畽谝?。”《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蓖蹒⒃疲骸爸^之銀床。皆井欄也?!边€有《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所云“萬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滄浪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懷余對酒夜霜白, 玉床金井冰崢嶸?!蓖蹒⒃啤按?,井欄也。玉床金井者,言其美麗之飾,如玉如金也”。
     (5)把《靜夜思》中的“床”理解成“井欄”,更貼近我們的現實生活場景和日常思維邏輯。在一個寒冷的夜晚,遠在他鄉(xiāng)的游子夜不能眠,然后披衣出門,走到院子里的井欄旁。只見身邊的井欄前一大片明月光,伴著陣陣的涼意,就好似地上鋪了一層雪白的寒霜,此刻思鄉(xiāng)之情、傷感之意猛地涌上了心頭。手扶著井欄,在異鄉(xiāng)抬頭看夜空,此時看到的明月也正照在自己的家鄉(xiāng),想到自己“背井離鄉(xiāng)”卻不能與親人相見,嘆息之余只好“低頭思故鄉(xiāng)”了。這種動態(tài)的氛圍可比坐在一個小馬扎上或睡在室內床上更能體現出游子的憂愁和苦悶,更能體現出李白豪放浪漫的個性。
    如果理解為臥具之床,就會把詩人的視域和情感域限定在斗室之內,詩的意境就比較狹小逼仄,詩的情感流動就會顯得遲滯,詩歌情感意緒的躍動就會呈現出不盡情理的“拐點”。而理解為“井欄”,或者“井床”,那么,詩的情境,意境就會因之而呈現出高遠遼闊的疏朗俊逸之象,詩情的流動,躍動,就會顯現出清逸之姿,俊朗之態(tài),其情感意緒,也就會呈現出“思而不哀,慟而不傷”的情感色彩,這是與李白豪放不羈的偉岸人格和雄奇飄逸的詩歌藝術風格相表里的。
  可見,井欄說的理由也言之鑿鑿。
  C、坐具(胡床、馬扎)說。
     這一派的突出持論者以文物收藏家馬未都為代表。他們也以古文獻的記載為依據,以“馬扎”實物為憑證,再挖掘一些相關的詩句,最后當然還有合乎生活邏輯和事理演繹的判斷和辯說。其持說之要點有:
     (1)先人席地而坐,而游牧民族帶給國人一樣坐具,這就是“馬扎”。馬扎也叫“胡床”,模樣相當于今天的折疊椅,其坐面由棕繩連接,故亦稱“繩床”。在唐代,“胡床”就是椅子的代名詞。李白許多詩都有“胡床”的描述,如《草書歌行》“吾師醉后依胡床,須臾掃盡數千張”,胡床指的就是椅子;《寄上吳王三首》“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床”,胡床不用時還可以將它折疊掛在墻上;《陪宋中丞右武昌夜飲懷古》“庾公愛秋月,乘興坐胡床”,可見胡床不僅用來坐,還可以在夜晚賞月。
     (2)“胡床”在唐代其他詩人中也屢被提及。如李賀在《邀人裁半袖》中就有“端坐據胡床”詩句,杜甫也有詩曰“臨階下馬坐人床”,這兒的“床”指的也應是“胡床”,不然,他剛一下馬不可能便直入主人內房,坐到別人的床上!
  (3)直到宋朝,椅子在當時仍被喚作“胡床”。蘇東坡在其《點絳唇—閑話胡床》詞中,曾這樣寫道“閑依胡床,公樓外峰千朵,與誰同坐……”真正把胡床(繩床)轉變?yōu)槟局频慕灰危賹⑺l(fā)展到如今俗稱的椅子,大約是在南宋中后期,由于江南濕氣過重,老百姓長期席地而坐對健康不利,于是在南宋小朝廷的推崇和鼓勵下,椅子開始盛行于世,到了明、清兩代終于也飛入尋常百姓家。
    (4)日本留美學者小畑薰良(Shigeyoshi Obata)1922年在紐約出版的The Works of Li Po, the Chinese Poet(李白詩集)是世界上最早的李白詩譯文集,其中《靜夜思》的譯文是: 
      On a Quiet Night
    
      I saw the moonlight before my couch,
    
      And wondered if it were not the frost on the ground.
