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鉤
鄭和率領的艦隊
今年是鄭和下西洋610周年。遙想六百年前，鄭和率領的明王朝艦隊在馬六甲海峽大戰(zhàn)海盜，干預爪哇國的內(nèi)政，并生擒錫蘭的國王，是不是有點小激動呢？
而當鄭和統(tǒng)率龐大船隊抵達非洲時，距后來葡萄牙人達?伽馬帶領的三艘“破帆船”登陸東非還有80年，本書作者甚至設想，如果鄭和與葡萄牙人在海上相遇，會發(fā)生什么事？講述鄭和下西洋歷史的漢學著作《當中國稱霸海上》提出一個問題：“見過葡萄牙的破船之后，中國艦隊指揮官會不會想在前進的途中踩扁那些擋路的蝸牛，以阻止歐洲人打開一條東西貿(mào)易的通路呢？”難怪美國《紐約時報》要感嘆：“假設鄭和繼續(xù)前行，《紐約時報》應該是中文的?！?/p>
鄭和下西洋的航線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宣德年間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明帝國從對外擴張突然轉(zhuǎn)為“絕對閉關自守”，鄭和的船隊被系統(tǒng)地“自我毀滅”。成化十三年，宦官集團曾經(jīng)嘗試復蘇明初的航海冒險，向兵部索取《鄭和出使水程》（即鄭和七次航海的全部檔案），遭到文官集團的抵制，兵部郎中劉大夏先行將檔案取走，“毀之以拔其根”，徹底掐滅了宦官集團對海上遠征興趣的非份之想。
明王朝自我摧毀海上力量的直接后果是，“自16世紀一開始，中國即飽受日本海盜破壞性的侵襲之苦”，而朝廷幾乎束手無策。更為深遠的歷史性影響還在于，當19世紀西方列強沿中國海岸線咄咄逼近時，繼承了明王朝閉關自守政策的清帝國卻沒有力量可以抵抗。明王朝何以會在成了海上強權(quán)之后突然自廢武功？如果將此歸咎于皇帝的缺乏冒險精神以及文官集團的短視和保守，可能是不得要領的。
我們需要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找尋原因。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地圖
明初海上擴張的動力顯然來自明王朝第三任皇帝朱棣。鄭和七下西洋，六次是永樂皇帝所遣派。不管朱棣詔令鄭和遠征西洋乃是出于多么宏大的政治目標，也不管出使西洋為明朝國庫帶來了多么豐盈的貢品，但朝廷組織龐大艦隊所牽涉的巨量資源調(diào)配則全賴太祖朱元璋締造的簡陋財稅體系提供支持。
這一被史家稱為“洪武型財政”的體制過分遷就落后經(jīng)濟，商業(yè)資本備受打擊和限制，國家以較低的稅率扁平地向無數(shù)小自耕農(nóng)抽取實物稅賦，同時全民也編班輪值，為國家供應各式義務服役。在這種財稅框架下，朝廷適宜于施行自給自足與勤儉節(jié)約的治國方略，而難以支撐任何擴張性的政策。研究鄭和下西洋的漢學家說，明王朝的“浩大船隊的需求是如此的龐大，而這些需求幾乎是立即涌現(xiàn)，它開始成為天下百姓的一大負擔”。
勒派到平民身上的巨大負擔包括：為船隊的建造提供大量無償?shù)奈镔Y（如木材與桐油）和力役；為船隊將要出洋進行的海外貿(mào)易上貢各項物品，如絲綢、茶葉、鐵制品等；而且，在朝廷向民間征斂的過程中，不過避免地出現(xiàn)了“貪官污吏非分壓榨地方百姓的情況”。而浩大船隊勞師動眾從遠洋進口的貢品也盡解國庫（朝廷后來將胡椒與蘇木用于支付官員薪俸），于民生并無多大益處。
將遠征西洋目為“勞民傷財”，恐怕亦不為過。可是，“即使在這些震懾人心的船只的光輝之中暗藏著不滿的種子，但永樂皇帝并未特別擔心它”。“朱棣注視著這批即將奉旨行事、整帆待發(fā)的船隊，他知道他統(tǒng)治下的光輝已經(jīng)顯現(xiàn)，而全世界即將目睹他的萬丈光芒”。
鄭和寶船復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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