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梁戊戌百日維新及庚子之亂后，清王朝末期曾有過一次回光返照的閃現(xiàn)——立憲新政。導致這個憲政轉型失敗的致命原因是當時的皇權被視作“異族”。
清廷的立憲活動與漢人的革命運動形影相隨。1905年，清廷派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之日，正好是孫中山在海外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之時。孫中山的這場革命的動員力量來自民族主義，但不是梁啟超倡導的政治、文化民族主義，而是最原始的民族主義，即種族主義。同盟會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種民族主義的后果不可能是政治民族的形成，而只能是已經(jīng)形成的政治共同體的解體。
事實上，正是革命黨人這種原始的民族主義，激發(fā)了滿人權貴同樣的種族主義反應。朝野所達成的脆弱的立憲共識，就因為滿漢雙方正向回饋的民族意識而破裂，功敗垂成。
其實，歸根到底中國人都上了秦始皇的大當。歷史學家李濟曾有過一段著名的論斷：“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和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绷硪晃粚W者蘇秉琦也曾詬病中國歷史教育的兩大怪圈，其中第一個怪圈就是“中華大一統(tǒng)觀”，也就是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歷史則一筆帶過。
在辛亥革命和憲政共和的1912年之前，“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宗旨與口號，把滿族人看作是外來的“韃虜”即侵略者，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人，所謂的大清國自然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中華之國了。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中國人如果非要捍衛(wèi)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的話，最應該反對的顯然不是英國人和英國政府，而是滿族人及其大清帝國。中國人自己把自己愚弄了。兩位學的論斷，恰恰是那個時侯人們腦子里根深蒂固的狹隘原始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現(xiàn)實惡性反映。
辛亥革命從嚴格意義上講是一場紙糊的革命，不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的暴力革命，沒有大規(guī)模的武力，只是在各個省，小部分的人策動宣布獨立，大清王朝就土崩瓦解了，天下民心就離散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漢人對滿族人作為統(tǒng)治者不滿。一旦發(fā)生革命，處于充滿仇視的漢人汪洋大海中的滿族人，如同處于孤島一般充滿恐懼，因為舊勢力自信心太弱，幾乎在失去抵抗力的情況下就自我解體了。例如，辛亥起義規(guī)模僅次于湖北的云南省，全省新軍起義勝利時，因革命而戰(zhàn)死者只不過一百多人。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一場革命像辛亥革命那樣，如同俯首拾取掉落滿地的爛桃子一樣輕而易舉。它只是完成了一個使命，就是排滿、反對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它建立了表面的共和，但沒有觸動整個社會結構。它只是吹過清王朝這棵被完全蛀空大樹前的一陣風，其實當年任何風吹草動都足可將大樹吹倒。
專制與憲政的根本區(qū)別是，前者意味著權力高于法律，后者意味著權力服從法律。若皇權接受法律限制，那同樣是憲政。若總統(tǒng)或國會或政黨或委員會的權力不受法律限制，那與秦始皇沒有區(qū)別。直到今天，仍有無數(shù)人盲目地贊揚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殊不知，革命與建立優(yōu)良治理秩序之間，并無必然聯(lián)系。
我們作一種假設：當時的中國封建皇朝是一個漢人的政權，與晚清皇朝同樣軟弱腐朽，那么主張變法的立憲黨人中的漢人會接受并得以實現(xiàn)憲政主義和君主立憲制嗎？有這種可能！如果是這樣，中國的近代史、現(xiàn)代史可能要改寫。
同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乃同盟會、革命黨揭橥的旗幟和動員的口號。他們鼓動人心的法寶和精神動力就是“驅滿排滿”。要是紫禁城里的主子是漢人，他們就不可能提出這些綱領和口號，也就失去了制勝的法寶，失去大多數(shù)漢人尤其是地方勢力和紳商的支持。因為當時于皇、于官、于商、于民，他們總是愿意接受沒有暴力的變法、沒有戰(zhàn)火的易權、沒有動亂的改革，而不愿意看到血腥革命和生靈涂炭的。
中國本來是有可能提前進入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之列，早日走上憲政之路、發(fā)展自己的資本主義而富強起來的，是有可能避免約20年左右的流血革命、兵爨之災和軍閥混戰(zhàn)而以相對平穩(wěn)的治理秩序對社會生產(chǎn)力與民主政治幼苗加以保護、呵護，并促進其發(fā)展的，盡管列強的侵華利益、中國民主土壤的貧瘠等等客觀因素的影響，憲政強國之路會相當漫長與曲折。可惜這個機遇卻因“異族”之分而失之交臂、付諸東流。清末立憲新政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這種延滯歷史發(fā)展的狹隘民族種族觀的危害是為首因。因為凡轉型期的社會矛盾總是比改革以前還要多并還會不斷積累，如果一旦社會失序就會在人們的心目中產(chǎn)生不滿，隨著各種矛盾的“發(fā)酵”，這時，“革命”便成為許多人的一種“心理訴求”。在中國，既然滿族統(tǒng)治者是以少數(shù)族統(tǒng)治多數(shù)族，這種不滿就會被順理成章地解釋為“滿人的惡”，要清除這種惡的根本的手段，就是排滿民族主義革命（這正是革命黨的旗幟）。辛亥武昌首義輕易成功并產(chǎn)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歷史謎底，就在于此。
站在辛亥革命百年后的高山上回望，狹隘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對歷史發(fā)展契機的錯失和進程的延誤所帶來的禍害，是為殤、是為痛！
本文原載：香港《縱橫》雜志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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