    
      I raised my head and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
    
      I bowed my head and thought of my far-off home.
  
  小畑薰良翻譯《靜夜思》的“床”字沒有用bed,而是用了couch!據韋伯詞典:
  
    couch: an article of furniture for sitting or reclining (一種用于坐或者斜倚的家具)
  
  從現代的意義上來說,couch應該是“長條沙發(fā)”,但在翻譯的那個時代couch的形象應該更接近“座椅”、“凳子”?!白巍惫倘豢赡苡脕硭X,但卻不是放在臥室里的“床”(英文的bed或者法文的lit)。小畑薰良之所以選擇couch這個英文詞來翻譯“床”,而不用更淺顯的bed,應當是考慮了這首詩的意境。按照小畑薰良的理解,《靜夜思》所描寫的場景應該是詩人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看山月”。
  “床”被日本人認定為凳子,于“馬扎說”可算是一個旁證。
  所以,“床”合情合理的解釋,是屋外的“胡床”,而不是室內的“睡床”。將“月光”疑為“秋霜”,其本身符合邏輯無錯。但是,把室內的“月光”疑為“秋霜”,就是違反自然現象的無知。不要說是室內無霜,就是四面無遮攔的涼棚里也不會有秋霜。這一點自然現象,一般常人都會明白知曉,大詩人李白必然是既不糊涂也不忘卻的。至于將“床前明月光”的“床”,轉彎抹角的解釋“井欄”,卻是牽強附會的無有不要的。將背井離鄉(xiāng)的“井”字,是古制“八家為井”(引申為人口聚居地)或“井田”都可以,硬加解釋為水井實為歪解的臆想臆斷。
  看來,坐具說(馬扎、胡床)既有文獻依據,也有實物可考,還有日本學者可資旁證,更有順理成章的意境解釋,理由也不能說不充分。
  既然三說都有充足的理由,而正確的結論又只能是一個,那么,用什么辦法可以判別真?zhèn)文??換一句話來說,李白的詩是有感而發(fā)的,情感又必然來自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和所見之景物,究竟那一種解說才真正符合李白的原意呢?
  說起來還沒那么簡單,我們還要穿越“詩無達詁”這一道屏障。這其實也是歷代以來評詩解詩繞不過的一個話題。
板凳
 樓主|發(fā)表于 2014-3-11 00:11:53|只看該作者
     (2)

  “詩無達詁”?!斑_詁”的意思是確切的訓詁或解釋,詩無達詁就是詩很難有因而也無須追求確切的同義轉換或準確解釋。春秋戰(zhàn)國時代,賦《詩經》斷章取義成風,學者各取所需而隨意“斷章”,莫不借古語以說“我”之理。因此,所引之詩,其義因人而異。西漢人解《詩》,如《韓詩外傳》,亦一樣沿用此法。是以當時的董仲舒便把這種現象稱為“詩無達詁”。所謂“《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
  詩無達詁的現象其后一路延續(xù),并由解詩擴散到治學,形成以漢學為代表的“我注六經”和以宋學為代表的“六經注我”這兩種治學流派?!拔易⒘洝币埠?,“六經注我”也好,其共同點都是在文本解釋的意旨取向中摻入解說者自己的價值觀。這種治學的流派及偏頗之處,也并非中國古代文化所獨有。在西方,也出現追溯作者原意的獨斷型詮釋學和祈向多元理解的探究型詮釋學。這大體也類似于“我注”與“注我”。就中國古代的詩學、經學解釋學來說,古人也注重以“字求其訓,句索其旨”的訓詁考據功夫,以求契近文本原旨。但詩學解釋與經學解釋猶有區(qū)別。經學解釋略偏嚴,而詩學解釋稍從寬。對于前者,通常強調的是“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對于后者,則多加寬容,乃有說詩者“不必盡合作者”、讀詩者“不必盡符乎本旨”、是以便有“凡他人所謂得意者,非作者所謂得意也”的情形??梢哉f,詩無達詁所反映或提倡的是一種多元理解與闡釋取向的現狀或原則。
  解詩之所以允許“無定解”的多元理解現狀存在,是由中國傳統(tǒng)詩詞強調含蓄、寓意而超越語言的表意功能這種特點決定的。在中國詩學傳統(tǒng)中,詩人追求一種“言外有義”、“言盡意不盡”即文本超越語言表意功能的理念,因而在理解與闡釋的方法上,也強調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生活體驗和理性感悟。所謂“作者有時,看者有時”,所謂“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未必不然”,所謂“雖作者未必無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如此一來,幾乎所有的理解,都傾向于“詩之用在我”的自我理解,所有的闡釋,也就是“期于言志而已”的自我闡釋,這樣的理解與闡釋,又無不是“以我范圍古人,不以古人范圍我”的自我視域觀照的結果。
  在歷代“無定解”的詩詞鑒賞中,最典型的莫過于對李商隱《錦瑟》一詩的解讀?!霸娂铱倫畚骼ズ?,獨恨無人作鄭箋”。元好問的感嘆,其實不是“無人作”而是解讀的人太多、眾說紛紜而莫衷一是。對《錦瑟》的解讀有戀情說(清屈復斷為“男女慕悅之詞”),有悼亡說(清姚瑩“《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費平章”),有傷唐室殘破說(岑仲勉“余頗疑此詩是傷唐室之殘破,與戀愛無關”),有自傷身世或自敘平生說(見張采田《李義山詩辨正》),還有聽瑟曲說、回顧生平兼編集自序說等等。這些說法當然也有各自的道理,但也有不少陷于孤立、繁瑣地考辨?zhèn)€別字句的瑕疵,尤其是解釋頸、腹兩聯,因典用“莊生”而解之必指鼓盆,事涉“望帝”,則慮其必指朝政之事。似這樣的猜斷、臆想,就難免走火入魔了。
    像《錦瑟》這種“多元解讀”局面的形成,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是“作者有時,看者有時”,時空的距離難以有準確的判斷,是為詩無達詁。特殊性是李商隱的詩過于隱晦,用典冷僻繁復,又多用比興手法,寓意艱深,不易解讀。
  事實上,在詩詞鑒賞中,對同一作品,讀者以及詩評家之間存在不同解讀乃至褒貶絕然相反的看法的也相當多。徐凝的《廬山瀑布》一詩,白居易極為贊賞而魏泰以為平常,蘇東坡則斥為“惡詩”。秦觀的《踏莎行·可堪孤館閉春寒》一詞,王國維推崇“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而蘇東坡卻欣賞“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并寫在扇面上,乃被王國維譏為“皮相”。柳宗元的《漁翁》一詩,蘇東坡要刪掉其“尾兩句”,引發(fā)了近千年的爭辯。嚴羽、胡應麟、沈德潛皆謂刪節(jié)為佳,以免蛇足;劉辰翁、李東陽、王世貞則說不能刪,“尾兩句”正有味。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可說都是詩無達詁的個性化閱讀傾向性解讀的結果。
  詩言志。但詩非史。讀者可以“以言求志”,但不能一味于言辭得之。因為詩的語言并不是記載性或說明性的語言,詩人的意圖不會從字面意義上直接體現出來。而且,詩多意象,時空的跳躍性,語句的濃縮性,文言詞的多義性,均會引發(fā)不同的理解,造成解讀的分歧,
導致理解的多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無達詁的現象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可以參與爭辯而不必非得定論于一種獨一的解讀。
    以此看來,對李白《靜夜思》一詩的解讀,有各種不同的理解,有各種廻異的看法,也純屬正常,爭論可以同時并存而不必期望哪一方可以勝出。
  但是,默許詩無達詁的現象存在,并不等于可以縱容學術研究中的隨意穿鑿附會。最讓人接受不得的是沒有詩詞鑒賞能力卻只憑個人喜好或者別種知識就主觀武斷地胡亂評說,還自以為是,自以為自己的考證或闡釋無懈可擊,對別人的批評耿耿于懷的那種解讀。當然也有出于善意和過于執(zhí)著者。像北宋科學家沈括解讀杜甫《古柏行》一詩,由“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計算出四十圍“乃徑八尺”,說古柏“無乃太細長乎”,這種指責,便讓人覺得可笑而已。出于職業(yè)習慣,他竟以精確的科學記數來解詩,難免拘泥于生活的真實而使解讀陷入知識性的誤區(qū)。畢竟詩不同于文,詩不同于史。詩可以虛擬,可以夸張,可以指代。鶯啼可以聽千里,白發(fā)可以長三千丈,寒山寺可以有“夜半鐘”,春江水暖只可以“鴨先知”,柳絮、河豚可以“當是時”,鴻雁棲宿可以“揀盡寒枝”,說不可、說不能、說有悖于事理者,皆不懂詩之奧妙,直不可與之言詩。
  不懂詩,不懂詩作的精巧構思,不懂詩意的曲折表達,不懂詩義的別有寄托,不懂詩作者的良苦用心,隨意穿鑿附會,一味推理猜測,是詩評家的無知與不足。
  所以,一方面我們承認詩無達詁,允許各種不同解讀同時并存;另一方面則要辨別真?zhèn)?,辨別正解與誤讀,辨別真知灼見與穿鑿附會。就這一層意義來說,我們又有必要對李白《靜夜思》一詩的解讀進一步審視一番。
  
地板
 樓主|發(fā)表于 2014-3-11 00:12:54|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夢欣 于 2014-3-11 00:24 編輯

 ?。?)
  
  對李白《靜夜思》一詩的不同解讀,對“床前明月光”一句“床”字釋義的爭辯,充分體現了中國詩學傳統(tǒng)以“詩話”形式展開文本解讀、執(zhí)著于形而下之還原、注重運用審美閱讀經驗和主觀感受對詩詞具體語言作個案的具體闡釋這一特色。
  這種解讀就與西方詩論重“系統(tǒng)”、重邏輯、重定義、概念嚴密界定、論題內涵統(tǒng)一的模式決然不同。如果說西方詩論習慣于從概念、定義出發(fā)的話,中國的詩評家們則習慣于從具體作品、具體作品中的具體語言、具體語言中的個別字眼出發(fā)。當然這兩種詩論各有自己的優(yōu)點,也各有自己的不足和弊端。檢討我們自己的不足和弊端,可用朱光潛先生的話來說:“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劉彥和的《文心雕龍》條理雖縝密,所談的不限于詩。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tǒng),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tǒng),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詩論·抗戰(zhàn)版序》)一是“零亂瑣碎”,一是“偏重主觀”或“過信傳統(tǒng)”。這就是我們詩詞評論中最常見的毛病。
  “零亂瑣碎”是我們凄迷于詩的具體語言,特別注重詩句的錘煉,肯為“推好還是敲好”爭論個不休;“偏重主觀”是我們喜歡用自己的理解方式去解讀古人的詩句。比如許多人用“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這組詩句來論證此“床”必在室外,是以此“床”一定是井欄,或此“床”一定是馬扎。并以此佐證《靜夜思》里的“床”也一樣。在他們看來,“騎竹馬”追逐,“繞床”,必得有一個寬闊的空間,而“床”必須四面均空著才能繞,臥床“是頂著墻放,根本不能繞圈轉”。這種解讀就是出自個人自己的理解方式。
  反駁這種“偏重主觀”的論證之誤是輕而易舉之事,只要從古書記載中舉出一個臥床可“繞”的實例來即可大功告成?!稌x書·王衍傳》記:“衍疾妻郭氏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浯胍馊绱??!薄妒勒f新語》中的“規(guī)箴篇”也輯錄了這個故事,盡管文字略有不同,但以錢“繞床”的情節(jié)是完全相同的。顯然,臥床可“繞”。我們的文物專家、文化研究員之所以斷定臥床不能“繞”,是他們把“繞”理解為“轉圈”。從晉書這里的記載來看,所謂“以錢繞床,使不得行”,只是說用錢環(huán)繞著床前擺放,并沒有要拿錢圍著床四周布擺之意。
  實際上,臥床可“繞”,在古人的詩作中有大量的詩句可資佐證。舉如鄭谷《興州江館》:“向蜀還秦計未成,寒蛩一夜繞床鳴”,齊己《秋夕書懷》:“蟋蟀繞床無夢寐,梧桐滿地有蕭騷”,元稹《六年春遣懷》:“婢仆曬君余服用,嬌癡稚女繞床行”,李白《猛虎行》:“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趙嘏《贈薛勛下第》:“一擲雖然未得盧,驚人不用繞床呼”,鄭嵎《津陽門詩》:“繞床呼盧恣樗博,張燈達晝相謾欺”,陸游《待旦》:“攬衣推枕起,亂發(fā)繞床行”。
  在這么一些“繞床”的詩句中,有疑問的只是元稹的那一首,其他的都應指睡床??梢?,“繞床”,不一定得把“床”解釋為井欄或馬扎不可。
  偏重主觀,也不是完全不允許。因為詩作者把作品寫出來發(fā)表出去之后,讀者有權利按自己的理解去解讀文本。作品的流傳,是因為不同的讀者都可以從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共鳴點而不是有誰提供統(tǒng)一的文本解讀。但如果想把自己的解讀認定為公允客觀的標準答案,問題便不一樣了。首先,這種解讀必須符合作品寫作時的生活環(huán)境和語言習慣。其次,這種解讀必須符合作者的人生經歷和創(chuàng)作風格。再次,這種解讀必須符合作品的內在意蘊和藝術追求。離開這三條,只執(zhí)己見,主觀而孤立地分析個別字詞的特定含義,就難以令人信服的了。
  下面我們就從這三方面來評判睡床說、井欄說、馬扎說,那一種更符合客觀解讀之要求。
  從李白《靜夜思》寫作時代的生活環(huán)境和語言習慣來看,“床”指的就是睡床。
  就生活環(huán)境來說,早在殷商時代我們的先人就已經使用四柱撐立的木床作為睡眠的家具了。這有文字為證和實物為證。
  先說文字。床字在最早的文字中寫為“牀”字。查看甲骨文現有圖片資料可知,“牀”字最早見於一期甲骨文字,其造字特點是描繪兩條床腿和牀的平面。這個標識牀的意符,看起來很像是“半張”床。這與金文的“牀”字略有不同。金文的“牀”字,標識的是整張床,兩豎之間的空白,意為牀面,兩邊是牀的四只腳,這接近于床的實體。但如果從一個側面來觀察,前后的床腿會重疊,看到的也就是兩條腿??傊坠俏牡臉俗R符與金文的標識符只是造字透視的角度不同,并無本質上的區(qū)別,都是床的實體的摩形。在隨后各個時期的甲骨文字中都有“牀”字被使用,而且牀字還是甲骨文中一個很重要的造字偏旁,它作為一個部首在造字時總是和人的生育、睡眠以及疾病狀態(tài)有著緊密聯系。因為這樣三種狀態(tài)都和床有關,因而也就通過這個床字,添加其他圖像符號而造出具體含義的字來,例如病、寤、寐等字。病字是痛苦流淚或大汗淋漓的人躺在床上;寤字是躺在床上的物像有點凌亂、像剛出生的孩子;寐字是躺在床上的人睡著了。這些甲骨文字的出現和使用,說明早在盤庚時代,或至遲在小辛一朝,中國人就開始使用床來睡眠了。
    據《御覽》所引,《世本》有這樣的記載:“紂為玉牀?!边@一記載經常被歷史學家和文字學家用來證明是商紂王發(fā)明了牀。其實,這個記載只是用來說明紂王的奢侈,可以證明的是商紂王曾經用玉的材質來雕刻成睡覺的床,而不能證明到商紂王時期中國人才開始使用床來睡覺。
  東漢的許慎《說文》有“牀,安身之坐也。從木,片聲。字亦作床。古閑居坐于牀,隱于幾,不垂足,夜則寢,晨興則斂枕簟?!庇蛇@一則文字解釋可知:一、床與牀同義,是同一字的不同寫法;二、床是木質的家具(紂王的“玉牀”只是例外);三、床可閑居而坐,但到了晚上是用來睡覺的。
  再看實物。50年代末河南信陽一號楚墓出土了一張戰(zhàn)國時期的實物床,長225、寬136、高42.5厘米,其形制與我們今天所用的木制床大體相同,說明床的制作和使用二千多年沒有太多改變。
  就語言習慣來說,漢代樂府詩、魏晉時期的古詩、李白同時代的古體詩及近體詩都有以床入詩并多取睡床之義(舉例已見前所述),而此后所見的詩詞中也沿用此義,從未有詩人、詩評家對此持有異議。而如果是那些用為專指“胡床”、井床的則大多在上下文中有附加說明,這在清人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一書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凡作井欄解的“床”字都一一注明,凡作眠床解的“床”則概不加注。
  從李白寫作《靜夜思》的人生經歷和創(chuàng)作風格來看,“床”也只能是睡床。
  李白出生于中亞碎葉城。五歲時隨家遷入綿州彰明縣(今四川江油市)。二十歲時只身出川,開始了廣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東至吳、越,寓居在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他到處游歷,希望結交朋友,干謁社會名流,從而得到引薦,一舉登上高位,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墒牵L年漫游,卻一事無成。這羈旅在外、寄人籬下、漂泊無定的生涯所觸發(fā)的惆悵傷感及思念家人、思念家鄉(xiāng)的一股悲涼心緒是《靜夜思》的創(chuàng)作初衷。據學者考證,李白這首詩的寫作時間大約是公元726年或727年(唐玄宗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其時李白年26歲、27歲,寫作地點或在湖北安陸寓居地,或在江蘇揚州旅舍。是安陸也好,揚州也好,其共同點就是寄住在別人的寢處。睡床是一定有的,至于馬扎、井欄便不一定會有。這是常理。畢竟旅舍只是提供給客人寢息而已,沒有太多的配置。因此,床釋為睡床比釋為馬扎、井欄有更大的合理性。
  再從李白詩詞的創(chuàng)作風格來看,善于夸張、夸大符合他浪漫的情性。白發(fā)可以“三千丈”,飛流可以“三千尺”,潭水可以“深千尺”,都是高度夸張的筆法。但這種夸張,又不同于無中生有,是從一個小而確實有的基點上無限放大。從這一點來說,床在室內,月光穿過窗戶照射在睡床前面的地板上,僅僅只是一巴掌大或一小塊帶有斑馬線形狀的亮光,就足以讓睡夢中朦朧醒來的詩人一剎那間產生一種錯覺。錯覺的放大,詩意的發(fā)揮,這便有了“疑是地上霜”這一句。如果李白深夜徘徊于室外,那么,月光又何止見于馬扎前、井欄前?一地都是啊,一地的月光與秋霜,相似性太接近了,少了夸張、夸大的空間,詩意顯然薄了,這種近于寫實的詩句,便不符合李白浪漫的情性,不符合李白豪放的風格。
  筆者小時候住過鄉(xiāng)下的老屋,記得有一回迷糊睡醒偶然發(fā)現屋角有一小塊玻璃,竟伸手去拿,手指觸到地板時啥也沒有,這才明白是月光。原來,地板磚是土紅色的,從天窗漏進來的碗兒大小的月光在土紅色的地磚上極像一塊閃光的玻璃。當然天窗是裝了玻璃的,唐代還沒有玻璃,有沒有天窗也不曉得。
  總之,秋霜不可能于室內有,但把不可能有而想象為有、把別處有而移到此處有、把舊時有混淆為今時有,這才是特定環(huán)境里可以有的錯覺。所以,床在室內,月光照在床前的地板上,這疑為地上霜才是夸張、夸大的藝術手法。善用這種手法,正是李白一向的風格。
  從李白《靜夜思》一詩的內在意蘊和藝術追求來看,“床”也應該是睡床。
  那些堅持床在室外、持馬扎說、井欄說的專家和學者認為,如果把床理解為睡臥之床,就會把詩人的視域和情感域限定在斗室之內,詩的意境就比較狹小逼仄,詩的情感流動就會顯得遲滯,詩歌情感意緒的躍動就會呈現出不盡情理的“拐點”。而把床解釋為井欄,或者馬扎,詩人所處的空間大,詩的情境、意境就會因之而呈現出高遠遼闊的疏朗俊逸之象,詩情的流動,躍動,就會顯現出清逸之姿,俊朗之態(tài),其情感意緒,也就會呈現出“思而不哀,慟而不傷”的情感色彩,這是與李白豪放不羈的偉岸人格和雄奇飄逸的詩歌藝術風格相表里的云云。
  這是最典型的臆說。為什么說它是臆說?請問,《靜夜思》是胡床說、馬扎說等“新解”出籠以后方流傳開來的嗎?不是。那么,一向的人們把床理解為睡床就淹沒了李白這首詩的藝術光芒了嗎?假如這種理解真的使得“詩的意境就比較狹小逼仄”,又為什么會得到歷代詩人、歷代文人、歷代老百姓的推薦而千古流傳成為十大名詩之首呢?再請問,詩的意境寬窄與詩人寫作所處的空間大小有關嗎?詩的情感流動在室內室外有遲滯和流暢之分嗎?詩人必得在空闊的環(huán)境中才能有“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之能力嗎?“咫尺應須論萬里”于詩之手段又應當如何理解呢?不懂而裝懂,還自以為是天才地發(fā)現了歷代人們未曾發(fā)現的奧秘,真有點滑稽。
  無怪乎著名詩人流沙河批評那些質疑床在室內、月光不可能照到床前的人是“福爾摩斯說詩,逗笑可也”。在流沙河看來,這詩的理解一向就很正常:“異鄉(xiāng)游子,夜深半醒,朦朧迷離,判斷不清,誤認床前月光為地上霜,亦未想過夏秋之夜絕不可能有霜?!绻绞彝饩哉局?,頭腦清醒,卻疑月光是霜,那就讓人讀不懂了。”(《蛀蟲微語·誤看月如霜》)但拿“讓人讀不懂”的解釋繼續(xù)發(fā)揮、繼續(xù)自圓其說的還大有人在。奇怪的是,一說床是睡床,他們就非得讓詩人一直“睡在床上”、“頭靠著高枕”不可,所以只能“開眼”、“閉眼”,不能“舉頭”、“低頭”;一說床在室內,人在室內,他們就說詩人的眼界、胸襟、思緒受到限制,情感流動就會顯得遲滯。前者是說不現實,后者是說不浪漫。但詩的現實并不照搬生活的現實,而詩人的浪漫也不在于身處何地。所以馬扎說、井欄說用于質疑正統(tǒng)說的主要論點和依據最終都是站不住腳的。
  實際上,李白那時奔波無著,游離于上流社會之外,其滿腹悲涼,正好借游子思鄉(xiāng)之情緒抒發(fā)。大丈夫身困斗室,舉頭、低頭之間,充滿百般無奈,淺白的詩句承托著詩人巨大的情感。月光也許是美好的,但在愁懷無解的時候看來便只感覺其冷似冰霜的那一點??梢允请鼥V醒來方有的錯覺,也可以是詩人有意運用錯覺來更好地更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惆悵心境。真有錯覺和故意借用錯覺都必須設置半夜醒來這一時間點,就此時間點來說,必得在睡床上方合適。此時,床前一點月光為起興之物象,說疑為秋霜則托以錯覺、延為借喻,暗藏自己對人世間追求于利刻薄于人的厭惡與菲薄,詩家語的韻味,正在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之中。正是這種現實有、詩里無和常人無、詩家有的巨大反差才使得這首小詩內蘊深厚,詩味雋永。如果拘泥于窗之大小、月光之能否照進床前、室內能否舉頭低頭、人在室內舉頭能否見山月等等細小情節(jié),便難免陷于盲人摸象或郢書燕說之類偏重主觀的外行人說詩了。
  總之,就李白《靜夜思》一詩的內在意蘊和藝術追求來說,也只有睡床說才符合作品的本來面目。
  當然,爭辯還會持續(xù)下去,只要不罵人,任何爭辯都是有益的。
6#
發(fā)表于 2014-3-11 16:10:47|只看該作者
“但這次沒有,當也是一種進步”
表個功哈,當時我好像是第一個提出退出爭論的~
7#
發(fā)表于 2014-3-11 17:29:41|只看該作者
      前一段時間圍繞《靜夜思》之“床”而論,時間久觀點異,有些網友為之厭倦也發(fā)表了不同看法,甚至對論壇不予以制止表示了不滿。因為盡管也有水帖,但整體而言屬于學術爭論,應當讓人說話并且做到言無不盡,所以論壇不制止不限制。
    爭論之后,本人也想作個小結,各方觀點、理由、論據也作了初步整理,因沒有較多的文字不行,擱到至今尚未落實。夢欣先生這篇,基本思路和觀點與本人相同,也完全能夠代表論壇意見。為論壇作了一件事,我們對夢欣先生應當予以感謝!
    詩詞乃文學作品,不宜用史學的方式去考證,但學究代不乏人,然而只要言之成理也未嘗不可,因此“床”正解為睡具,其他解釋也是可以允許存在并繼續(xù)保留下去的,因為并不影響對《靜夜思》的整體把握和理解,就是有影響也沒關系,“詩無達詁”,不乏先例。
本人讀“井欄”一說時,不以為然,但十多年前拙作卻也用上了:
    水調歌頭  題詩仙靜夜思圖
    井畔斷腸客,俯首憶家鄉(xiāng)。鄉(xiāng)親父老安否?時刻記心房。磨杵之人何在?誨我求知哲理,百歲感衷腸。熱淚似泉涌,滴化月如霜。  辭白帝,經楚國,過瀟湘。嘔心瀝血,千里奔走為詩忙。散盡千金不計,耿耿唯憐鄉(xiāng)水,負重送舟航。誓煉驚人句,萬古報家邦。
當時之所以用“井畔”,覺得比把李白放在“臥鋪”、“床頭”好。
另一首:
為詩仙采石磯撈月辯誣
豈乃江邊滑,原非酒后昏。
多情波底月,疑是故鄉(xiāng)魂。
    李白之死,有醉死、病死、溺死等說法,本人比較相信其病死于李冰陽處之說,“撈月”純屬后人杜撰,但視以為真,不拘泥于史實。不是寫史,如果有人考究說學堂窩人知識貧乏,連基本歷史都弄錯了,只能由人說去。如果聽史學家或學究擺布,孫悟空等就不能進入詩詞了。
    當然,讀前人詩作,理解時是還是遵正解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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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詩 | “床前明月光”中的“床”,是李白的睡床嗎
“床前明月光”是李白的千古名句,其中“床”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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